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開中美合作所的真實面紗
文/胡新民
改革開放後，大陸方面對國民黨抗戰給予了充分肯定。但一些媒體又襲用台灣書籍中的片面資料，包括某些台灣配合「反攻大陸」期間出版的資料，對國民黨在抗戰中的作用抬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某些媒體對「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下簡稱中美合作所）的抗日作用的片面宣傳，就是一個明顯的例證。這對以史為鑒，資政育人是沒有任何益處的。
中美合作所成立的背景和主要經歷
太平洋戰爭爆發前，美國政府對日本侵略中國採取了實用主義的妥協、綏靖政策，縱容了日本的侵華。美國前國務卿史汀生坦率地指出：「日本的侵略得到我國大力支持，這種侵略行為不僅受到支持，而且我們的援助是如此有效，如此舉足輕重，如若斷絕援助，這種侵略就有可能被制止和停止。」
在1941年12月珍珠港事變發生以前，儘管中國不斷要求西方列強給予援助，但西方列強都不理不睬或冷峻拒絕。英法因為擔心日本對他們在東南亞的殖民地報復，曾多次要求中國接受日本的媾和條件。美國商人在美國政府的默許下，為了賺取暴利，繼續把戰略物資賣給日本，間接支持了日本對華侵略。其間美國政府雖然也曾對華提供過少量的貸款和軍援，但比起對日輸出的數量，相差懸殊。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美國和中國成為同盟國，美國要求中國為其收集對日作戰的情報，蔣介石則希望藉助美國先進技術，幫其更新特工裝備、訓練特務人員。為此，蔣介石敦促國民黨軍統局長戴笠找美國建立一個合作機構。美方派出的代表是海軍部門的梅樂斯中校。梅樂斯於1936至1939年在中國工作過，對戴笠早有所聞。他知道「他的任務是與蔣介石手下的軍統頭目戴笠合作。」（費正清：《費正清中國回憶錄》中信出版社 2013 第217頁）
◆1943年戴笠在中美合作所成立文件上簽字。
1942年夏天，梅樂斯率領美方人員來到重慶，開始進行籌備。1943年4月15日，中美雙方簽署了《中美特種技術合作協定》。7月1日，「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在重慶軍統鄉下辦事處楊家山正式成立，戴笠任主任，梅樂斯任副主任。所有部門正職是中國人，副職是美國人。但所有決定都需雙方共同簽字才能生效。另外，美方人員一律享有治外法權。本來1943年1月，中國政府廢除了包括美國在內的與外國的一切不平等條約，「但不到五個月又簽訂了另一協定（即1943年5月21日的《中美關於處理在華美軍人員刑事案件換文》——筆者注），使在華美軍（到1945 年達60000人）可以不受中國刑法的約束。美軍基地、補給和運輸部門、無線電通訊網、航空系統和陸軍郵局不久就在中國土地上開始工作，其規模之大和獨斷橫行的程度是中國西南地區即使在不平等條約時代也從未見過。」（費正清：《美國與中國》 世界知識出版社 1999年 第 321頁）
◆中美合作所大門原貌。
