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恩仇錄——日軍為何敢與中國對賭國運
日本投降彩照
回顧上一篇《中日恩仇錄——日本為何如此熱衷侵略中國》，我們可以發現日本可以說自古以來，就一直將中國作為最重要的侵略對象，無論貧窮還是富有，滅亡中國的心思總是不死，才老實沒兩天，就死灰復燃。
可是戰爭不是小混混打群架，約個時間地點花點出場費叫幾個人就上了，要是有認識的人可能還打不起來。
戰爭還沒開始，準備工作就開始了：前期偵查對方民生經濟、地理環境、軍隊駐紮部署、將領官員水平等等，需要做大量的參謀文書工作，來確定這場仗要怎麼打，打多久時間，打完能得到多少好處，參照小編的文章《現代總參謀部的起源》即可知道。
確定了戰爭計劃，就該準備了，既然要打，那就得要兵，要錢，要糧，要武器要彈藥，不可能神說有了啥啥啥，那便有了啥啥啥，你得拿東西去交換，最終就落到一個字上：錢。
像甲午戰爭這樣近代史上發生的戰爭，已經擺脫了以前風帆戰船弓箭、鑄造前膛炮、接舷戰的模式，蒸汽機鐵甲艦登上歷史舞台，大口徑後膛炮魚雷成了海戰主力，每一發打出去的炮彈可都是白花花的銀子，所以老話說的好：大炮一響，黃金萬兩。
長崎事件油畫
所以當時為了籌備甲午戰爭所需的軍費，日本人可謂是煞費苦心。
長崎事件發生後，雖然最終雙方握手言和，此事就此翻篇兒，該吃吃該喝喝。但是對於日本民眾的衝擊絕對是巨大的，對他們來說，你一群外國水兵喝醉了酒來本國滋事，打死打傷本國這麼多人，最後竟然要本國賠款，簡直是欺人太甚。
由於此次事件，"中國威脅論"成了日本主流民意，"大力發展海軍"也成了日本國內的共識，"一定要打敗定遠"，更作為日本海軍的目標和口號。
據傳當時的日本社會，就連日本小孩之間最流行的遊戲，也是分成兩組，一組扮成中國艦隊，另一組扮成日本艦隊，遊戲主旨就是圍攻定遠、鎮遠，將其擊沉。在一眾媒體的報道煽動下，民間仇華、反華、排華情緒高漲，恨不得長雙翅膀飛過海去。
但是以日本的實力，在當時是無法戰勝亞洲同為現代化進程中的"亞洲第一強國"的，這也使得日本朝野對於殖民擴張的軍國主義思想越來越濃厚，從而直接刺激日本加強軍備擴軍備戰。尤其是深受刺激的日本海軍發狠："一定要打勝『定遠』"。當時海軍的艦船也開始針對清朝重型鐵甲艦"鎮遠"、"定遠"做專門的設計。
定遠艦
為了做好與清政府的戰爭準備，日本的軍事建設進入「擴軍備戰」的快車道，1882年，參謀本部長山縣有朋提出了10年內將現有的14個步兵聯隊擴編為28個聯隊(14個旅團)，再加上7個騎兵大隊，21個野戰炮兵大隊(編為7個聯隊)以及工兵、輜重兵各7個大隊，將陸軍常備兵力擴充至6萬餘人的擴軍方案。
此同時，海軍卿川村義純也提出8年內將海軍的總噸位翻一番，新建、改建42艘軍艦的方案。從1883年開始，日本陸海軍同時開始實施軍備擴張。
以陸軍為例，為了編練新創設的師團，陸軍軍費以每年近200萬日元的增幅節節攀升。而對缺乏自主造艦能力尤其是建造大型軍艦以及大口徑艦炮的日本來說，要在短短的8年內實現川村義純的造艦計劃，惟一的辦法就是從英法等國訂購價格不菲的進口軍艦。
所以，海軍軍費的增速和增幅都走到了陸軍前面。1882年，海軍軍費尚不及陸軍的四成，而在短短8年之後的1890年就反超了陸軍，而這些錢大部分都需要從日本財政支出中來。
