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王武丁的「蘭博基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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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千多年前的商王武丁，可能是中國最早的進口「高級車」收藏者。

為何我們用商王武丁的「蘭博基尼」這個比喻為標題？其原因是現代有許多玩車者有收藏高級車的癖好，他們喜好收藏的品牌之一是「蘭博基尼（Lamborghini）」。我們採用此一名稱並不是偏好這個品牌，而是泛指這類等級的車，並且認為三千二百多年前的商王武丁，也同樣是進口高級車的收藏者，生前收藏了許多馬車，比現在大多數收藏高手厲害的地方是，武丁還指導他手下超級青銅工匠開發車馬的構件（學術界一般稱為「車馬器）。這些收藏在他死後被埋藏在一座地下「車庫」，以備在地底的他可以隨時玩賞駕馭，旁邊有三座「馬廄」，裡面殉埋馬匹，讓他可以悠遊於黃泉。

台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以下簡稱史語所）早年在安陽殷墟西北崗發掘的這座車馬坑 HPKM1136-1137，它是1400號商王大墓中的陪葬坑，很可能就是墓主的個人馬車收藏品。M1400的墓主根據溝口孝司與內田純子兩位教授的最新討論（Mizoguchi and Uchida, 2018），就是商王武丁，筆者同意此一說法。在一個馬車還十分稀少的時代，武丁擁有四十輛以上的馬車，可以說絕無僅有。事實上，到目前為止出土商代車馬總數約略超過一百，這座車坑就佔三成以上。其他商王的祭祀坑也發掘了不少，都沒有此種車坑。

而且這些馬車，比起後來發掘出土殷墟晚期的馬車，有幾個特徵：包括年代較早、車馬器超級精美、且包含了許多獨一無二的構件，而且在一個王的世代（武丁在位59年）中就可以看出車馬器的快速演化，其目標是更有效地強化馬車的木質結構，並展現更強烈的視覺效果。所以，除了少數的例外，其他商王朝貴族的馬車，雖然代表身份等級，但相較之下，可以說是僅屬於代步車等級（見下文圖八），但是這位商王的車則是屬於收藏品等級。

一、馬車來自歐亞草原

古代東亞大陸長期處於全新世大暖期（ca. 6000-3000 BCE），溫暖濕潤的氣候使得亞熱帶、溫帶森林大幅擴張，草原地帶極度縮減。此種環境不利於馬的繁殖與生存，故馬在東亞的新石器時代到青銅時代早期之間的考古遺址相當罕見。而且，東亞地區也沒有馬車演化的相關考古遺迹，但是相對地，西亞與中亞草原畜牧與農耕文明則有較清楚的馬車演化的痕迹（比方輪子從輇到輪的演變，與從牛車、驢車到馬車的進化，圖一）。因此，現在多數學者都同意，商代的馬車是從歐亞草原傳入的，它傳入的時間大約是1400-1300BCE之間（見夏含夷論文）。不僅商馬車的型態與草原馬車型態完全相同，連駕駛馬車的駕車者使用的器物，例如獸首、鈴首或環首刀、劍、管銎鉞、車觿、車錐，修車的錛、鑿等，我們把車器、馬器、駕車者的配備總稱為「車馬器物叢」，也都完全屬於草原類型，或基於草原類型的變異。

圖一　美索布達米亞蘇美烏爾早期第三王朝（ED III, ca. 2500 BCE）王墓中發掘出土的一件 「standard」（現藏大英博物館），其中一描繪戰爭場面，蘇美烏爾王朝的軍隊使用驢子拉的戰車（上）。注意這些戰車是四輪的，而且它們的輪子是「輇」（下），是用木板拼接鋸成圓形而成，這是車輪發展中的早期階段，一般的輪是指有「輻」的，相關名詞的標示見圖三。