中美開始共同對日作戰之初，出於動員中國人力對付日本和擴大在華勢力的目的，美國執行了一條援蔣抗日的路線。《中美特種技術合作協定》也寫明了合作的目的是共同抗日。儘管在字面上並沒有找到任何其它涉及中國國內方面的內容，但中美合作所的主要工作，即培訓人員，在其主要課程中卻有大量的「特別」內容。除了如何收集政治、軍事、氣象等情報外，還有如何對政治犯實施有效的鎮壓手段，以及特種警察訓練等。到了1944年下半年，美國出於中國戰場的作用隨著戰爭的進展日益減少的考慮和蘇聯答應出兵中國東北以及可能形成的戰後冷戰新格局，美國對華政策終於明顯地轉向了扶蔣反共。中美合作所的主要作用也就總體上完全轉向反共。其突出特點是把主要的人財物都放在培訓特種警察方面。培訓的主要內容除了偵察、審訊、指紋、痕迹、罪犯心理、化裝、拘捕和警犬使用等等以外，更注重各種實習工作，如刑事實驗、手槍射擊、機動車駕駛、爆破等。美方還提供一些最新的美國刑具供學員學習使用。戴笠欣賞美製手鐐腳銬，美方便立即贈送五千副給軍統。
雖然中美合作所存在期間並沒有以中美合作所的名義直接對共產黨人和其他民主進步人士進行過殘害，但中美合作所培養的警察特工以及提供的刑具，卻實實在在地成為了殘害共產黨人和其他民主進步人士的主要力量。正如戴笠所言：「我們不會要求美國人去做那樣的事情的，他們的工作是訓練中國人去那樣干。」
抗戰勝利後，按照成立時合同的規定，中美合作所應即結束。但是戴笠為了保留一批有反共經驗的特務力量，便要求美方仍以中美合作所名義在上海和北平各成立一個中美特種警察人員訓練班。這一要求立刻得到美方同意，除願意留下一批美國教官負責主持訓練外，還答應提供兩個班所需要的各種器材。戴笠在接收了上海江灣日本海軍俱樂部和北平日本特務機關的大批房屋後，還感到規模不夠大，又加工擴建。當時因上海方面修建房屋工程太大，沒有等到完工，戴笠便已死去，該項目停止。北平特警班已招收學生三百餘人，剛準備訓練，也因戴死去而匆匆結束。鄭介民接任軍統局長後，怕受到各方面的攻擊，顧慮很多。這兩個特警班最終都未能繼續舉辦下去。
1945年冬天，戴笠在得到蔣介石准許之後，第一次把中美合作所幾年的成績，公開在國民黨機關報上刊登出來。梅樂斯曾一再向戴笠保證，為了將來幫助國民黨戰勝和消滅另一個比日本更凶的敵人——中國共產黨，他們隨時會再度與軍統進行更親密的合作。
海內外學界對中美合作所的主要評價
中美合作所從1943年4月15日簽訂第一個正式成立的合同，到1945年冬簽訂第三個有關結束事務性問題的合同，一共存在約兩年半時間。其主要作用，海內外學界早就有了基本一致的看法，即「雖然表面上是為了共同抗日，但實際上卻包含有蔣介石借美援以鞏固統治的目的。」「中美合作所成立後在對日作戰方面確實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茅家琦等人：《中國國民黨史》鷺江出版社 2009第676頁）「中美合作所在其存在兩年多中，也可能做過一些有利於抗日戰爭的事情，如搜集日本情報，進行小規模的游擊戰騷擾日軍，在沿海布雷襲擊日軍運輸船等，但其大量的活動則是培訓軍統特務，以鎮壓共產黨人，監視、迫害革命者和人民群眾，越到後期越是這樣。」（陶文釗：《中美關係史》上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第271頁）
海外的評價主要來自美國。美國歷史學專家邁克爾·沙勒博士在《美國十字軍在中國》一書中評價中美合作所：「這個組織在蔣介石的秘密警察頭子戴笠將軍指揮下工作，是國民黨一個貨真價實的分支機構」，「這個小組的活動，大大地把中國推向內戰的道路，使美國直接捲入了中國的國內鬥爭。」美國著名記者和專欄作家艾爾索普，在1946年2月23日的《華盛頓郵報》上的《戴笠與美國海軍情報組》一文中指出：「該組曾替戴笠訓練並裝備了15支所謂的游擊隊。那是一樁花費很多人力和物力的事……而且現在到處為害，因為那些所謂游擊隊，作戰的主要對象並不是日本人而是他們的中國同胞。」
