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助自助者，從晶元跨界到投資，他的人生不斷在刷新……

來源：集微網

作者：慕容

校對：樂川

陳大同，華創投資管理基金投委會主席。1977年高考恢復之際考入清華大學，是國內首批半導體專業的博士生，隨後留學美國攻讀博士後。1995年，在美國創辦豪威科技（Omnivision），推出全球首顆CMOS圖像感測器晶元，使手機可以像相機那樣拍照；2001年，在國內創辦手機晶元公司展訊通信，不僅成就中國山寨手機市場，而且開發出全球首顆TD-SCDMA（中國3G標準）核心晶元，促進了中國通信產業的發展；2008年起，他投身高科技風險投資領域，先後創立華山資本和華創投資管理基金。

圖示：陳大同

「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陳大同的人生歷程，與《中庸》里的這句話十分契合。從下鄉到進工廠，陳大同從未放下過學習；農民眼中的他「幹活賣力人實誠」；同事眼中的他「有點傻」，別人不願意乾的事他搶著做。而正是因為這種勤勉和厚道，讓天資並不」出眾」的陳大同成就了多彩的人生：清華博士；斯坦福博士後；矽谷創業成功；回國創業，為中國的半導體公司趟出一條路；跨界到投資領域，做VC風險投資惠澤更多企業，培養更多企業家；做PE投資基金，致力於中國半導體產業的發展……

知青歲月磨練了吃苦耐勞 未曾放下學習

文革開始那年，陳大同上小學4年級。1968年讀初中時，很多老師被打倒（他們學校的門衛是北京僅有的化學特級教師），由高中生來教他們。不久後，教他們的高中生也下鄉了。

1971年，北京嘗試第一批恢復高中。陳大同有幸讀了2年高中，1973年底開始基本就是在等待插隊的分配。

當時「白卷英雄」張鐵生引發讀書無用論，陳大同插隊前的最後一次考試是物理，老師發完卷子，說2個小時後來收卷就走了。最後，大家都得了100分，那時大家對未來都是絕望的。

1974年5月初，陳大同到北京郊區插隊下鄉當知青，每天日晒雨淋，不分春夏秋冬。從早到晚，勞動強度特別大。

陳大同回憶道：「春天種棉花要抗旱，一天要挑一百多擔水，肩膀腫得不像樣。割麥子時，一個上午右手磨出五六個血泡；中午回去處理一下，下午接著干，剛攥鐮刀時手上鑽心的疼。一干就是四五天，手上全是血泡。」

干半年後，肩膀上起了墊子，手上全是繭子，能長繭子的地方全長了。

每頓飯主要是玉米窩窩頭，配著一碗醬油水（醬油都很少）。由於體力活繁重消耗大，陳大同一頓飯能吃4-5個玉米面窩窩頭，差不多1斤。每餐飯有時有點菜，有時沒菜，需要吃鹽豆補充體力。在那裡，幾個月見不著肉。

不過，至少知青能吃飽，有些農民吃飽都難。農民分的糧食不夠吃，家家戶戶每年春天有幾個月是青黃不接，得靠借糧食度日。

陳大同第一次真正地目睹和體會窮到極端是什麼樣子。他說，當知青吃過苦頭後，以後遇到的任何苦都不算是苦。他也深有感觸：「所有的農活比自己想像的還要苦很多倍，但發現最後還能挺下來，也沒有被累死，人的忍耐力也比想像中的要強很多倍。」

知青歲月，除了磨練吃苦耐勞，陳大同在待人處事上也收穫很多。

陳大同當時特別瘦弱，1米77的個子，體重只有120斤。雖然力氣不足，但是幹活特別賣力。他們那邊有20多個知青，評工分時，只有2個得10分滿分，陳大同是其中1個（由於身體長期極度透支，後來陳大同得了嚴重的胸膜炎）。

陳大同在當地老鄉中人緣很好，因為幹活用心實在，還當上了團支書。他說道：「與人相處，你怎麼對待別人，別人會怎麼對待你。有時確實會吃虧，但是得到了人們的信任，這完全值得。」

在農村，陳大同也學會尊敬每個人。他們知青里有個人很窩囊，大家給他起了一個特別侮辱性的外號。有段時間，陳大同發現那個知青總是跟著自己，還幫打飯，對自己特別好。陳大同就問怎麼回事，那個知青說，在知青中陳大同是唯一不叫他外號的人。

陳大同當時特別受觸動：「不管什麼樣的人，都有自己的尊嚴。從那以後，就更有意識地從心裡尊重每一個人。」

做人上的體悟和收穫，對陳大同後面讀書、創業有很大幫助。「創業中80%的事都與人相關，比如投資人、合伙人、員工、客戶。有了與人相處的原則後，朋友會越來越多，資源也會越來越多。」陳大同說道，「社會上聰明人有很多，但半導體公司的成敗不在於個人是否聰明，而在於資源是否越來越多，是否越來越懂市場，員工、投資者是否喜歡和你一起做，以及客戶關係如何。」

