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黃子孫」的說法是怎麼來的？

文 | 諶旭彬

新編初中歷史教科書將黃帝與炎帝定性為「遠古的傳說」，其中並提到：

「後人尊崇炎帝和黃帝為中華民族的人文初祖，海內外的華人也以『炎黃子孫』自稱。」

「遠古的傳說」、「人文初祖」這些定性很準確。「炎黃子孫」之說的由來，也是很值得補充的信息。

圖：最新版初中歷史教材關於黃帝和炎帝的描述

「黃帝」這個人物，最早出現於戰國時代。

春秋以前的文獻，像《詩經》、《書經》，所載最古老的帝王是禹，沒有黃帝；稍後一點的《論語》、《墨子》、《孟子》，所載最古老的帝王，是堯、舜，也沒有黃帝。

到漢代，出於「五德始終說」的現實需要，司馬遷父子綜合戰國以來對「黃帝」的各種描述，將其作為帝王譜系的首位，寫入了《史記》，並以之為始祖，構築了一套「完整」的帝王血脈傳承體系，堯、舜、禹是黃帝後人，被視為「戎狄」的秦、有「蠻夷」之稱的楚，與西漢連年交戰的匈奴，他們的君王也都是黃帝後人。

圖：古人想像的「軒轅黃帝像」

《史記》開此先例後，之後的新興「蠻族」政權，在勢力深入中原後，常選擇拋棄原來的祖先傳承，轉而宣傳自己是黃帝後裔。比如，鮮卑慕容氏自稱「高陽氏（黃帝嫡孫）之苗裔」；建立遼的契丹，自稱「炎帝之後」、「軒轅後裔」。不過，金之女真、元之蒙古、清之建州，都無意自詡黃帝之後。這既有自身統治實力強大的緣故，也與儒家的「華夷之別」在於文化而非種族有關。

上述種種攀附與排斥，都只是皇權遊戲。

圖：民國歷史教科書中的幾種比較主流的黃帝肖像圖

黃帝成為國人共同的「人文初祖」，「炎黃子孫」全面進入普通中國人的意識，與梁啟超等人在晚清對歷史的重新發掘有關。

戊戌之前，康有為、梁啟超曾試圖將儒學改造成儒教，來與西方的基督教文化抗衡。梁啟超曾言：「我輩宗旨乃傳教也，非為政也；乃救地球及無量世界眾生也，非救一國也。一國之亡於我何與焉。」——我們的核心工作是傳（儒）教，不是從事政政；是拯救世界，不是拯救區區一個大清國。

1898年維新失敗後，梁啟超流亡海外，眼界有所開闊。其理想從「救世界」退回到「救中國」，救亡的法寶，也漸從孔子和儒學，變更為黃帝和種族主義。

當然，時代所限，梁當時的種族主義思想，在今天看來有許多很荒唐的地方。比如，梁曾在文章中寫道：

「彼夫印度之不昌，限於種也。凡黑色、紅色、棕色之種人，其血管中之微生物，與其腦之角度，皆視白人相去懸殊。惟黃之與白，殆不甚遠。故白人所能之事，黃人無不能者。日本之規肖西法，其明效也。日本之種，本出於我國。」

其師康有為的思想，在今天看來更為極端。他認為只有白種人和黃種人有資格談平等，至於那些「性情太惡」的棕、黑種人，應該「飲以斷嗣之葯絕其種」。

這些荒唐之言，屬於時代局限，今人自不必苛責。此種思想背景下，黃帝成了新的文化資源。1899年，康有為在加拿大對華僑演說，開口即稱：

「我國皆黃帝子孫」。

圖：1911年出版的《黃帝魂》內頁插圖，圖書署名「黃帝子孫之多數人」

革命黨人也在晚清有了「黃帝子孫」的種族認同。

當然，出於推翻清廷的現實考量，他們將滿人排斥在了「黃帝子孫」之外。比如，章太炎認為，純血統層面的黃帝後裔並不存在，黃帝後裔指的是所有被華夏歷史文明同化的種族，他責備滿人以高高在上的外族統治者自居，不承認他們是「黃帝子孫」。

