釘在恥辱柱上的三個詞
從語言學（Linguistics）和社會語言學（Sociolgical Linguistics）看，辭彙是帶有人類情感的，譬如由讚賞或厭惡的語氣建構的辭彙，便是褒義詞或貶義詞。事實上，從漢字（漢字的字既可是詞又可是詞素）的創建初期，也許就帶有人的情感。譬如「奸」，《說文解字》釋為「犯淫也。從女從干，干亦聲。古寒切」。《說文解字?注》：「此字謂犯姦淫之罪。非卽奸字也。今人用奸為奸、失之。引申為凡有所犯之偁。左傳多用此字。如二君有事、臣奸旗之類」。也就是，「奸」（並非三女重疊之「姦」）在創字初期時，也許它就是一個貶義詞：陰險，虛偽，狡詐、不忠（並引伸為不正當的兩性關係）。漢語辭彙的褒義與貶義的出現或創製，表明人類在是否公平、是否正義，或者是非與否方面的價值判斷的天生性。儘管辭彙的詞義隨社會的變化和歷史的前移，會出現詞義的變化，但它指向，辭彙是帶有人類情感和價值判斷的。而正是其些辭彙所具有的共有情感和共有的價值，我們對一些貶義的辭彙（包括這些辭彙形成時的社會歷史背景以及它們的變化）便懷有的厭惡和憎恨（或者從這些辭彙里，可以看見歷史的黑暗和人性的黑暗）。事實上，像這些辭彙的能指(Signifier)與所指(Denotation)，是被釘在了歷史恥辱柱上的辭彙。如：一個是上古時期（先秦）的「指鹿為馬」、一個是中古時期（漢唐宋）的「黃袍加身」、一個是近古時期（元明清）的「妄生異論」。
「指鹿為馬」出自《史記?李斯傳》：
李斯已死，二世拜趙高為中丞相，事無大小輒決於高。高自知權重，乃獻鹿，謂之馬。二世問左右：「此乃鹿也？」左右皆曰「馬也」。
「指鹿為馬」成為四字詞，大約最先用於《周書?文帝紀》：「高歡威福自己，生是亂階，緝構南箕，指鹿為馬，包藏禍凶，伺我威權」。其中「威權」和「亂階」是「指鹿為馬」的核心詞義（能指與所指合而為一），即為「指鹿為馬」的最好解讀。也就是說，當威權行使時，黑可以說成白，非可以定為是，而且要命的是，這種顛倒黑白錯亂是非的指令，無人糾正，更不敢辯駁。連對秦的建立有著卓有功績功臣重臣李斯，因為趙高的構陷，李斯便只得去死，而且是慘死（見《史記?李斯傳》）。「指鹿為馬」開創了中國帝制史上的威權無所不能的先河。《周書》為唐人令狐德棻編，記載的是宇文氏建立的北周(557-581)歷史。可見「指鹿為馬」從上古到中古，已為廣泛運用。「指鹿為馬」又簡作「指鹿」（即既可說「鹿」是馬，也可說「鹿」是牛是豬等）。
「黃袍加身」出自《宋史?太祖本記》：
次陳橋驛，軍中知星者苗訓引門吏楚昭輔視日下復有一日，黑光摩盪者久之。夜五鼓，軍士集驛門，宣言策點檢為天子，或止之，眾不聽。遲明，逼寢所，太宗入白，太祖起。諸校露刃列於庭，曰：「諸軍無主，願策太尉為天子。」未及對，有以黃衣加太祖身，眾皆羅拜，呼萬歲，即掖太祖乘馬。
「黃袍加身」是帝制文化里一個最具中國特色的事件。這一事件形成的辭彙「黃袍加身」，是「勸進」文化形象的文本，即「舊時部屬勸其主人登基稱帝」。趙匡胤於陳橋，為部屬以黃衣加之，並山呼萬歲。由此，柴氏後周結束（趙匡胤本是後周高官），趙家大宋王朝開啟。部屬勸進，陳橋兵變或陳橋黃袍加身，並不是勸進文化的初始版權。西漢末年，從漢哀帝建平年始，王莽親信，就開始了勸進。但王莽三推四讓五阻，《漢書?王莽傳》說：「莽稽首涕泣，固推讓焉」（也許時機未到、也許故做扭態），後經哀帝建平、元壽，平帝元始，漢孺子嬰居攝，到孺子嬰初始元年，王莽才登上大寶，建元「始建國」。這一勸進時竟然時長十五年。在這一勸進過程中，大司徒司直陳崇等，上奏稱王莽功德。