美國研究中國近代史的泰斗費正清說得更為具體：「1943 年夏天中美合作所開始了一個新的項目，戴笠將軍稱之為『聯邦調查局學校指導』（F.B.I.school instruction）。此項目旨在訓練戴笠的特工在中國的民眾之間進行偵察。美國大使館、美國國務院、史迪威、戰略情報局以及其他一些機構都反對將美國的援助作此用途。當時，四周傳播的信息都是中國由抗日轉為了對付共產黨的內戰。中美合作所確實曾部署騷擾日軍並為海軍的登陸作好準備。但是其有害的一面表現為，當國共內戰於1945 年爆發時，美國援助成為國民黨的幫凶。這在客觀上意味著美國過早地正式介入了反共行動，因此激起了共產黨的怨恨，他們完全有理由將這些看作美帝國主義的罪行。」（費正清：《費正清中國回憶錄》第221頁）
前幾年，某些媒體開始宣傳中美合作所的抗日貢獻。有家著名的門戶網站還做了專題，聲稱：「近年來，不斷有學者撰文為『中美合作所』正名，用史實證明其在抗日戰爭中有過巨大貢獻」「在台灣和美國，『中美合作所』作為著名的抗日典範一直被紀念和頌揚。」這些媒體有時也會引用一些海外有影響力的學者的話。但是往往要麼不提供原始資料來源，要麼只摘錄個別字句。比如一家周刊，就在還原戴笠的歷史真相的話題下，如此引用費正清的話：「中美合作所確曾部署了騷擾日軍後方的行動，並為美國海軍的登陸作了準備。但其弊端在於，它把美援全部用在了國民黨一邊，後為中國共產黨所深惡痛絕。」經筆者查閱，才知道該周刊引用的是另一版本的費正清中國回憶錄中的內容，但進行了技術性處理。其原文是：「1943年夏天，中美合作所開始執行戴笠將軍所制定的聯邦調查局的訓練計劃。該項規劃的目的，在於訓練和武裝戴笠手下的秘密警察，以便在中國民眾中間進行偵查活動。美國大使館、國務院、戰略情報局及其他一些機構，一致反對這樣使用美援。大家有一種普遍感覺，中國抗擊日本的艱巨作戰，已為準備發動對付共產黨的內戰所替代了。中美合作所確曾經部署過騷擾日軍後方的行動，並為美國海軍的登陸作了準備。但中美合作所的弊端在於，當1945年國共內戰爆發時，它把美援全部用在了國民黨一邊。這就在客觀上意味著美國『過早地』正式加入了反對中共的活動。這為中國共產黨所深惡痛絕，並完全有正當理由把它看作是美帝國主義的不義行為。」（《費正清對華回憶錄》，知識出版社1991年5月第1版，第256-257頁）
順便提一句，由於費正清的權威地位，相關媒體一般都不會忽視他的言論，但在引用上卻頗費心機。無獨有偶，另有一本《中美合作所與太平洋戰爭》的書，也引用了費正清這段話，但只「精簡」到一句：「曾經作為美國戰略情報局僱員的著名漢學家費正清教授，在其著作《費正清對華回憶錄》中寫道：『中美合作所確曾經部署過騷擾日軍後方的行動，並為美國海軍的登陸作了準備。』」
下面還是來撥開歷史的迷霧，看看中美合作所為抗日作出的「巨大貢獻」的說法究竟有幾分真實。
關於中美合作所的第一個「巨大貢獻」
某些媒體所指的中美合作所的巨大貢獻，據稱主要是：「情報戰：破獲情報幫美軍擊斃山本五十六，殲滅日海軍主力」，另外還有「游擊戰和爆破戰：在敵後大規模殺傷日軍」。
但遺憾的是，對於這兩個巨大的貢獻，相關媒體舉出的史實基本上都沒有公信力。只要稍微翻翻海內外出版的關於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當然包括中國的抗日戰爭的正規的權威的歷史教科書，就可以發現，那些媒體列舉的巨大貢獻的史實基本都是不屬實的。
