誕生 100 年後，塞林格還在守望我們對青春與童年的認知

如果霍爾頓·考菲爾德還活著，今年已經 84 歲了。1951 年，這個 16 歲的少年從美國作家塞林格（J. D. Salinger）的小說《麥田裡的守望者》中走出，成為繼哈克·貝利·芬之後最著名的逃學生和流行文化中最著名的反英雄形象。

他因為四門功課不及格（除了英語文學）而輟學，整天遊盪在街頭，卻又和成人世界格格不入；他最愛說的兩個詞是「假模假式」（phony）和「該死的」（goddam），可以用於從人類到非生物的所有事物；他對原子彈的發明有點興奮，「再來場戰爭的話，我他媽會端坐到原子彈的彈頭上」。

當然，最出名的，還是他的夢想職業：

「我老是在想像，有那麼一群小孩子在一大塊麥田裡做遊戲。幾千幾萬個小孩子，附近沒有一個人——沒有一個大人，我是說——除了我。我呢，就站在那混賬的懸崖邊。我的職務是在那兒守望，要是有哪個孩子往懸崖邊奔來，我就把他捉住——我是說孩子們都在狂奔，也不知道自己是在往哪兒跑，我得從什麼地方出來，把他們捉住。我整天就干這樣的事。我只想當個麥田裡的守望者。」

像童話中的彼得·潘一樣，霍爾頓拒絕長大，對虛偽、造作的成人世界毫無信任。評論家對他不以為然，但眾多從二戰走出的美國讀者對他產生了強烈的共情。不止 1951 年的美國，直到今天，《麥田裡的守望者》依然以每年 20 萬本的銷量位居世界各地的暢銷榜。

但如同小說結尾暗示的，霍爾頓終將長大。作家本人——小說主人公的原型——揭示了一種可能的命運。

1919 年元旦，塞林格出生於曼哈頓，是一個四口之家的小兒子。從一所中學退學後，他被送往福吉谷軍事學院，也就是小說中趕走霍爾頓的學校的原型。1937 年至 1941 年，塞林格沒有接受過什麼正規教育。他隨父親在奧地利和波蘭學著做生意，在德軍佔領前一周回到美國，上過夜校的寫作課，試著給文藝界富有盛名的《紐約客》投稿。

混亂於 1941 年結束，塞林格應徵入伍，前往歐洲戰場從事情報工作。1945 年，他因戰爭帶來的精神問題入院。戰後，他搬回紐約的父母家，繼續寫作。

《麥田裡的守望者》塑造了一個可愛的廢物，但沒有人會否認，這部小說為塞林格本人在文學界贏得了一席之地。這個地位之重要超出了當時人們的預期。包括厄普代克（John Updike）等文學偶像在內，同時代和晚輩的美國作家都深受塞林格的影響，至今仍活在「霍爾頓」不散的陰魂之下。

這種持久的魅力，部分源於塞林格揭示的青春期的價值。過去，人們讚美兒童的純真，或是同情其不幸，同時用另一套邏輯來描寫成人世界，卻不太關心中學裡的男生在關心什麼。他們童稚未散，又過了可以戳破「皇帝的新裝」的年紀，不得不學著接受成人社會的種種規則，收斂起滿腦子「中二病」的叛逆意識。

用美國作家羅斯（Philip Roth）的話說，塞林格「比任何人都更貼近時代，並且捕捉到了自我與文化之間正在發生的具有重大意義的較量」。他活躍的 1950、1960 年代，也是「垮掉的一代」「嬉皮士」等反主流文化（counterculture）興起的年代。較年長的讀者有了凱魯亞克，有了來自東方的神秘宗教，來對抗從教育到政治的整個主流文化建制。

他們的樂觀與介入精神或許會令塞林格不安。他筆下的角色除了憤世嫉俗，也深陷幻滅與憂鬱。

早在 1948 年，塞林格就在《紐約客》上發表了《逮香蕉魚最好的日子》，引出了格拉斯（Glass）這個被他反覆書寫的大家族。這家的孩子們普遍智力超常，少年時代就主動或被動接觸了從耶穌到老子、喬達摩·悉達多的「偉大思想」。對他們來說，宗教啟迪帶來的「智慧」，遠勝學校里津津樂道的「知識」。

