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部最特別的「性文化史」
「你想要特殊服務嗎?」
「多少錢?」
「15美元。」
太貴了,他想。但在性慾勃起的狀態下無心討價還價,所以他點了點頭——以寫作非虛構作品《鄰人之妻》的名義,記者蓋伊·特立斯(Gay Talese)走進了家附近的按摩店。
蓋伊·特立斯 (@視覺中國)
這本關於美國上世紀50到70年代性觀念變革的書,於1981年出版,其中有《花花公子》創始人休·海夫納和他的肉體王國、性自由的群交社區、迷失在開放關係里的中產夫婦,以及歷代色情出版商如何控告和被控告。
特別的是,最後一名被訪者是蓋伊·特立斯,作者本人。像對待任何受訪者一樣,特立斯用第三人稱客觀記錄了這位蓋伊·特立斯先生出軌,加入自由性愛俱樂部,接受特殊服務。
上世紀80年代的美國讀者為其中性描寫尺度震動,更為作者自毀式採訪震動。業界對這本書的評論十分兩極:有的認為「噁心」,有的認為是「當之無愧的文化史書」。當年,這本非虛構作品在美國爆紅,連續3個月位列暢銷書,連續10周位列《紐約時報》暢銷榜排名第一。
近40年後,《鄰人之妻》中文版首次問世。
01
「要做愛,不要作戰」
和同為義大利籍的導演科波拉一樣,特立斯善於調度場景。
《鄰人之妻》第一個鏡頭,少年哈羅德在緊鎖的房門背後對著雜誌上的裸體模特自慰——這是上世紀50年代的芝加哥,保守的清教主義餘威仍在。特立斯小時候的教會學校建議男生交叉胳膊睡覺,既神聖,又能防自慰;他大二時,還因害羞不敢買男性雜誌。但與此同時,青黴素的發明緩解了梅毒恐懼,加上物極必反,性解放浪潮初現端倪。
1953年,退伍大兵休·海夫納決定搞出一本男性雜誌:要和《閣樓》那種屁股大腿集中營或清心寡欲的教科書《陽光與健康》完全不同,不僅裸體,還要性感有格調,是單身男子能拿上檯面的願望清單。這份新雜誌被命名為《花花公子》——一個令海夫納想到菲茨傑拉德爵士時代的名字。
上世紀60年代反戰運動中,美國人喊出「要做愛,不要作戰」,將大麻搖滾樂混著酒精和避孕藥一同吞下。離婚率急劇上升,人們不想結婚,從1960年到1976年,20到24歲的未婚人數翻了一倍。群交、性自由社區、開放式婚姻,美國是厄普代克小說里的「肉體樂園」,人們用各種方式實驗自由的極端。
休·海夫納(Hugh Hefner)於1966年6月26日從芝加哥來到倫敦機場,隨行的是「花花公子兔子」(Playboy Bunnies)。他在首都倫敦的花花公子俱樂部開幕。(@視覺中國)
美國性觀念的急劇轉型讓特立斯覺得有趣,從業以來,他一直致力於寫「人類史」。他開始尋找能講出故事的人。
他找到保險銷售布拉洛。布拉洛死水一潭的中產生活被一次外遇打破,外遇對象的丈夫卻盛讚布拉洛讓自己妻子獲得快樂,並邀請他參加家庭聚會。進入聚會,布拉洛震驚地發現,所有男女都不穿衣服。
半自願半無奈,布拉洛夫婦成為砂岩社區的一分子。這是個性自由的俱樂部,「自願共享伴侶以克服佔有慾,得到精神和肉體升華」。這類社區在當時並不罕見,它們自比烏托邦,有的甚至打破傳統家庭架構,過起群居生活,生下孩子集體撫養。
普通男人布拉洛無法享受其中,尤其是看到保守的妻子對砂岩越來越身心依賴。特立斯花大量時間和布拉洛呆在一起,同一個問題問10遍。沒有錄音筆,不帶筆記本(「太重了」),只用一支筆和用襯衫紙板裁成的細長紙條做記錄。
對記者來說,拿到料是最重要的事。而特立斯是那種手握猛料,反而會提醒被訪者「你的故事很有趣,人們會很愛讀,但是聽著,家人會因此離開你嗎?你會不會因此丟掉工作?」的人。在他看來,記者和被訪者的關係不是信息的索取者和供應方,而是「一種私密的夥伴關係」:「我想陪他們共度時光,直到了解他們的想法。」
