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中的民間文藝家

抗戰時期，在黨的領導下，抗日文藝戰線成為一支特殊的、重要的、不可抵擋的戰鬥力量，在喚醒民眾、鼓舞鬥志、團結教育人民、凝聚民族精神等方面發揮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人們用口口相傳的方式創作了無以數計的民歌民謠和民間傳說，鼓舞那些離開父母、離開家鄉與敵人廝殺的英勇軍人，真實地記錄下了人類歷史上的這場戰爭，批判了入侵者在中國領土上所犯下的種種令人髮指的反人類罪行，謳歌了前方和後方的中國人不屈的民族精神和國家認同感與凝聚力。當時的民間文藝工作者、詩人、作家及藝術家，在淪陷區，在大後方，在解放區……搜集記錄下了各民族群眾口頭創作和傳播的不計其數的抗日歌謠和民間傳說，譜寫了中國文化史和文學史上的燦爛篇章。

投筆從戎上前線的民間文藝家

抗日戰爭爆發後，在民族危亡的嚴重關頭，有一大批熱愛中華本土文化、熱愛中華民族傳統的民間文學家、作家、文化工作者，在極困難的條件下堅持著五四新文化運動開拓的道路。他們中許多人投筆從戎，一面堅持抗戰，一面從事文學創作，參與民歌民謠的搜集與出版，並為此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民間文藝家、詩人林山，1933年在上海加入中國共產黨，1934年畢業於上海暨南大學文學院。1937年到延安，任延安陝甘寧邊區文協秘書。1938年，延安戰歌社舉行了多場「詩的朗誦問題座談會」，林山在會上的發言《關於街頭詩運動》，經《新中華報》發表座談紀要後，成為中國詩壇開展街頭詩的宣言。他說：「時代迫切地需要詩歌的朗誦，而詩歌也可以而且應該是一種朗誦的藝術。」1938年9月1日，陝甘寧邊區文藝界抗戰聯合會（後更名為「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延安分會」）在延安成立，林山成為第一屆執委會成員之一。

1940年，林山擔任桂林文化供應社編輯。其間，在報紙上發表討伐汪精衛的文章。皖南事變後，他去了香港。後返回內地，來到蘇北抗日根據地，從事敵後詩歌運動和編寫通俗讀物工作。據《蘇北抗日根據地文化大事記》載：1941年6月28日，「蘇北詩歌協會因常務理事分散各地無法集中，特由副理事長勞辛聘林山、陸維特、江明、高文四同志組成詩歌輔導委員會，林山為主任委員」。1941年7月19日，「蘇北詩歌協會在《江淮日報》辟『街頭詩運動專號』，發表《自衛隊》、《都來參加婦救會》等8首街頭詩和林山文章《開展街頭詩運動》」。1943年11月13日，「王闌西、阿英、林山等人研究，擬將《大眾知識》擴大改名為《新知識》，每期5萬字。……林山作10首牆頭詩發表在《大眾知識》第7期上，師魯工團為詩配畫。於是，林山又發起組織『牆頭詩畫社』，出版了《牆頭詩畫集》，其中集詩28首，畫6幅。」1943年1月4—6日，「因形勢緊張，黃克誠同楊帆等人商議決定將尚在鹽阜區的文化人轉移到阜東縣海邊八大家一帶，6日起行。他們是蘆芒、林山、沈柔堅、阿英、鐵瓔、賀綠汀等」。這是「鹽阜區文化大事記」有關林山的一些記載。

為保護文藝工作者的安全，有的文化名人回到了上海，有的去了延安。1945年，陝甘寧邊區文協成立說書組，由安波、陳明、林山等組成。米脂縣的盲藝人韓起祥就是在林山的幫助下成長起來的，他幫助韓起祥改造舊說書，修改完成了《劉巧團圓》。

說到蘇北新四軍的文化人，不能不提著名的文學史家阿英一家。上海失守後，他帶領全家赴蘇北鹽城參加了新四軍。即使在抗戰時期，他也非常關注和倡導民間文藝的發展。他的長子錢毅，到蘇北後任《鹽阜大眾》副主編等職。蘇北大「掃蕩」後，錢毅輾轉海邊，專攻大眾文藝和民俗學。1947年，他從容就義，留下了《莊稼話》、《海洋神話與傳說》、《錢毅的書》等民間文學著作及民俗學等雜稿。