然而，也正是這種柏拉圖式的洞見，讓他們一再與社會發生摩擦，承受撕裂般的痛苦。成年之後，格拉斯家族的孩子有的自殺，有的從事並不熱衷的工作，有的既對社會抱有警惕，又在和這種警惕背後的自我意識較勁。1957 年出版的《祖伊》（Zooey）中，大二的弗蘭妮·格拉斯按照神秘主義的方式祈禱，同時困擾於祈禱的動機：

「我想要的是啟迪，或者心靈的寧靜，而不是錢、特權、名利或者其他這類東西——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就不會以自我為中心，不會尋找自我，我跟所有人都一樣。我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

對於當下被不斷庸俗化的「做你自己」，塞林格早就作了尖銳的預判：如此一勞永逸的解決方案並不成立，甚至比他們想解決的問題更壞。

2010 年，塞林格以 91 歲高齡去世。訃告令很多人恍如隔世——過去半個世紀，他基本從公眾視野中消失，隱居在新罕布希爾州。他要求出版商從封面上撤下自己的照片，拒絕了幾乎所有採訪，仍在寫作但不再發表；另一方面，他對一些年輕的女粉絲報以特別的熱情，有過幾段關係；他視隱私為神聖，但那些針對記者、傳記作家「侵犯隱私」的訴訟，也反諷式地曝光了他的生活。

這是塞林格本人給出的解答，極端，卻未必令人滿意。

無數讀者受到塞林格——或者霍爾頓的影響，《好奇心日報（www.qdaily.com）》從中選取了 7 個人。事實上，他們經歷迥異，對塞林格的理解也各不相同。富於時代精神的作家總是面臨被誤讀、被盜用名義的風險，只是塞林格從來不會站出來，宣布他想表達的究竟是什麼。

100 歲的塞林格大概還是會對那些紀念他的文章不屑一顧，除了嘲笑「又一個假模假式的作者」，或是怒氣沖沖地發去一封律師函。

「我看見這一代最傑出的頭腦毀於瘋狂。」1955 年，詩人艾倫·金斯堡（Allen Ginsberg）用這個擲地有聲的開頭抓住了年輕讀者的心。

像《麥田裡的守望者》一樣，《嚎叫》被主流價值視為異端，關於性——尤其是同性戀的描寫更招致了保守派的攻擊。1956 年，執法部門查沒了《嚎叫》；次年，法庭判決《嚎叫》並非淫穢作品，並且反問：「如果作家不得不將語彙局限於枯燥、安全的委婉表達，出版和言論自由又在哪裡？」

1926 年出生的金斯堡將資本主義對個體心靈的毀滅性寫進詩里，迎合了一代人的幻滅感和變革意識。這些人被稱為「垮掉的一代」，他們的聖經是凱魯亞克（Jack Kerouac）1957 年出版的《在路上》，其中一個角色正是金斯堡。

《在路上》的主角們厭倦了東海岸的中產階級文化，穿越美國，尋找一個烏托邦式的存在。論起毒品和性，他們比霍爾頓出格得多。塞林格筆下的角色，無論多麼叛逆，都不會決絕地與家庭、道德一刀兩斷。

「垮掉的一代」之後，美國迎來了更激進的 1960 年代。金斯堡依然是這個年代的旗手。他和 「LSD 專家」利里（Tomothy Leary）一道，出現在舊金山，鼓勵人們享受音樂和致幻劑帶來的自由。在另一個演出現場，他和「靈修大師」帕布帕德（Prabhupada）念了一段印度教禱文。他們試圖在印度教、道家、禪宗等東方思想中尋找精神力量，就這一點而言，他們都是格拉斯家族的長子——西摩·格拉斯的學生。

如果說金斯堡、利里等人在 1960 年代扮演了塞林格的角色，塞林格本人卻不屬於這個年代。他是遠離塵囂的看客，樂趣來自純粹的寫作，而非發表、發聲。人聲鼎沸的舊金山大概會讓他眩暈——會有粉絲要他簽名，或是邀請他去共享公寓里小住幾日。

