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部最特別的「性文化史」
「你想要特殊服務嗎？」
「多少錢？」
「15美元。」
太貴了，他想。但在性慾勃起的狀態下無心討價還價，所以他點了點頭——以寫作非虛構作品《鄰人之妻》的名義，記者蓋伊·特立斯（Gay Talese）走進了家附近的按摩店。
蓋伊·特立斯 （@視覺中國）
這本關於美國上世紀50到70年代性觀念變革的書，於1981年出版，其中有《花花公子》創始人休·海夫納和他的肉體王國、性自由的群交社區、迷失在開放關係里的中產夫婦，以及歷代色情出版商如何控告和被控告。
特別的是，最後一名被訪者是蓋伊·特立斯，作者本人。像對待任何受訪者一樣，特立斯用第三人稱客觀記錄了這位蓋伊·特立斯先生出軌，加入自由性愛俱樂部，接受特殊服務。
上世紀80年代的美國讀者為其中性描寫尺度震動，更為作者自毀式採訪震動。業界對這本書的評論十分兩極：有的認為「噁心」，有的認為是「當之無愧的文化史書」。當年，這本非虛構作品在美國爆紅，連續3個月位列暢銷書，連續10周位列《紐約時報》暢銷榜排名第一。
近40年後，《鄰人之妻》中文版首次問世。
01
「要做愛，不要作戰」
和同為義大利籍的導演科波拉一樣，特立斯善於調度場景。
《鄰人之妻》第一個鏡頭，少年哈羅德在緊鎖的房門背後對著雜誌上的裸體模特自慰——這是上世紀50年代的芝加哥，保守的清教主義餘威仍在。特立斯小時候的教會學校建議男生交叉胳膊睡覺，既神聖，又能防自慰；他大二時，還因害羞不敢買男性雜誌。但與此同時，青黴素的發明緩解了梅毒恐懼，加上物極必反，性解放浪潮初現端倪。
1953年，退伍大兵休·海夫納決定搞出一本男性雜誌：要和《閣樓》那種屁股大腿集中營或清心寡欲的教科書《陽光與健康》完全不同，不僅裸體，還要性感有格調，是單身男子能拿上檯面的願望清單。這份新雜誌被命名為《花花公子》——一個令海夫納想到菲茨傑拉德爵士時代的名字。
上世紀60年代反戰運動中，美國人喊出「要做愛，不要作戰」，將大麻搖滾樂混著酒精和避孕藥一同吞下。離婚率急劇上升，人們不想結婚，從1960年到1976年，20到24歲的未婚人數翻了一倍。群交、性自由社區、開放式婚姻，美國是厄普代克小說里的「肉體樂園」，人們用各種方式實驗自由的極端。
休·海夫納（Hugh Hefner）於1966年6月26日從芝加哥來到倫敦機場，隨行的是「花花公子兔子」（Playboy Bunnies）。他在首都倫敦的花花公子俱樂部開幕。（@視覺中國）
美國性觀念的急劇轉型讓特立斯覺得有趣，從業以來，他一直致力於寫「人類史」。他開始尋找能講出故事的人。
他找到保險銷售布拉洛。布拉洛死水一潭的中產生活被一次外遇打破，外遇對象的丈夫卻盛讚布拉洛讓自己妻子獲得快樂，並邀請他參加家庭聚會。進入聚會，布拉洛震驚地發現，所有男女都不穿衣服。
半自願半無奈，布拉洛夫婦成為砂岩社區的一分子。這是個性自由的俱樂部，「自願共享伴侶以克服佔有慾，得到精神和肉體升華」。這類社區在當時並不罕見，它們自比烏托邦，有的甚至打破傳統家庭架構，過起群居生活，生下孩子集體撫養。
普通男人布拉洛無法享受其中，尤其是看到保守的妻子對砂岩越來越身心依賴。特立斯花大量時間和布拉洛呆在一起，同一個問題問10遍。沒有錄音筆，不帶筆記本（「太重了」），只用一支筆和用襯衫紙板裁成的細長紙條做記錄。
對記者來說，拿到料是最重要的事。而特立斯是那種手握猛料，反而會提醒被訪者「你的故事很有趣，人們會很愛讀，但是聽著，家人會因此離開你嗎？你會不會因此丟掉工作？」的人。在他看來，記者和被訪者的關係不是信息的索取者和供應方，而是「一種私密的夥伴關係」：「我想陪他們共度時光，直到了解他們的想法。」
