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磊：試談《史記·李斯列傳》與《趙正書》對李斯形象的塑造
一
李斯是秦代興亡的親歷者和見證者。他對秦代統一全國有重要貢獻，對專制集權國家的建設出力甚巨，對秦代的速亡也負有一定責任。李贄《史綱評要》說：「始皇出世，李斯相之，天崩地坼，掀翻一個世界。是聖是魔，未可輕議。」[1]然而對於如此重要的歷史人物，兩千餘年來各種評論的聲音其實從未停止。李斯的事迹主要記載於《史記·李斯列傳》中。歷代對李斯的認識和評價，無論如何筆削褒貶，也皆以此為本。
茅坤《史記鈔》說《李斯列傳》「是太史公極用意文，極得大體處。」[2]徐枋《書李斯傳後》一文亦以為「太史公作此而所以垂戒於萬世者，深切著明矣。」[3]牛運震以為「《李斯傳》載斯佐始皇，併兼吞滅之謀，及其銷鋒焚書之計，及與趙高廢適立庶相二世，阿順苟合，諸事迹條悉詳明，洋洋數千百言。凡秦興亡並趙高始末具在，似為秦外紀而並為趙高立傳者。然首尾關目，仍以李斯為主，無劃剔之跡，而賓主厘然，此所以為大手筆也。」[4]可見，司馬遷對《李斯列傳》的內容選取、行文結構，都有精心的安排。
司馬遷在《李斯列傳》中以李斯的五嘆六說為線索，記述了李斯一生際遇。李景星《史記評議》：
行文以五嘆為筋節，以六說當實敘。「於是李斯乃嘆曰：『人之賢不』」云云，是其未遇時而嘆，不得富貴也。「李斯喟然而嘆曰：『嗟乎』云云」，是其志滿時而嘆，物極將衰也。「斯乃仰天而嘆，垂淚太息曰」云云，是已墜趙高計中，不能自主而嘆也。「仰天而嘆曰：『嗟乎，悲夫』」云云，是已居囹圄之中，不勝怨悔而嘆也。「顧謂其中子曰」云云，是臨死時無可奈何，以不嘆為嘆也。以上所謂「五嘆」也。
記說秦王，著李斯入秦之始也；記諫逐客，著斯留秦之故也；記議焚書，著斯佐始皇行惡也；記勸督責，著斯導二世行惡也；記短趙高語，著斯之所以受病，藉其自相攻擊，以示痛快人意也；記獄中上書，著斯之所以結局，令其自定功罪，以作通篇收拾也。以上所謂六說也。
幾及萬言，似秦外紀，又似斯、高合傳，而其實全為傳李斯作用。文至此酣暢之至，亦刻毒之至，則謂太史公為古今文人中第一辣手可也。[5]
學者對司馬遷的這一安排評論甚高。吳見思《史記論文》：「李斯凡五嘆，而盛衰貴賤，俱於嘆中關合照應，以為文情，令人為之低回。」[6]牛運震《空山堂史記評註》：「六篇之文，凡李斯功罪起廢，本末具在，此亦一篇之層次節奏也。而文字古奧峭堅，奇肆酣暢，先秦絕工之文，遂為本傳生色。」[7]
《太史公自序》和《李斯列傳》文末的「太史公曰」，可以看出司馬遷對李斯其人的評價，也可以明白司馬遷如此安排的用意。《太史公自序》：
能明其畫，因時推秦，遂得意于海內，斯為謀首。作《李斯列傳》第二十七。[8]
《李斯列傳》：
太史公曰：李斯以閭閻歷諸侯，入事秦，因以瑕釁，以輔始皇，卒成帝業，斯為三公，可謂尊用矣。斯知六藝之歸，不務明政以補主上之缺，持爵祿之重，阿順苟合，嚴威酷刑，聽高邪說，廢適立庶。諸侯已畔，斯乃欲諫爭，不亦末乎。人皆以斯極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與俗議之異。不然，斯之功且與周、召列矣。[9]
司馬遷認為李斯是輔佐秦始皇成就帝業的「謀首」，自己亦得以位極人臣。但司馬遷也對李斯提出了嚴苛的批評，說他雖然「知六藝之歸」，卻「不務明政以補主上之缺，持爵祿之重，阿順苟合，嚴威酷刑，聽高邪說，廢適立庶」，否定了李斯忠臣形象。
在司馬遷的筆下，李斯有兩件事最不忠於其君，一是沙丘之謀，詐立胡亥，在帝國繼承人問題上不忠於秦始皇。二是上督責之書，阿諛秦二世，為保住自己的爵祿沒有盡到忠臣的責任。