你彷彿可以聽見格拉斯家族的孩子們（在家裡）大聲抗議：不，溝通是困難的，甚至是有攻擊性的。比起一大群人組成的烏托邦，他們更適應孤獨。他們對政治也沒什麼興趣。是的，「二戰」是格拉斯家族和塞林格本人的陰影，但塞林格擅長和迷戀的是對日常場景的細膩描寫，是瑣碎、微妙的家庭對話中埋伏的生活真相。從這個角度來說，「愛與和平」的宏大敘事也是異化的一種形式。

今天，《嚎叫及其他詩歌》從禁書變為美國文學的經典，對教育沒幾句好話的霍爾頓被列進了中學語文課本。所有反主流文化，都具有成為主流文化的潛力，或者說，都面臨被主流收編的風險。而這，正是「自我與文化的較量」的一部分。

「我敦促我的編輯兼指導和（上帝保佑他）最親密的朋友威廉·肖恩——《紐約客》的大天才，長鏡頭愛好者，低產作家的保護者，華麗文筆的捍衛者，最過於謙虛的天生的偉大藝術家兼編輯——接受我這本漂亮的小書。」

1961 年，塞林格在短篇小說集《九故事》的獻詞里這樣寫道。你看，在真正的知己面前，塞林格不會吝嗇那些美好到浮誇的詞。

肖恩 1907 年出生於芝加哥。他的名字和一本雜誌緊緊連在一起：《紐約客》。1945 年，肖恩說服創辦人哈羅德·羅斯用一整期雜誌刊登約翰·赫西（John Hersey）的《廣島》，一部反映核爆倖存者生活的長篇報道。這是一個今天看來不可思議的決定，它肯定了文字的力量，肯定了作家地位的崇高。

從那之後，《紐約客》從一本充斥著漫畫的、幽默向的文藝刊物，變得更嚴肅、更有分量。當肖恩 1952 年接手主編時，《紐約客》已是作家成名的捷徑。它向美國讀者迅速介紹了塞林格、卡波特等年輕作者。

支撐《紐約客》神聖地位的，是肖恩作為編輯的工匠精神。1950 年代的美國，電視尚未興起，紙媒是人們了解世界的主要渠道，文字依然具有一門技藝的尊嚴。在肖恩手下，一篇稿件的編輯可能會耗費一年以上，直到完成所有細節的確認。他會親自給作者打電話，工作之細緻、投入精力之巨大令作者感到吃驚。

在編輯這個行當里，肖恩被譽為「聖徒」，這也來自他堅持的辦刊原則。他出版了卡森的《寂靜的春天》，引發了對農藥生態問題的世界性關注；以色列審判納粹戰犯艾希曼時，他派政治哲學家阿倫特到場旁聽，稿件後來集結為《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書。「平庸之惡」這樣的主題或許無法取悅許多讀者，但肖恩堅持說：「他們需要讀這些。」

這種「不讓營銷部門進編輯室」的編輯之道當然不怎麼賺錢。一開始，憑藉難以替代的權威性，《紐約客》還能維持財政健康；隨著電視和追蹤電視明星的《人物》雜誌的崛起，《紐約客》的訂閱量走上了下坡路。

1987 年，新老闆強迫肖恩退休。他沒有參加告別儀式。矮小、沉默寡言的肖恩，像塞林格一樣，是個害羞、害怕人多的人。

在塞林格出版的所有作品中，《九故事》被認為最具文學性，其中 7 篇都首發於《紐約客》。《紐約客》成就了他，而他也塑造了紐約的城市形象。被這個形象吸引的，就包括伍迪·艾倫（Woody Allen）。

格什溫的《藍色狂想曲》響起，鏡頭穿梭於曼哈頓的高樓間，墜入熱鬧的街頭，和中央公園打個照面，再融入夜幕下橄欖球場的燈光和百老匯的霓虹燈。畫面外，敘述者——一個男性中年知識分子——不斷修改他關於這座城市的描述：

