年輕人遠離北上廣赴敦煌考古 紮根戈壁灘鑽研莫高窟壁畫
甘肅敦煌莫高窟 圖片 | 視覺中國
被召喚的年輕人前赴後繼地來到敦煌，成為荒漠上的「面壁者」。在這裡，孤獨是不可避免的，「時間久了，就可以理解獅子、老虎這樣的猛獸被關在籠子里時的感受」。他們之中，有祁連山草原上的種樹工人、鄭州失業的廚子、80後程序員以及90後設計師……敦煌吞噬了他們的青春。
英國作家毛姆說，當你決定離開常軌行事時，這是一種賭博。許多人都渴望被歷史點名，但是當選的寥寥無幾。他們在十年，甚至更漫長的「困獸之鬥」中，尋找人生的意義。
撰文 | 徐婷
編輯 | 金赫
失去
杜鵑第一次去上海時，連日下雨，「皮膚就像喝滿了水，特別鬆軟，又滋潤」。在敦煌，西域的乾燥和風沙，已經讓她的皮膚變得粗糲，「常年像蒙著一層硬殼」。她已經告別大都市太久了。
一個年輕人，在荒涼的戈壁上面壁十年，意味著什麼？杜鵑有時候想，「如果沒有來敦煌，我會不會成為一個很時尚的攝影家呢？」她往後一靠，疲倦地伸直雙腿，雙手絞著柚子口，「不過也可能什麼也沒做成。」
她的同學有的在上海和北京，供職於互聯網公司或者很好的媒體平台。她的丈夫學的是計算機。按照另一種軌跡，他可能已經成為互聯網公司的中高層，或者坐在創業咖啡店裡見投資人，成為過去幾年互聯網造富運動的得利者。
這些「胡思亂想」不時來擾亂杜鵑的頭腦。她是2005年夏天那批來敦煌的年輕人。去年6月，敦煌與騰訊合作「數字供養人」。她見識了另一群人，「好多是90後，生龍活虎，經常晚上討論，幾乎不用睡覺」。
年輕人在經歷生命重要時刻時，往往並不自知。沒有人在開始的時候可以預料到，命運給他們安排了什麼。
俞天秀和杜鵑是同一年到的敦煌。他是計算機專業，找工作時陷入「現在不海投，以後要投海」的焦灼。他的室友無意間看到敦煌研究院的招聘信息，順手幫全寢室人投了簡歷。俞天秀意外地拿到offer，「我心裡挺疑惑，敦煌研究院招學計算機的幹嘛？」
現在他是敦煌研究院文物數字化研究所的副所長。他的上司吳健到敦煌那一年，俞天秀剛出生，「我的年齡就是他的工齡」。「數字敦煌」提出的時候，他還是蘭州一中的高中生，他後來的妻子就在隔壁班，他們直到在敦煌才認識。
敦煌研究院 圖片 | 視覺中國
杜鵑是西安美院學攝影的，她也是在畢業季的招聘信息洪流里，看到敦煌研究院的。這是絕大多數年輕人經歷過的故事，但也有人「蓄謀已久」，讀研乃至後來的讀博，趙曉星都毫不猶豫地選擇了敦煌學。「非去不可的那種。」畢業那年，她照例給敦煌研究院寫求職信，一口氣申請了四個職位，從學者到資料整理、文員。
在敦煌，另一些人的出現，似乎是命運無意間開了個玩笑。
17歲那年冬天，薛紅岩揣著兩本柏楊和李敖的雜文集，坐了三十多個小時硬座，從鄭州來敦煌研究院投奔做環衛工人的爺爺。他在戈壁灘上下車，對前方的道路一無所知。遠處的村子有燈光，他就朝著那燈光走去。戈壁的沙礫被零下十幾度的低溫凍得硬邦邦的，踩上去沙沙作響。
在此之前，薛紅岩從中學輟學，念了一年廚師學校後在鄭州一家餐館打工。生活枯燥又乏味，僅有的樂趣是下班之後，到宿舍後面的廢品收購站找書，蜷縮在出租屋裡讀錢穆、陳寅恪，貪婪地尋找人生諸多困惑的答案。「讀書有什麼用，你又不走那條路。」敏感的少年遭遇了旁人的嘲諷，一怒之下辭了職。薛紅岩甚至發願，以後能夠自由地買書。
