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藏書界第一人的生活竟是這樣的！

在中國藏書界，韋力是一個傳奇人物，有人說他是「中國民間收藏古籍善本最多的收藏家」，可謂中國當代藏書「第一人」。

覓書，覓樓

「閱書萬卷，尋蹤萬里」，在韋力的「書式生活」中，覓書是第一個環節。

幾十年來，他無時無刻不在與書打交道，若來上海，福州路古籍書店是必到之處。

覓書過程中有過不少驚喜的邂逅。

韋力曾在一個不知名的拍賣公司覓得實屬稀有的西夏文藏品，令見多識廣的他也大吃一驚。

從紙張、墨色、版刻風格等綜合判斷，這是一批真品。

說及自己的藏書，韋力特別提及刻於宋嘉定六年的《施顧注蘇詩》，這也是留存至今最早的蘇東坡詩集的刻本。

書里有許多著名藏書家的藏印，從清初著名藏書大家宋犖，到納蘭容若之弟揆敘，再到大藏家翁方綱，可謂「從大家到大家的流傳」。

在韋力看來，藏書之樂在於收藏的每本書都有自己的故事。

以《施顧注蘇詩》為例，翁方綱在得到這部刻本後，高興之至，把自己的書齋命名為「蘇齋」。

此後每年十二月十九日蘇東坡生日這一天，他都會請很多名士到家裡詩歌酬唱，在書上寫跋語和題記，稱為「祭蘇會」。

這個傳統一直延續到民國羅振玉。

也因為「祭蘇會」的緣故，這部書也是書跋最多的書之一。

1949年，《施顧注蘇詩》大部分被運至中國台灣，但有兩卷被民國大藏書家、銀行家陳澄中收藏，分別是《和陶詩》第四十一卷和四十二卷。

陳澄中去世後，藏書由兒子和女兒繼承，兒子所藏《和陶詩》第四十二卷後歸國家圖書館，女兒所藏《和陶詩》第四十一卷則到了韋力手裡。

如今，這部《施顧注蘇詩》依然分藏兩岸。

韋力說：「它不是最好的宋版書，但它是最有名的宋版書。

就它的故事，我都可以講一堂課。」

2010年起，韋力耗時四年遍訪典籍中記載的163座古代個人藏書樓，又花三年時間逐一查證。

在尋訪藏書樓的過程中，他也學到許多知識，聽到許多有趣的故事。

比如，他曾在吳引孫測海樓大廳里發現二樓屋頂有滑輪和繩索。

原來，滑輪和繩索的用途是把一樓的圖書吊上來，不得不令人讚歎古人的智慧。

韋力認為，古代並不存在今天意義上的公共圖書館，也少有人為了藏書而藏書，藏書一般是為了治學。

書樓是一個人藏書之所，是著述、抄傳、刊刻等一切學術活動的起點，也是傳承與傳播文化的重要空間。

尋訪這些書樓，是對古代藏書文化的回首，也是對中國古代學術從何而來、如何傳承的一次仔細梳理。

覓魂、覓友

在《書樓覓蹤》中，韋力記下了自己的覓樓所得，康有為的萬木草堂、梁啟超的飲冰室、傅山的紅葉龕、沈括的夢溪園、顧炎武的讀書樓、劉鶚的抱殘守缺齋、曾國藩的富厚堂、顧頡剛的寶樹園、葉恭綽的幻住園等一一揭開面紗。

不僅如此，他還完成了對分布在大江南北的幾十位古代著名藏書家之墓及古代遺址的尋訪，包括劉向、班固、范欽、黃丕烈、曾國藩、羅振玉、傅增湘等。

在他看來，中國的典籍之所以得以流傳，藏書家的傳承是很重要的功業。

因此，今人不能忘記是誰讓這些書保存下來的。

這些所得結成了《書魂尋蹤》一書。

在序言中，韋力寫到：「整個尋訪之旅，可以用 『痛並快樂著』來形容，雖然在此過程中遇到了這樣那樣的不快，但發現的快樂卻是無法替代的。在我的這些尋訪之前，少有人提及這些安息於地下的藏書之魂。我能歷盡艱辛找到他們，能在他們的墓前鞠躬致敬或獻上一束鮮花，已經感到了大滿足。有時我會坐在這些墓旁守候一刻，靜靜地坐在曠野之中，靜聽山風吹過松林，心中那種不悲不喜的寧靜，難以用文字描繪得清楚。每當此時，我心中都會想起那句話——『微斯人，吾誰與歸？』」

除了踏遍全國各地，不斷「覓書」、「覓樓」、「覓魂」，韋力也收穫了許多同道好友，同時刊刻書籍、寫文著書。

比如，《芷蘭齋書跋初集》收錄了韋力收藏的重要明清精槧名抄40餘部。

在向讀者展示善本秘籍的同時，從版式、行款、字體、刀刻、紙張、墨色、裝幀、序跋、印章等方面確定雕版年代，審定版本之優劣，並向讀者講述每種圖書背後所隱含的逸聞趣事。

由中華書局出版的「芷蘭齋書店尋訪三部曲」是韋力的最新著作。

從私家古舊書店、古舊書市場與國營古舊書店三個不同角度，展現了當下中國古舊書業的現狀。

「買書幾十年，人有功利性，但人不能得魚忘筌。沒有書店的流通，就沒有得書人的渠道。書店的流通成就了讀書人，也成就了書業。」韋力說。

無論是藏書還是寫書的故事，都是為了向書和書背後的人和文化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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