「第一章。他熱愛紐約，儘管對他來說，它是當代文化腐朽的隱喻。在一個被毒品、喧囂的音樂、電視、犯罪、垃圾麻木的社會生存該有多難！」太憤怒了，不是我想要的。「第一章。他和自己熱愛的城市一樣堅韌而浪漫。在他的黑框眼鏡之下，是像叢林貓一樣充沛的性力量。」我喜歡這個。「紐約是他的城市，並且永遠都會是。」

1979 年，44 歲的伍迪·艾倫自導自演了《曼哈頓》，一部有關中年知識分子感情生活的話癆片。這個來自布魯克林、作家出身的導演毫不剋制地表達對紐約的感情。他在 18 歲時讀了《麥田裡的守望者》，霍爾頓眼中的紐約，與他「對曼哈頓、對上東區、對整個紐約市的幻想形成了共鳴」。

伍迪·艾倫慣用反諷的方式談論城中的知識分子。《午夜巴黎》中的藝術史「專家」，在女伴面前炫耀對藝術品的膚淺見地，卻被穿越至 1920 年代、拜訪過畢加索的同行好友啪啪打臉。而在《安妮·霍爾》中，一位男士嘲笑費里尼的電影和麥克盧漢（Marshall McLuhan）的傳播理論，此時，麥克盧漢本人神奇現身，實實在在地羞辱了那位男士。

對於充斥於文化界的虛偽、勢利，伍迪·艾倫的鄙夷不亞於塞林格。他們也在不同作品中嘲諷了「百無一用是書生」——那些咖啡館、酒吧里的高談闊論，或是已經持續了幾十年，或是想在一夕之間解決某個幾百年未解的難題。

但別忘了，伍迪·艾倫的立場始終是文化界的局內人。即便富於諷刺，他對大部分角色都不失同情。也只有他會想到邀請麥克盧漢這樣的學者，進入一個充斥著迷影元素、作品清單和哲學思辨的電影世界。從某種角度來說，他的諷刺恰恰維護了知識的權威，而這顯然不是塞林格的興趣所在。後者就算能收起對電影的反感，真的不會嫌伍迪·艾倫掉書袋嗎？

1980 年 12 月 8 日，25 歲的夜班保安馬克·查普曼（Mark Chapman）在紐約中央公園附近的一棟大樓前，用一把 .38 口徑左輪手槍刺殺了前披頭士樂隊主唱約翰·列儂（John Lennon），接著在路邊讀起了《麥田裡的守望者》。

查普曼被當場逮捕。警察在通訊中將其描述為「本地混混」，雖然事實上他來自夏威夷。

隨後的庭審中，查普曼當眾朗誦了霍爾頓的那段經典宣言。刺殺列儂之前，查普曼對《麥田裡的守望者》的熱愛已經走火入魔，甚至把簽名改成了「霍爾頓·考菲爾德」。據他解釋，之所以要刺殺列儂，是為了保護他正在失去的純真。

查普曼被判終身監禁，鑒於其「危險性」，他的保釋申請已經被駁回了 10 次。

查普曼並不是唯一受霍爾頓「啟發」的刺客。1981 年，26 歲的辛克利（John Hinkley Jr.）擊傷時任美國總統里根，並導致一名新聞官身亡。警方在他的酒店房間找到了一本《麥田裡的守望者》。

儘管律師們喜歡用「精神疾病」為殺手辯護，檢方則以「為了出名而殺人」的動機來強調罪犯的危險性，但在《國家》（The Nation）雜誌作者 Charles Taylor 看來，查普曼的刺殺行動象徵了塞林格與列儂這兩種文化「圖騰」的碰撞。他們之間的張力真實存在。

1970 年代，列儂開始了單飛生涯。他於 1971 年發布了風靡世界的《Imagine》，暢想了一個沒有宗教、沒有衝突、沒有私有財產的世界。他和小野洋子結婚，生了孩子，1980 年剛剛發布的《Double Fantasy》由兩人共同創作，洋溢著愛情的甜蜜氣息。

不知道這種連樂評人都看不下去的秀恩愛是否也激怒了查普曼。但看到列儂唱著「想像沒有私有財產」，走進紐約市中心的高級公寓，「假模假式」四個字一定闖入了查普曼的腦海。

說到底，無論是披頭士還是列儂，都在追逐某種積極的東西。他們假定世界會變得美好，你可以過自己想過的生活。自認為霍爾頓附身的查普曼，來不及等到原作者的授權，就用一把左輪手槍對這種世界觀說了「不」。