特立斯拿到了布拉洛的日記，是在妻子被砂岩社區勾引走後心碎時期寫下的，這些隱秘的內心獨白，成為探討人們在性自由浪潮中如何迷失的重要依據。然而出版前，布拉洛突然反悔，不願出現在書中。特立斯立刻飛去他家，和他進行了一番長談：「你已經站出來了，你不能對自己撒謊了。那時候你是站在時代前沿。」
採訪過特立斯的《巴黎評論》記者提到他有一種迷人又讓人緊張的氣質，令被訪者難以抗拒。最終，這些懺悔時也未必吐露這麼多秘密的被訪者們，全數真名出場。
在本書扉頁，特立斯寫下那行平淡而觸目驚心的說明：所有人名，場景與事件，全部屬實。
02
成為被訪者中的一員
《鄰人之妻》出版那年，是特立斯作者生涯中「最好也最壞的一年」。
該書轟動美國，他的銀行賬戶多了400萬美元，其中包括史上最貴電影改編版權費。儘管如此，特立斯相信「許多讀者買書的動機就錯了」。
他的判斷沒錯。評論界聚焦該書題材和作者介入，給予惡評。《華盛頓明星報》評價「諂媚讀者」；《時代》表示該書「慘不忍睹」；《紐約時報》認為「難道能指望他從性愛中講出什麼道理？」
在本書後記里，特立斯失望地寫道：「我寫了什麼，為什麼寫，如何寫，反而沒什麼人關注」，「不忠的原因，沒多少人關心」。
特立斯不想只做個新聞記者，因為新聞是速朽的。他喜歡傳統和變革的衝突，他只想關心普通人在動蕩時期在想什麼做什麼，「我想寫那些有長期價值的東西，像一篇短篇小說，或是一首詩。」
這位出稿效率奇低的記者開創了一種新的新聞寫法。無數人寫過紐約，只有他的《紐約：一位獵奇者的足跡》知道紐約人每分鐘眨眼28次，每天喝掉46萬加侖啤酒，純用數字和文學化白描了這座城市——特立斯被新聞界譽為「新新聞主義」的代表，用文學化手法進行非虛構寫作，這種寫作方式影響了一代人。
《鄰人之妻》中，特立斯想比之前更進一步。
編輯本書時，由於對被訪者隱私極度細緻的描寫，中文版編輯朱藝星一度產生疑惑：「作者是怎麼知道的？一個人怎麼可能把這麼隱私的事告訴別人？」特立斯顯然預料到了這點，他給自己提供了在場證明：成為他們中的一員，由此告訴讀者，這個世界是什麼樣的。
最後一章，特立斯以同樣的坦誠寫下自己9年來寫作本書期間，為進入「性自由」世界做的自毀式努力：接受按摩女郎服務，說服她們在服務期間為自己記錄所思所見，甚至親自經營過一家按摩院；儘管支持他的人類學研究，開明的妻子也曾離家出走過。
他不是那種功利的高高在上的研究者，他將自己視為被訪者的一分子。閱讀按摩師日記時，他從各種按摩女郎和尋求安慰的男人中「看到了自己」。《鄰人之妻》用溫柔的筆觸描繪這些按摩小姐，稱其為「沒有執照的治療師」，他得出了和索爾·貝婁一樣的結論：許多人躺上特殊服務按摩台，只是孤獨到希望被人摸摸。
特立斯的雄心是「將非虛構寫作提升到前人未至之境」，他為自己設定的對手是厄普代克、菲利普·羅斯和菲茨傑拉德。儘管他以小說家的標準要求自己，他卻從來不想寫小說：「好小說家太多了，但好的非虛構作家不多，競爭沒有那麼激烈。」
「我很懷疑任何所謂田野工作者敢說在個人捲入方面超過特立斯……他努力理解這個世界，同時也成為世界的組成部分。」《鄰人之妻》剛出版時的惡評如潮期，有一名哈佛醫學院人文教授寫下了這樣的正面評價。
……
以上內容節選自Vista看天下APP《號外》」十天讀書會「欄目。至樂不如讀書，十天讀一本好書，讓時光不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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