3000 BCE以後，由於環境變得乾燥，加上2000 BCE以後平均氣溫又逐漸下降，東亞地區的草原慢慢地浮現，使得草原畜牧文化成為可能。另一方面在西部歐亞草原已經發展成熟的畜牧技術與文化，因為畜牧者開發新牧地而向東方前進，與他們接觸的東亞北部的一部分狩獵採集者與農耕者，順應著環境的變化，也逐漸地學習而改采畜牧文化，成為畜牧民或畜牧與狩獵採集搭配的生計型態，最終發展成游牧者（見王明珂論文）。大約在1500BCE以後，東亞北方草原畜牧民的文化大幅提升，開始與農業的商文明有頻繁的接觸。商文明與北方草原畜牧民在和平時有很多貿易，商王朝進口大量的牛、馬、羊，以及馬車等，而畜牧者則取亟需的穀類作物，以及青銅器（作為身份象徵或將器物銷熔以後作為製作草原系銅器的材料）。在關係緊張時則有戰爭，有很多北方的畜牧者被俘虜，在安陽殷墟為奴隸，不幸時，會被推上西北崗，成為人牲。也有不少的商式器物，落入北方貴族手中。馬車就是在此種時而和平時而戰爭的複雜接觸過程中傳入商文明。

二、從草原車器到仿草原車器

在東部歐亞草原的南側山脈（如大青山、陰山等）的大岩石上有很多岩畫，有不少馬車相關的內容，不過年代難以判斷。幸運地，在山西北部呂梁山地區的保德林遮峪出土的一座草原畜牧者貴族墓葬中，其年代約當商王朝遷都安陽殷墟的前後。它出土的青銅器，內含典型的北方系青銅器，以及缺乏禮制系統性的商式青銅器，後者的年代不一，風格不一，顯示商式銅器為與商人接觸或貿易或劫掠所得，而非訂製，墓主為草原貴族。

這座墓葬中屬於北方系青銅器者有一套車馬器，其車軛首飾（圖五，左）、衡末飾、車觿、車錐，以及駕車者的曲柄短劍，都飾以球鈴，衡末飾更是前端分兩岔，共有四個球鈴，行動時發出「鑋！ 鑋！」聲音，這也是典型北方草原的裝飾風格與聲音文化的一部分。此組車器還有四件輿欄飾，以及兩件軎飾。還有駕車用的車觿與車錐，還有兩件長銎鉞與一件鈴首劍。馬器包括兩匹馬的馬鈴與當盧等，以及人的裝身具，包括甲泡與胸頸部的半月形金飾。這些器物就是一個高級草原畜牧者貴族車駕的基本配備（圖二）。

圖二　山西保德林遮峪出土的馬器、車器與墓主身上的裝飾品（裝身具）。車觿是駕車者攜帶以解開皮繩結的工具。車錐是用來固定皮繩的工具（比方把韁繩固定在樁上之類）。車鉤到目前為止僅出土這件，應該是固定在輢或其他位置上，用來掛韁繩。

截至目前為止，此種北方系馬車的發現僅此一例，主要原因是北方系文化遺址與墓葬的分布地區，都是目前的偏遠地區，交通不便，且分布地域太過廣袤，考古工作困難。同時其分布地點與目前民居較多的地點不太重疊，所以農耕或工業開發導致的意外發現也少。到目前為止，有學者就已出土的材料進行整理（韓炳華等，2017），但缺乏有系統的主動發掘工作。得到保德林遮峪的材料，已屬幸運。

寫到這裡，大家一定被這些車器的名稱搞得一頭霧水，我們先用復原的一組馬車的圖像來解釋學術界對於車的各個部位以及車器的命名（圖三）。商代的雙輪馬車是由木頭構成「輿」，也就是車廂。托在輿底部，往前延伸的是「輈」。同樣托著輿，但與輈垂直的是「軸」。軸頂與輿的軫之間有一個高差，需要一個木頭的墊片，稱為「伏兔」（圖上未標）。軸的外端有兩「輪」，輪由外邊一圈的「牙」、一支支通往中心的「輻」，以及中心承受「輻」，並且中空以入軸的「轂」所構成。軸的兩端套輪，輪的轂與軸之間可能抹上油脂，使馬在拖拉時容易轉動。輈的前側有「衡」，衡上以輈為中心，左右各有一人字形的「軛」，軛架在馬背頸交接之處，以拉動馬車。輿底下有一圈木結構稱為「軫」，軫上鑽孔立木柱稱「軨」，軨上面有一圈欄杆稱謂「輢」。輢有一個開口，通常在車的後面，但也有少數車門開在前端的（比方HPKM 1403者即是）。比較早期的輿，常是「畚箕」形，但是要把木頭「揉」成畚箕形比較費工，又可能不對稱，所以晚商晚期的車輿變成長方形。以上車的名稱，是傳世文獻中記載的（圖三，見李永迪，2009）。

