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民國時代最有流量的新媒體大佬

文/陳建華：哈佛大學文學博士，香港科技大學榮譽教授

梁啟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清末民初思想家

梁啟超的《清代學術概論》一開頭曰：

今之恆言，曰「時代思潮」。此其語最妙於形容。凡文化發展之國，其國民於一時期中，因環境之變遷，與夫心理之感召，不期而思想之進路，同趨於一方向，於是相與呼應洶湧，如潮然。始焉耆勢甚微，幾莫之覺；寢假而漲－－漲－－漲，而達於滿度；過時焉則落，以漸至於衰熄。凡「思」非皆能成「潮」；能成「潮」者，則其「思」必有相當之價值，而又適合於其時代只要求者也。凡「時代」非皆有「思潮」；有思潮之時代，必文化昂進之時代也。（朱維錚校注《梁啟超論清學史兩種》，復旦大學出版社，1985，頁1）

這本書論述清代學術思潮由盛至衰的歷史，顧炎武、黃宗羲代表初期的「啟蒙運動」，惠棟、戴震代表「正統思潮」全盛期，到晚清則是康有為與他自己所代表的「蛻分期」。梁啟超自述戊戌變法時期在上海創辦《時務報》，批評清廷，在長沙時務學堂「所言皆當時一派之民權論。又多言清代故實，臚舉失政，盛倡革命」。

戊戌變法失敗之後流亡日本，與唐才常等「共圖革命」，又創辦《新民叢報》、《新小說》等雜誌，「每一冊出，內地翻刻本輒十數。二十年來學子之思想，頗蒙其影響。」他的文章屬於一種報章「新文體」，「其文條理明晰，筆鋒常帶感情，對於讀者，別有一種魔力焉。」

想想不免疑惑，書中把他和康有為代表清代學術的「蛻分期」，即「衰落期」，卻大談特談他如何「日倡革命排滿共和之論」，說是「衰落」，倒更像開創了一個「革命」新紀元。

弔詭的是，1920年梁啟超遊歷歐洲歸來，寫了《清代學術概論》，兩年後出版，這期間要說「時代思潮」的話，似乎非「五四」「新文化運動」莫屬。此時陳獨秀、胡適、李大釗、魯迅等人掀起文學革命、思想革命、白話文、打到孔家店等運動，正大張旗鼓，如火如荼，相形之下樑啟超似落後於時代，猶如過氣大佬。

事實上《梁啟超年譜長編》說他「這次歸來後，對於國家問題和個人事業完全改變其舊日的方針和態度，所以此後絕對放棄上層的政治活動，惟用全力從事於培植國民實際基礎的教育事業」（丁文江、趙豐田《梁啟超年譜長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頁896），說明他把眼光朝下而切實從事教育改良。

在這樣的背景里，《清代學術概論》如此表彰自己的「革命」功績，是懷舊？是擺老資格？是當代意識的歷史回顧或自我詮釋？還是如他曾經一再強調的，「革命」的真義並非極端的破壞，而在於日常事務的點滴變革，因而其所作所為從來未背離其改良主義的初衷？

歷史與個人的真相充滿謎團，梁啟超的「時代思潮」的使用也充滿張力。該詞與「時代精神」相通，源自德語Zeitgeist，一般認為與黑格爾的由偉大人物主宰時代趨向的歷史觀有關。

1904年12月，梁啟超在《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中初步勾勒了清代三百年的學術思想，從清初顧炎武、黃宗羲、王夫子等到康有為、譚嗣同、嚴復等，共分順康、雍乾嘉、道咸同和光緒四個時期，思想趨勢如一根直線，都屬於「近世」，即仍在進行之中。他特別指出譚嗣同與嚴復積極融合外來思想的「革命」性，因此樂觀展望：「自今以往，思想界之革命沛乎莫之能禦也」（《新民叢報》58號）。