鎮遠艦
當時日本海軍重點學習對象是英國人，從上到下從裡到外，自然而然資本主義那一套也學來了。海軍本來就燒錢，有限的軍費海軍佔了大頭，天天吃香的喝辣的，陸軍抱著紫菜飯糰瑟瑟發抖，這也是海陸不和的原因之一。
而為了使軍方能夠不受政府制約地完全自主得支配新增軍費，山縣有朋和川村義純等陸海軍首腦在1883年設立了獨立的軍備局，全權負責軍備擴充和新增軍費的使用，想怎麼買就怎麼買，想怎麼花就怎麼花，而不用再走審批程序。
1884年，在新增軍費分配中獲益較少(只及海軍的三分之一)的陸軍當局向政提出了增稅至1000萬日元來補充陸軍軍備的要求。
毋庸置疑，近代化的軍備擴充需耗費大量的金錢，尤其是海軍，根本就是個無底窟窿，吞金巨獸，沒有雄厚的財政儲備作為後盾，一旦處理不當，很有可能走上窮兵黷武的道理，徹底拖垮日本的經濟。
實際上明治維新之後，日本就將軍隊的現代化建設提上了議程，首當其衝便是資金。
明治維新時期日本工業
在明治維新初期，日本實行了殖產興業的政策來刺激經濟，殖產興業與擴軍備戰幾乎是同時進行。所謂殖產興業，是以各種政策為槓桿，用國庫資金來加速資本原始積累的過程，並且以國營軍工企業為主導，按照西方的樣板，大力扶植日本資本主義的成長。
具體來說，可以分為以下7條：
(1)廢除舊時大名割據期間各藩、各地設立的關卡，降低運輸成本，培育和發展全國統一市場;建設鐵路，發展航運、郵政、電報和電話等近代交通通訊事業，促進國內各地區的經濟文化交流合作，促進商品流通，發展資本主義經濟；
(2)接管幕府和各藩的工礦企業，加以改造和擴充，以形成國有的企業體系；大力創辦各種稱為"模範工廠"的新式近代企業，以國家企業起到帶頭作用，促進國家工礦企業發展，為重工業發展打下堅實基礎；
(3)引進西方先進技術和設備，改造原有技術和工具，提高生產效率與產品質量，促進企業良性健康發展；注意創辦民品工業，解決最為急迫的民生問題；
1881年第二次勸業博覽會
(4)採用獎勵、保護等多種方式，鼓勵優質新產品和發明創新；舉辦交流會、博覽會以推廣先進技術，促進商品交流，刺激商品流通。
在大久保利通的倡導下，從1877年開始，日多年舉辦勸業博覽會，一共舉辦了6次，主要展示和銷售機械，美術工藝品等。1877年第一次國內勸業博覽會上，女工利用機械制絲。1881年，第二次勸業博覽會則是一些具有美術特性的絲織品受到了關注。
(5)推行"勸農"政策，引進西方農業技術、農牧業品種和經營管理制度，結合"士族授產"的"勸業"，使大批原封建武士放下刀劍從事農墾，但是由於日本人多地少以及經濟等各方面的原因，這批武士以及其後人也成為了侵華的急先鋒；
(6)扶植與保護私人資本，促進私人企業發展。 為了加速工業化的進程，政府在1880年又發布"官業下放令"，從1880年11月起，決定將軍工、鑄幣、通訊、鐵道、印刷等特殊部門以外的官營企業廉價處理給三井、三菱、川崎、古河等特權大資本家。
這標誌著日本的"殖產興業"政策的根本性轉變，它放棄了以國營企業為主導的資本主義工業化方針，轉而實行大力扶持和保護私人資本主義的方針。
