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法不是單純的科學問題，更是文化傳承
來源：《家族企業》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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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 鼎
1912年1月1日。星期一。舊曆辛亥年十一月十三日。當晚十點，在曾經的兩江總督衙門，孫中山宣誓就任臨時大總統，正式宣告了中華民國的呱呱墜地。南京臨時政府通電全國說：「中華民國改用陽曆，以黃帝紀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十一月十三日為中華民國元年元旦。」
選擇在元旦這一天舉行中國史上首次總統就職儀式，這是孫中山深思熟慮的決定。當孫中山表態願意接受推舉，榮膺臨時大總統一職，提出的條件是在陽曆的1月1日那天就職，同時宣布中國改用陽曆時，各省代表會議組成的歡迎團諸君面面相覷，不知所措。代表們爭辯激烈後，最終權衡大局一致通過了提議，但同時也提出修正意見，考慮到民間習慣，應當允許在陽曆下註明陰曆節候。
我們現在熟悉的「雙卡雙待」的日曆就這樣誕生了。
東亞大陸的季風氣候和定居的農耕生活塑造了中國先民獨特的歲時觀念。「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這是中國人非常熟悉的詩句。我們常常混用歲和年，但是兩者的最初含義並不相同。歲字看上去像一把石斧，既是一種收穫農作物的工具，也是一種屠殺牲畜的利器。原始農業是一年一熟制，每年收穫一次，收穫之後，人們要殺牲祭神。所以，「歲」逐漸成為時間段落標記，表示節氣輪迴一周。而年字是谷穗沉甸甸耷下的模樣。同樣是時間段落標記，年表示月亮圓缺十二次。年和歲的混用反映了中國古代曆法的一大特點，即融合年歲，陰陽兼采。
所謂陰，是指根據月亮的陰晴圓缺來設定月份；所謂陽，是指根據太陽的遠近高低來劃分節氣。由於月份和節氣之間總是存在出入，又另外設置了閏月來靈活調整。等到公元前104年，漢武帝正式頒布《太初曆》，以立春所在的那一月為正月，改變過去以冬十月為歲首的做法，從此開啟長達兩千年的中國春節的節日模式。
春節是中國歲時節俗系統中最重要的一個節日。用人類學家阿諾爾德·范熱內普的話說，春節的核心內涵是過渡禮儀。（「驅儺」是古代驅除疫鬼的儀式，多在臘月舉行。）
古代中國人的時間觀念和現代人不同。現代人相信，時間像一支飛逝的箭頭，年月日只是標識距離的刻度。古代中國人則相信，時間是周而復始的循環，而每一個周期都是一段完整的歷程。春節是一個周期到另一個周期的過渡。對於中國先民來說，危險正好隱藏在這段空窗期。心懷恐懼的人民迫切需要有祖先的精神佑護與家族集體力量的保障。因此，祭祀和團聚是春節最古老也是最重要的主題。廣義的春節包括歲前和歲後兩部分。以歲首為界線，歲前的主題是驅邪除穢，歲後的主題是迎新納福。
傳統的年節從臘日開始。臘日是歲終大節，人們不遠千里趕回家中團聚。在東漢，常有官員在臘日尤其是冬至放歸囚犯回家過年。在漢代以前，臘日的日期不固定。直到魏晉時期，臘日才逐漸固定在十二月初八。臘日在古代主要是祭祀百神之日，它來源於豐收後的賽神狂歡活動。《說文解字》道：「臘，接也，新故交接。」臘日的主要活動是驅疫行儺。古人敲響大鼓，模仿雷鳴，頭戴面具，化身神靈，驅逐疫鬼。這一儀式流傳至今。
「年三十」是舊年的最後一天，所謂「月窮歲盡」，是除舊迎新的轉折點。
人們的一切活動都圍繞這一主題展開：除夕的「團年飯」，是一年中最豐盛的一頓，菜肴中必備丸子一類，象徵完完全全團團圓圓。這時候，不僅家人歡聚一堂，還要舉行祭祀，請回祖先團年。團年飯後，長輩要給小兒壓歲錢，這既是喜慶的賀歲之禮，也是長輩給予幼兒的保護力量。人們依靠家族的集體力量共度年關。過節與度厄是密不可分的。大年夜燈火通明，全家人圍爐夜話，通宵不眠，守候新歲，故名「守歲」。
年夜關門團年，意味著人們與舊年聯繫的隔斷。正月初一凌晨，舊年緊閉的大門，這時重新打開，人們鳴放鞭炮喜迎新年。子時一到，惶恐不安的人們即刻開門迎年，重新回到正常時間之中，而且是擁有了新的時間。大門是家與外界的聯繫點與分隔點，向來是人們最為重視的神聖場所。從最初的桃符和門神，到後來的春聯和年畫，大門一直在提醒我們春節的本質是過渡禮儀。
在一年之始的正日節俗中，人們不僅全體參與祖先祭祀，同時也按照長幼尊卑的次序來到家廟或祠堂，祭祀先祖，宴飲全族。家中的晚輩紛紛向家長敬酒祝壽。家庭活動結束後，人們要利用這一新年機會謁見拜賀宗親、友朋、鄉鄰。
拜年是歲首的主要活動。人們在度過舊歲迎來新年之際，互相慶賀，以祝新生。
同時，它亦隱含了人倫關係再造的意義。如朝廷有盛大的「元會」，君臣相賀，旨在確定新的君臣之義。在民間，人們以拜年的形式更新家族、鄉鄰的倫理關係以及與神靈的關係。人們由家內到家外，由親友到鄉鄰，由近及遠，由里及外，將節日時間活動變成社會關係更新的進程表。
顯然，中國人的春節是兩千年歷史的巨大沉澱，春節不僅是調整時間秩序的必要手段，更是維繫社會秩序的重要步驟。自古以來，具有強烈倫理意義的春節與中國的家族社會和家族文化密不可分。即使在今天以娛樂休閑為主的後工業時代，春節仍然有著再造與整合社會人倫關係的意味。過好春節就是最好的文化傳承。
（作者是歷史學博士，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師，長期從事中國文化、中國近現代史研究。本文詳見於【《家族企業》雜誌2019年2/3月合刊】 未經本刊授權，不得轉載；經本刊授權轉載的，請註明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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