有趣的是，這篇文章里並沒有「時代思潮」一詞，也把自己排除在外。而在《清代學術概論》中清代學術思想經歷了由盛至衰的三階段，就像清朝一樣已屬於過去時。梁啟超說：「凡時代思潮，無不由『繼續的群眾運動』而成」，這用來形容清代學術思想並不確切，而對於方興未艾的「新文化運動」則頗為妥帖，且自置「衰落期」中而津津樂道其當年「革命」情狀，敘述空間裂隙多多，其複雜心態耐人琢磨。

確實，他當年的「革命」言論風靡一時，錢基博說：

「啟超避地日本，既作《清議報》，丑詆慈禧太后；復作《新民叢報》，痛詆專制，導揚革命。章炳麟《訄書》、鄒容《革命軍》先後出書，海內風動，人人有革命思想矣！而其機則自啟超導之也」（《現代中國文學史》，香港龍門書店，1965，頁336）。

「人人有革命思想」略為誇張，但在近現代中國「革命」的「時代思潮」無疑至關重要，而在其發軔之始梁啟超起了引領作用，這一點並無異議。

如果我們從「媒體史」角度來看他與「時代思潮」的升降起伏，或可對他有一番新的認識。

《新民叢報》創刊封面。目錄中有「拿破崙像」「俾士麥像」

事實上樑啟超也是個傑出「報人」。1902年1月《新民叢報》創刊，刊出拿破崙與俾斯麥照相，採用日本照相製版技術，在《本報之特色》中列舉十條特色，包括「本報每卷必有名人畫像、地球名勝數種，讀者可得尚友臥遊之樂。」此後這類照片有時達十數幅。同時強調「小說」、「文苑」等門類皆「趣味濃深，怡魂悅目」，「非若尋常叢報，滿紙臚載生澀之語，令人如酖古樂，唯恐卧也。」這不僅一改《清議報》的沉悶簡陋的版式，在中國報刊史上也屬首創，此後如《東方雜誌》等紛紛仿效。另外根據報刊通俗傳播的特性，梁啟超自創一種「平易暢達，時雜以俚語韻語及外國語法」的「新文體」，像他說的通過富於情感的表達，使他的文章具有強烈的宣傳效果。

《新民叢報》刊出的拿破崙像，題為「法帝拿破崙第一」

更早1896年他與汪康年合辦的《時務報》，打破先前傳教士或外商主辦刊物的局面，也打破王朝邸報官宣的傳統，為戊戌變法作輿論與民間議政的先導。不說別的，該報先後登刊了四篇柯南道爾的福爾摩斯偵探小說，雖然並非如某些學者所說是近代中國最早的小說翻譯，卻是最早把福爾摩斯介紹到中國的。至今關於福爾摩斯的小說與影視作品不絕如縷，凡談到偵探小說的必定要追溯到《時務報》。

《時務報》刊出張坤德翻譯的《英包探勘盜密約案》（The Naval Treaty，今譯「海軍協定」）

不僅「日倡革命排滿共和之論」，梁啟超在「時代思潮」的開創方面「文學革命」產生深刻而持續的影響。1899年底在《汗漫錄》（即《夏威夷遊記》）中提出「詩界革命」，主張詩歌應當輸入體現「歐洲之精神思想」的「新名詞」，並抨擊「千餘年來鸚鵡名士」陳陳相因的創作傳統，這就要求中國詩歌走向世界，也給傳統詩學帶來嚴重挑戰，同時聲稱：「要之，支那非有詩界革命，則詩運殆將絕」。把「詩運」提到國族命運的高度，也是文學政治化的濫觴。「詩界革命」得到廣泛響應，不僅產生如黃遵憲、夏曾佑、蔣智由等代表詩人，甚至邱逢甲、邱菽園等在南海、新加坡地區組成「詩界革命」的社團，如「革命」「民主」、「自由」、「共和」等名詞大量出現在他們的詩作中。

