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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快樂教育的共識,中國教育還要輸多久

文/唐映紅,高校心理學教師,自由撰稿人。


前幾天,在從重慶回成都的城際火車上,與鄰座的一位老師攀談了起來。

她是一名小學的數學老師。談到小學教師的待遇時,她說單靠工資根本沒法好好地生活,課餘給學生補習數學的收入輕鬆就能超過工資,而且也不累,每周末半天就夠。她給學生補習奧數,每名學生每次課收費160元,現在已經有超過15名學生報名。

她談到有一名學生,成績不好,學習習慣很糟糕,但家長死活要求把孩子送進奧數班,她委婉地提醒過好多次,但經不起家長的再三堅持,勉為其難把這名孩子也招進來了。她說,有什麼辦法,家長盛情難卻嘛。

其實,教育部門近年來,頒發過數次禁令,嚴禁中小學在任教師給學生有償補課;而且,教育部門十多年來也頒發了一道比一道嚴厲的「禁奧令」,叫停奧數競賽、取消奧數培訓、嚴禁奧數成績與招生掛鉤。

我問她,你這算不算違規「頂風作案」?她笑了,不允許補課,我就辭職不做教師了唄。風輕雲淡。

我無意評價教師私下給學生補課的事情,感興趣的是為什麼有那麼多家長趨之若鶩地驅趕孩子去學奧數,包括那些明顯缺乏數學天賦,連正常的課業都跟不上的孩子,家長也不惜一切代價要給孩子安排學奧數。

在我看來,家長門之所以會如此踴躍地送孩子去學習奧數,大概率源於多年來中國家長們前赴後繼的流行性教育焦慮綜合征。任何有可能提高孩子課業成績,有可能提高孩子小升初、初升高入讀名校概率,城市中產家庭的父母們不遺餘力,不計代價地願意Hold住一切機會。至於是不是真的對孩子就是有益,他們其實已經無暇思考。

「禁奧令」就是在這種背景下出台的,其初衷是想從源頭上掐斷家長們教育焦慮綜合征的念想。不過,有需求就有供給,這是經濟鐵律,需求越旺盛,供給就越積極,概莫能外。


數年來,一道道「禁奧令」的頒發,確實叫停了社會上公開的奧數培訓,以及剎住了名校通過奧數考試來篩選學生的風氣。不過,那些中學名校面對烏泱烏泱湧來報名的人潮,要10比1、20比1、甚至50比1地挑選出真正優秀的生源,不讓考「奧數」,那就考「超綱」,換個標籤的遊戲罷了。

既然中學名校招錄篩選始終是要通過考試來從高到低錄取的,那麼提前給孩子「超綱」補習,對於大多數城市中產父母來說就能確保孩子不輸在起跑線上。這就是社會心理的共識,也就是家長們集體對「禁奧令」不以為然,甚至大加抵制的社會心理基礎。教育部門管得了學校,培訓機構,管不了家長的需求和期望呀。

城市中產父母們的教育焦慮綜合征透過前不久羅馬尼亞舉辦的第11屆數學大師賽中國隊的鎩羽而歸而集中地表達了出來。數學大師賽是中學生數學競賽中難度最高的賽事,也是中國以國家隊名義組隊參賽的3項中學生數學國際賽事之一。相比於歷史上中國隊在各種中學生數學奧賽上摘金如探囊取物,這次數學大師賽中國只取得團體第6名,個人最好成績15名。而且,幾年來,中國隊都未曾取得過好成績,未曾重現過歷史上曾屢屢綻放的中國風采。

羅馬利亞大師賽的「失利」後,家長們的輿論開始集中火力痛批「禁奧令」,順帶地,把「減負」也一股腦兒地杯葛了,一些家長乾脆把自己一知半解的「快樂教育」也抵制了。

我的朋友,一位天資聰穎孩子的母親,侯虹斌老師也加入痛批和杯葛的輿論洪流,在騰訊·大家上發文《作為一個奧數金牌選手的家長,我堅決反對快樂教育》。

客觀地講,侯老師所批評的「禁奧令」確實有其不足之處。任何一刀切的禁止,特別是在罔顧社會需求的語境下一刀切地頒髮禁令,高概率會造成「高標準立法,普遍性違法,選擇性執法」的窘境。奧數當然不是洪水猛獸,對於那些天資聰穎,學有餘力的學生來說,學習奧數能更好地發展他們的智力資源,更好地促進他們成才。

