亮點、槽點與痛點:今年的奧斯卡紀錄片導覽
多年來,與奧斯卡主流獎項的保守口味相似,學院(註:奧斯卡金像獎是美國電影藝術與科學學院獎Academy Awards,簡稱學院獎)對紀錄片的選擇也漸漸形成了嚴重的類型化套路,這尤其體現於決定紀錄片吸引力的題材方面,要麼是以藝術家為主的人物傳記,要麼是作為新聞第二落點的深度調查。當然,作為紀錄電影側重的主要面向,這兩類作品跟好、拍好了,確實容易出彩。而紀錄片作者,在公眾視野里也更多的不再是導演,反而成了傳記作者或新聞記者。
與往屆話題勁爆、故事刺激的作品相比,今年提名的5部紀錄片,顯得都沒那麼「好看」,放到紀錄片影史的時間長河中,也大多只能算平庸之作。不過,卻因部分影片題材上跳出學院口味框架,而值得議論一番。
至少,對於日趨保守和乏味的奧斯卡,極限運動題材的《徒手攀岩》榮獲最佳紀錄片,算得上是重要而有益的突破。提名的另外四部作品中,通過家暴議題直面作者個人心靈隱秘痛楚的《滑板少年》、摒棄敘事表達純粹的個人藝術觀念的《黑爾郡的日與夜》,都稱得上此次奧斯卡的「意外偏食」。
《徒手攀岩》
「班夫電影」並非簡單刺激的過癮視頻
即便有著導演深入傾聽被攝對象心路歷程和社會關係展現,《徒手攀岩》(Free Solo)從觀感上,始終還是一部典型的「班夫電影」——即那些常能在「班夫山地電影節」全球巡展中看到的作品。記得《喜馬拉雅天梯》在宣發階段,製片人曾強調,「我們不是班夫電影「。似乎在人們印象中,這個鼓勵戶外運動影像創作的影展,只會有那些刺激程度加劇、拍攝手段翻新的過癮視頻。
其實只要認真看過幾場,會發現大多數「班夫電影」已經有著完整的故事線和編劇結構,加之攝製團隊都得是極限運動的好手,並與被攝對象有著常年的交情,對整體情感和微妙情緒的影像表現力,絲毫不亞於其他成熟紀錄片。而困難和危險時刻呈現出的緊張和真實感,又讓它們經常都能產生強於劇情片的戲劇張力。
國家地理頻道出品的《徒手攀岩》,確實也在2018年10月底的班夫山地電影節亮相過。它確實能算「班夫電影」的傑出代表之一。華裔導演金國威和伊麗莎白·柴·瓦薩赫伊夫婦倆及其攝製團隊,跟隨主人公Alex Honnold多年,目標非常明確,拍到這個「岩壁上的瘋狂舞者」徒手征服酋長岩為止,無論其是生是死。挑戰過程中,儘可能近的走入Alex的生活,展現其獨特的個性魅力和糟糕的情感能力。
各類營銷號中,對於徒手攀岩死亡率「近50%」的描述實在誇張,那已經和自殺無異了。稍微準確一點的數字大概是1/1750。而Alex是一個幸運兒,一直在這個比例之外,他在岩壁上自由舞蹈著,一次次欺騙過死神。關於他的神跡和經歷,早在2010年,就有一部短片《孤身絕壁》(Alone On the Wall)亮相過班夫山地電影節。當時距離這位伯克利分校輟學生挑戰酋長岩還早得很。
金國威團隊的介入,或多或少促使Alex將挑戰酋長岩提上日程。相比之前的短片,《徒手攀岩》著重刻畫了Alex的瀟洒與恐懼,堅毅與猶豫,自私自我與愛情負擔,並向觀眾揭秘了那些高危戶外鏡頭是怎麼攝製完成的。扛機器的團隊攝影師一個個如鳥巢般,提前吊在崖壁各處,配合著無人機的空拍,捕捉更細節的動作瞬間。很多時候,山腳下負責切換機位的那位攝影總監,根本不敢看實況鏡頭,擔心捕捉到Alex的墜崖瞬間。攝影機得在場,但又絕對不能干擾到Alex的專註攀登過程,畢竟不像那些依靠繩索征服高峰的前輩,他得在無任何保護前提下,靠強壯的肉身和冷靜的心智,在風景如畫的優勝美地國家公園,完成垂直落差達900米的恐怖挑戰。
或許就像英劇《9號秘事》在去年第四季第五集《最佳女演員》中所諷刺那樣,給奧斯卡投票的學院評委們,絕大多數都是不會看太多提名影片的,更不用說難感興趣的紀錄片。《徒手攀岩》的最終勝出,或許只是因為某幾個看了片的評委從沒見過「班夫電影」吧,而他們熟悉的人物傳記題材,今年又著實糟糕。
《滑板少年》
「暴力病毒」會在代際間傳播嗎?