1902年梁啟超創刊《新小說》雜誌，自己帶頭創作與翻譯小說，皆起帶頭作用，其《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一文不啻是「小說界革命」的宣言書。「欲新一國之民，不可先新一國之小說」的開場白顯示其聳動人心的演說風格。他力證小說對於普遍人性具有不可思議的支配力量，因而宣稱「小說為文學之最上乘」，理論上傾覆了以詩文為正宗的文學傳統，而「新小說」的目的在於澆灌培養「新民」的精神，同時指斥《水滸傳》或《紅樓夢》不是教人做強盜就是做多情善感的才子佳人，這樣的國民性格必然要給「物競天擇」的「進化」世界所淘汰，因此斷言「舊小說」是造成「中國群治腐敗之總根源」。

在梁啟超的號召下，「新小說」運動轟轟烈烈，小說雜誌風起雲湧，如李伯元、吳趼人等人的「譴責小說」貫穿著救亡圖存、感時憂國的主題，發揮了動員大眾情感的功能，也奠定了小說在現代文學中的龍頭地位。

尤其是《新民叢報》頭兩年間，梁啟超的言論最為噴薄犀利，叱吒風雲。

梁啟超的《新民說》讀者眾多

他介紹亞里士多德與康德的哲學、達爾文的進化論、盧梭的政治學、孟德斯鳩的法學等等。同時他以「進化」、「公法」為核心觀念考察中國的歷史與現實問題，特別是連載的《新民說》「最吸引讀者」，也最能代表梁啟超「輝煌期」的論述（狹間直樹《東亞近代文明史上的梁啟超》，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頁80），梁啟超設計了國民性格的理想藍圖，一種自覺受文明規訓、富於公德與進取、在世界民族之林中足以自豪的公民形象。出自「革命」的動力，他激烈清算「專制」的過去，如其《新史學》集中猛攻以「春秋書法」為基礎的「正統論」：

「中國史家之謬，未有過於言正統者也。言正統者，以為天下不可一日無君也，於是乎有統，又以為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也，於是乎有正統。統之雲者，殆謂天所立民所宗也，正之雲者，殆謂一為真而余為偽也。千餘年來，陋儒齗齗予此事，攘臂張目，筆斗舌戰，支離蔓衍，不可窮詰，一言蔽之曰：自為奴隸根性所束縛，而復以煽後人之奴隸根性而已」（《新民叢報》11號，1902年7月）。

他以「進化」觀批判中國傳統史學，一語刺破歷代史家的「奴隸」根性，聲稱史學不是應當王朝而是為民族服務，已含有對於清廷合法性的否定，也是與康有為的今文經學分道揚鑣的標誌。

這時期梁啟超的思想建樹是多方面的，這裡難以細述。包括他的史學批判在內，以日本「新名詞」為基幹展開論述，為近代中國的知識轉型提供了一套概念系統與思維方法，也是詮釋範式的現代轉型。所謂「時代思潮」的形成不光是內容，更深層的涉及思想結構與詮釋語言等方面。這並非一人之功，但梁啟超所扮演的不僅是先驅拓荒的角色。

其實在當時他的言論引起不小的反彈與爭議，如他鼓吹文學革命而主張「文言合一」，要求使用通俗語言作民眾啟蒙，而遭到嚴復的痛斥，認為將斷送「中國文之美者」的古文傳統。同樣劉師培在《國粹學報》上針對這一點譏刺「若夫矜誇奇博，取法扶桑，吾未見其為文也」（劉光漢《文章原始》，《國粹學報》1期，1905年2月），即對通過日本翻譯著作輸入西學的做法表示不滿。王國維在《教育世界》也批評梁啟超提倡的文學革命的政治與功利傾向：「觀近數年之文學，亦不重文學自己之價值，而惟視為政治教育之手段，與哲學無異。」（《論近年之學術界》，《教育世界》93號，1905年2月）。至於在政治上如章太炎、汪精衛等革命派在《民報》上與康梁之間的激烈論戰，這眾所皆知。更使梁啟超難堪的是一些革命青年在《大陸報》上揭露他剽竊日本政論家德富蘇峰的著述，或譏笑他滿紙「新名詞」，自己也不知道是什麼意思，又說他長篇大論都是「外行話」等（《大陸報》6期，1903年5月）。