(7)獎勵國產，鼓勵國貨出口。明治政府自19世紀80年代起，立足本國實際，認為引進必須結合國情，西方經驗不能照搬。明治時代，日本在發展近代資本主義、大力引進、仿製外國先進技術的同時，廣為延聘外國各行各業專家，很注意人才的引進，當時外國專家的薪金，可以高出日本領導人數倍；隨著本國人才的培育成長，逐步減少以致停止了這種人才引進。派遣留學生出國，也很注意實用實惠，擯棄了盲目性。
松方正義
除了推出一系列的刺激政策，當時的大藏卿松方正義大膽對財政制度進行了改革，通過修訂地租、秩祿處理、整頓紙幣、成立央行等措施，實行通貨緊縮政策，改善了國家的財政狀況。不過由於緊縮財政造成嚴重通貨緊縮，貨幣發行量減少，貨幣購買力下降，商品貶值，農民、中小企業主甚至士族階級中相繼出現破產者。
面對這些問題，松方正義在向天皇上奏中稱："如果因擔心民心動搖而在整理紙幣問題上猶豫遲疑，就很難獲得徹底成功。如果不能一無返顧地堅決實施，將無法達到整理紙幣的目的"，表明了松方正義不顧民意堅決推行其政策的決心。
松方財政的效果是顯著的，儘管當時一度造成市場崩壞，經濟衰退，但是也正是由於通貨緊縮導致的貸款利率的下跌，日本出現了早期工業革命創辦實業、開設工廠的熱潮，大量新式工廠在日本本島建立起來。而那些破產的農民、武士、士族階層，既沒有土地自給自足，又沒有特別的技能在社會上混飯吃，只能去到工廠里做工，出賣勞動力賺取微薄的薪水。
同時為了抗衡歐美現代化國家工業化紡紗對日本本國紡紗工業造成衝擊，日本積極引進並且紡織歐美先進技術與工藝，首先完成了機械化和規模化的改革。
明治維新時期的日本紡紗廠
加上本國充足的勞動力，在1885-1890年的短時期內，日本國內的棉紡廠就從20萬個增加到30萬個，紗錠也從7萬個增至28萬個。棉紗的產量也增加大約8倍。到1890年，日本已從棉紡織品進口國變成為一個棉紗出口國，開始向中國、印度等國出口棉布，而這些地區以往都是英國人傾銷棉布的地盤。
實施殖產興業政策之後，日本在短短15年(1870一1885)內大大改變了工業落後的面貌，初步實現了資本主義工業化，從封建的農業國初步變成一個資本主義農業工業國，擺脫了過去面朝黃土背朝天，光著膀子躺路邊的老農形象。
1868年明治維新至甲午戰前1894年的26年間，日本國內固定資本投資總量6.31億日元（約8.13億美元）。其中，政府投資1.63億日元，占投資總額的25.8％，政府主導型投資模式特徵明顯。政府相關軍事投資約0.65億日元，約佔政府投資的39.8％、佔國內投資總額的10.3％。
日本魚雷艇
但是商業發展是一個漫長的過程，由於日本在明治維新前期和初期經濟的落後與混亂，短時間的商業爆種並不能補充持續爆種的軍費需求，尤其是海軍這種吞金巨獸，想在短時間內形成戰鬥力，尤其是巨艦大炮時代，就必須下血本砸大錢。
為了填補這些眨眼之間多出來的軍費，明治政府同時又開始加征了包括煙草稅、酒稅和證券交易稅在內的一系列新稅種，增收的每年750萬日元稅金成為支持軍備擴張的穩定財源。
1890年後，日本以國家財政收入的60％來發展海、陸軍，1893年2月為解決海軍經費問題，明治天皇下達了《合衷共同》詔書，再次宣稱「兼六合而掩八荒」乃「皇祖遺訓」，命令在六年內由內庭經費每年支出30萬日元充作軍費，並要各級官員捐出十分之一的俸祿建造艦船。
除了日本政府以及天皇自己對財政的把控，關於對清朝作戰所需的巨額軍費，時任內閣首相伊藤博文以及同為長州藩出身的井上馨主張「捐款說」，即向日本國內的富商發出號召，令其捐獻軍資。