雖然下鄉體力活繁重，陳大同卻一直未放下學習。他下鄉時，自己帶了一些借來的和在舊書店淘來的大學數學物理等教材。

知青住在一起，晚上一般是打牌、摔跤、或玩其他，而陳大同卻在旁若無人地看書。別人都覺得他很奇怪，但他完全不在乎這些，而是沉浸在靈魂與知識的交互碰撞中。

另外，秋天莊稼快收穫時怕偷，需要在夜裡值班「看青」。輪到陳大同時，他總是會帶著書去地里看。

就這樣，在知青期間，陳大同把大學的數學、物理等教材都自學完了。

回城當工人，恢復高考一口氣讀到清華博士

1976年底，陳大同結束農村插隊返回北京，被分配到印刷廠當裝訂工學徒，月薪18元。陳大同知青時的願意實現了：終於有了一份在室內的工作，不用春夏秋冬在外日晒雨淋了。

在工廠里，陳大同經常搶著別人不願意乾的活干，這讓其他人覺得他有點傻，但很快得到同事們的信任。

比如，當時工廠正在蓋樓，需要廠里派很多工人幫助做小工。蓋樓在室外，活累還學不到技術，工人一般不願意干，通常是車間里比較不聽話、調皮搗蛋的被派過去。陳大同他們組的年輕人不願意去，他就自告奮勇。蓋了半年，他也與一幫子「落後分子」打成一片：「當你尊重所有的人時，發現每個人身上都有亮點。」

到工廠之後學習條件比農村要好很多，陳大同在學習上投入了更多時間。

天助自助者。進工廠第二年的春天，陳大同遇到了一個不錯的學習機會。一天，他的高中同學告訴他，中關村有個地下學習小組，原中科院數學所所長在家中輔導幾個中科院子弟。這位所長當時被打為右派，輔導學習是冒著政治風險，很容易被扣上「毒害下一代的帽子」，只能偷偷地進行。陳大同得知消息後，和同學多次去請求，終於獲得了旁聽資格。

對陳大同而言，這種學習機會可謂是久旱逢甘霖。為了能擠出更多的學習時間，他上班從騎自行車改為坐公交車，這樣可以在公交車上看書。再利用中午休息時間學習，晚上下班再挑燈看書。一天下來，能擠出五六個小時學習。

就這樣，從1977年春天學到了9月底。

有一天，陳大同從同學那得知，高考即將要恢復，這意味著可以通過考試上大學。由於陳大同的父母是知識分子，文革期間被劃為「臭老九」。當時上大學主要是通過權、錢等各種關係推薦而上，陳大同的出身完全不可能有機會上大學。

既然沒想過有機會考大學，為什麼從下鄉到進工廠，一直沒有放下學習？對此，陳大同這樣說，學習完全是出於一種熱愛，即便沒有高考，也會一直學下去。多學點東西，以後在工廠里可以參加技術革新小組。

當聽到恢復高考消息時，陳大同說如同一聲驚雷，看到一條改變命運之路，激起了沉睡多年的夢。

得知消息時離高考只有2個來月的時間，由於高中前2年的積累以及知青時沒有放下學習，再加上到工廠後跟著老師系統地學習，1978年，陳大同順利考上清華大學電子工程系（現計算機系）無線電圖像信息處理專業。

大學期間，陳大同的好人緣讓他成為第一批發展入黨的學員。他說：「只要你好好做人，你到哪個地方都能得到別人承認。」

在那個百廢待舉、國門乍開的年代，楊振寧、李政道、陳景潤成為陳大同他們青年學子心中的偶像。這些科學家的名字在他們心中，堪比現如今的周杰倫、李宇春、鹿晗等；青年學子中口如果不掛著「諾貝爾」，似乎就沒臉見人！

從社會回歸校園，陳大同特別珍惜學習機會，大學期間的各門課程幾乎是自學提前學完。從1978年到1987年，他從本科一口氣讀到博士，成為國內首批半導體專業的博士生。

出國攻讀博士後，機緣巧合在矽谷被動創業

博士畢業後，面臨著嚴峻的就業形勢，陳大同不想大好的青春就此虛耗。不得已，1989年到美國斯坦福大學去攻讀博士後。

陳大同把留學生在美國的日子稱作「洋插隊」，又好比「農民工進城」。許多留學生一邊修學位，一邊打工養活自己，苦處難處，不亞於插隊。有些留學生在國內家裡請保姆的，到美國後給人當保姆，國內的條件到那邊完全清零。