歌謠學家薛汕在北京上學時參加過「一二·九」學生運動，後到上海參加了司馬文森、鍾望陽組織的文藝俱樂部，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到閩浙贛邊區新四軍根據地搞文藝工作。1939年任中共贛州市委宣傳部長。1940年被捕入獄，翌年從江西集中營中逃出，輾轉至桂林、柳州、重慶。1941年開始在江西、廣東、廣西、貴州、雲南、四川、陝西等地搜集和研究各地民歌。完成稿本有《邕江兒歌》、《劉三姐歌鄉》、《瑤歌》、《侗歌》、《嶺南梅》和《客家山歌》等。在《柳州日報》上編《民風》副刊。1946年任上海震旦大學教授，與丁英（丁景唐）、袁鷹等組織民歌社，與李凌、沙鷗編《新詩歌》月刊，在創刊號上發表《勝利災》，繼而發表《抗戰夢》，還編纂過《中華民族歌謠文學大系》。

20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先後在中山大學和杭州主辦《民間文藝》、《民俗學集鐫》、《民間月刊》等民間文學期刊的鐘敬文，在從日本留學回來不久，盧溝橋事變爆發後，便隨他所工作的浙江民眾教育實驗學校內遷，而後毅然放棄了他所熱心的民間文學事業，輾轉到了前線，在廣東四戰區政治部任視察專員，撰寫報告文學（有報告文學集《良口之戰》）；並與何家槐共同創立了中國全國文藝抗戰協會曲江分會，被選為常務理事。中山大學由雲南遷粵北坪石後，他又轉到學校執教，講授民間文學課程。

從20世紀30年代初起就專事諺語研究、晚年定居台灣的著名諺學大家朱介凡，抗戰期間在國民黨軍校中任教官。1939年，他兩次向各方寄發徵集諺語的啟文；1940年起在軍校推行「不講武而講諺語」，在學員間採錄南北各地諺語和歌謠。他從學員口中和他自己行軍途中所搜集的各地抗日歌謠和諺語，大多編入他和婁子匡合著的《五十年來的中國俗文學》、《中國諺語里的歷史傳說》兩部著作中，還對搜集來的歌謠和諺語作了註疏和考據。

大西南與大後方的民間文藝家

抗戰期間，由上海遷至貴陽的大夏大學的社會學家們，對民間文學的搜集與研究作出了令人矚目的成績。該校於1938年春設立了「社會經濟調查室」（後改名為「社會研究部」），由社會學家吳澤霖主持。他們曾先後到貴州的安順、定番、爐山、下江、都勻、八寨、三合、荔波、都江、榕江、永從、黎平以及廣西的三江、融縣等調查社會狀況和民俗資料，並主編《貴州日報》副刊「社會研究」欄目，出版「苗夷研究叢刊」及《貴州苗夷歌謠》、《貴州苗夷社會研究》、《貴州苗夷影薈》等著作。吳澤霖調查記錄了貴州花苗的兄妹婚神話、大花苗的古歌《洪水滔天歌》、八寨黑苗的洪水遺民神話以及爐山等地的短裙黑苗的洪水神話。陳國鈞到下江一帶深山中的生苗（少與外界交往的一支苗族）進行社會與民俗調查，用國際音標記錄了三則生苗的人祖神話，其中有一則是詩體的，長達488行，是演唱時記錄的。大夏大學社會研究部對貴州各民族各地區歌謠的搜集成績尤為突出，僅陳國鈞一人就搜集到幾千首歌謠，涵蓋黑苗、花苗、紅苗、白苗、生苗、花衣苗、水西苗、仲家、水家、侗族等，他從中選擇出1000首編成《貴州苗夷歌謠》厚厚的一冊。其他人員，如吳澤霖、楊漢先、張少微、李植人、胡體乾、梁甌弟等人在搜集歌謠方面也各自有所貢獻。

在廣西，有陳志良、劉介、雷鏡鎏、樂嗣炳等民間文藝家在從事搜集和研究工作。陳志良在苗、瑤、壯、彝等民族中搜集到的歌謠，數量達3000餘首，選編為《廣西特種部族歌謠集》一書，其中不乏當地少數民族中流傳的抗戰歌謠。