在日本舉國沉浸在狂熱的對外戰爭氣氛下，該捐款說具有深厚的民意背景。當時流行著這樣的說法，「全國人民向政府捐款，若每一國民都能捐獻1日元以作軍費，則4000萬人就能貢獻4000萬日元」。（跟我們小時候的想法一樣，12億中國人，一人給我一塊錢，那就有12億了。）
不過捐款的號召確實得到了回應，在明治天皇發布《合衷共同》詔書的當月，日本民眾就捐款103萬日元支援海軍，戰爭期間日本民間前後募集了295萬日元。據當時的記錄顯示，一天只有20錢的勞動者捐獻10錢，連給小孩壓歲的幾個銅板也用布包好後貢獻出來。
吉野號
除了這些民間閑錢和刺激經濟增長得到的國家財政收入，以及殖民地、佔領地等帶來的收益，戰爭期間最重要的一種籌款方式便是戰爭債券，而對清政府作戰期間日本政府發行了兩次總額8000萬日元的軍事公債，第一次為1894年8月發行3000萬日元，第二次為1894年11月發行5000萬日元。而日本在戰爭爆發前三年的國家財政規模分別為1891年8000萬日元、1892年8700萬日元、1893年8500萬日元。
此外既然是舉國之力與清政府打仗，那麼所有的機構都當首先為戰爭服務，而需要款項時，銀行就是個很好的提款機。
日本銀行成立於1882年10月10日，是在松方正義主導下設立的類似英格蘭銀行的中央銀行。在此之前，日本實行分散的國立銀行體制，諸多民間資本銀行在政府認可的情況下都具有發行紙幣的許可權。
日銀最初的使命，便是改善因不可兌換紙幣的濫發導致的紙幣不斷貶值、惡性通貨膨脹問題。松方採取整理紙幣及通縮政策，在1884年後半年穩定了紙幣價值。根據1882年頒布的《日本銀行條例》及1884年頒布的《兌換銀行券條例》，日本銀行取代原有的國立銀行，發行可與金銀等硬通貨兌換的紙幣，成為具有發行紙幣權的唯一金融機構，且可根據政府的需要管理國庫款項。
如今的日本銀行
在壟斷紙幣發行權及硬通貨準備金充足的狀況下，日本銀行成為日本金融的中心，其發行的紙幣——日本銀行兌換券——在國內市場具有的信用度極高。在對清朝作戰軍費難以通過發行軍事公債及時獲得的情況下，日本政府通過向日本銀行短期借款的方式填補超支部分的軍費，同時利用日本銀行管理中央及各地國庫的便利條件臨時挪借存於國庫的政府日常收入以支付戰爭所需。
自1894年10月到1895年3月，對清朝作戰軍費的支出不足款項基本來自日本銀行的借款或挪用國庫款，最多月份為1300餘萬日元，較少月份也超過300萬日元。至1895年4月，軍費支出中來自日本銀行的借款及挪用國庫款的總額累計超過4100萬日元。
此外，日本銀行在戰爭期間向政府提供的短期借款及國庫挪用款除了保障軍費支出外，另一重要功能是向民間注入巨額資金。儘管甲午戰爭的主戰場在朝鮮半島及中國大陸，但日方軍費支出的大部分反而都迴流到日本國內。
至1895年5月10日止的統計表明，除武器彈藥、艦船等國內無法製造或者技術欠佳，主要從海外購買外，絕大部分的軍費都在日本國內消費，包括被服、藥品、糧食、士兵薪金等，以及陣亡士兵的撫恤金都會迴流到國內的銀行賬戶。
這筆巨額資金的注入，令日本國內的金融市場規模擴大，民用產品生產、軍工企業藉助戰爭的東風迅速發展起來，民間資本總額也迅速提高，反倒是刺激了國內經濟水平的發展。