微軟創始人比爾·蓋茨對霍爾頓的解讀則要樂觀得多。

在一篇只有兩行的博客里，據說「每晚都會讀書」的蓋茨將《麥田裡的守望者》稱為自己的「最愛」。在他看來，這本書「認可了年輕人有些困惑，卻可以很聰明，並且以不同於成年人的方式看待事物」。

「不是人讀書，而是書讀人」，蓋茨的經歷為此提供了又一例證。

翻開《麥田裡的守望者》時，蓋茨 13 歲，正好入讀西雅圖著名的私立學校湖濱中學（Lakeside School）。父母的這個決定一度讓蓋茨有些猶豫，他不確定自己能否適應天天穿制服、打領帶的生活，管老師叫 「master」，每天早上去做禮拜，彷彿像小說中的潘西中學一樣，要「把男孩培育成出類拔萃、善於思考的年輕人」。

據蓋茨回憶，他是個挺會搞破壞的孩子，質疑規則的合理性，不斷和家長鬧彆扭。父母帶他看過心理專家，後者說服他讀些心理學和弗洛伊德之類的著作，不再挑戰父母。

霍爾頓對潘西中學印象糟糕，湖濱中學卻有種新鮮事物足夠吸引蓋茨。1960 年代末，學校引進了一批價格不菲的計算機。蓋茨很快發掘了對編程的興趣，製作了電子化課程表，還黑進排課系統，把自己排進了女生班。他也在那兒認識了保羅·艾倫。

1975 年，蓋茨成了輟學生的又一個代表。只不過，他的母校是哈佛大學；並且，離校當年，他就和艾倫聯合創辦了微軟。

回顧中學時代，蓋茨流露的全是溫情一面。他在 2005 年的返校演講中說，「湖濱是我經歷過的最好的事情之一」。事實上，他也得感謝 1960 年代。1960 年代加州開放、自由的氛圍，吸引了一批技術精英，他們用「個人電腦」的概念挑戰了以 IBM 為代表的大型計算機文化。日後的微軟，也是這股潮流的一部分。

學術界甚至對這背後的心理機制產生了興趣。有研究發現，像蓋茨這樣抵抗權威、不易妥協的青春期表徵與成年後的高收入存在相關性。

當主流文化把離經叛道和創新潛力聯繫在一起，整個生產方式與工作倫理都發生了一些變化。假如霍爾頓有台電腦會怎樣？這個不斷生產出新的次元、新的亞文化、新的逃避出口的世界，超出了塞林格 1950 年代的想像。

文學雜誌《巴黎評論》稱村上春樹為 「1980 年代日本的塞林格」。1987 年，村上春樹出版了他的第一部現實主義小說《挪威的森林》。《巴黎評論》認為，這本關於青春、戀愛與感傷的小說使村上春樹成為文學界的「超級巨星」和「時代之聲」。

村上春樹和塞林格有過更直接的接觸。2003 年，白水社邀請他重譯《麥田裡的守望者》。村上春樹完成了譯文，長篇解說卻被塞林格的代理人否決。這不該令村上感到意外，一直以來，塞林格排斥出版商的營銷行為，也拒絕帶有官方背書性質的序言。《弗蘭妮與祖伊》中譯本出版前，塞林格方面同樣要求刪去任何照片與作者介紹。

「不屈不撓」的村上春樹後來合著了一本書來解讀塞林格。這本《塞林格戰記》收入了「消失過的長文解說」，彌補了《麥田裡的守望者》日譯本的「缺憾」。

翻譯，如同電影《迷失東京》的英文直譯「迷失於翻譯」（Lost in Translation）所暗示的，總是於細微處映射著權力。塞林格無法阻止村上用自己的語言講述霍爾頓的故事，或是在譯文之外拐彎抹角地「夾帶私貨」，而翻譯了卡佛、菲茨傑拉德和塞林格、曾經在美國長住的村上，也被日本文學界視為外人。

