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書·西域傳》在敘述漢武帝時代西域戰略之後，有一段評價分析性質的贊文，說漢武帝制匈奴，通西域，「漢武帝制匈奴，通西域，「師旅之費不可勝計。至於用度不足，乃榷酒酤，莞鹽鐵，鑄白金，造皮幣，算至車船，租及六畜。民力屈，財用竭，因之以凶年，寇盜並起，道路不通。直指之使始出，衣綉杖斧，斷斬於郡國，然後勝之。是以末年遂棄輪台之地，而下哀痛之詔，豈非仁聖之所悔哉！」

班固的這段話內容並不複雜，前面主要說的是漢武帝與匈奴作戰、經營西域，耗費大量資本，甚至導致財政瀕臨破產，「至於用度不足」。為了支撐帝國外向型戰略，漢武帝政府採取了一系列的國家統制經濟政策，譬如鹽鐵官營、算緡、告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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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武帝

如此這樣掠奪型的財政政策和治理手段，雖然足夠支撐武帝雄心，但是卻導致「民力屈，財用竭，因之以凶年，寇盜並起，道路不通」。為了確保對社會的絕對控制，武帝朝廷又實行了一種極為嚴苛的治理機制。

但是，班固在後面又馬上來了一句，「是以末年遂棄輪台之地，而下哀痛之詔，豈非仁聖之所悔哉！」這裡說的就是歷史上著名的《輪台詔》事件，《漢書》將其視為「哀痛之詔」，還被稱為「仁聖之所悔」。

漢武帝晚年是否真的為之前的國策後悔了呢？那就需要從《輪台詔》的本身說起。

漢武帝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為了保證征伐匈奴的軍隊順利通過車師一帶，武帝派遣開陵侯成娩帶領樓蘭、尉犁等六國兵攻擊車師，取得重大勝利，車師國王出降。隨後，搜粟都尉桑弘羊等人向漢武帝提出在輪台、渠犁實行大規模屯田，營建永久性戰略基地，來鞏固漢朝在西域的既得利益。

陳寶國版老年漢武帝

按照武帝的治國思路和風格，一貫以進取和聚斂著稱的桑弘羊所提這種政策，是肯定符合聖意的。但是，這一次武帝卻否決此議，並下了一道《輪台詔》。這道詔書被稱為「罪己詔」或者「輪台罪己詔」，意謂漢武帝在這道詔書中承認自己過去所犯的種種錯誤，勇於自責，痛改前非。

《漢書》的這一評價，形成了一種認知，似乎《輪台詔》意味著武帝晚年的政治反思， 是對以往進取型治國政策的一種反動。1984年，田餘慶先生的《論輪台詔》一文更是將這篇詔書抬到西漢政治轉型宣言的高度：

漢武帝所頒布的輪台「哀痛之詔」，是中國古代帝王罪己以收民心的一次比較成功的嘗試，它澄清了紛亂局面，穩定了統治秩序，導致了所謂「昭宣中興」，使西漢統治得以再延續近百年之久。

那麼，事實的真相究竟如何呢？《輪台詔》真的是漢武帝的罪己詔嗎？武帝晚年真的在深刻反思嗎？

林峰版年輕漢武帝

《輪台詔》起於桑弘羊建議屯墾於輪台、渠犁，而武帝詔書也是針對屯墾一事而發，但詔書內容又有所發揮，但是絕非是武帝對自身政策的全盤性反思。這篇詔書主要講的是如下幾點具體問題：

首先，武帝對於桑弘羊的「請遣卒田輪台」的建議不認可，僅僅是因為技術性問題，最重要的是後勤補給線過長。因為前一段時間攻打比輪台近了一千餘里的車師時，後勤供給問題尚且難以解決，「然士自載不足以竟師，強者盡食畜產，羸者道死數千人」，更何況遠在輪台進行軍事屯墾。

其次，武帝還回憶了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因為漢朝的官員不了解匈奴自縛馬匹的用意，妄自猜測，以為「虜自縛其馬，不祥甚哉」，因而盲目出兵，「故興遣貳師將軍」，導致李廣利攻打匈奴失敗，「軍士死略離散」。

再次，武帝詔書中還提及三件具體的事務。

漢軍

第一，「大鴻臚等又議，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賞以報忿」，這是有人建議招募囚犯護送匈奴使者回國以刺殺單于。武帝對於這一建議，是明確拒絕了，但其理由也都是一些技術性的。

第二，講的是邊地管理有問題，戍卒經常走失的事情，「今邊塞未正，闌出不禁，障候長吏使卒獵獸，以皮肉為利，卒苦而烽火乏，失亦上集不得」。

第三，否決「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的奏議，這恐怕是因為稅賦負擔已經到了難以增加的地步，並非是武帝有多麼仁慈。

詔書的最後，總結了當時政務的關鍵著力點，「 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修馬復令，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有很多人看到了前面的「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就認為這是武帝政策要轉型了，要體恤百姓了。但是，武帝這句話的關鍵點在於「毋乏武備而已」，前面只是措施，整頓武備才是真正的目的。

漢軍

詔書最後一句話更加說明了這個道理，「郡國二千石各上進畜馬方略補邊狀，與計對」，要求各個郡、國二千石官員都要制定並在年終報送朝廷的是本地繁育馬匹和補充邊境物資的計劃，這裡哪裡能看出來政策轉型呢？

《漢書》中對這篇《輪台詔》的定性是「仁聖之所悔」，但並未說是武帝的「罪己詔」，所謂「罪己詔」不過是後世的附會和建構而已。《輪台詔》中沒有任何類似於「萬方有罪，罪在朕躬」之類的罪己之語。譬如，詔書中所提及的貳師將軍李廣利兵敗事件，在武帝的敘述中，此事完全是因為官員失職、不察敵情所致。但是，事情的真相真是如此嗎？

據《漢書·匈奴傳》記載，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李廣利率大軍出塞，本來已經取得了「漢軍乘勝追北，至范夫人城，匈奴奔走，莫敢距敵」的戰果。但是，李廣利卻捲入朝廷皇嗣之爭，其親家丞相劉屈氂全家涉嫌巫蠱被殺，李廣利自己的妻子兒女也因此下獄。

漢軍

身在前線的李廣利，想以軍事冒險的成功換取皇帝的憐憫，結果大敗，最後投降匈奴。可以說，這件事的真正原因在於武帝的株連和濫殺，而《輪台詔》中說的那些理由不過是推諉和搪塞而已，沒有一絲半點的「罪己」之意。

揆諸《輪台詔》文本本身，漢武帝未嘗對以往的政策有過什麼反思和後悔，更談不上什麼「罪己詔」了。《輪台詔》僅僅是針對桑弘羊屯田輪台建議的回應，僅僅是漢朝西域政策的一種調整而已，而且並非真正的改變。至於對一些具體事件的看法，也都是在委過於人，專門「罪人」，絕不「罪己」，皇帝哪裡會有什麼錯呢？三七開都不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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