為了減輕他父親的重擔，薛紅岩留在敦煌研究院掃地。他沒有想過會待二十三年，或者更久。爺爺帶他去過莫高窟，「沒什麼特別的感覺」。僅僅因為不想拂逆長輩，他同意留下來。
直到後來，他成為一名經學的研究者。
面壁
敦煌研究院不過是一片兩層樓高的灰色平房。孤伶伶地佇立在戈壁灘上，與莫高窟隔著一條宕泉河。每天下午5點20分，最後一班旅遊車載著遊客離開莫高窟。除了研究院，方圓二十里內就沒有人煙了。
「吃完晚飯，慣常的活動是去戈壁灘上散步。敦煌的太陽落得晚，腳下拖著長長的影子，萬籟俱寂，只能聽到自己的腳步摩擦著沙子的聲音。」為敦煌研究院種了15萬棵樹的老園林工人秦增果說。他的聲音有些嘶啞。
沙武田第一次來時，車子一路往沙漠里開，薄薄的一層黑沙覆蓋在堅硬的礫石上。「傳說中的敦煌研究院在哪裡啊？」越靠近，他越覺得疑惑。有年輕人後來說，在車子里甚至能感受到「地球是圓的」。
1996年夏天，大學畢業，剛過完23歲生日，沙武田背著行李，輾轉三十多個小時的綠皮火車硬座，去莫高窟。在此之前，他對敦煌僅有的印象來自於一段模糊的影像，一群羊奔跑著爭渡宕泉河，水草豐美，「我想那地方環境應該不錯吧。」
年輕人的理想很快被河西走廊的現實擊碎。火車過嘉峪關之後，窗外便只剩下一望無垠的戈壁，景色單調乏味，偶爾能看到幾株倔強的胡楊，沒有什麼村莊。在火車上，沙武田還遇到一對要去新疆旅行的夫妻，聽說他要去敦煌工作，連連直呼「小夥子真不容易」。下車的時候，他們還幫他把行李拎到站台上。
「面壁者。」二十年後，沙武田肯定地說，「一直都是，沒有變過。」
更早以前，他們被稱為「服刑者」。1943年，張大千臨摹完敦煌的壁畫，要走了，對常書鴻說：「我回去了。你待在這裡，是一個長期的甚至無期的徒刑。」
那裡實在可以說是一片廢土。滿目黃沙，那時候沒有水，也沒有電，被洗劫後的數百座石窟靜穆地矗立其中。常書鴻裹著帶有膻味的羊皮襖子，送走張大千，「服刑」。張大千滿載而歸，辦畫展，自此揚名。常書鴻是敦煌研究院的第一位年輕人，也是第一位院長。
沒有娛樂，沒有商店，從宿舍到洞窟只有300米的距離。但在過去的一年，朱曉峰只研究了4個洞窟。莫高窟有700多個洞窟，照這個進度，他一個人一輩子也數不完。這種緩慢、滯澀的生活，是追求即時滿足的城市年輕人所無法想像的。
雪中的敦煌莫高窟 圖片 | 視覺中國
莫高窟的孤獨隨著春節的到來被放大。
16萬棵樹枝葉凋零，多數葉子掉盡，光禿禿的，路上少有行人。1月10號，溫度降到零下十幾度，整個上午只有二十多個遊客，參觀至第三個洞窟時，四位中年男女因無法忍受寒冷，提前離開。
80後的趙曉星是沙武田的師妹。趙曉星剛來的時候，是跟著他鑽洞窟。一年冬天，她每天睜開眼就往洞窟里鑽，一雙軍警靴的膠底硬生生被凍斷裂了。
敦煌最有名的春節面壁者是第三任院長樊錦詩。她25歲來到敦煌，今年81歲，仍住在莫高窟，做研究、撰寫考古報告。有一次，考古所的所長王惠民跑去找門衛，義正嚴辭地告訴那位小夥子：「記住我的臉，到時候放我進去。春節我要去看洞窟，除了樊院長還有我。」
樊錦詩剛來的時候，還是一個柔弱的上海少女，個子不高，愛美，說話總以一聲軟糯地「唔……」作為開場白。在宿舍里，她落座前都用手帕撣撣椅子上的灰，半夜房頂掉老鼠，把她嚇個半死，暗暗發誓：「這地方我再也不來了……」