關於「擊斃山本五十六」的情報，海內外多部歷史著作早已載明：美軍情報部門截獲並破譯了包含山本五十六行程詳細信息的電文，包括到達時間、離埠時間和相關地點，以及山本五十六搭乘的飛機型號和護航陣容。
威廉·布魯爾是當今美國最負盛名的軍事史學家之一。他的《麥克阿瑟的間諜戰》（下簡稱《間諜戰》）一書，根據翔實的歷史檔案講述了太平洋戰爭期間美國建立的間諜網路對美軍勝利所起的極其重要的作用。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一度所向披靡，劍指澳大利亞。「但日本人不知，美國海陸軍在太平洋有一秘密武器：從阿拉斯加到麥克阿瑟在澳大利亞的總部，一系列的無線電情報監測站都可監聽到日本帝國的聲音。這些秘密監測站是「魔法」（Magic）的主要組成部分。這個使用了別名的行動，其任務是確保美國地下人員——那些一直在竊聽加了密的無線電信息的人——獲取高級情報的來源。幾個月前，日本海軍密碼曾被一位名不見經傳的美國海軍指揮官約瑟夫·羅切福特（Joseph Rochefort）破譯。」「使伏擊山本五十六大將成為可能」。（威廉·布魯爾《麥克阿瑟的間諜戰》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7 第30頁）
◆美國特工正在教授無線電信號竊聽。
美國歷史學教授詹姆斯·M·莫里斯所作的《美國海軍史》也指出：「山本五十六所不知道的是，尼米茲上將已經對他的整個計劃都了如指掌……這一切都要歸功于海軍作戰情報局的約瑟夫·羅切福特及其助手在珍珠港的努力。」（《美國海軍史》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0 第134頁）
山本五十六被美軍擊斃後，「儘管在太平洋的美國指揮官們很想把山本五十六死亡的消息公之於世，但負責安全的官員們還是隱瞞了這個爆炸性的事件。他們不想讓日本人懷疑他們的海軍密碼已被破譯。」（《間諜戰》第101頁）美國在這方面的保密工作做得非常好。直到日本海軍主力被殲滅後，「日本方面還是不願意相信他們的海軍密碼已經被（美國）破譯了。」（《間諜戰》第194頁）旅居日本的華人作家俞天任，查閱了大量的日本美國方面關於美、日海軍的資料，於2010年寫出了一本550多頁的《浩瀚大洋是賭場——大日本帝國海軍興亡史》，曆數了大大小小的日本海戰。在寫到山本五十六被擊斃這件事時也指出：「被破譯了通訊密碼的日本海軍對美國根本就沒有什麼秘密」（見該書第387頁 ）。同時還指出，日本方面曾有人懷疑過密碼被破譯，但日本「海軍密碼專家們經過討論得出一個『絕不可能』的結論」（見該書第389頁）。
但是，也有中國人寫的回憶錄，講述了中國方面破譯了日軍密電的經過，並指出該情報由國民黨政府方面通報給了美方，使美國戰機擊斃了山本五十六。至今見諸書籍報刊的說法有兩種。一種是當時國民黨軍委會技研室的專業人員池步洲等人破譯的。另一種是當時的中共中央軍委二局譯電員戴鏡元和同事們破譯的。這兩種說法都有可能。因為關於山本五十六齣巡的日程，有兩份電報，一份用海軍密電拍發，通知到達地點的下屬；一份用LA碼拍發，通知日本本土。不能排除中方破譯的是LA碼密電這種可能性。不過，這兩種說法都與中美合作所無關。所以，中美合作所「幫美軍擊斃山本五十六」之說是沒有任何史實可以支持的。
關於某些媒體提到的中美合作所情報戰的另一個「主要功績」，即中美合作所為「殲滅日海軍主力」作出了巨大貢獻，那些媒體引用的主要史實卻是來自於一部大陸出版的「具有文學性的史料讀物」《陳布雷外史》中的一段內容：