圖三　雙輪馬車的各部分名稱，以及車器名稱。

衡的兩端常有青銅裝飾，稱為「衡端飾」，有不同造型。衡上會飾以銅泡，稱為「衡飾」。軛的頂端會有青銅件扣住稱為「軛首飾」，軛本身是木頭的，但有時候外面會包以青銅，稱為「軛肢飾」，有時候不包青銅，但尾端以青銅件扣住稱為「軛端飾」（圖三上沒有）。輈的最前端，有時候會有一個青銅獸頭裝飾，稱為「輈首飾」。輈與輿相接的地方，前側會有一個青銅的連結件，稱為「軓飾」，後側也有，稱為「踵飾」。輿的軫上有裝飾，稱為「軫飾」。輢上也有裝飾，稱為「輿輢飾」。輢的出口有金屬套件，可防止輢與軨脫開，稱為輿輢端飾。軸的外端伸出輪以外，會有青銅套件套住，稱為「軎」。以上的名稱，部位多是傳世文獻記載的，但車器大體上是由史語所的第一代學者命名的。

圖四　安陽西北崗M1403的墓平面圖，上、下兩層（左），以及上層的一套完整的車器。虛線是作者標示軫飾與輢飾的兩環，另外軸與衡均對摺放入，所以兩軎與兩衡端飾均在一起。

相對於保德林遮峪的發現，歷史語言研究所1930年代在殷墟西北崗也發掘到一座十分特別的祭祀坑M1403，這座祭祀坑是M1400的祭祀坑或陪葬坑，在大墓東邊不遠。它是一個南北向長方形的大坑，大坑底部還有一個長方形的小坑，小坑內有三具俯身的人骨架，商代俯身葬者多為殉葬者。大坑內有一套大部拆解的馬車是完整的，另外一套只有一件軎，應當是意外被擲入。推測埋在此一祭祀坑的陪葬的是一套馬車以及隨車的「外籍司機（俘虜而成為奴隸者，但具有駕車的專業能力）」。這套完整的車器包含了軛首飾、衡端飾、軎、輿輢端飾、踵飾，以及若干軫飾與輢飾，大致形成兩道畚箕形，所以原本這些車飾是固定在木質的輿、衡（對摺）、軸（對摺）上被埋入（圖四）。

圖五　保德林遮峪出土（左）、西北崗M1403出土（中）、安陽市博物館藏（右）的鈴首軛飾。顯示從草原到殷墟的轉變。

這套車器特殊之處有數端，首先，所有車器均素麵無紋飾，僅有軛首飾有兩道弦紋。其次，軛首飾上有一短柱，柱上有球鈴（圖五，中）。此種帶有球鈴的商王朝的軛首飾出土者目前僅此一對，安陽市博物館過去曾經採集到一件球鈴軛首飾，但軛首部分有紋飾（圖五，右），與史語所發掘的小屯M20的軛首飾紋飾相同，其年代相當，當晚於本組車器，在車馬器中的時代較早。意味著M1403這組車器的年代又比小屯M20車器年代要略早，是目前所知安陽最早的車之一。

衡的兩端有「雞心形」的衡末飾，衡末飾的看面有一圓泡凸起，當是呼應衡上的青銅圓泡裝飾。背面則是一個直方向的半環，可以將衡末飾綁在木衡上。這輛車輿的開口在其前方，兩側有套管式的輿輢端飾，青銅飾件還順著車輿的形狀略呈彎曲形。輿輢有圓泡裝飾，輿的軫部也飾以相同的圓泡。軫的尾部與輈交接處有T字形的踵飾，兩側個有一圓形凸起，呼應軫部的圓泡裝飾。還有套軸兩端的軎，也是素麵無紋飾。踵飾的中央有銘文一字：

圖五，這是一個商貴族族氏的族徽，說明這輛車原屬於這個族氏。這座車馬坑可能是武丁時代的強大族氏在商王死後獻祭的陪葬品， 族氏的首領，當然也熟知武丁嗜車的癖好。

圖六　西北崗M1403出土的踵飾，上有族徽。

比較這套車器與保德林遮峪出土的車器，本套車器更複雜，應當是仿草原車器並加以改良的產品。由於殷墟的工匠鑄造青銅器的技術已經爐火純青，所以雖是仿造，但是已經開始針對馬車的木造結構弱點進行改善。M1403的鈴首軛飾將鈴以短柱撐高，不僅有聲音，也有較好的視覺效果。最重要的改變是在車輿末與輈尾相接之處，設計了一塊圓腳的「T字型版」，以強化車尾木構件相接之處，這種設計變成商式車馬器的重要特徵。