對西南少數民族民間文學進行調查，搜集了大量材料，對我國民間文學事業貢獻殊多的，還有當時也遷到昆明，1940年後又遷到川南南溪縣李庄的中央研究院的一批學者。

1939年，李霖燦（原為杭州藝專學生）抱著繪畫的目的去了麗江的玉龍山，被納西族（當時譯名通用么些族）東巴經里的民間故事所吸引，由此也確定了其終身的事業。他在納西人和才的幫助下，搜集了幾十個東巴故事，其中包括多個創世神話。這些納西族傳說故事的搜集與翻譯，極大地推動了對納西族文學藝術、宗教、哲學和社會的認識與研究。

1940年冬，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芮逸夫與傅斯年的研究生胡慶鈞從臨時所址李庄出發，赴川南之敘永縣鴉雀苗居住地進行婚喪禮俗田野調查，搜集到儀式歌多首，對於研究鴉雀苗的禮俗和口頭文學有非常重要的價值。當時也在李庄的，還有原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助理研究員馬學良，由於中央研究院史語所與北大文科研究所合併，他也是中央研究院的研究人員了。馬學良長期在雲南彝族地區進行彝語學習和彝族民族調查，與彝胞朝夕相處，搜集了大量彝族的民俗、信仰以及神話、傳說和故事。他所搜集的神話、傳說和故事，如《洪水》、《八卦》、《山神》等都發表在方國瑜等人創辦的《西南邊疆》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邊政公論》等期刊上。由於他是語言學家，又在西南聯大大遷徙中跟隨聞一多採過風，他所搜集的彝族口頭文學，都是從講述者口中原原本本地記錄下來的。

之江大學史學教授徐松石從1927年起到1940年間數次到廣西桂北、左右江流域、黔西、黔中、黔南、廣東粵江流域旅行調查風土人情，研究粵江流域人民史和泰族、僮族、粵族源流，便中也注意搜集少數民族的神話、傳說、歌謠（苗歌）。他搜集到的桂北蒼梧一帶流行的《竹王的故事》以及手抄歌本《盤皇書》和苗民譜本，具有相當高的民俗學和歷史學價值。他的《粵江流域人民史》一書於1940年付印，正是抗日戰爭如火如荼的時候，他在該書《跋》里寫道：「我愛兩廣，我愛西南壯族，我愛印度支那與我們同宗的泰人撣人。但我的心更愛念的，乃是我們偉大的中華民族。」

詩人光未然1939年1月率抗敵演劇第三隊由晉西抗日游擊區赴延安；3月間寫了著名組詩《黃河大合唱》，經冼星海譜曲後廣為流傳，成為抗日軍民的一支號角。皖南事變後，光未然被迫從重慶流亡緬甸；1942年回到雲南，在路南縣一所中學裡教書。他根據彝族青年學生畢榮亮提供的講述，記錄、寫定了彝族支系阿細人的民間長篇敘事詩《阿細的先雞》，於1944年2月由李公朴主持的昆明北門出版社出版。當時也在西南過著流亡生活的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語音樂律實驗室的語言學家袁家驊，參加路南縣政府編修縣誌的工作，在路南讀到光未然整理的《阿細的先雞》（北門版）後，找到了光未然記錄整理《先雞》的「發音人」畢榮亮，用國際音標再次記錄了這部敘事詩，這就是1951年由中國科學院印行的《阿細民歌及其語言》。

從大西北的蘭州輾轉來到重慶的張亞雄，是一名新聞記者。他把他十年來在做新聞工作的同時，從牧童、腳夫、小工、車夫、僱農、學生、排字工友以及各階層的文化人和朋友中間搜集起來的一部《花兒集》的原稿，帶到重慶，1940年由青年書店出版。花兒是西北廣大地區流行的民間文藝形式，但此前並沒有人去搜集記錄過。該書是搜集者由手頭積累的2000首花兒中挑選出來，共計600首。