王子今曾專門討論《荀子》《韓非子》中「忠」觀念的形成和發展。他認為，在《荀子》和《韓非子》中，「忠」的理論得以總結和完善，而《商君書》和《呂氏春秋》等著作也無不強調臣子要對君主盡忠。此外，秦代專制政體的形成，也導致了「忠」的政治規範的定型。[10]李斯是荀子之徒，韓非同學，呂不韋舍人，他的思想當深受三者影響，可司馬遷的筆下的李斯陷害同門、背叛先主，所作所為可謂不忠不義。《荀子·臣道》載：
有大忠者，有次忠者，有下忠者，有國賊者：以德覆君而化之，大忠也；以德調君而輔之，次忠也；以是諫非而怒之，下忠也；不恤君之榮辱，不恤國之臧否，偷合苟容，以之持祿養交而已耳，國賊也。若周公之於成王也，可謂大忠矣；若管仲之於桓公，可謂次忠矣；若子胥之於夫差，可謂下忠矣；若曹觸龍之於紂者，可謂國賊矣。[11]
如果按照荀子理論，司馬遷筆下的李斯不但不是「大忠」「次忠」「下忠」，反而與曹觸龍一樣，是「不恤君之榮辱，不恤國之臧否，偷合苟容，以之持祿養交」的「國賊」。
可是，在《李斯列傳》中，李斯卻自認為是忠臣。他在《諫逐客書》說：「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眾。」[12]即是向秦王表忠。李斯身居囹圄時的「仰天而嘆」，其實亦可視為向秦二世表忠：
嗟乎，悲夫。不道之君，何可為計哉。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吳王夫差殺伍子胥。此三臣者，豈不忠哉，然而不免於死，身死而所忠者非也。今吾智不及三子，而二世之無道過於桀、紂、夫差，吾以忠死，宜矣。且二世之治豈不亂哉。日者夷其兄弟而自立也，殺忠臣而貴賤人，作為阿房之宮，賦斂天下。吾非不諫也，而不吾聽也。凡古聖王，飲食有節，車器有數，宮室有度，出令造事，加費而無益於民利者禁，故能長久治安。今行逆於昆弟，不顧其咎；侵殺忠臣，不思其殃；大為宮室，厚賦天下，不愛其費：三者已行，天下不聽。今反者已有天下之半矣，而心尚未寤也，而以趙高為佐，吾必見寇至咸陽，麋鹿游於朝也。[13]
司馬遷筆下的李斯以為秦二世「無道過於桀、紂、夫差」，又指責秦二世殺害忠臣。他自比關龍逢、王子比乾和伍子胥，自以為「以忠死，宜矣」，卻迴避了自己背叛秦始皇之事。
《李斯列傳》所載的沙丘之謀中，李斯也曾向趙高表露過要做忠臣的心跡。他說：
斯，上蔡閭巷布衣也，上幸擢為丞相，封為通侯，子孫皆至尊位重祿者，故將以存亡安危屬臣也。豈可負哉！夫忠臣不避死而庶幾，孝子不勤勞而見危，人臣各守其職而已矣。君其勿復言，將令斯得罪。
司馬貞《索隱》：「斯言忠臣之節，本不避死。言己今日亦庶幾盡忠不避死也。」 [14]然而，就是這位剛表示完要「庶幾盡忠不避死」的李斯，卻經不住趙高三言兩語的誘勸，隨即背叛秦始皇，私立胡亥為太子。可以說，李斯對秦二世所謂的「忠」，恰恰是以對秦始皇的「不忠」為前提的。
對這種行為，司馬遷當然以為不齒。為了襯托李斯的不忠，他還特意將太子扶蘇和公子高的自殺放入《李斯列傳》中詳述，又借公子高的上書，道出「不忠者無名以立於世」[15]之理，戳中李斯軟肋，以兩位忠臣孝子的決絕赴死與李斯背叛秦始皇時「仰天而嘆，垂淚太息曰：『嗟乎！獨遭亂世，既以不能死，安託命哉』」[16]的表演兩相對比。太史公之筆法，確實可謂「極得大體」，司馬遷確實可謂「為古今文人中第一辣手」。
司馬遷希望通過「察其本」，以給後人展示一個多面、複雜的李斯。而他對李斯形象的塑造也引導了此後兩千餘年對李斯的評價。
二
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趙正書》為我們重新認識李斯提供了新的材料。《趙正書》中記載的秦末歷史與《史記》有極大不同。對於《趙正書》與《史記》記載的抵牾，研究者均認為不能輕易彼此否定或強求統一。[17]我們贊同這種審慎的態度。而即便這些文獻材料對秦代歷史有所演繹，其背後隱藏的作者的歷史觀其實也值得我們重視。