梁啟超致德富蘇峰手書。日本同志社大學館藏

二十世紀初各種報紙雜誌如雨後春筍，從媒體角度看，很大程度上是戊戌變法的成果，如康有為說：「事雖失敗，而廢八股，開民智一事，實已成功。現雖復八股，而民智已開，將難遏塞，其源既通，可成江河」（吳天任：《康有為先生年譜》，台北：藝文印書館，1994，頁257）。

所謂「民智已開」即指民間辦報興學之勢已難以遏制。在庚子事變之後清廷實行「新政」，言路更有所開放，知識界派別林立，以報紙雜誌為基地展開批評、對話與辯論，如王國維屬於建制改革派派，劉師培屬於國粹派，《大陸報》具反清革命傾向，他們對梁啟超的批評只是整個思想話語場域的冰山一角。如安德森所說報紙和小說擔任了建構民族的「想像共同體」，那麼在中國語境里二十世紀初形成的「時代思潮」更具分水嶺意義。

有學者用「五大思潮鬧報壇」（馬光仁《上海新聞史》，復旦大學出版社，1996，頁316-325）來形容當時革命派、憲政派、國粹派、虛無主義和專業主義的眾聲喧嘩的話語場域。當然此外還可包括女權思潮和都市文化思潮。「時代思潮」包含各種思潮，不約而同地聚焦於中國問題及其未來走向，其中誰也沒有像梁啟超那樣凝聚了國人的憧憬而為富強中國描畫出一幅動人的願景，且以傳統文化為基地鋪設了改良的現代性軌道與世界文明對接，不僅以超越時空想像的維度更以現代知識譜系轉型的廣度創製出一系列足資實踐的範式。

的確，在現代中國貫穿這一「時代思潮」的始終是救亡啟蒙、追求富強的主旋律，在梁啟超之後為「五四」一代所強化，通過一種「新」的意識形態建構而走上激進的不歸路。其實二十年代之後「時代思潮」成為與世界潮流同步的日常語彙，有多種解釋，如1939年至1943年有一份《時代思潮》的雜誌，是專門宣傳孫中山「三民主義」的，也是當時主旋律了。我們今天講「五四」是不免某種歷史後設而簡約化了的，尤其在五十年代被納入「反帝反封建」與「階級鬥爭」的公式，形成一股「從必然王國到自由王國」的無可抗拒的歷史洪流，以致人人必須面臨「時代思潮」的選擇，有道是：順之者昌，逆之者亡。

「五四」一代無不受過梁啟超的影響，對於晚清到「五四」文學革命的傳承關係學界早有定論。

從直接互文關聯來看，陳獨秀的《文學革命論》開頭「政治界有革命，宗教界有革命……莫不因革命而新興而進化」這一段酷似梁啟超當年的論調，而慨嘆「政治界雖經三次革命，而黑暗未嘗稍減」，則在召喚革命文學被綁上政治的戰車（《新青年》，1917年2月）。

周作人在《人的文學》中開列了十種「舊小說」，包括《水滸傳》、《西遊記》與《聊齋志異》等，都屬於「非人」的小說而應當被排斥（《新青年》，1918年12月），這比梁啟超對舊小說的排斥有過之而無不及。

魯迅所抨擊的「國民性」與梁啟超的「群治腐敗」論異曲同工， 其《狂人日記》批判「吃人的禮教」，則代表了「打倒孔家店」的集體意向。

胡適早年在美國留學就注意到「詩界革命」，二十年代初他在《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中評價「詩界革命」時，最推崇的是黃遵憲，把他的「我手寫我口」的主張看作「詩界革命的一種宣言」（《最近之五十年》，上海申報館，1923）。胡適突出語言這一點旨在證明其「白話文」運動的必然性。

