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戰：解碼江南文化

江南文化

在長三角一體化上升為國家戰略的當下，弘揚江南文化，必須著眼於中國大局，江南文化是長三角一體化的共同精神家園。而一體化與區域合作、協同發展的差別在於，它需要共同的精神家園，大家在文化上需要相互有凝聚力，有認同感。因此，長三角一體化上升為國家戰略不僅具有文化上的基礎，而且要重視文化上的基礎。

原文 ：《解碼江南文化》

作者 |上海社聯主席 王戰

圖片 |網路

從地域文化到全國文化中心

江南文化可以分成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南宋以前，以歷史的角度來說，稱之為吳越文化，從地理角度說則是江南文化，屬於地域文化。其範圍眾說紛紜，沒有定論。

第二個階段為南宋。因為當時宋高宗渡江，以臨安（今杭州）為行都，中央政權轉移到南方，伴隨著政治中心、經濟中心的南移，江南文化從原來等同於嶺南文化、燕趙文化等地域文化，上升為中國文化中心。雖然2500年以來曲阜一直是孔子的家鄉，但隨著南宋政治中心的轉移，作為王權文化代表的孔家，其中兩支也南下，在衢州形成了南孔。

大運河貫通南北之後，帶來商業文化的繁榮，這對南方的對外經濟交流起到重要作用。絲、茶等的產地都在江南，農業、商業、文化的繁榮多賦江南。因此，從經濟的角度，這一階段的江南文化我稱之為運河文化。其實大運河有兩種形態。長江以北的大運河是一條人工河，長江以南的大運河則是運河的網，以太湖為中心。本來太湖以東都是濕地，由於農耕經濟的發展，開鑿了人工河，船運通過這一運輸網解決了遠距離運輸的問題，降低了運輸成本，打破了自給自足的農業、商業形態，成為推動江南商業、文化繁榮的重要基礎。

因此，三個中心的南移使江南文化超脫了一般的地域文化概念，這是江南文化的一個重要階段，我比較關注南宋以後整個江南文化的發展。其中有一個變化值得注意，即南宋以後元朝都城重新遷回北京，明朝只是短暫地定都應天（南京），後來又遷都北京。因此，在南宋王朝文化與江南文化是融合的，這主要體現在朱子思想上，他與孔子學說一脈相承。但元朝時曾有過藏傳佛教與全真教的辯論，後來忽必烈判定八思巴贏。因此，北京作為元大都在這一階段承繼的文化是藏傳佛教，並不是以孔子儒學為代表的王朝文化。

由此，江南文化相對脫離了王朝文化，其文化有一個轉向，但經濟中心依然在江南。作為中國文化的中心之一，元以後，江南文化更側重與農耕社會結合，代表人物為王陽明，他強調經世致用，即為當時發達的江南經濟所用，為農耕社會所用。所以我認為，讀歷史，還要講歷史唯物主義，從其經濟社會沿革來看江南文化的發展脈絡，從政治的變遷來解讀。

紅色文化：在海派文化中做出的選擇

第三個階段為海派文化。中共上海市委書記李強現在講「三個文化」，我覺得非常準確，並且具有現實意義。對海派文化的理解應該上溯到晚明，即16世紀後期至17世紀初，其源頭應該是土山灣文化。如果說大運河造就了南宋以後南北文化的一次碰撞，形成了新儒學，形成了高於地域文化的江南文化。海派文化實際就是江南文化與西方文化的碰撞。這個碰撞的前兆首先是互通有無，即把中國經典的東西翻譯到西方，同時把西方經典的東西翻譯到中國。當然，在這之前傳教士和旅行家做了很多事情，比如馬可波羅的遊記等，但系統地把中國經典翻譯出去、西方經典翻譯進來，則是利瑪竇、徐光啟等在土山灣做的事情，土山灣文化的傳承一直到馬相伯、蔡元培。在民國前，西方著作的翻譯90%在上海；最早的西方文化傳播影響中國，諸如辦報紙、雜誌以及出版印刷等也是在上海。甚至當時造就了一個歷史現象，西方從文藝復興到思想啟蒙運動的前半段，東學西漸，對歐洲文化起了很大的助推作用，經濟上湧現了弗朗斯瓦·魁奈的重農學派，文學上伏爾泰改編《趙氏孤兒》等，政治上的科舉制度、文官制度等。到了思想啟蒙運動的後半段、工業革命之後，東學西漸才由西學東漸所替代。

海派文化作為第三階段江南文化的代表，主要發生在上海，但不局限於上海，溫州、寧波、南通等地均認為他們的地方文化是海派文化。這說明，海派文化是以江南文化為源頭，與西方文化的一次交流和碰撞。正是因此，中國人民選擇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共產黨在上海誕生，於是有了紅色文化。這是海派文化中我們做出的一項選擇。在改革開放前我們不怎麼肯定海派文化，甚至一度成為敏感領域。因此，在很長一段時間，囿於種種原因，海派文化往往局限在小圈子裡，比如徐志摩、張愛玲、鴛鴦蝴蝶派等，一種不同於鄉土文學、以洋里洋氣為特徵的文化，這對海派文化造成很大的誤讀。現在重提海派文化，在某種程度上是對海派文化的正名，即她是江南文化的第三個階段，以江南文化為源頭，是中西文化在近代史上的一次交流、碰撞。而這對中國近代發展最有意義的事件就是形成了紅色文化。

江南文化反哺：中國的文藝復興

江南文化在某種程度上還有反哺功能。大運河打通南北貿易，而水運除了運輸成本低之外，還有慢的特點，這帶來文化的持續交流，形成了五方雜處的局面。中國的戲劇唯有在上海形成這一特點：北方京戲、廣東粵劇、浙江越劇、江蘇淮劇及評彈等，在大運河基礎上，中國的戲曲文化第一次形成了全國的形式，也包括崑曲的北上。

中國大運河帶來了南北文化融合，江南文化亦反哺北方文化，從小說、戲劇到酒文化、餐飲文化，不僅僅局限於人文。中國的名酒最早不是茅台酒，而是運河沿途的酒，比如北京的二鍋頭、江南的女兒紅，主要的名酒往往產生在南北交匯碰撞的地方。喝了酒要下菜，所以中國早期的京、魯、淮揚、蘇幫四大名菜誕生。大家坐在一桌，閑聊、聽戲，在南來北往交匯的淮安到揚州之間，崑曲為什麼會繁榮？在蘇州的虎丘《長生殿》唱了三天三夜，這與運河的慢文化有關係，冬天從天黑到深夜有幾個小時，咿咿呀呀的水磨調慢慢聽、慢慢磨。現在振興崑曲，難度是很大的，生活節奏不一樣了，人們沒有耐心和時間。不聽戲的時候，往往自己講故事，相互聊，於是聊出了明清小說，白話文逐步取代了文言文。經查證，四大名著《紅樓夢》《水滸》《西遊記》《三國演義》其作者都生活在揚州和淮安之間運河附近。因為中國南方和北方文化存在差異，大家在這裡碰撞，形成了很多思想的火花，從而留下了許多文學的典故。建築方面，北京有蘇州橋、昆明湖，這是蘇州園林藝術的北上，甚至明清紫禁城的材料以及工匠都是從南方北上。

在某種程度上，大運河催生了中國真正的文藝復興，而西方的文藝復興實際上只是人文復興。

文章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646期第6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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