另外，進城務工的農民朋友，早上四五點鐘起來進貨，晚上干到很晚，一天十七八小時，一個月掙3000多塊錢，與他們在老家的收入比起來，可謂是天上地下的差距。

陳大同當時到美國跟農民工進城的感覺完全一樣。出國前陳大同的工資是每月78塊錢，加上補助大概101塊錢。像他的資歷在美國工廠上班，一年收入至少5萬美元，是國內收入的上百倍；而且住的地方有熱水、獨立衛生間，這些是在國內無法想像的。

1993年，陳大同進入美國國民半導體公司擔任高級工程師。對他而言，發揮技術特長，做工程師的發展路線很明晰，他從沒有想過創業。

1995年，機緣巧合之下，有人跟陳大同說要創立公司，用CMOS工藝開發圖像感測器，請陳大同擔任聯合創始人。陳大同沒學過這個技術，竟然讓他做聯合創始人，而且管最關鍵的技術，這看起來非常不可思議。

後來陳大同想應該是兩件事的緣故： 一是這位朋友此前找他做過技術諮詢，他沒接觸過的技術，但兩三周內搞通並且解決了問題，這樣證明了能力。二是陳大同幫過對方很多忙，人家給報酬時他都沒要。他覺得自己獲得了學習機會，並且是業餘時間做的。就這樣，種下了一個善因。

「幫助人時不要想回報，最後得到的回報遠遠超過你當初的付出。」 陳大同說道，「其實，沒有絕對的好人，每個人都有私心。對我而言，幫助人時自己獲得了快樂。算是主觀為自己，客觀幫助了別人。」

就這樣，1995年美國矽谷豪威科技（OmniVision）成立，陳大同成為聯合創始人，被動地開啟了人生的第一次創業。

豪威的團隊，工程師裡面80%是華人，華人裡面80%是留學生，留學生里80%又是清華畢業生，團隊創造性極強，幹活非常玩命。最後，他們全球首家把 CMOS技術變成產品。通過CMOS工藝的產品化，圖像感測器的功耗體積降低了幾百倍，使得手機可以當作相機用。二十多年來，出現了二三十家競爭對手，要麼倒閉，要麼被賣掉。

豪威科技成立5年後，2000年登陸納斯達克，成功上市。

陳大同感恩道：「如果沒有第一次被動創業的經歷，不會有後邊的創業機會。如果只在豪威做工程師也能起很大作用，但看不到也學不到那麼多東西，就不敢回國創業。」

回國二次創業，成就中國山寨手機市場

豪威的成功，給了陳大同信心。

豪威的團隊主要由華人留學生所組成，幫美國把一個喪失二三十年的市場從日本手中搶回來。為什麼不到中國來做這件事，把矽谷經驗帶回來？這些人，在中國完全能從歐美日那裡把市場搶過來。

此外，在中國做還有2個優勢，陳大同分析道：一是有客戶，有很多中小公司，可以成為第一批試用客戶（小白鼠），而歐美都是大公司。二是國內人力成本低，同樣的資金在中國燒，可以燒幾倍的時間，創業成功的機率增加很多。

於是，豪威科技上市半年後，陳大同回國，開啟他的第二次創業計劃。

當時他們判斷，以後的掌上設備一定會取代桌面電腦；而且，當時中國是世界手機用戶最多的國家，但手機的晶元都是進口的，這是一個巨大的機遇。

2001年，陳大同和幾個朋友聯合創立展訊通信，定位做手機基帶晶元（類似於電腦中的CPU晶元）。

面對世界級的晶元競爭對手，如何活下來。陳大同他們發現，國外企業從手機晶元研發到產品上市，需要5-7年的時間。於是，展訊採用「快魚吃慢魚」的戰術，從研發到產品進入市場，只用2年左右的時間。就這樣，展訊因速度取勝。

另外，一個革命性的創新，讓展訊牢牢站穩了市場。展訊不僅做手機晶元，還做軟體、手機整機，也幫客戶做測試、認證。這意味著，製造商拿到手機後只需要將外殼改一下，開機時改一下Logo即可，手機生產門檻被大大降低。原來手機只有大公司能生產，這種革新使得幾十人的公司也可以做手機。

因此，2004年內，深圳冒出來幾百個手機生產商，也就是當時說的山寨手機。山寨手機不僅上市時間短，價格也從2000元以上降到500元以下，使得絕大多數人能用得起手機。

最終，展訊成就了中國的山寨市場；中國的山寨市場，也成就了展訊。展訊及聯發科僅用3年左右的時間，在2G手機領域幾乎把歐美晶元企業全擠出去了。

2007年，展訊在美國納斯達克成功上市。

再次創業，從晶元跨界到投資領域

展訊上市後，陳大同離開展訊，跨界到投資領域。

陳大同指出：「中國最缺的不是創業公司，是VC（Venture Capital）風險投資。中國從來不缺市場、不缺人，缺的是一個整體的創業環境。」

為什麼矽谷的半導體、PC、移動互聯網能站在風口上，還有新能源、AI也是，不管任何領域，矽谷總能走到最前面。他指出，其實這跟領域、技術沒關，正是與矽谷發明的風險投資體系相關。