《趙正書》的篇末說：
曰：「胡亥所謂不聽閒（諫）者也，立四年而身死國亡。」[18]
由此可知，《趙正書》的主旨，在於指出胡亥「不聽閒（諫）」，實際是勸導閱讀者聽諫納善。而我們通過研讀《趙正書》的一些細節可以發現，《趙正書》中的李斯是十足的忠臣形象。
與司馬遷設置五嘆六說類似，《趙正書》的作者塑造李斯的忠臣形象是以記錄李斯奏言的方式展開的。這樣的奏言共有三次。第一次是秦始皇「病即大甚，而不能前」時：
秦始皇讓李斯參與商討帝國繼承人問題，可見對李斯的重視。不過，秦始皇對「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丞相李斯卻並不完全信任。秦始皇的話表面上是哀憐「吾子之孤弱」和「吾蒙容之民」，其實重點在於強調歷史上屢見不鮮的「其後不勝大臣之分（紛）爭，爭侵主」[19]的現象，有敲山震虎的意味。李斯當然聽出了秦始皇的弦外之音，他「昧死頓首言」的回答也十分巧妙：
李斯首先奉承秦始皇「萬歲之（壽）尚未央」，然後陳說自己並不是秦人，但有幸得到秦始皇賞識，「以為糞土之臣，使教萬民」。接著李斯陳述自己的功勞，表示已經鞠躬盡瘁，幫助秦始皇統一天下。如此盡心儘力，卻「見疑如此」，只能「當（戮）死，以佨（報）於天下者也。」秦人本有「從死」的制度傳統，但在秦獻公時就已經廢止。[20]李斯此時要求「從死」，當然只是展示一種盡忠的姿態，然而這一姿態的展示是十分必要的。
帝王臨終託孤，是關係國家穩定的大事，也是考驗君臣關係的試金石。歷史上因託孤不慎導致政局動搖、君臣反目的故事舉目皆是。即使是常為後人稱道的白帝城託孤，君臣之間可能也充滿戒備。劉備對諸葛亮所說「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21]的遺言，有學者認為是對諸葛亮的試探。明人章懋曾感嘆說：「嗚呼！昭烈於是失言矣。吾讀陳壽書至此，未嘗不深為孔明懼也。夫昭烈之為是言，是疑孔明也，是以操、懿待孔明也。吾不意『魚水君臣』而猶以智術相御有如是者。於託孤寄命之際而置嫌疑於其間，安在其能託孤也！」[22]明末清初人徐世溥《諸葛武侯無成論》也以為：「斯言也，昭烈之疑忌盡見，生平深險畢露。非惟昭烈不知孔明，孔明亦不知昭烈甚矣。」[23]
所謂「魚水君臣」亦不免「以智術相御」。在即將病逝的秦始皇面前，李斯必須表現出萬分忠誠，否則後果難料。李斯所謂的「佨（報）於天下」，其實可以理解為「報於陛下」。《趙正書》下文說：
趙正流涕而謂斯曰：「吾非疑子也，子，吾忠臣也。其（議）所立。」丞相臣斯、御史臣去疾昧死頓首言曰：「今道遠而詔期宭，臣恐大臣之有謀，請立子胡亥為代後。」王曰：「可。」[24]
我們不知道秦始皇的「流涕」是真的被李斯感動還是刻意的表演，但秦始皇「吾非疑子也，子，吾忠臣」之語，無疑給李斯吃了定心丸。對於繼承人的人選，秦始皇以「吾子之孤弱」加以暗示，其實已經明了是胡亥。[25]如果我們再從上文分析的秦始皇對李斯不信任的角度考慮，李斯絕對不可能、也絕對不敢對帝國繼承人提出自己的真實想法。
《趙正書》所述臨終託孤故事中，秦始皇與李斯的對話機鋒相對，李斯的表現堪稱完美，其忠臣形象已躍然紙上。而《趙正書》也完全迴避了胡亥詐立的版本，李斯參與謀立新帝，化身為託孤大臣，這就使《李斯列傳》中所述的李斯最大之不忠在《趙正書》中不再成立。