明治維新發明
1895年5月11日，日銀總裁川田小一郎在致松方正義的信中，對日本銀行的短期借款及挪用款與公債的關係做了以下說明：
「至遲在(1895年)8月，充作軍費的餘款將耗盡，那麼只有再次募集公債或自日本銀行短期拆借二途。以眼下經濟社會之形勢計，再次發行巨額公債將十分困難。現在並非發行公債的良好時機，不如由日本銀行增發兌換券(紙幣)，謹記能在10月將其(增發紙幣)收回即可。前述公債發行之途，作為回收紙幣之策，乃控制今日金融之應有之義。」
上述川田向松方提出的籌款建議，其主旨是先由日本銀行超額發行紙幣充作軍費，而軍費的大部分將流入日本國內市場，然後再通過在國內發行公債，將上述流入市場的超額紙幣收回國庫，最終迴流到日本銀行。這一過程的本質，是日本銀行依託其壟斷髮行的紙幣信用向政府注入短期資金，同時與國庫款項作短期拆借，利用短期資金為周期較長的國債收入贏得時間，最終依靠國債收入填補前述的短期借款或挪用款。
自戰爭爆發至對中國作戰結束的1895年4月為止，日本完全依靠國內力量及時籌措到巨額軍費，支出高達1.17億日元。充分的資金保障，是日本取得對中國作戰勝利的核心因素之一。
穿西裝戴禮帽的日本人
而且這期間，歐洲幾大造船廠也都能看到日本官員的身影。這些矮個子們身穿燕尾服、頭戴大禮帽，到處鞠躬，拚命打聽哪裡有適合日本的艦船出售，詳細詢問艦船的具體參數。後來日本人的回憶錄稱，歐洲人見其樣子可笑常常譏諷之，他們只能「淚流滿面，但馬上露出笑容繼續詢問」。
根據德國鐵血宰相俾斯麥在根據他所見到的訪德中日官員舉動做出的判斷中說：「日本到歐洲來的人，討論各種學術，講究政治原理，謀回國做根本的改造；而中國人到歐洲來的，只問某廠的船炮造得如何價值如何」。而且更為糟糕的是，即使把這些東西「買了回去，也就算了」。
左:日本外相陸奧宗光;右:參謀本部次長川上操六
說到甲午戰爭前的外交，有一個人不得不提，便是陸奧宗光。他是日本發動甲午戰爭的關鍵人物之一，被日本尊為「外交之父」。從1892年8月出任伊藤博文內閣的外相，到1894年7月才兩年便在朝鮮挑起中日戰爭，並且成功促使沙俄與英國保持中立，被陸奧宗光看作一生的得意之作。
他在回憶錄中寫道，將來有人編寫中日當時的外交史，必以朝鮮之亂為開端。陸奧宗光上任後極力推動與中國開戰，並將自己的意圖透露給同樣充滿野心的陸軍參謀次長川上操六。
1893年6月，日本在華的間諜培訓機構——日清貿易研究所的第一屆89名學生畢業。當時正在中國進行軍事考察的川上操六親自趕往上海參加首屆畢業典禮。
當時負責學校教務的著名間諜根津一向學員們發出呼籲：「日清之戰迫在眉睫，此戰系以自詡富強之清帝國為敵手，不容樂觀……希望諸君暗查敵軍軍情及其他內情，為皇國效力。」
川上操六在中國的視察結束後回朝鮮時，握著日本駐朝鮮公使大石正已的手激動地說：「在你的幫助下，我仔細地查看了中國軍隊。中國軍隊沒有腿(指交通機構)，我軍戰則必勝。」
喬裝打扮的日本間諜
為刺探中國情報，除了川上操六這樣通過正式渠道進行考察外，日本還向中國派出各種間諜。其中最著名的是學者型間諜宗方小太郎。他被稱為「中國通之第一人」。1893年10月，宗方小太郎應軍方要求，開始頻繁活動，撰寫大量報告，內容涉及中國的軍事、經濟和宗教等各方面。