「五四」諸公對梁啟超都取一種「拿來主義」，為各自的議程服務，共同特點是擁抱西化而與傳統決裂，把梁的某些「革命」主張激進化而建構成一種進入現代「新」紀元的意識形態。1919年先後發生林紓事件與「五四」學生運動，關於「新舊思潮」的爭論覆蓋媒體，如羅家倫的《今日之世界新潮》等文建立了由「新」主宰的「時代思潮」的話語權，而李大釗的「新舊思潮之激戰」的口號則引向布爾什維克式的「階級鬥爭」的群眾運動與政黨政治。

值得注意的是，在1915年12月《新青年》刊登的高一涵《讀梁任公革命相續之原理論》一文，針對梁啟超的「革命只能產出革命，革命決不能產出改良政治」的觀點，批駁說如果改良遭到阻礙就會發生革命，這是「歷史通例」，而梁把「改良」與「革命」截然對立「最乖名實」。這是梁啟超兩年半前的一篇文章，標題《革命相續之原理及其惡果》，刊登在《庸言》雜誌上。那時他是新成立的進步黨黨魁，一心從事憲政與議會政治。該文站在「共和」立場上反對革命派發動的「二次革命」，所謂「歷觀中外史乘，其國自始未嘗革命斯亦已耳，既經一度革命，則二度三度之相尋相續，殆為理勢之無可避免」（《庸言》1卷14期），是基於中國歷史上不斷「革命」的認識而對民國政治前景的悲觀預測。他強調「革命只能產出革命，革命決不能產出改良政治」的「惡果」，藉以警醒國人。高一涵翻出這篇舊文加以駁斥，發表在創辦數月的《新青年》上，實際表達了繼續革命的意向，也說明政治上保守的梁啟超已經落後於時代。

丁悚畫「反對變更國體者梁任公先生」，《禮拜六》第76期，1915年11月

的確，梁啟超的保守由來已久，當初鼓吹「革命」只是個短暫插曲，卻造成他與「時代思潮」的一生恩怨。他流亡日本之後與孫中山等來往密切，受反清思想的影響，另一方面與謀劃唐才常「勤王」之師推翻慈禧太后有關，遂竭力主張「革命」與「破壞」。然而1902年年底的《釋「革」》一文是他轉向的信號。他考察「革命」的定義，發現英國人把1832年國會通過改革法案稱為Revolution，含有「人群中一切有形無形之事物」的「改革」之意，而日本人把Revolution譯為「革命」，他認為是不確當的，與中國「湯武革命」的暴力政變相混淆，其暴力意涵引起可怕的後果。他表示以後使用「改革」或「變革」而不使用「革命」（《新民叢報》22號）。果然，此後梁啟超的「革命」宣傳戛然而止，且在《中國歷史上革命之研究》等文中明確反對「革命」。

促使他轉向有多種原因，康有為、黃遵憲等師友對他的反覆勸導、對革命派的做派不滿、看到青年運動以及自由平等學說所產生的副作用等。這些他後來一再言及，然而有趣的是《清代學術概論》中說到他的性格弱點：「其保守性與進取性常交戰於胸中，隨感情而發，所執往往前後相矛盾。嘗自言曰：『不惜以今日之我，難昔日之我。』世多以此為詬病，而其言論之效力亦往往相消，蓋生性之弱點然矣。」

誠然，作為與時沉浮風口浪尖的言論家，難免有前後相左之處，但梁啟超常常面臨「保守性與進取性」之間的抉擇。如他最初提倡「詩界革命」提出「新意境、新語句、古風格」作為批評標準，十分看重表現「歐洲真精神真思想」的「新名詞」，而在1903年轉向之後，他在《飲冰室詩話》中重新闡述「詩界革命」詩，反對「堆砌滿紙新名詞」的作品，認為「能以舊風格含新意境，斯可以舉革命之實矣」（《新民叢報》29號）。同時把政治上保守的黃遵憲推許為最能體現新標準的詩人。

