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盛世存在之謎：納稅田地遠不如明末，為何賦稅收入高於明朝？

清朝黃鈞宰在 《金壺浪墨·熙朝財賦》記載：「（清朝）宮中諸費，不及明季十分之一，故蠲租（juān，免除租稅）減賦，史不絕書，而庫藏充裕。」這一記載的意思是，清朝宮廷花費不到明朝的十分之一，就是因為皇帝經常「蠲租減賦」，自己過苦日子，還給百姓免租減稅。

康熙對自己的「蠲免」政策非常得意，自稱「蠲租乃古今第一仁政」，一生「蠲免天下錢糧數千萬兩」。如今，不少清史學家也高度讚揚康熙的這一仁義行為，由此開啟了氣勢恢宏的康乾盛世，甚至認為「千古一帝，首推康熙」。

然而，清朝唐甄學者在康熙四十年記載：「清興五十餘年矣。四海之內，日益貧困，農空、工空、市空、仕空」。乾隆年間的魏來朋，寫有《鬻子行》，前四句是「濰北邑當丁丑年，沿海村落少炊煙。無麥無禾空赤地，家家真乃如磬懸。 」整首詩反應了乾隆時期的社會慘狀。

直至今天，康熙盛世是不是存在，已經成了一個謎團，各方爭論不休。那麼，康熙盛世究竟存不存在呢？不妨從看一看清朝稅收情況！

《清實錄》中記載，清朝從一開始賦稅總額即在3千萬兩以上，順治十一年官方派征數額為3165萬兩，康熙元年也在3000萬兩之上。至於康熙元年後，總稅收基本是越來越高。

3000萬兩白銀的稅收，究竟是什麼一個概念呢？如果以明朝來看，那麼就和崇禎十四年（1641），加派三餉之後的賦稅額相同，遠超過萬曆初年的2217萬兩。

但從史料上看，萬曆年間納稅耕地為701萬頃，崇禎年間有783萬頃，順治十七年納稅田地數額為519萬頃，康熙六十年才達到735萬頃。也就是說，作為古代社會最重要的生產資料——耕地，在減少的情況下，清初賦稅總額卻不輸於明朝「最闊」的時候。

尤其在清初人口大銳減，以及明末商業系統大破壞的情況下，卻還有這樣的賦稅收入，在生產力沒什麼變化的時代，顯然說明了：百姓交的稅更多了，否則錢從何而來？

值得深思的是，如果明朝每一年稅收3千萬，這是亡國之兆的橫徵暴斂，備受時人譴責；但在「康熙盛世」時，卻變成了承平之世的常年經制，歌頌之音至今連綿不絕。

明朝末年，為了應付日益嚴峻的形勢，於是「三餉加派」，所以才有崇禎時期最高3000萬兩的稅收。清軍入關之後，多爾袞宣稱：「自順治元年為始，凡正額之外，一切加派，如遼餉、剿餉、練餉及召買米豆盡行蠲免。」按理說，如果真免了，清朝稅收不可能有3000萬兩！

明朝錦衣衛指揮使駱養性，投降清軍後任天津總督時，請豁免明朝加派的錢糧，只征正額及火耗。但多爾袞說：「著嚴行禁革，如違禁加耗，即以犯贓論！」最有力的證據出自《清聖祖實錄》，講述了康熙二十四年(1685)的一件事，當時清朝一統江山，消滅了各方反抗勢力。

宿遷縣士民陸爾謐等叩閽：「縣有暫加三餉、缺額丁銀、缺額糧地即曠土虛糧四項包賠之苦。籲請豁免。」戶部以載在《賦役全書》，徵收已久，應無庸議.......尋議：暫加三餉一款，徵收與各州縣同，不便獨蠲。

顯然，清朝戶部說「徵收與各州縣同」，明擺著是全國一樣，繼續加征三餉。至於「暫加」更是欺人之談，事後也沒見到剔除。在一定程度上說，明朝三餉已經成了正式的稅種，而不再是臨時稅。

有兩個地方的賦稅很有說服力：萬曆年間山東歲入170萬兩，康熙年間山東共335萬；萬曆年間廣東歲入不到44萬兩，康熙年間則高達127萬。如此高的稅收，何談康熙盛世呢？

在生產力沒有大幅度提高的清朝，肯定無法保證100%的徵收到賦稅，畢竟加上三餉的賦稅，對百姓而言實在太重了！所以，清朝出現一個奇怪的事情，即：出現了大量拖欠現象，但康熙就不減稅，而是每過幾年就來一次「蠲免」。

於是，這也成了康熙的一個仁義表現，百姓因此感恩戴德，文人也會大夸特誇，直到今天，在談及此事時，還有很多專家津津樂道。然而，百姓賦稅重不重，對此康熙豈能不知？如果康熙是真仁慈，真想締造一個盛世，為何不直接減稅，讓利於民？

以江蘇浙江這兩個魚米之鄉為例，康熙五十一年「普蠲天下錢糧」時，到了次年仍然不能100%的交稅。可見「康熙盛世」時，百姓稅負之重。古今中外，有連賦稅都交不起的盛世嗎？

清史專家姚念慈評價說，「（康熙）就喜歡玩這種「蠲免」的把戲。」其實，換一句話來說，就是康熙太會作秀了，以獲得歷史好名聲。在百姓難以承受的高稅收基礎上，還大談康熙盛世，就有點空中樓閣的味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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