《趙正書》中李斯的第二次奏言是在秦二世「欲殺丞相斯」時。李斯這段奏言自述「七宗罪」，與《李斯列傳》所載李斯的獄中奏言大致相同，但是一些文句的用語和順序則有所區別。牛運震以為這段奏言「樸直中自然峭肆，亦借為李斯佐秦事迹一總。」[26]中井積德認為「唯第七罪，為虛飾非實。」[27]不過，《李斯列傳》說：「書上，趙高使吏棄去不奏，曰：『囚安得上書！』」[28]宮崎市定認為，李斯獄中上書不可能被政府的史官保存，這篇上書是後人託名創作的。[29]這樣的說法得到陳侃理的支持，他進一步認為李斯的奏言源自《趙正書》的某個抄本或同類的小說家言。[30]不論如何，正如凌稚隆所說，「李斯所謂七宗罪，乃自侈其極忠，反言以激二世耳。」[31]李斯自述的「七宗罪」完全是自陳其功，由此也表明了自己的忠心。
《李斯列傳》中李斯自陳「七宗罪」時已身陷囹圄，是走向人生末途前的最後掙扎，但他仍然「自負其辯，有功，實無反心，幸得上書自陳，幸二世之寤而赦之」。[32]《趙正書》則在李斯自述「七宗罪」之後，又安排了更令人嘆惋的第三次奏言。這次奏言是在李斯「且死」[33]之時：
李斯的這次奏言自稱為「善言」，不過卻出口不善，一開始就詛咒秦二世會隨他而去，措辭相當激烈。他警告秦二世「變古亂常，不死必亡」，曆數秦二世的種種過失，說他是「變古而亂常者」，雖未明言他會「不死必亡」，其實已暗含其意。所謂「酒肉之惡，安能食乎？破國亡家，善言之惡，安能用乎？」其實是告訴秦二世即使改正錯誤也已經為時已晚。李斯最後又重複強調了秦二世的過失，以「王勉之矣」的反語發泄自己的不滿和冤屈，而末尾「斯見其央（殃）今至矣」一句已幾近絕望。
李斯作為臣下，如此詛咒君王，按常理實在不可想像，從中我們可以讀出李斯作為忠臣的憤恨。可以說，這是李斯在生死關頭的最後一搏，他故意用語狠毒，以激二世。《呂氏春秋·至忠》說：「至忠逆於耳，倒於心，非聖賢孰能聽之？故賢主之所說，不肖主之所誅也。」[34]李斯的奏言可謂「忠逆於耳，倒於心」，無奈二世並非賢主，李斯的至忠之言並沒有讓他幡然醒悟，雖然其後子嬰又進諫勸說，仍然沒有改變李斯被處死的命運。
這段陳詞與上引《李斯列傳》中李斯身居囹圄時的「仰天而嘆」的文氣十分類似。雖然二者語句基本沒有相同之處，但均是發泄對秦二世的不滿，用語都十分激烈。「仰天而嘆」中李斯先直指秦二世為「不道之君」，又曆數秦二世「夷其兄弟而自立」「殺忠臣而貴賤人」「作為阿房之宮，賦斂天下」的過錯，末尾「吾必見寇至咸陽，麋鹿游於朝也」一句與《趙正書》第三次奏言末尾的「斯見其央（殃）今至矣」異曲同工，對秦二世已經幾乎不抱什麼希望。但是在《李斯列傳》中，司馬遷是在「仰天而嘆」之後，才記錄了李斯自陳「七宗罪」的獄中上書，行文安排與《趙正書》恰好相反。比較來看，李斯的「仰天而嘆」比自陳「七宗罪」的上書措辭更激烈、感情更豐沛，如果單從文章營造的烘托效果來看，《趙正書》將李斯「且死」之語置於自陳「七宗罪」之後的安排無疑更勝一籌。[35]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李斯列傳》中全文引錄了李斯阿諛秦二世的督責之書，這也成為李斯「持爵祿之重，阿順苟合」的最有力證據。而在《趙正書》中此事卻隻字未提。此前已有學者懷疑督責之書並非李斯之作，而是後人為了貶低法家而偽造的。[36]我們推想《趙正書》作者不採督責之書的原因有三，一是作者可能沒有見過督責之書；二是見過督責之書，但以之為偽，故不取；三是督責之書為真，但因其與李斯忠臣形象不符，故不取。
由以上論述可見，如果我們拋開對歷史真實的探究，只探討作者的創作用意的話，《趙正書》的作者很顯然是在告誡君主要聽諫，為此而塑造了李斯的忠臣的形象，以李斯的忠心，反襯秦二世的不聽諫。而李斯的忠臣形象雖然與《李斯列傳》不符，卻很可能是當時社會的普遍看法。
《李斯列傳》「太史公曰」中，司馬遷已經明言「人皆以斯極忠」，可見漢代人對李斯的主流看法也許是「極忠」，但李斯卻以「被五刑死」的悲慘結局收場，其冤屈不免令人同情。而在其餘相關文獻中，我們確實也可以看到漢代人對李斯忠臣形象的認同。