圖七　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典藏的兩件鳥形鑾鈴殘件（左），同樣是以短柱撐起鈴，但是鈴做成鳥形，她們的背上有孔，以及鑄的筆畫，構成一個字。此種鳥形鑾鈴傳世者有十餘件，尚未見到出土品。右邊是北京故宮博物院藏的一件弓形器，也有同樣的銘文，弓形器也常被認為是來自北方草原的器物。

前述族氏，根據甲骨文武丁時代「賓組卜辭」的紀錄，可能駐地在商的西北邊境。因為地處西北邊境，與北方草原畜牧者接觸頻繁，可能是商王朝最早引入並使用車的族氏。他們的車器型態上與北方系車器相似度高，但是青銅構件都是殷墟製造的，質量更佳。另外在山西浮山橋北遺址也有一條墓道的大墓，在墓道上出土一輛馬車，其型態與小屯M40相同，橋北遺址在臨汾盆地偏北，也很接近商文明與北方草原世界的邊界上。根據出土與被盜掘的青銅器銘文，橋北遺址駐札的是族氏「先」，傳世也有一件《先弓形器》（《全集》11866），同樣顯示「先」與草原族群的接觸頻繁。

西北崗M1403的車器的造型與銘文提供了一個從草原馬車到商式馬車的過程：車的木結構基本相同，很可能是北方草原直接「進口」的，搭配商王朝工匠製作的青銅構件。由於商王朝的鑄銅工匠技術高超，很快地提出了青銅構件的各種改進方案，M1403的車器年代很早，改進還很有限，與保德林遮峪出土者比對，讓我們可以看到從草原到商文明的改變軌跡。

三、珍貴的商代馬車

圖八　安陽梅園庄車馬坑M40。商代晚期的馬車，在入葬時已經不再進行大部拆解，而是整車帶馬入葬。所以，考古學家可以根據車器的位置，大致猜測木質部分的位置，終於剔撥出馬車的整體造型。但是，晚期的馬車輿部，都是長方形的，與武丁時期馬車的輿部是畚箕形不同。這是筆者所謂「代步車」等級的馬車，它們的車器雖然也還可以，但是比起M1136 1137的車器，就顯得尋常。

安陽殷墟到目前為止出土的馬車超過百輛，似乎不少，不過對於一個延續時間長達250年以上，且規模達3600萬平方米的超大青銅時代遺址而言，僅出土一百多輛馬車，算是非常之少。同時代其他商遺址出土的馬車也很少，山西浮山橋北出土時代較早的馬車，山東青州蘇埠屯與滕州前掌大兩墓地則出土商代最晚期的馬車，其數量也都少。相對地，西周時期一個諸侯國的一個車馬坑，可能就有商代馬車加總的數量。這是一個逐步發展的過程，到了春秋、戰國時代遂出現千乘、萬乘之國，大量的戰車在戰場上一字排開互相衝殺。

商代的馬車從出土的脈絡看來，通常都是在大墓的前、後方有車馬坑，大多數車馬坑只有一輛車，顯示在商代馬車是屬於身份較高的貴族所有，其使用並不普遍。目前，研究商代的學者大多同意，商代的馬車只用來作為戰場上指揮官的坐車，是一種身份地位的表徵，並未用來在戰場上當作衝鋒陷陣的戰車。此點與歐亞草原貴族的使用是相同的。歐亞草原的貴族使用馬車以象徵身份地位先於騎馬。在此一階段已有畜牧，但尚未進入游牧階段，畜牧者也並未完全習於騎馬，貴族是以馬車為身份的象徵。看來，商文化也學到此點。