從 1950 年代的《老人與海》《白鯨》，到 1970 年代的馮內古特（Kurt Vonnegut）、布羅提根（Richard Brautigan），再到村上譯介的塞林格們，戰後日本讀者的口味就像按英文系學生的購書清單調教過，儘管其中伴隨著或長或短的時間差。

還是那個問題：霍爾頓的經驗適用於美國之外嗎？或者，用《紐約客》作者 Reed Johnson 的問法，你能想像一個說俄語的霍爾頓嗎？

《麥田裡的守望者》出版於冷戰初期。赫魯曉夫上台後，小說被引進蘇聯，成了 1960 年代蘇聯的暢銷讀物。根據當局的解說，這本書揭露了美式資本主義的腐朽本質；普通讀者則將霍爾頓視為一個抗拒服從的反叛形象，在俄語中代入了他的腔調。

並不完全是霍爾頓的腔調。Johnson 指出，《麥田裡的守望者》的俄文譯者修飾了塞林格的語言，使之更符合俄國文學的「優良傳統」。當出版社於 2008 年推出新譯本時，許多俄羅斯讀者注意到，譯者有意保留了美式語言習慣，強調了那種被詮釋出來的反偶像主義。而這，正是塞林格看不慣的「假模假式」。

人們很快把這個譯本扔在一邊。

有一個美國人試圖融合塞林格與日本文化：導演韋斯·安德森（Wes Anderson）。

2018 年，動畫片《犬之島》上映。故事中，靠腐敗和恐懼統治的小林市長以自導自演的「犬流感」為由，將所有犬類流放到「垃圾島」。市長的養子、12 歲的小林阿塔里獨自駕機探訪垃圾島，找到愛犬，帶領犬類揭穿了小林市長的陰謀。

正如《新共和》雜誌評論的，電影中的少年英雄用善與惡來理解世界。他的理想主義簡單而純粹。他具備純愛的能力，卻尚未經歷現實中性愛之混亂。他的男子漢氣概尚未演變為攻擊性。他的真摯既可愛，又有點幼稚——當然，這些都是對成年人而言。

安德森從不掩飾對塞林格的熱愛。塞林格去世後，他套用菲茨傑拉德的話說，塞林格的文字展示了現實中永遠無法到達的救贖時刻，其中的創傷「連最神奇的葯也無法癒合」，其中的美好「連最鋒利的劍也無法抹去」。

事實上，安德森也不斷從塞林格那兒「偷」來靈感，用於電影創作。2001 年的《天才一族》介紹了名為特倫鮑姆（Tenenbaums）的大家族，這家的孩子個個都是天才。你從中文片名就能猜到它和格拉斯家族有多相似。電影中的「浴缸對話」場景，更完美復刻了《祖伊》中的經典情節。

不同於塞林格筆下揮之不去的憂鬱與自我掙扎，安德森為世界賦予了更明媚的色調。小林阿塔里這樣的兒童似乎無所不能，天生就是要改變世界。2012 年的《月升王國》中，童子軍山姆和「問題女孩」蘇西竟能逃脫教官和家長的看管，一同私奔，被抓住後又在小夥伴的幫助下再次出逃。

對了，他們同樣是 12 歲。

某種程度上，安德森從塞林格的成長文學後退了一步，回到了童話傳統。兒童世界的純真，再次被用來反襯成人世界。《月升王國》男女主的「私奔」逗樂了觀眾，但成人世界看似井然有序的男歡女愛，又何嘗不充斥著荒謬？

1969 年出生的安德森無法體會二戰帶給塞林格的創傷，但他顯然明白當代人對治癒的渴求。我們早就告別了視髒話為禁忌的年代，卻沒有因此體驗到真正的自由；多謝教育學家、心理學家的研究，我們習慣了用一種科學的態度來對付青春期，明白這個階段終將平安度過——父母們也可以鬆一口氣；隨著「早熟」越來越普遍，我們事實上正在失去童年，就像塞林格筆下的早慧天才一樣。

於是，我們寧願從霍爾頓變回安德森鏡頭裡的孩子。

題圖、Banner 為電影《天才一族》（2001），來自：豆瓣

長題圖來自：Time magazine archive/Wikip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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