當時的維新派與革命黨知識分子，之所以對黃帝情有獨鍾，還有另一層很重要的背景。那就是：這些流亡知識分子，在日本接觸到了拉庫伯里(Terrien de Lacouperie)的學說。

拉庫伯里認為，黃帝其實是兩河流域的一位君主尼科黃特（Nakhunte），後率部族東遷，越過昆崙山，輾轉來到中土定居。這種「黃帝西來說」，正可彌補當時受種族主義影響極深的中國知識分子在面對西方文明時的自卑感。所以，1903-1905年間，章太炎、劉師培等學者甚至專門撰寫了論文，來「佐證」黃帝的家鄉就是遙遠的巴比倫。宋教仁、梁啟超也積極宣傳這種觀點。

不過，到了1907年，出於現實需要，章太炎又拋棄了這種觀點。章解釋道：如果承認黃帝來自巴比倫，中土原是苗人地盤，那麼，漢人排滿是正義，苗人排漢也同樣正義，這對排滿革命不利。

其實，黃帝是戰國時代才出現在文獻中的傳說人物，討論他究竟是不是來自巴比倫，在史學層面並無多少意義。不過，清末民初這場「種族主義救中國」的思想潮流，確實重新發掘了黃帝這一文化符號的歷史內涵，使之走向了「國族共祖」。滔海志士陳天華在黃帝的肖像前的慟哭，即是這種文化發掘的典型成果：

「哭一聲我的始祖公公，叫一聲我的始祖公公，在天之靈，能不憂恫？望皇祖告訴蒼穹，為漢種速降下英雄。」

圖：民國時期，蔣介石手書「黃帝陵」

進入1920年代，「種族主義救中國」得到糾正，漸變為「民族主義救中國」，黃帝的「國族共祖」身份，也因之得到了更廣泛的認可。

1929年，顧頡剛在商務印書館出版的《中學用本國史教科書》被國民政府查禁。原因是他以一個歷史學家的較真精神，在書中寫道：

「（黃帝）實在的事迹，還是曖昧難明，……或許是後來的人推想出來的一個奠土建國的古帝。」

此說引來國民政府考試院院長戴季陶的震怒。戴認為，值此內憂外患之際，「中國所以能團結為一體，全由於人民共信自己為出於一個祖先；如今說沒有三皇、五帝，就是把全國人民團結為一體的要求解散了，這還了得！」

1937年清明節，抗戰全面爆發前夕，國共兩黨派出代表赴陝西共祭黃帝陵。「炎黃子孫」這一身份認同，已成為國人抵禦外侮的重要精神資源。

圖：抗戰期間，國共兩黨曾共祭黃帝，圖為毛澤東撰寫的祭文

中道敏夫之《三皇五帝夏禹先秦資料集成》，對73種先秦文獻做了數量化處理，統計得出：「黃帝」在文獻中共出現950次，若加上「軒轅氏」等異稱，則有994次（含《黃帝內經》497次），具體而言，始於《逸周書》（2次）、左傳（2次，另有異稱2次）。這些文獻都出現在戰國時代。

「五德始終說」源於戰國思想家鄒衍。漢武帝時，自認本朝屬土德，往前推演，秦乃水德，周乃火德，商是金德，夏是木德，在夏之前，須有一個屬於土德的朝代存在，才能完成一個五行循環。黃帝遂成為帝系之首，《史記》稱其「有土德之瑞，故號黃帝」。

王明珂，《論攀附：近代炎黃子孫國族建構的古代基礎》，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2002年第3期。

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P39-40。

梁啟超，《論中國之將強》。

康有為，《大同書》。

章太炎，《駁康有為論革命書》。

孫江，《拉克伯里「中國文明西來說」在東亞的傳布與文本之比較》，《歷史研究》，2010年第01期。

陳天華：《黃帝肖像後題》。

顧頡剛，《商務印書館和我的史學研究》。

PS：「炎黃子孫」中之「炎帝」，在該概念的流變過程中長期處於附屬地位，故略而不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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