《史記·蕭相國世家》記載蕭何自污入獄，劉邦將蕭何與李斯對比，說：「吾聞李斯相秦皇帝，有善歸主，有惡自與。今相國多受賈豎金而為民請吾苑，以自媚於民，故系治之。」[37]「有善歸主，有惡自與」的李斯，確實是忠臣模樣。《史記·魯仲連鄒陽列傳》又有「李斯竭忠，胡亥極刑」[38]之句。類似記載又見《法言·重黎》：
或問：「李斯盡忠，胡亥極刑，忠乎？」曰：「斯以留客至作相，用狂人之言，從浮大海，立趙高之邪說，廢沙丘之正，阿意督責，焉用忠？」[39]
梁玉繩《史記志疑》：「《法言·重黎篇》有答或人李斯盡忠之問，當時蓋有以為忠者，故鄒陽曰『李斯竭忠』。」[40]梁玉繩亦以為漢代有人認為李斯是忠臣，而揚雄的說法應是受到了司馬遷的影響，才以為李斯不忠。又《說苑·雜言》載：
太公一合於周，而侯七百歲。孫叔敖一合於楚，而封十世。大夫種存亡越而霸句踐，賜死於前；李斯積功於秦，而卒被五刑。盡忠憂君，危身安國，其功一也，或以封侯而不絕，或以賜死而被刑，所慕所由異也。[41]
《說苑》將李斯與太公望、孫叔敖、大夫種並列，認為他們「盡忠憂君，危身安國，其功一也」，看來也是忠臣形象。
《李斯列傳》中，趙高雖然希望找出「斯與子由謀反狀」[42]，但從《李斯列傳》所述李斯事迹來看，李斯根本沒有謀反之心。李斯由一個上蔡布衣，憑藉自己多年的努力，終於官居丞相，並協助秦始皇統一天下，人生可謂成功。而三十餘年間，李斯家族亦在李斯經營之下權勢顯赫、枝葉碩茂。《李斯列傳》說：「斯長男由為三川守，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諸公子。」李斯家族與秦始皇家族有緊密的聯姻，李由又在秦的重郡任職。李由告歸咸陽時，李斯置酒於家，「百官長皆前為壽，門廷車騎以千數。」[43]家族聲勢達到極盛。
李斯若不忠心，何必在秦國逐客時上書自陳？李斯若有謀反之心，沙丘之時可謂千載難逢的良機，李斯又何必與趙高合謀詐立胡亥？胡亥殘殺自己的同胞公子和公主時，「相連坐者不可勝數」[44]，李斯的兒女必然會受到牽連，而李斯選擇隱忍不發，其中或有其忠君觀念的影響。而李斯入獄之時，李由仍身兼三川守之要職，處於鎮壓反秦義軍的前線。若得知自己老父被囚，自己又受到無端審查，李由是否還會為保秦而力戰也要打一個問號。通過李由抵抗至被反秦義軍所殺一事來看，李由也沒有謀反之心。
真實的李斯也許永遠無法找回，但通過《趙正書》的記載，我們或許可以勾勒出與《李斯列傳》大不相同的李斯臉譜。邢義田在《立體的歷史——從圖像看古代中國與域外文化》自序中說：
所謂立體的歷史，是三度空間整體的歷史畫面，由(1)文字和非文字的材料、經(2)歷史研究和寫作者的手，傳遞給(3)讀者，三者互動而後產生。歷史研究和寫作者生產並傳遞畫面。讀者心中能有怎樣的歷史畫面，是否生動立體，一方面取決於讀者自己，一方面也取決於生產和傳遞者的喜好、能力、訓練、眼光以及據以建構的畫面。[45]
無論《李斯列傳》還是《趙正書》，它們的作者對李斯的描繪可謂「生動立體」，而對這「生動立體」的畫面背後的歷史事實的判定，當然要持審慎的態度。面對不同的歷史記載，除了盡最大可能地還原歷史真相外，我們還可以通過考察作者對歷史素材的選取、編排，通過考察作者的觀念和態度，來研究他們的歷史觀念。兩千餘年來，受司馬遷的影響，李斯的忠臣形象日漸模糊在歷史深處，而《趙正書》的出土為我們重新評判李斯，重新認識司馬遷的筆法，重新思考漢代人的歷史觀念，提供了契機和可能。
注釋：
[1]李贄：《史綱評要》卷四《後秦記》，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91頁。
[2]茅坤：《史記鈔》卷五五，明泰昌元年烏程閔氏刊朱墨套印本，1620年。