「1944年的下半年，陳布雷得悉了唐生明從上海發來的一個可靠情報。這就是日本正把所有能作戰的艦隊集中整編成一個新的艦隊，集結在琉球群島附近，準備出美國不意，給以突然的一次襲擊，給美國艦隊以致命打擊。『要重演珍珠港和雷伊泰灣事件了』。這是唐生明從日本海軍方面的一個要員搞來的情報。」
「重慶方面接到這一情報，立刻送給中美合作所，再馬上轉給美國海軍方面。美國海軍當時正在竭力搜集日本艦隊下落的情報，經查明日本艦隊集結的動向屬實後，便先發制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一下子擊沉擊傷日艦近百艘，使日本海軍遭到毀滅性打擊。」（王泰棟：《陳布雷外史》中國文史出版社 1987 第139頁）
值得一提的是，有的媒體全文引用了這一段內容，例如前面提到的書籍《中美合作所與太平洋戰爭》。但有的卻刪去了「要重演珍珠港和雷伊泰灣事件了」這句話，例如前面提到的某著名門戶網站。
不過，認為有這個巨大貢獻的媒體，不管是採用「刪節版」的還是「未刪節版」的，都一致認為這個「送給中美合作所」的情報是關於著名的「萊特島之戰」的，因為此後日本海軍就再沒有力量進行過一次像樣的海戰了。據史書記載，作為「萊特島之戰」中一部分的「萊特灣海戰」，確實使日本海軍遭到了毀滅性打擊，可以說是「殲滅日海軍主力」。但是，這與唐生明是否提供了情報或者提供了什麼情報都沒有關係。所以據此認為是中美合作所的巨大貢獻，也是沒有任何根據的。
實際上，「雷伊泰灣事件」和「萊特灣海戰」本來就是同一場海戰的不同說法，這是在任何一本歷史教科書中都可以找到的內容。《美國海軍史》給出的名稱是「雷伊泰灣海戰」，而大多數有關的歷史書籍，例如《麥克阿瑟的間諜戰》，採用的名稱是「萊特灣海戰」。此海戰發生在1944年10月23日至26日的菲律賓群島海面。
實際上，當時日本事先已經預料到美軍（盟軍）即將反攻，只是不能確定反攻最先的具體目標。日本將菲律賓群島、台灣、琉球群島和日本本土都列為目標，因而也將艦艇分散在幾處，以便在美軍登陸某個目標地時前往參戰。不過，日本艦艇的一切動向實際上都已經在美軍的掌握中。前面已經說過，日本方面一直不知道美國早已破譯了日本海軍的密碼。
「萊特島之戰」之前，美方從情報中得知：日本「軍艦已經疏散，大部分水面艦艇都在新加坡附近，而航空母艦正在日本內海培訓新飛行員。儘管對日本幾艘軍艦的位置還不確定，但盟軍情報局已經掌握了日本艦隊每艘艦船的名稱和特點。」（《間諜戰》第177頁）
從上面這些史實可以看出，中美合作所並沒有對「殲滅日海軍主力」的「萊特島之戰」作出過什麼貢獻，更不要說巨大貢獻。
除了「山本五十六」和「萊特島之戰」之外，也有人講了一些中美合作所提供情報給美國海軍的故事，但既沒有資料來源，歷史書上也難以找到相關內容，亦不足信。
關於中美合作所的第二個「巨大貢獻」
現在來談談中美合作所的另一個「巨大貢獻」，即培訓了中國人參加「游擊戰和爆破戰：在敵後大規模殺傷日軍」。