馬車數量之所以稀少，主要原因是高級貴族把馬車當作身份的象徵，使得馬車無法普及。推測另一個原因則是商的工匠，可能尚未充分掌握馬車的木構件的製造，最主要可能是「揉輪」的技術，就是把直木彎曲，加上榫卯然後拼接成一個圓形，加上輻以及軸而成輪。我們推測，安陽的馬車的木構部分，很可能或是由草原輸入，或是俘虜草原的工匠來所造。相較之下，製作青銅構件，就是商王朝工匠的能事了。另外在西北崗M1403中下層小坑有三位被殉葬者，我們認為商王朝原則上不以自己人殉葬（不論是貴族或眾人），以免損及國力。這幾位俯身的殉葬者，我們推測，也是草原畜牧者，也就是說，在馬車剛輸入的當兒，不只車是舶來品，連司機都是外來的。

四、商王的車庫與馬廄

殷墟出土的馬車當中，中研院史語所早年發掘者約佔一半，其中絕大多數都是從侯家莊西北崗的一座祭祀坑出土的，M1136 1137是商王大墓M1400的陪葬坑（圖九），位在M1400以北略偏西不遠處。它與一般祭祀坑不同是其形狀為東西向的長方形，面積較大，一開始時是被當作兩個祭祀坑發掘，由石璋如與夏鼐分別主持，後來才發現中間是相貫通的，所以一直保留兩個編號，其實是一座車坑。它的東邊有M1162，南一排的M1220以及其東邊的M1221也是差不多同樣大小的三個祭祀坑，都有多具馬骨，當然是搭配這些馬車的馬匹。我們推測這幾座祭祀坑是長眠於M1400的商王生前的一座車庫與三座馬廄，死後陪著他進入地下世界。

圖九　安陽西北崗商王陵墓區的東區。其中心標示淺藍綠色者為四條墓道的M1400，這是武丁的墓。東邊不遠標示紅色者為M1403祭祀坑。北邊偏西有四座東西向長方形祭祀坑分別是車坑M1136 1137，以及馬坑M1162、M1120、M1121。

M1136 1137坑內出土大量馬車的青銅構件，這些車的構件，是套或以皮繩綁在車的木結構上或交接部位。由於每一套構件在形制與紋飾上有個別特徵，而且擲入1136 1137的馬車僅是大部拆解，有些車輿，整個放入，還可以藉由裝飾配件看出原有形狀（圖十）。車軸的兩端軎飾俱全，成一直線，可推測軸長。另外，套在馬頭上的馬羈飾並未隨葬在馬坑，而是跟著車坑，這可能與馬羈一般被保存在車庫有關。藉著上述不同部位的套數，此可以推測此一車馬坑車之最大數大約是40左右，換言之，這座車坑內含40部馬車。應該都是武丁生前收集的。

這麼大批的馬車在一個車坑之中，在商代是絕無僅有。包括其他的商王也沒有這樣的陪葬坑。這或許與商王武丁生前曾經營與北方草原族群間的關係，有機會獲得不少馬車有關。當然也與他本人對這種新奇的東西之好奇有關，而且他不是一個消極的贊助者，他可能還要求他技術高超的青銅工匠，快速的在功能上與視覺上進行改善。

圖十　安陽西北崗M1136 1137平面圖。 中間的紅色分隔線區分兩個發掘單位，但實際上是一個大的車坑。從遺物分布圖，我們可以看到好幾套車畚箕形輿仍舊維持原來的形狀，這給考古學家復原的線索。

五、M1136 1137中的車馬器

從石璋如與夏鼐開始發掘1136 1137的第一天起，就發現這些器物有成組成套的現象，開始把屬於同一套的東西拼在一起，有一些是依賴遺物在坑中的位置，因為東西是大部拆解放入的，比方車輿、衡帶軛、軸等，都是連木結構帶車器放入，這部分比較容易觀察。有些則必須依賴紋飾與其他的線索。以下我們選擇了四組車器來觀察它們的變化。

首先，我們選擇了一組「虎紋車」，這組車器相對容易重新組合，因為除了所有的元素，從輈首飾、衡端飾、衡飾、軛首飾、軛肢飾、軓飾、踵飾、輿輢端飾，除了軛首飾以外，紋飾不論是正面或側面甚至立體的都具有「雙卷耳」饕餮，也就是虎紋饕餮，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們全都鑲嵌綠松石，因此很容易就找到所有相關的車器。這些鑲嵌綠松石虎紋器目前的狀況，並不易看出它們的紋飾，但是透過X-光照片，可以更清楚地看出它們的耳形都是相同的。這組器物在1136-1137中時代較早，軓飾與踵飾的構造比較簡單，兩者都需要以皮繩捆綁在軫上，它們的作用主要是裝飾，真正結構上的作用有限（圖十一）。