[3]徐枋撰，黃曙輝、印曉峰點校：《居易堂集》卷一〇《書李斯傳後》，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228頁。
[4]牛運震撰，崔凡芝校釋：《空山堂史記評註校釋》卷九，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第498頁。
[5]李景星著，陸永品點校：《史記評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76頁。
[6]吳見思著，陸永品點校：《史記論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51頁。
[7]牛運震撰，崔凡芝校釋：《空山堂史記評註校釋》卷九，第498頁。
[8]《史記》卷一三〇《太史公自序》，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3315頁。
[9]《史記》卷八七《李斯列傳》，第2563頁。
[10]王子今：《「忠」觀念研究—一種政治道德的文化源流與歷史演變》，長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76—135頁。
[11]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荀子集解》卷九《臣道》，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254—255頁。
[12]《史記》卷八七《李斯列傳》，第2545頁。
[13]《史記》卷八七《李斯列傳》，第2560—2561頁。
[14]《史記》卷八七《李斯列傳》，第2550—2551頁。
[15]《史記》卷八七《李斯列傳》，第2553頁。
[16]《史記》卷八七《李斯列傳》，第2550頁。
[17]參見孫家洲《兔子山遺址出土〈秦二世元年文書〉與〈史記〉紀事抵牾釋解》，《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3期；趙化成《〈趙正書〉與〈史記〉相關記載異同之比較》，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編《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299—302頁；陳侃理《〈史記〉與〈趙正書〉——歷史記憶的戰爭》，日本中國史學會編集：《中國史學》第26卷，京都，朋友書店，2016年10月，第25—38頁。
[18]本文所引《趙正書》簡文，均出自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編《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叄]》，以下不再注出。
[19]「其後」之前的語句有所缺失，但我們可以推測秦始皇當是舉例敘述歷史上先主去世、新君孤弱之例。
[20]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周馴》「十一月更旦之訓」中亦有關於秦人從死的內容。
[21]《三國志》卷三五《蜀書·諸葛亮傳》，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918頁。
[22]章懋：《楓山章先生集》卷四《讀蜀漢志》，叢書集成初編本，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116—117頁。參見王子今《諸葛亮的神話》，《千百年眼——皇權與吏治的歷史掃描》，北京，東方出版社，2008年，第214—216頁。