關於抗戰時期的敵後游擊戰，有資料顯示，國民黨一度曾多達百萬人參加，但幾乎都未能堅持下去。歷史學者楊奎松，在深入研究了國共雙方的抗日游擊戰後指出：「中國抗日戰爭期間，國共兩黨都曾在對日作戰當中採取過游擊戰爭的戰法。但是，最終的結果卻是大相徑庭。國民黨人的游擊戰1939年前後才開始，卻在兩三年之後即告失敗，國民黨派往敵後的部隊，到抗戰結束的1945年，幾乎沒有留下任何真正有實力的武裝。」民國史學者馬振犢在其所著的《慘勝——抗戰正面戰場大寫意》中寫道：「國民黨後來留在敵占區開展游擊戰爭的部隊，也由於脫離群眾而逐步消亡。」（見該書第28—29頁，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1993)由大陸著名民國史專家張憲文主編的《圖說中國抗戰史中》是這樣描述的：「但是，時間不久，國民政府游擊根據地即陸續喪失，至抗戰後期，敵後游擊部隊大部潰不成軍，堅持留在敵後的二三萬人，也多陷入游而不擊、苟且圖存的狀態。」（見該書第176頁 學林出版社 2005）中美合作所總共培訓了5萬餘人，而且絕大部分是1943年4月中美合作所正式成立後陸續培訓的，培訓的人員包括情報人員、氣象人員、武裝特務和各種警察等。靠這些人，能「在敵後大規模殺傷日軍」嗎？
至於「大規模殺傷日軍」的史實從何而來呢？大陸出版的文史資料中，揭露中美合作所培訓特務和警察的主要目的在於鎮壓和監視人民的內容是主要的（這與上面引用的費正清的說法相當吻合），當然也有抗日的內容。於是那些媒體就只選用關於抗日的部分。但是，那些媒體選用的大部分內容還是來自美國和台灣的中美合作所親歷者的回憶，其內容基本上當然也就是抗日的。
在這一類資料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當年中美合作所的副主任、美國人梅樂斯的回憶錄《神龍·飛虎·間諜戰——戴笠和看不見的中美合作戰爭》。
這本書的中譯本是在梅樂斯去世六年後的1967年由台灣新生報編輯出版的。新生報副社長兼總編、台灣著名作家彭歌（姚朋）為該回憶錄中譯本寫了前言，文中寫道：
「據梅樂斯在此書中透露，入侵大陸的日軍部隊，至少有七萬一千人是被『中美合作所』所屬的武力所殲滅。」（見該書第12頁）
怎麼來理解這個「殲滅七萬一千日軍」呢？
前面已經介紹了國民黨敵後游擊戰的情況，在此不再贅述。就國民黨正面戰場而言，抗戰末期的豫湘桂戰役堪稱規模巨大。在1944年4月到12月的8個月的時間裡，國軍約250萬兵力，與日軍的51萬兵力作戰。結果是，中國喪失了百餘座城市和6000餘萬人口的大片國土；損失了廠礦總數的三分之一；丟掉了年產糧1.2億石的重要糧區。國軍傷亡50萬人，喪失空軍基地7個，機場36個。就是這樣大規模的戰鬥，日軍的傷亡也只有7萬人。倘若中美合作所培訓出來區區幾萬人，而且是在國民黨的游擊部隊「幾乎沒有留下任何真正有實力的武裝」的時期，有可能「至少」殲滅日軍7萬1千人嗎？
最近，大陸研究民國史的學者，北大歷史系教授王奇生寫了《抗戰時期國軍的若干特質與面相——國軍高層內部的自我審視與剖析》，發表在《抗日戰爭研究》2013年第三期。他在文中感嘆道，抗戰史研究是國內學界的薄弱環節。原因在於，抗戰時期國軍將領虛構戰情、虛報戰績、虛領軍餉等情形十分嚴重，給後來的戰史研究帶來極大困擾。
至於台灣方面為什麼要推介這本梅樂斯的回憶錄，彭歌寫道：「這一段史實極為珍貴。尤其當目前我們反共復國大業積極展開之時，游擊戰、情報戰，都是重要的項目。溫故知新，極富時代意義。」
至此，無需再作過多的考辨就可以明白，「在敵後大規模殺傷日軍」究竟有幾分真實。同時，通過以上史實也完全可以證明，儘管可以說中美合作所對抗日作出過一定的貢獻，但更可以說，這種貢獻與「巨大貢獻」是根本無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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