抗戰期間，民族學、民俗學、民間文學人才彙集於西南地區，開展實地調查，創辦多種邊疆期刊，發表和積累了豐富的民間文學材料，推動了相關學科的發展。晚年的婁子匡寫道：「（全面）抗戰八年，日軍入侵，我學術南移，多少清風亮節之士，在抗戰大後方，過著日食粗糙、衣不蔽體的匱乏生活，走出書齋，掀起了邊疆學術調查研究的高潮，其人文部分，少有不與俗文學有關。據古氏選目（古今式《抗戰以來我國民族學選目》，古道濟《戰時我國民族學選目》），戰時出版雖極度困難，而邊疆期刊，有二十七種。」有些期刊，如昆明出版的《西南邊疆》、成都出版的《康導月刊》和《風土什志》等，都比較注重發表民間文學作品和理論研究，對於西南地區形成我國民間文學運動的中心地位，起過一定的作用。《風土什志》創刊於1943年8月，主辦者李劼人，發行人樊鳳林，編輯有謝揚清等，其宗旨在於弘揚西南地區的鄉土民俗文化。該刊常常發表一些各地的民俗隨筆、民間故事和民歌，趣味性較強，是一份大眾讀物。但也發表過像《格薩王傳》這樣價值很高、篇幅不算很短的作品的片斷。

受時代限制，我們今天能看到的大後方民謠出版物，只有由武漢的大眾文化叢書社1938年出版的一本由江凌主編、江敉編著的圖文並茂的《抗敵時令歌謠》，所收歌謠與全國民眾的抗日信念和意志息息相通。

《西南採風錄》及其他

1937年七七事變後，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三校於11月南遷長沙，成立國立長沙臨時大學。12月13日南京淪陷，立足未穩的長沙臨時大學決定再次西遷昆明。其中，由336人（一說284人）組成的「湘黔滇旅行團」於1938年2月19日啟程，徒步向昆明進發。加入步行團的教授和學生，分別成立了各種沿途考察的組織，民間歌謠組就是其中之一。

聞一多是參加步行團的教授之一，他擔任民間歌謠組的指導，而且沿途對少數民族的習俗、語言、服裝、山歌、民謠、民間傳說親自作調查。「每到一處山寨，他顧不得安頓住處，也顧不得沿途的疲勞，一到宿營地就帶著我們幾個年輕人走家串戶，採風問俗。他在破舊的村舍里和老鄉們促膝長談，誰也看不出他是中外著名的教授和學者。他興味十足地觀看少數民族青年男女的舞蹈，並從中考證《楚辭》與當地民俗的關係。他喜歡去茶館酒樓閑坐，聽素不相識的老鄉論古道今，了解當地的風土人情。他親自指導同行的原南開大學學生劉兆吉沿途搜集民歌民謠，到昆明後整理成《西南採風錄》，並親自為之作序。」（馬學良《記聞一多先生在湘西採風二三事》，《楚風》1982年第2期）

劉兆吉在書的前面有一篇文字，記載了有關這次徒步旅行中搜集採錄民歌的種種細節以及他個人關於民歌的一些觀點。從長沙到昆明3300華里，路經大小城鎮30餘座，村落不計其數。旅行團走了68天。劉兆吉在聞一多指導下沿途採風，採得各地區、各民族民間歌謠2000多首。這本《西南採風錄》中所錄的歌謠包括各地即席編唱的「抗戰歌謠」和「民怨」歌謠，強烈地反映出民心的向背。這類民歌可以作為中國民眾同仇敵愾的見證；而在藝術上，有的也堪稱上品。如在湖南常德採集到的一首《調兵歌》、 在昆明附近採集到的《送郎出征抗日歌》，為了容納較為廣泛的抗戰內容和普通中國老百姓保家衛國的信念，這兩首民歌都採用了民間小調的範式，表達了勞動婦女在民族大義面前的剛毅與溫柔。

作為西南聯大中文系主任的朱自清先生，也為劉兆吉的《西南採風錄》一書寫了序言，從與聞一多不同的角度，高度評價了劉兆吉的採風成果：「他將採集的歌謠分為六類。其中七言四句的『情歌』最多，這就是西南各省流行的山歌。四百多首里有三分之一可以說是好詩。這中間不缺少新鮮的語句和特殊的地方色彩，讀了都可以增擴我們自己。還有『抗戰歌謠』和『民怨』兩類，雖然沒有什麼技巧，卻可以見出民眾的敵愾和他們對於政治的態度；這真可以『觀風俗』了。歷來各家採集的歌謠，大概都流傳已久；新唱出來的時事歌謠，非像劉先生這樣親歷民間，是不容易得到的。」在中國民間文學的學術史上，抗戰中誕生的《西南採風錄》是一個直接從老百姓口頭上採風的典範，對認識社會風尚，特別是抗戰歌謠所提供的廣大人民群眾對這場戰爭的認識和對民族精神的堅守，提供了彌足珍貴的歷史資料。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