圖十一　 M1136 1137出土的一套車器。此組以鑲嵌綠松石為主要特色，所有的饕餮紋都是雙卷耳，應當是一種「虎紋」。

我們所選擇的第二組，也是相對地容易辨識，可以稱為「龍車」。此組的軓飾與踵飾的結構與前一部車相同，但紋飾較簡單，為主紋浮起的紋飾，雖然軓飾與踵飾的主紋不同，但是因為它們與夔龍紋形的軫飾與輢飾，以及飾以夔紋的輿輢端飾，形成了兩道畚箕形的排列，因此，可以確定它們是同一組的車器，其實軓飾的正面，也同樣裝飾著夔紋。輢飾與軫飾上整條都裝飾的夔紋形的裝飾，相當隆重。軎的紋飾有兩段，接近外側是蕉葉紋，插銷孔周的一圈，同樣是夔紋。此組車器在1136-1137中年代應該也是較早的（圖十二）。

圖十二　 M1136 1137出土的一套車器的一部分。此組紋飾以「夔紋」為主，所謂夔紋是側視的龍。 這部車可以稱為「龍車」。

第三組與前兩組就有截然的差異，它們的時代較晚也顯而易見。這組器物僅有軓飾與踵飾，軓飾套在軫上的部位仍然保持著弧度，說明這部車仍然具有畚箕形的輿。兩者最明顯的紋飾都是長鼻的動物（象），故這輛車可稱為「象車」。軫的前段的上面飾圓弧面，軓飾也相應做出圓弧面，上有兩方形孔，是用來插入軨的，一方面也可以阻止軓在左右方向地滑動，強化軫與輈的交接部位。更重要的是踵飾，這組踵飾分為兩段，一段是原來的T形擋板，但有一個半圓形的短筒，而且擋板上有一個扁長方形的孔，輈的尾部可以削成長方形，穿入此孔。短筒與此組的另外一半相接，這半邊是一個略呈半圓形的筒，直接可以套在輈尾部，其兩側有半環，可以用皮繩拉在擋板的半環上。如此，則可以解決輈一但受到拉力，有可能與輿脫離的窘境，以青銅構件改善木結構上的缺陷。這組車器，視覺效果變得沒有那麼重要，但是結構作用確很明顯（圖十三）。

圖十三　 M1136 1137出土的一套車器的軓飾與踵飾。此組注重結構的安全性。

第四組車器是在第三組車器之上，更進一步地強化了青銅車器的結構作用。它的軓飾做成了略呈半圓形的管，上面切開連結有弧度的半管以承軫，如此一來軫幾乎沒有左右滑動的可能。而其踵飾基本上好像把第三套踵飾的兩件焊接再一起，變成一個更穩定的結構。安裝的方式必須先把軫的尾部穿一個扁長方形的榫孔，而將輈的尾部削成扁長方形，可以為卯穿入軫與踵飾的擋板。先把軫安在踵飾上，然後把輈尾穿過踵飾的洞內，直入擋板的長方孔。擋板的兩側各有兩個扁長方形的孔，一方面仍可以綁住軫，另一方面，也可以連結踵飾管部兩側的半環，如此則車尾部結構完全沒有脫落的可能，前述軓飾上的承軫，其輿內側的部分比較高，在車的尾部安裝完成後，將車輿略往前拉，可以扣在輈飾的承軫上。輈與輿變成一體（圖十四）。這是到面前為止，殷墟的車器中最安全的一組。

圖十四　 M1136 1137出土的一套武丁時代較晚的車器。此組以結構超安全見長。

從以上四組車器，我們看到武丁時代的馬車的輿基本上都是畚箕形，軓都是有曲度的，這是商代早期馬車的特徵。在車器方面，我們看到以青銅構件改造馬車的兩種不同的企圖心，一種是讓車子又酷又炫，所以第一組使用大量的綠松石，產生金色以外的藍綠效果。另一組整個軫與輢上，都裝飾著整排金黃閃亮的夔龍，搭配紅色的底色，讓車子神氣十足。這兩組在1136-1137的車器中是比較早的。另一種企圖心是讓青銅構件產生強化結構的作用，主要力氣是用在軓飾與踵飾上。在1136-1137的車器中是比較晚的。也許這反應著武丁年輕時與年紀大時的不同心態，畢竟他的統治長達59年，晚年的考慮應當是「安全第一」。