特立斯拿到了布拉洛的日記,是在妻子被砂岩社區勾引走後心碎時期寫下的,這些隱秘的內心獨白,成為探討人們在性自由浪潮中如何迷失的重要依據。然而出版前,布拉洛突然反悔,不願出現在書中。特立斯立刻飛去他家,和他進行了一番長談:「你已經站出來了,你不能對自己撒謊了。那時候你是站在時代前沿。」
採訪過特立斯的《巴黎評論》記者提到他有一種迷人又讓人緊張的氣質,令被訪者難以抗拒。最終,這些懺悔時也未必吐露這麼多秘密的被訪者們,全數真名出場。
在本書扉頁,特立斯寫下那行平淡而觸目驚心的說明:所有人名,場景與事件,全部屬實。
02
成為被訪者中的一員
《鄰人之妻》出版那年,是特立斯作者生涯中「最好也最壞的一年」。
該書轟動美國,他的銀行賬戶多了400萬美元,其中包括史上最貴電影改編版權費。儘管如此,特立斯相信「許多讀者買書的動機就錯了」。
他的判斷沒錯。評論界聚焦該書題材和作者介入,給予惡評。《華盛頓明星報》評價「諂媚讀者」;《時代》表示該書「慘不忍睹」;《紐約時報》認為「難道能指望他從性愛中講出什麼道理?」
在本書後記里,特立斯失望地寫道:「我寫了什麼,為什麼寫,如何寫,反而沒什麼人關注」,「不忠的原因,沒多少人關心」。
特立斯不想只做個新聞記者,因為新聞是速朽的。他喜歡傳統和變革的衝突,他只想關心普通人在動蕩時期在想什麼做什麼,「我想寫那些有長期價值的東西,像一篇短篇小說,或是一首詩。」
這位出稿效率奇低的記者開創了一種新的新聞寫法。無數人寫過紐約,只有他的《紐約:一位獵奇者的足跡》知道紐約人每分鐘眨眼28次,每天喝掉46萬加侖啤酒,純用數字和文學化白描了這座城市——特立斯被新聞界譽為「新新聞主義」的代表,用文學化手法進行非虛構寫作,這種寫作方式影響了一代人。
《鄰人之妻》中,特立斯想比之前更進一步。
編輯本書時,由於對被訪者隱私極度細緻的描寫,中文版編輯朱藝星一度產生疑惑:「作者是怎麼知道的?一個人怎麼可能把這麼隱私的事告訴別人?」特立斯顯然預料到了這點,他給自己提供了在場證明:成為他們中的一員,由此告訴讀者,這個世界是什麼樣的。
最後一章,特立斯以同樣的坦誠寫下自己9年來寫作本書期間,為進入「性自由」世界做的自毀式努力:接受按摩女郎服務,說服她們在服務期間為自己記錄所思所見,甚至親自經營過一家按摩院;儘管支持他的人類學研究,開明的妻子也曾離家出走過。
他不是那種功利的高高在上的研究者,他將自己視為被訪者的一分子。閱讀按摩師日記時,他從各種按摩女郎和尋求安慰的男人中「看到了自己」。《鄰人之妻》用溫柔的筆觸描繪這些按摩小姐,稱其為「沒有執照的治療師」,他得出了和索爾·貝婁一樣的結論:許多人躺上特殊服務按摩台,只是孤獨到希望被人摸摸。
特立斯的雄心是「將非虛構寫作提升到前人未至之境」,他為自己設定的對手是厄普代克、菲利普·羅斯和菲茨傑拉德。儘管他以小說家的標準要求自己,他卻從來不想寫小說:「好小說家太多了,但好的非虛構作家不多,競爭沒有那麼激烈。」
「我很懷疑任何所謂田野工作者敢說在個人捲入方面超過特立斯……他努力理解這個世界,同時也成為世界的組成部分。」《鄰人之妻》剛出版時的惡評如潮期,有一名哈佛醫學院人文教授寫下了這樣的正面評價。
……
以上內容節選自Vista看天下APP《號外》」十天讀書會「欄目。至樂不如讀書,十天讀一本好書,讓時光不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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