1893年10月，時任樞密院議長的山縣有朋在《軍備意見書》中，根據相關情報表示：中國於1885年後在軍事上再無可觀投資與重大建樹，軍人吸食鴉片，精神頹廢、士氣衰微，而兵要在於精鍊，此絕非二、三年即可練就。
同年10月，小村壽太郎出任日本駐華代理公使。他積極倡導「日清開戰論」，被稱為「開戰的急先鋒」。小村擔任代理公使期間，精心搜集中國情報。北京外交界稱他為「鼠公使」，諷喻他猶如老鼠般狡詐地盜竊中國的情報。
曾擔任日本財政大臣、第4任和第6任首相的松方正義，甲午戰前正以前首相身份在家賦閑，但他對中國的野心卻從不收斂。伊藤內閣成員常找他徵求意見。松方正義認為佔領北京雖「聲名赫赫」，但「實際利益」遠不如佔領台灣重要。他還強調，「今日不能佔領(台灣)，則將永遠失去佔領的機會」。
日軍擊沉高升號
除了日本以舉國之力與清政府對抗，積極學習西方先進技術文化制度之外，當時的國際形勢也對於日本人更加有力，尤其是當時的世界霸主：英國。
其實打一開始的時候，英國人也只想在日本人身上撈好處，繼美國黑船事件之後，1854年11月，日本與英國簽訂了《日英親善條約》。
該條約規定：日本開放長崎和函館兩港口供給食品、燃料用水和必需品，並承認英國享受只有荷蘭和清朝才能享受的最惠國待遇。條約的第四條雖然規定僑居日本的英國人要服從日本法律，但卻規定違法者需交由英國船長加以懲處，實際上放棄了日本方面的裁判權。
那個時候的日本跟中國一樣慘兮兮，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幾乎是人間人踩，軟弱無能的政府、腐敗的統治階層簡直如出一轍。
克里米亞戰爭
隨著國際形勢的不斷風雲變幻，俄國人很快從克里米亞戰爭的失利中恢復回來，此時的日本通過明治維新之後鐵了心要脫亞入歐，做一個純種的香蕉人。當時作為世界霸主的大英帝國對於日本人的崛起同樣懷有警惕，同時又對俄國放心不下。
1894年日軍滯留朝鮮拒不撤兵，李鴻章無奈只能尋求國際調停。出於擔心對當時一個逐漸強大的日本佔領朝鮮會對自己在東北的利益造成損害，俄國政府多次對日發出「中日雙方應保持克制，兩軍先撤兵，再商議朝鮮改革」的照會，同時還提議儘快召開「俄、中、日」三國會議，以商討退兵事宜。
面對俄國的種種舉措，英國開始坐不住了， 為了防止俄國藉機南下，形成與英抗衡的局面，英國外交大臣金伯利多次告誡日本政府：「英國對於任何侵犯它自己在中國的利益或朝鮮的完整或獨立的行動，十分肯定是不能容忍的」英國歡迎在朝鮮實行改革，但是它「不能對朝鮮的涉外規章的任何重大變化置諸不問，也不同意把朝鮮國王的任何領土讓與日本」。
李鴻章與各國公使
但是隨著清政府在外交上表現的軟弱無能，英國人不得不對中國在俄國和印度之間起到的作用開始懷疑，尤其是平壤戰役和黃海海戰中日本表現出的強大的戰力。當時《泰晤士報》社論指出：「關於中國的潛力以及中國迷夢已醒的種種神話已經這次戰爭完全澄清了」。
以追逐「永恆利益」為宗旨的英國外交決策集團在不危及英在華利益的前提和原則下，決意利用日本來抵制俄國對中國的任何企圖，並求得英國在同俄國相遭遇的遠東其他地區中的自由行動。