尾聲

商王武丁在商代是一個很特別的君主，他對於草原的戰爭，參與的貴族引入了馬車，同時也引入了草原貴族把馬車作為身份的象徵。武丁本身顯然是一個馬車的收藏家，一生收藏了幾十輛的馬車，死後被放入墓附近的祭祀坑中。這種癖好，顯然並未「傳染」給其他的商王。所以HPKM1136 1137就成為一個獨特的現象。

商王朝的貴族把馬車作為身份的象徵，並未有系統地開發它們在軍事上的用途。我認為原因之一恐怕是他們的馬車主要是從北方草原進口，或俘虜草原畜牧者中的專家來造車。因為馬車少，商貴族一般而言對於駕車並不熟練，甚至有某種的畏懼感。

但是在公元前12到11世紀之間，商王朝的對頭之一周方在關中地區默默地壯大，他們處心積慮，經營實力。首先面對草原族群，在一系列戰鬥中取得勝利，並且收服許多草原族群，變成堅實盟友。有些草原貴族還接受周王朝的封賞（例如：陝西甘泉下寺溝墓葬）。除了有更多的人力挹注於反商陣營之外，我們認為草原族群的造車能力，可能也大幅地強化了周方的戰力。武王伐商的關鍵戰役——牧野之戰，文獻記載周方使用了三百輛以上的戰車衝殺，有學者（夏含夷，2005）認為這是東亞地區首次使用這種戰術，以至於商王朝雖然有相當明顯的人數優勢，但面臨大量戰車的衝撞，加上指揮事權未專一，商王朝的前方士卒在驚心動魄的馬蹄聲下，軍心鬆動，部分軍隊轉向企圖逃逸，造成商王朝方面的軍隊互相踩踏。周方精銳的步兵——數千名的虎賁跟進，展開一場大屠殺，商王朝的軍隊大潰散，死傷不計其數，有後世學者紀錄「血流漂樐（血流成河，盾牌都漂浮在上）」，根據《逸周書?世俘解》的記載，清點戰場以後紀錄的死亡人數高達十七萬多人（屈萬里，1980）。商王帝辛勉強逃脫到南單之台，見大勢已去，自焚而死。帝辛與妲己的屍體被周軍拖出，使用「輕呂刀」施以厭勝巫術以後，斬首，並將首級懸在大白旗上。妲己也受到相同的待遇，頭顱被懸在小白旗上。

這場戰役，非常關鍵，首先由漢語系的周方擊敗漢語系的商王朝，開啟了「漢字」制霸東亞世界的大門。從此以往「漢字」與它所產生的思維模式宰制了東亞幾千年。其次，它揭開了中國史上「車戰時代」的序幕，接著在下一個階段大的封國或擁有千乘的戰車，到了春秋時代大國則擁有戰車萬乘，在戰場馳騁上衝殺。但是，在商代這種景象是無法想像的。

參考資料

1.夏含夷（Edward Shaughnessy），〈中國馬車的起源及其歷史意義〉，《古史異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頁99-130。

2.李永迪主編，《殷墟出土器物選粹》（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9）。

3.Mizoguchi, Koji溝口孝司、Uichida Junko內田純子, 「The Anyang Xibeigang Shang royal tombs revisited: a social archaeological approach,」 Antiquity vol. 92, No. 363(2018): 709-723.

4.黃銘崇，〈畜牧者與農耕者之間：早期鄂爾多斯文化群與商文明〉，《周邊與中心：殷墟時期安陽及安陽以外地區的考古發現與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5），頁23-98。

5.黃銘崇，〈商代的鑾及其相關問題〉，《古今論衡》17(2007): 4-40。

5.王明珂，〈鄂爾多斯及鄰近地區專業化游牧的起源〉，《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5.2(1994): 375-434。

6.韓炳華，《晉西商代青銅器》（北京：科學出版社，2017）。

7.屈萬里，〈讀周書世俘篇〉《書佣論學集》（台北：台灣開明書店，1980），頁413-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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