另一例是他在1902年1月發表《保教非所以尊孔論》，公開反對康有為的尊孔為國教的主張，否定他以前贊成「保教」的態度（《新民叢報》2號），意味著師徒的思想決裂。他信奉盧梭、孟德斯鳩的自由民主的學說，申論現代社會人人有信教的自由，而保教將束縛國民思想，也妨礙外交等理由。同時但是他申明反保教並非反孔，還更應該發揚孔子的精神，搞形式的話適得其反。

而在1904年12月《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中，面對「近世新學者流，動輒以排孔為能」的激進思潮，梁啟超為康有為辯護，「吾與南海之說，其不肯苟同者，因往往有焉矣，願其惠我已思想界之感化者，則烏可忘也。」「彼狂妄少年，肆口嫚罵者，無傷於日月，不足道也。」前一年鄒容的《革命軍》、章士釗的《孫中山》和宮崎滔天的《三十三年落花夢》相繼問世，革命聲勢大振，而章太炎在《駁南海先生革命書》中指斥康有為「瞑瞞於富貴利祿」為清廷效忠，把他罵得狗血淋頭。顯然在輿論失勢之時，梁啟超說：「吾以為排孔論與排孔論同性質者，皆煽動之類也。鄙人昔者固嘗好為之矣，今日寧受多數之冷視，不願受無益之歡迎，亦欲與國中有言責者共商榷之。」可見他明知已屬於少數，卻堅決挺康，嚴詈對手，不惜檢討過去的激進而揚棄之。

他善變，似乎越變越保守，離革命的「時代思潮」越遠。他說自己「隨感情而發」或「生性之弱點」，當然不那麼簡單，事實上所謂「不惜以今日之我，難昔日之我」含有自我反思，或確切地說是「保守性與進取性」「交戰」之際而作的選擇，始終有他恪守的底線——公理、理性、傳統與倫理。

他確信文明的進步更取決於日常切實的改良，更需要理性與中庸，而不是迷信與狂熱；他也確信中國的璀璨文化必能重煥其現代的青春而屹立於世界。他也珍視師道友情，儘管觀點不同，他與康有為、黃遵憲之間反覆詰辯，多達數萬言，那種相互坦誠與尊重也體現了一種傳統的倫理價值。

進入民國，梁啟超為實踐共和立憲而捲入黨派與議會政治，屢興屢仆，權力鬥爭非其所長，然而一旦袁世凱露出稱帝野心，他投筆而起，發表《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之聲討檄文，振臂一呼，群山響應，致使專制迷夢迅速破滅。由此可讀出梁啟超的「保守性」，政治上與推進「共和」建制的實踐密切關聯。另一方面他十分警覺來自「革命」的威脅，在《革命相續之原理及其惡果》一文中的「革命只能產出革命，革命決不能產出改良政治」的論斷將「革命」與「改良」截然對立，也是一種危機意識的顯示。今日我們重溫他的論述：

當革命前，必前朝秕政如毛，舉國共所厭苦。有能起而與為難者，民望之如望歲也。故革命成為一種美德，名譽歸之。及既成功，而群眾心理所趨，益以謳歌革命為第二之天性。躁進之徒，以此自階。其天真未鑿者，則幾認革命為人生最高之天職。謂天生血性男子，只以供革命之用。無論何時，聞有革命事起，趨之若不及，苟有人焉以一語侵及革命二字之神聖者，即仇之若不共戴天。此種謬見深中於人心，則以極危險之革命，認為日用飲食之事，亦固其所。

這一段對革命群眾心理的剖析可謂鞭辟及里，對歷史與現實深具洞見。

梁啟超與「時代思潮」的關係是複雜的，有開創、逆襲與掙扎，含某種悲劇性。但他始終不忘初衷，以再造中國文化融匯世界潮流為己任，在紛亂中認定方向，歷盡曲折而堅持不懈，成就其完足的人格。

在生命後期，他專註教育、學術與著述，引領學術思潮前沿，如《中國歷史研究法》、《清代學術概論》、《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等皆垂範後世，留下豐富的文化與精神的富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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