道理其實很簡單,「因材施教」四個字足矣。

學校教育的性質是公共教育,公共教育的教學大綱和考試標準無論怎麼劃線,都不可能適應所有的學生。在自然的情況下,學生的天資稟賦是呈高斯分布的,即大多數學生的天資在平均水平附近對稱分布,但總會有一些學生遠遠超過平均線,另一些學生遠遠低於平均線。那麼,對於遠遠超過平均線的那部分學生,針對大多數學生水平制定的教學大綱和考試標準顯然就淺顯了,不足以充分開發他們的智力資源,呈現出「吃不飽」的現象。如果再加上「減負」,降低教學大綱和考試的要求標準,實際上就是對這部分天資聰穎孩子智力資源的浪費。

所以,我能理解侯虹斌老師作為一名天資聰穎孩子的母親的焦慮和不安,作為一名思考者和寫作者,侯老師從對自己孩子的擔憂升華到對國家教育的擔憂,難能可貴。在反對一刀切的「禁奧令」問題上,我與侯老師沒有分歧。

對於近年來越來越嚴厲和高調的「減負」,我曾專門寫過一篇文章來談自己的看法,《把「減負」的權柄交還給家長》,標題就足以彰顯我的觀點。公共教育提供適應大多數學生的普適性教育,這樣的教育標準和要求肯定要「」,使絕大多數學生通過努力就能取得好成績。但是,是給孩子「加負」還是「減負」,權柄應該由家長來掌控,而不應該是教育部門,也不應該是學校。

侯虹斌老師恰好有一名天資聰穎的兒子,他「沒有上過任何訓練班,都是在家裡自學」,就能「跳級參賽」,並且「拿過兩枚全國總決賽金牌和幾枚銀牌,還有多枚省級金牌銀牌」。

沒錯,任何有這樣天資聰穎的孩子的父母,都應該有在學校教育之外給孩子提供進一步智力開發的資源和機會,例如奧數培訓班。如果一刀切地禁止社會培訓機構舉辦奧數培訓班,天資聰穎的孩子父母將無法真正的幫到自己的孩子。

可是,有多少孩子像侯虹斌老師的孩子那樣天資聰穎呢?從智商測試的指標來看,智商超過140的孩子占人群的比例為0.5%;智商超過160的孩子占人群的比例為0.04%。能夠在省級乃至全國比賽中榮膺金牌,智商應該在160以上,平均1萬名學生中,有4名。

還有99.5%的孩子呢?還有99.96%的孩子呢?


確實,歷史上中國組隊參加各種中學生學科奧賽,國際奧林匹克數學競賽(IMO)、國際物理學奧林匹克競賽(IPhO)、國際化學奧林匹克競賽(IChO)、國際信息學奧林匹克競賽(IOI),曾經以碾壓式優勢壟斷榜首,常常是參賽3名選手,摘取3枚金牌;甚至壟斷個人成績的前三名。

這其實就是社會輿論對前不久中國隊在羅馬尼亞大師賽鎩羽而歸而感到憤怒的主要原因。

可是,二十多年來我們的中學生取得如此佳績有意義嗎?看看近40年,中國教育可曾培養出一名數學菲爾茲獎的得主?沒有,0!中國教育可曾培養出一名諾貝爾物理學獎的得主?沒有,0!中國教育可曾培養出一名諾貝爾化學獎的得主?沒有,0!中國教育可曾培養出一名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得主?沒有,0!

0!0!0!0!

為什麼青少年時候的輝煌總是曇花一現,成年以後就迅速平庸化?

與國外接受奧數教育的只是少數天資聰穎的學生不同,一度中國社會城市裡學習奧數的學生幾乎是「全民皆奧」。可是,為何數學成就不能像「全民皆乒乓」的乒乓球運動一樣輝煌呢?別說「輝煌」,我們是0記錄,甚至無法揣度與其他國家的差距。

在我看來,這次羅馬尼亞大師賽的鎩羽而歸,才是中國隊的真實水平。

歷史上,中國通過層層選拔,通過全國中學生數學競賽、化學競賽、物理學競賽挑選一等獎中的優秀者,集中強化訓練;然後從集訓隊中一次次,一輪輪比賽篩選,跳出最優秀的幾名學生組隊參加國際中學生奧賽,與其他國家全憑個人興趣,自己掏腰包參加培訓,民間組織和選拔組隊的選手同場競技,多拿幾枚金牌有什麼值得誇耀的?

可想而知,能夠代表中國隊去參加國際奧賽的都是絕頂的天才,他們的天資聰穎水準算得上是千萬里挑一。我們不妨看看其中一些例子。

柳智宇,高中畢業於華師附一中,曾代表中國隊於2005年、2006年連續兩年參加IMO,分別摘取2枚金牌,其中第二枚是滿分金牌。後保送北大。入讀北大後,厭學、厭世,身體痛苦,精神萎靡,以致沉溺佛經。北大畢業後放棄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全額獎學金,以居士身份到京郊龍泉寺入住,並在不久後落髮為僧,法號賢宇。

與柳智宇連續兩年同場競技的德國少年彼得·舒爾茨,後者也是分別摘取兩枚金牌,但稍遜柳智宇的是,沒有滿分金牌。入讀大學後,3個學期取得學士學位,又用2個學期取得碩士學位,在他碩士畢業的那年,又獲得博士學位。接下來24歲被伯恩大學聘為教授,而且是W3級的教授,德國最高級別的教授,之後獲得一系列國際學術獎項,包括去年榮膺的菲爾茲獎。

彼得·舒爾茨

柳智宇是偶然的個案么?NO!