孤獨
年輕人在這片大風沙里能做什麼呢？「女人用白紗包著頭，曬得特別黑。」「宿舍在沙漠邊上，天一黑就沒人了。」「沒有朋友。」「颳風沙的時候，鼻子里嘴裡都是土。」……沙武田一口氣列舉好幾個前三個月「待不下去」的理由。
孤獨是不可避免的。「時間久了，我就可以理解獅子、老虎這樣的猛獸被關在籠子里時的感受。」直到有一天，他的上司劉玉權找到他，「走，看洞窟去。」那是他第一次真正去莫高窟。他們鑽進去的第一個洞窟，是西夏統治敦煌時期開鑿的。「傻了眼，那些紅紅綠綠的壁畫，牽絲攀藤般爬滿牆壁，但是我什麼也看不懂。」隔了二十年，沙武田依然連連感嘆，「我想完了完了，這地方沒法待了，門在哪都摸不到。」
到敦煌半年後，老院長段文傑曾找沙武田談話。他安撫年輕人，「既然來了，就好好看看書，寫寫文章，我們會送年輕人出去的（出國）。」
沒有電話、沒有電視，更沒有網路，風沙、壁畫、研究以及晚飯後的排球賽，構成了他們那一代人的全部。每周末，沙武田和同事坐車進城，回來時，他們拎著一兜菜。秦增果回憶說，段文傑批評那些年輕人，「有的人，肚子里憋著一股氣，晚上抱著吉他，爬到房頂，對著月亮一聲怪叫……」
這裡的一切都很緩慢，開始、探索、成名甚至失敗，乃至每一天的時間，都很慢。趙曉星從進入敦煌研究院到拿出420窟的研究成果花了七八年。她查閱了數以百萬字計的資料，才弄明白一座洞窟頂上1平米左右的壁畫的內容。敦煌的壁畫共有45000平米，如果一個人的生命可以無限延長，以這個速度計算，全部研究完她可能需要花費30多萬年。
「一千年的時間裡，匠人們孜孜不倦地在文明交匯的渡口反覆描摹自己文明裡的日常和細節，壁畫里影攝了當時的世情和日常，可以說是一座歷史的影像庫。」這是敦煌學者對莫高窟的定義。
與之相對應的，是敦煌的脆弱、易逝。「敦煌瑰麗的壁畫，那些懷抱琵琶的飛天和斑斕的佛國世界，遲早會消失。人類所能做的，只不過是讓消失的過程慢一點。」樊錦詩在不同的場合，都會說起這句話。
敦煌莫高窟第276窟隋朝時期壁畫 圖片 | 視覺中國
即使科技已經如此發達，我們仍然沒有一種技術能阻止它消失。俞天秀說。敦煌最早的照片，來自1908年的冒險家斯坦因，以及後來的伯希和等，五六十年代，敦煌研究院也留下了數萬張照片。對比之下即可發現，許多曾經清晰的壁畫，已經剝落、變色，消失在歷史的煙塵里。「這才短短一百年。」俞天秀在「短短」上加重了語氣。
他打了個比喻，數字敦煌就是利用互聯網技術，在網上修建一座新的莫高窟。但這個過程，並不比當年開鑿洞窟更迅速。最初的時候，他們一年只能做幾個洞窟。 「我們80後一代，能否看到所有洞窟完成數字化，還是個未知數。」他停頓了一下，「至少我這輩子，是看不到的。」
這也許就是面壁者的宿命。
盼望
「你說，在這一待十年，我們這群人是不是有病啊？」5年後的冬天，在敦煌研究院的一個會議室里，杜鵑反問我們，一邊攤開手，自己先笑了。
她的朋友圈裡，極少表達自己的私人情緒。去年夏天，她的感慨很多。「每個人都是一座孤島。學會和孤島相處。」「被時間和現實所麻痹。」她在朋友圈裡說。她還發過一張敦煌塔林的照片，配了一句很喪的詩：「醉卧不知白日暮，有時空望孤雲高。」不過這些想法，在鑽進洞窟里的那一刻都消失不見了。