[23]王士禎《居易錄》卷一二引，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24]此句原斷作：「今道遠而詔期宭（群）臣，恐大臣之有謀，請立子胡亥為代後。」整理者注釋中又提出第二種斷句，此以第二種斷句為準。
[25]參見姚磊《北大藏漢簡〈趙正書〉釋文補正》，《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16年第1期。
[26]牛運震撰，崔凡芝校釋：《空山堂史記評註校釋》卷九，第502頁。
[27]司馬遷撰，（日）瀧川資言考證，楊海崢整理：《史記會注考證》卷八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3330頁。
[28]《史記》卷八七《李斯列傳》，第2561頁。
[29]宮崎市定：《史記李斯列伝を読む》，《東洋史研究》第35卷第4號，1977年3月，收入《宮崎市定全集》卷五，東京，岩波書店，1999年，第245—246頁。
[30]陳侃理：《〈史記〉與〈趙正書〉——歷史記憶的戰爭》。
[31]司馬遷撰，（日）瀧川資言考證，楊海崢整理：《史記會注考證》卷八七，第3330頁。
[32]《史記》卷八七《李斯列傳》，第2561頁。牛運震以為此句「寫李斯小人肺衷，委屈如見，亦正呆得可憐。」（牛運震撰，崔凡芝校釋：《空山堂史記評註校釋》卷九，第502頁）
[33]《趙正書》中出現兩處「斯且死」，此是指第二處。
[34]許維遹撰，梁運華整理：《呂氏春秋集釋》卷一一《至忠》，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第242—243頁。
[35]《趙正書》沒有竹簡遺失，內容基本完整。整理者對《趙正書》簡冊的編連順序也得到了學界的一致認可。
[36]安子毓：《李斯「督責之書」系偽作辨》，《史學月刊》2013年第7期。
[37]《史記》卷五三《蕭相國世家》，第2018頁。
[38]《史記》卷八三《魯仲連鄒陽列傳》，第2471頁。
[39]汪榮寶撰，陳仲夫點校：《法言義疏》卷一五《重黎》，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382頁。
[40]梁玉繩：《史記志疑》卷三一，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1322頁。
[41]劉向撰，向宗魯校證：《說苑校證》卷一七《雜言》，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410—411頁。
[42]《史記》卷八七《李斯列傳》，第2561頁。
[43]《史記》卷八七《李斯列傳》，第2547頁。
[44]《史記》卷八七《李斯列傳》，第2552頁。
[45]邢義田：《立體的歷史——從圖像看古代中國與域外文化》自序，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年，第2頁。
本文原載於《古代文明》2018年第1期。中國人民大學複印報刊資料《先秦、秦漢史》2018年第2期全文轉載，中國人民大學複印報刊資料《歷史學文摘》2018年第2期轉摘。引用請以原文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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