VC風險投資支持的是以技術研發為主的創新公司，這類公司是中國的前途所在。中國要是沒有VC，不會有以技術研發為主的創業公司。

不管是技術創新還是商業模式創新，頭幾年肯定虧錢。從發展技術到發展產業，至少得一兩年時間；再去打市場，也需要幾年時間。任何一家創業公司，基本上前面 3年到5年，都是在燒錢。那麼，誰來給錢讓燒？

矽谷那邊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從50年代到70年代，經過幾十年才形成一套成熟系統——風險投資體系。陳大同講道，最難的是燒錢那幾年需要逐漸融資，不能一次融，公司小的時候估值特低，拿錢太多會被稀釋沒法做，團隊就沒股份了。矽谷風險投資的特點是分階段投輪，比如每年1次投資，根據需求投資越來越大，同時公司的估值也越來越高，這樣保證團隊還有足夠的股份來激勵。

矽谷的風險投資體系包括：開始只有技術時，如何估值；有產品沒銷售時，如何估值；有銷售時，如何估值；IPO時，如何估值。相應地，還有配套的律師服務、工資管理、董事會、事中審計等，這套體系是矽谷最有價值的核心。

矽谷的風險投資體系，2005年以前在國內幾乎完全缺失。

陳大同回國創辦展訊時，找投資非常難。陳大同回憶道：「前期需要燒3-5年錢，民營老闆不可能用這麼多錢陪你玩。上市公司也不會投錢，國企或者政府的投資要求零風險，基本沒法做風險投資。當時，他們也去找矽谷主流VC，人家聽都不聽。說中國再好，跟他們沒關係，因為他們不了解那邊。最後，台灣聯發科的董事長蔡明介決定投資展訊，才解決了融資問題。

互聯網泡沫破滅後，矽谷投資機會特別差，投生物不行，新能源還沒起來。矽谷VC界突然想起中國是否有機會，2004年底十幾位矽谷VC大佬來中國轉了一圈，看到一些案例，才認為中國值得建立VC。

於是，2005年之後，國內開始有VC。主要有兩類：一類是矽谷VC直接在中國建分部，如：NEA、紅杉、軟銀；另一類是先找代理，如金沙江、北極光等。

當時，他們最想找的是要有海外經驗，以及有企業管理經驗的人。陳大同是少有的在美國和中國都創業成功的，同時他也令人信得過，因此成為理想人選之一。

對陳大同而言，創業再做一家技術型公司不如作一個VC風險投資公司，因為可以扶持更多的高科技創業公司。

2009年華山資本成立，成為中國首家海外投資的高科技基金。陳大同在國內投了6-7個項目，大部分是半導體項目，如兆易、芯原、安集等，還有9號平衡車、聯合光電等都是硬科技公司。同時，陳大同作為中投的投資顧問，在最關鍵時刻投了中芯國際。

2014年國家要設立集成電路發展基金，政府資金與社會資本結合，政府資金佔20-30%，社會資本佔70-80%，需要找專業、有融資能力的投資團隊。於是，華山和華登一起與清華合作，成立了華創投資，管理北京市半導體產業基金的一部分，並立刻收購了矽谷上市公司豪威科技（Omnivision）和ISSI公司。

回顧整個創業歷程，陳大同每次創業都是開拓一個新領域，而且規模和產業影響力都比原來的大。

第一次創業做豪威時，上市時，銷售額是1億美元，佔全球50%左右的市場份額。不過，豪威只是矽谷的一個小公司。

回國創業做展訊時，展訊的規模是豪威的很多倍，而且展訊為中國的半導體公司趟出一條路，對後面的企業有很好的示範作用，影響力遠遠超過豪威。

做VC華山資本時，能夠扶持更多的技術類創業公司，培養出更多的企業家。

做PE（Private Equity）華創投資管理基金時，政府資金與社會資本結合來解決中國半導體的發展，而且十幾億、幾十億美元的企業併購都可以做。

「第一次創業是被動創業；後面的幾次都是主動創業，更有一種使命感，在那時你是最適合做這件事的人。」 陳大同說道。

在別人看來，陳大同可謂是功成名就。然而，在他的微信簽名里，卻寫著「Still hungry，still foolish」。這是喬布斯「Stay hungry，stay foolish」的演變，陳大同比較崇拜喬布斯，蘋果危機時，喬布斯回去就能夠救活，從電腦、iPad到手機，把產品化腐朽為神奇。由於在產業已有多年，陳大同就改為了「Still hungry，still foolish」。

他說，這句話實際上是做人的兩方面：精進、厚道；也就是清華校訓中的「自強不息，厚德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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