「自1894年秋天起，英國對日本的感情早已發生了變化」。在英國輿論界，親日鼓噪開始由弱變強。《聖詹姆士官報》上有一篇反映這種變化的社論：「如果日本企圖……瓜分中國，我們必須加以干涉。不過，目前它不大可能會這樣。……在今後許多年中，日本對於我們不會有任何損害。我們不必反對它在太平洋上的海軍力量。無疑地，它將威脅和震動俄國，但這和我們毫不相干。……如果日本對於正向亞洲北部伸出一個長爪的令人可怕的帝國形成一種對抗力量，我們並不吃虧」。
為了得到英國的支持，日本也是下足了血本，1894年7月14日，英日雙方在修訂《日英親善條約》時，日本對其做出了重大的讓步，收回領事裁判權，但關稅權僅收回一部分，從英國進口的主要產品仍保留單邊的協定關稅。條約規定有效期限為十二年，可在期滿前一年通知對方中止條約，並規定五年後的1899年開始實施。
最終新的《日英新通商航海條約》於1894年7月16日在倫敦簽訂，英國外相金伯理勛爵對日本駐英公使青木周藏說：「這個條約的性質，對日本來說比打敗清國的大軍還遠為有利」。
瓜分中國
除了英國這種半公開的支持，還有美、德、法、俄四國的默認，對於他們來說，日本的崛起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
作為新興帝國主義，以及另一個老牌帝國主義國家，美、德、法的目的基本相同，就是想借著日本崛起的機會來打亂英國與俄國的步伐。日不落帝國自然不用說，在中國佔據著幾大帝國主義國家中最大的油水，最好的條件，這讓三國實在是羨慕不已。
而沙俄在遠東的利益更是獨一份，尤其是在東北，1891年開工建設西伯利亞鐵路，1893年就開始謀劃中東鐵路，一旦鐵路完全建成開通，鐵路沿線可全都是自己的地盤，到時候開個礦什麼的，絕對是一本萬利的買賣。
三國就想著日本崛起威脅英國俄國的利益，然後自己坐收漁翁之利，豈不美哉。
甲午戰爭俄國人反應的漫畫
至於俄國的小算盤，也是想趁亂撈上一筆，日本人的重點擴張對象肯定就在亞洲，根據歷史經驗來看，首當其衝就是朝鮮，然後就是中國，這肯定會牽扯到英國人的利益，英國人肯定不可能坐視不理，坐看日本壯大。
而且當時俄國並沒有做好在遠東進行戰爭準備，西伯利亞鐵路、中東鐵路都未開通，甚至還在規劃中，一旦開戰，人員、物資裝備的運輸都是大問題，搞不好沒等開打，反倒是自己因為糟糕的後勤撐不下去投降了，沒打就先輸一半，這仗還怎麼打。
當時李鴻章在跟日本簽訂中日修好條規時，就考慮到想要聯日抗俄，畢竟相比較日本來說，俄國人的胃口更大，吃相更加難看，對中國北方地區的威脅更大，日本畢竟只是島國，而且還是中國幾千年的附屬國，從心理上更有優勢。
對於那幾個無論是新興還是老牌的帝國主義國家，他們需要的是一個分裂、虛弱、孤立的中國，維持其現狀，不讓其過分強大，卻能源源不斷為幾大帝國主義國家輸血，充當商品傾銷地，資源掠奪地，作為奶牛的存在。
而中日結盟絕對是他們不希望看到的，也正好由於中日之間爆發了矛盾，也因此，對於日本的壯大他們或者坐視，或者暗中支持，他們自信自己可以控制住日本，將其壯大控制在一個合理範圍內。
馬關條約簽訂的木刻版畫
正是國內國外形式都對日本有利，因此日本人才敢肆無忌憚，壓上身家性命賭國運，而事實也證明了日本人這次賭對了，甲午戰爭日本大獲全勝，獲利頗豐，也刺激了其賭徒心理進一步的膨脹，為其滅亡埋下伏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