在陳氏們看來，天下功德共有十件，都為王莽「公之謂矣」。此奏，所用辭彙，可謂天下美辭譽辭集於王莽一身。如第一條：「竊見安漢公自初束修， ……折節行仁，克心履禮，拂世矯俗，確然特立；惡衣惡食，陋車駕馬，妃匹無二，閨門之內，孝友之德，眾莫不聞；清靜樂道，溫良下士，惠於故舊，篤於師友……公之謂矣」。如第九條：「克身自約，糴食逮給，物物仰市，日闋亡儲。……殫盡舊業，為眾倡始。……各竭所有，或入金錢，或獻田畝，以賑貧窮，收贍不足者。……公之謂矣」。勸進，也有沒成功的。曹操權力巔峰時，部屬勸王「正位」，《三國志?魏書?武帝紀》記：「夏侯惇謂王曰：『天下咸知漢祚已盡，異代方起。自古已來，能除民害為百姓所歸者，即民主也。今殿下即戎三十餘年，功德著於黎庶，為天下所依歸，應天順民，復何疑哉！』王曰：『施於有政，是亦為政。若天命在吾，吾為周文王矣。』」僅此，曹操真算得上是高風亮節。不過，在明人張岱看來，此種作態，無非是曹操「以欺後世」罷了（見《夜航船?人物部?奸佞大臣》）。
「黃袍加身」的另一種必然，則是「杯酒釋兵權」。建隆二年即趙宋王朝的第二年（961），宋太祖與握有兵權的石守信們酒酣耳熱時，太祖宋然說：「一旦以黃袍加汝之身，汝雖欲不為，其可得乎？」 石守信們並沒有醉得來不知天高地厚。於是主動請罷。當然，太祖順水推舟（其實早就定了的），罷了這些握有兵權的大員和高官。不過，太祖仕厚（不像他的後輩朱元璋那樣誅殺功臣），厚祿贈與這些高官大員回家清閑。
「妄生異論」出自清的文字獄。
逞其詭僻之見，妄生議論，篁惑愚民（乾隆/陳安兆著書案）
其本地鄉人妄生議論，謂其怨望訕謗（乾隆/蔡顯《閑漁閑閑》錄案）
何由宮闈之事，妄生議論（乾隆/嚴曾私擬奏摺立正宮字案）
......
與「妄生議論」意義相同的詞還有：
查劉翱以一介小民，輒敢妄談國政，已屬狂誕（乾隆/劉翱《供狀案》）
臣查該犯書內指斥官員，妄議朝政，文詞繁複，詞語支離（乾隆/賀世勝《篤國策》案）
至續後所敘妄議國家事務，指斥文武大臣，毀謗聖賢（乾隆/王肇基獻詩案）
……
上海書店出版社出版的《清代文字獄檔》（增訂本）一書（1100餘頁）里，像這類以「妄」（「妄」，《說文解字》作「亂」講，《莊子》「妄言之」、「妄聽之」作「不實」或「不必認真」講）打頭給人定罪的，在清文字獄上，為一常事，而且定罪很重。要命的是，這些「妄生議論」，許多都是將原文裁頭去尾和雞蛋里挑石頭。譬如《胡中藻〈堅磨生詩鈔〉案》里，認定胡詩「一世無日月」攻擊了乾隆大帝，又認定胡詩「一把心腸論濁清」之「濁」，「加於國號（清）之上，是何肺腑？」……至於雍正《說示君臣大義諭》中給呂留良定的妄謂「八十餘年以來，天昏地暗，日月無光」。這還得了？那當然得將呂留良剖棺戮屍，子孫及門人，死了的戮屍，活著的斬首，親屬關係稍遠的也流放為奴。
「妄生議論」這詞，並非清統治者的首創（清時的文字獄，無非是放大到無所不用其極和無以復加的地步）。如唐高宗欲立武則天為皇后時，大臣們大都反對。唐高宗問許敬宗，此事如何得以解決？許說「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高宗便吃了定心丸。接著，許在朝堂上對眾臣們解釋：
「田舍翁多收十斛麥，尚欲易婦，況天子立一後，何預人事，而妄生異議乎？」
（2019年2月28日於敘州田壩八米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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