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變是不是日本關東軍一手策劃的？

本文作者張憲文，蜚聲國際的中國近代史泰斗，南京大學榮譽資深教授，季我努學社榮譽社長，季我努沙龍講演嘉賓。

皇姑屯事件前，田中義一就多次授意甚至半公開地揚言：鑒於張作霖的不合作態度，應該將其消滅（幹掉）。河本大作秉承其意，在軍方高層支持下，策劃並製造了該事件。但因張學良的機智、從容、果敢應對，事件不僅未能達到日本的目的，且因真相的敗露，日本的陰謀昭然若揭，反而削弱了日本在中國東北的權益。為此，田中遭天皇面斥，但天皇面斥之內容，多為責備其丟了日本的顏面。恰恰相反，並未斥責其擴大對中國東北的侵佔圖謀。田中為此愧恨辭職，未幾，抑鬱而終。此事亦證明，自天皇到河本，對皇姑屯事件的理念、價值觀和日本擴大侵華的意圖，是高度一致的。

「九一八事變」後日軍屠殺中國民眾

九一八事變，日本依然循此模式，故伎重演。但設計、實施的更加周密、陰險。皇姑屯事件後，張學良易幟，日本直接控制並侵佔東北的陰謀失敗，河本大作退出現役。臨退前，他提議由板垣征四郎接任其關東軍高級參謀一職，其意即是希圖板垣繼承他與田中義一的未遂之志，在中國東北「大幹一番」。關東軍及軍部、參謀本部迅即採納了河本之建議，任命板垣為關東軍高級參謀。板垣果然不負其望，與石原等策划了九一八事變。策劃及實施者與關東軍、日本政府及軍部、參謀本部、乃至天皇和相關皇族成員均是緊緻協調，密切配合，心領神會，心照不宣的。板垣和石原在事變前就曾信心滿滿地表示：將憑藉其（即柳條湖爆炸事件）後出現的有利局面，推動關東軍行動，並促使軍部、參謀本部及內閣的態度明朗化，得到充分的確認和推進。同時二人又留有餘地地表示：如果事情搞砸了，就準備效法河本大作，以個人接受處罰來為關東軍開脫。（參見日本「板垣征四郎刊行會」編《板垣征四郎》一書，中國長春市政協文史委員會1988年翻譯、印行。）

後在東京審判中，板垣交代：九一八當晚正是自己在柳條湖爆炸事件後，下達了由島本中佐指揮獨立守備隊第2大隊增援石虎台中隊攻擊北大營、並由平田大佐指揮步兵第29聯隊攻擊奉天城的命令。但他強調，他的命令「完全合乎於關東軍司令官的意圖而被批准」。所以，「自己僅僅是同意了部隊指揮官（即關東軍司令官）的決心」(參見日本「板垣征四郎刊行會」編《板垣征四郎》一書)囂狂一時的板垣，在正義的大審判面前，終於露出了竭力推卸罪責的孬種本相。但這正好證明了板垣是在關東軍最高層的默許、讚許、同意和支持下行動的。關東軍最高層敢於如此，當然得到了參謀本部、內閣及軍部，乃至天皇和皇族相關人員的默許、贊同。否則，也不可能有後來的那麼緊鑼密鼓、協調一致的默契、跟進、配合與支持。

九一八事變資料圖

花谷正在其戰後出版的回憶錄中直接挑明了地說，板垣在九一八當晚，是以「代理（關東）軍司令官」的名義對島本、平田下達的命令。而對此，關東軍司令官本庄繁不僅沒有任何異議，而且予以確認。九一八當晚11時許，關東軍司令部全體參謀便急匆匆趕到關東軍參謀長三宅光治官邸，在三宅光治的主持下召開了緊急會議。僅僅3小時後,19日凌晨2時，本庄繁就下令出動關東軍主力增援奉天方面。19日上午11時許，本庄繁已率關東軍司令部和步兵第30聯隊從旅順前移至瀋陽。足見，關東軍最高層為板垣、石原行動的直接支持者、鼓勵者。而若無參謀本部、軍部乃至更高層的許可甚至指使，關東軍無論如何是不能擅自行動的。說穿了，這一事變本來就是通過無恥行徑為日本謀圖權益的事。既然是為日本謀圖權益，日本的領導層怎麼可能不知曉，不支持，甚或還不同意？

之所以必須指明乃至強調事變的真正主導者、主使者、指揮者是日本的統治層，板垣、石原等人僅是其馬前走卒——如此認定，決無減輕板垣、石原等人罪惡之意，乃是為了明確當時的日本領導者、統治者才是一手挑起並不斷擴大侵華戰爭的真兇、元兇。試想，以板垣的身份，指揮關東軍尚無可能，又怎麼可能致整個日本挑起並不斷擴大侵華戰爭。打個精確的比方：在九一八事變中，板垣、石原等固然是首犯，但日本當時的統治者才是主犯。因為板垣、石原等相對獨立的陰謀策劃，迄今仍有人竭力為當時的日本統治者、領導層開脫罪責，甚至為關東軍開脫罪責，強調九一八事變的密謀性、獨立性，將罪責局限於板垣、石原等人。似乎區區微不足道的板垣、石原二凶，就真正具有了製造九一八事變的能耐。這不僅與事實不符，而且與邏輯亦不合。若果真如此，當時日本的國家體制和軍隊指揮、領導體制就成了匪夷所思的體制——中下層軍官就可以調動並指揮軍隊乃至整個國家。這豈非天大的笑話！

九一八事變資料圖

若當時的日本政府及軍部、天皇及其相關皇族成員真不願意製造九一八事變之惡行，完全可以並有能力、權力斷然加以制止。但歷史的事實和真相卻是：他們願意！豈止願意，完全樂意！之所以採用前述所概括的此種模式滋釁肇事，那是因為日本領導層、統治層深知——甚至包括滋釁肇事的軍國主義分子、法西斯分子亦知——這完全是侵略，是徹底的惡行！不僅違反一切國際法、國際準則，而且背棄中日間近代以來的所有條約、協議，儘管這些條約、協議本身就已經是不平等的。日本如此惡行，是在冒天下之大不韙，是在挑戰人類社會的準則底線。對此，當時的日本天皇及相關皇族成員、內閣及軍部和參謀本部的領導層均心知肚明。由此，亦可見他們才是決策者、指揮者，負有挑起戰端並擴大侵略中國的歷史罪責，乃至刑事罪責。這一點，國際社會、國際輿論界、反法西斯國家亦完全明了。若不是日本裕仁天皇后來終於被迫接受波茨坦公告，以及出於穩定戰後日本社會和扶植日本抗衡蘇聯的冷戰考慮，美國在美軍進佔日本全境後，本來就已準備徹底廢除日本的天皇體制。後雖未廢除，但在美國的強制推動下，日本被動地進行了戰後改革，基本清除了其武士道——軍國主義、法西斯主義的制度因素，致使日本基本實現現代化。雖然日本許多人迄今羞於承認這一點。

張憲文等：《中國抗日戰爭史·第一卷，抗日持久戰局面的形成》，北京：化學工業出版社，2016年版。

編輯：浙江大學中國近現代史研究所研究生 蕭宸軒

季我努學社青年會會員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