比柳智宇還要聰穎的付雲皓,高中畢業於清華附中,曾代表中國隊於2002年、2003年連續兩年參加IMO,蟬聯滿分金牌,整個IMO歷史上,只有2人能做到。他之後也被保送北大,可是一入北大就厭學,厭學到多嚴重呢?第一學期的《軍事理論》課就掛了,全年級唯一掛科的學生。後來因掛科太多被勸退。

付雲皓的故事被媒體報道後,曾因價值觀引發網路熱議

絕頂的天才尤為如此,那麼多天資平平,沒有數學天賦卻被父母驅趕著去學奧數的學生呢?我在高校教了10多年書,可以負責任地說,歷屆我教過的學生中,厭學的比例沒有低於過50%。如果說我執教的只是一間普通的二本院校,那麼北大情況又如何呢?北京大學心理健康教育與諮詢中心的徐凱文博士曾對北大新生做過普查,其中超過30%的學生厭學超過40%的學生感受不到生活的意義,甚至生無可戀。

試問天下父母,誰願意自己家的孩子厭學、厭世,沒有生命的活力,沒有生活的熱情?問題是,超過四成的北大新生就是這樣的孩子!


所以這麼多年來來才有「素質教育」的提法。

早在20多年前,我還在中央教所(現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工作時,就在倡導「素質教育」。記得當時對「減負」的要求就是小學一二年級不允許把書包背回家。

所謂的「素質教育」不是簡單地把孩子塞進各種特長訓練班,學鋼琴,學古箏,學國學,學拉丁舞,等等,而是著眼於培養學生的全面發展的素質。「素質教育」是針對「應試教育」提出來的,其要義是相比於課業成績,考試分數,學生的熱情、興趣、好奇心、思維方式、探索精神是更為重要的質素,而不僅僅是會幾種樂器,會跳拉丁舞之類。

當越來越多國外中小學教育的比較教育信息傳播進國內,「快樂教育」又被提了出來。侯虹斌老師旗幟鮮明地反對「快樂教育」,固然有她自己的擔憂和理由,但是,她與很多家長一樣,誤解了「快樂教育」。

「快樂教育」的要義不是望文生義的玩樂,其實是對教師和學校提出了更高的標準,要求教育要建立在使孩子感到快樂的基礎上,要求在遊戲中、活動中開展教育,寓教於樂。

為什麼我們高校的大學生中有那麼高比例的厭學?為什麼在青少年時代能展現基礎教育輝煌成果,成年後就普遍地平庸化,乏善可陳?為什麼我們的一代又一代年輕人,普遍缺乏生活的熱情,看不到生命的活力?

在我看來,「素質教育」與「快樂教育」本就是一脈同門,這兩個概念可以互換。作為孩子的家長,當然可以在自己的家裡踐行「虎狼教育」或者「精英教育」,但是,對於普適性的公共教育,如果教育官員、校長和教師沒有「快樂教育」的共識,那才更可能是民族的災難。

簡單地說,「快樂教育」就是要致力於讓每一個學生能把學習行為與快樂體驗聯繫在一起,把勤奮感與成就感聯繫在一起。道理如此之簡單,一個孩子,他更願意對快樂的事情感興趣和孜孜以求,還是對痛苦體驗的事情感興趣和孜孜以求?一個孩子,他更願意對付出努力後得到賞識和讚許繼續保持努力,甚至更加努力,還是付出努力後承受壓力,感到羞辱繼續保持努力?這在心理學、教育學裡是如此簡單的常識,行為主義最基本的強化原則,這麼多年來竟然被無視。

問題是,我們現時代的教育,無論是學校教育還是精英教育,一個付出努力,只是沒有取得好成績的孩子大概率會受到訓斥和羞辱;大多數孩子是在沉重的壓力負荷和須臾也不敢放鬆的焦灼中感受學習帶來的的情緒體驗。進入高校後厭學和厭世不過是這樣的教育自然而然結出的苦果。

因為一個天資聰穎的孩子的未來發展不便就反對「快樂教育」,罔顧數以百萬計,千萬計的大批孩子在厭學、厭世中煎熬,這是我要批評侯虹斌老師文章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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