平靜的午後，我們和敦煌的年輕人褚夢甜走在林蔭道上，路上空無一人，天空很藍。視線可以輕易地越過光禿禿的樹枝，看到不遠處山上的公墓。一排排灰黑色的墓碑，豎立在小山坡上，正對著三危山。最近一次，2017年的早春，樹木剛發芽的時候，史葦湘和歐陽琳的骨灰被安葬在這裡。旁邊是兩任院長常書鴻、段文傑的墓。葬在這裡，死後也對著莫高窟，是他們的遺願。
在敦煌歷史資料陳列館裡，褚夢甜指給我們看歐陽琳的一組照片。兩張是70年前的，成都女孩面容姣好，兩條烏黑的麻花辮拖在身後，另外兩張是晚年拍的，她已是頭髮花白、滿臉皺紋老人。
1943年末，隆冬時節，長發白髯的張大千從敦煌滿載而歸，在成都辦畫展。19歲的藝術青年史葦湘心中被種了「蠱」：「要做一個中國畫家，一定要到敦煌去。」但是，史葦湘沒有立即西行，而是受到 「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的感召，先選擇應徵入伍，成為40萬中國遠征軍之一。
從戰場歸來後，他和女友歐陽琳賣掉了自製的漆器，湊夠路費，輾轉了四十多天，才終於抵達當年心心念念的敦煌。和常書鴻一樣，他放棄了自己作為藝術家的創作欲，專心臨摹，做了一輩子畫匠。
然而，那些已成傳奇的人生、成就、名聲都不可複製。「今天，我們並不覺得自己多高尚，就是一份工作，一種活法。」杜鵑隨即強調，「我們都是大俗人。」在當代的敦煌年輕人心中，和北上廣以及其他地方的普通人一樣，要在日復一日的工作中找到價值和意義。
沙塵遮天蔽日，這些塔林顯得很神秘 圖片 | 視覺中國
「我已經無法想像外面的生活了。」褚夢甜和「外面」的年輕人離得最近的一次，可能是兩年前追《歡樂頌》。
慾望都市的生活並不會令她心生嚮往。褚夢甜將自己劃為很早就知道自己要什麼的那種人，準備迅速結婚，過上安穩的生活。她對未來的想法很具體，比如，嘗試用水粉畫畫敦煌壁畫，在網上傳播，為生育做準備。
對於另一些人而言，孤獨最終變成了人生的饋贈。因為路途遙遠，到敦煌之後，薛紅岩很少回家。和絕大多數敏感的年輕人一樣，他被人生的意義困擾著。敦煌有大把空白的時間，他轉向經學尋求答案。
讀了二十年，他讀出了自己的見解，寫了一本書。一個人在很年輕的時候，在這樣一個地方專註地度過，有時候反而是一種幸運。
「經常有企業邀請他外出作講座，回來接著在研究院掃地。」沙武田跟他相熟，稱他是敦煌的掃地神僧。「還有一個陸師傅，沒成年就在敦煌研究院工作，幫吳健扛相機，現在扛成了數字化研究所一個科室的主任。」
「去敦煌，應該風沙天氣去，那才敦煌。」沙武田在外演講時激情洋溢。但是，隔著青春這層玫瑰色的濾鏡，他心中更深刻的是浪漫的敦煌。
他已經離開了敦煌，在一千七百公里之外的西安從事敦煌學研究。他經常會犯思鄉病，有一幅畫面始終定格在腦中。那是某一年的春節值班，清冷除夕夜，天空湛藍，漫天星光，萬籟俱寂。他在莫高窟前散步，九層樓的輪廓依稀可見，世界彷彿突然消失，只剩三危山上一排排洞窟，就像一隻又一隻深邃的眼睛。沙武田畢生難忘。
「如果你年輕時來過敦煌，敦煌將一直與你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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