另一位華裔導演劉冰拍出了人緣極佳的處女作《滑板少年》(Minding the Gap)。片名聽上去也是講極限運動的,電影開頭從高樓停車場到街巷的跟拍運動長鏡頭,更讓人相信這就是一部青春滑板片。漸漸的,觀眾發現,劉冰是帶著明確的企圖,回到伊利諾伊州那個衰敗的銹帶家鄉。在一系列展現從前少年快樂時光的滑板視頻素材過後,他找回一起成長的小夥伴,通過誘問他們的童年往事和創傷記憶,努力去與自己不堪的過往和解。
在暢快淋漓的GoPro影像背後,我們知道這個由白人、黑人和亞裔組成的年輕三人幫,都同樣來自有著暴力史的離異家庭。而某種似是而非的暴力病毒,還在新一輩家庭中傳播著,有了孩子的白人夥伴扎克,就把自己的老婆打去了內華達。這究竟是衰敗銹帶的客觀環境所致,還是人性多面的無奈現實?劉兵無所謂紀錄片的條條框框,時而讓拍攝者徹底介入,時而安靜地做牆上蒼蠅,呈現出一個完整的私人影像故事。
在認真布局好的正反打鏡頭前,劉兵逼問那位明顯有著川味口音的老媽,是否知道自己童年被後爹虐待的歷史,媽媽被殘忍而直接的鏡頭硬生生逼到泣不成聲。
這註定是一部非常挑觀眾的紀錄片,喜歡者會高度融入導演的經歷和情緒當中,而過度的私人化,也導致了影片並不能讓沒有童年陰影記憶的觀眾去產生共情。
《魯斯·巴德·金斯伯格》
實在是乏味
關於美國最高法院女性大法官人生的《魯斯·巴德·金斯伯格》(RBG),是一部實在乏味的人物傳記(頌歌)。它有著一個唬人的開頭,在綠草成茵的華盛頓紀念碑前,引出包括特朗普在內的人物對主角RBG的「高度推薦」,「老不死的殭屍」、「最高法院的恥辱」……
特殊的職業身份和社會地位,讓女法官的生活和工作素材唾手可得,剩下的任務,就是加上一段約定的短暫採訪,就可以拿著舊聞視頻材料,去剪輯出一整個精彩人生。
創作者選擇了非常安全和常規的線性敘述,從RBG出生到求學,再從職場到最後走入司法最高殿堂。似乎是跟著早已被他人寫就的傳記圖書,確立好一個個作為人生波峰的關鍵節點——或許就是傳記的分章標題,這麼一來,到結尾時還能快剪出一段人生閃回。
作為女性參政的傑出代表,RBG奶奶本身具備充足的人格魅力,在鏡頭前也有著強烈的表現欲。可紀錄片似乎只是把一本書讀給觀眾聽,甚至遠沒大法官參與的訪談節目來得過癮、刺激和深刻。
《恐怖分子的孩子》
父業子承的可怕 中東的悲劇內核
《恐怖分子的孩子》(OfFathers and Sons),單從題材看,似乎就能贏得高分。畢竟前兩屆的奧斯卡都有著充滿「白左」憐憫心的敘利亞內戰題材作品,2017年最佳紀錄短片給了《白頭盔》,迴避了這場戰爭的複雜性,並迎合美國對外宣傳口徑,將矛頭指向俄羅斯和阿薩德政府;2018年紀錄長片提名的《終守阿勒頗》,同樣關於愈發有爭議的白頭盔,意識形態上收斂了不少,而將情緒和未來指向了無解之悲劇。
相比這兩部紀錄片,《恐怖分子的孩子》導演塔拉勒·德爾基才算真正深入現場的勇士。他持攝影機走進恐怖組織努斯拉陣線的真實生活,以同情和支持其聖戰事業為借口,拍攝到了父業子承的可怕現實,也揭示出中東永無安寧的悲觀內核。從家庭到學校再到前線,聖戰口號掛在父親和8個男孩嘴邊,從不停歇。而幾乎不出意料之外的是,女性角色在這個紀錄片中完全缺位。
努斯拉陣線認為自己才是世襲了基地組織真身的正脈,與政府軍、俄羅斯、美國乃至ISIS統統為敵。從頭到尾,導演並沒向觀眾交待他們的政治和宗教理想,不過,幾十上百派別混戰的敘利亞,我們又怎麼可能有理解力去知曉他們不同的聖戰目標呢?
主要被攝對象的那位父親,在一次排雷行動中被炸沒了左腿,在家哀嚎了幾天後,重又抖擻成一個「頂天立地的漢子」。而他的孩子們繼續義無反顧地去往訓練營,在真槍實彈和火圈穿梭中,一個個成長為聖戰勇士。「他們殺我們一個人,我們再生出100個,這場戰爭不會結束。」
《黑爾郡的日與夜》
安靜如一盞長明路燈
《黑爾郡的日與夜》(HaleCounty This Morning, This Evening),是提名作品中藝術感最強的一部。學院選擇這樣拒絕故事的社區群像式藝術紀錄片,實屬少見。它看上去更像是一個擺在大城市當代藝術中心的移動影像裝置,不過導演還是希望人們當它是一部紀錄片,一部讓你專心下來、去認真體驗不同人群觀看視角,併產生出身心愉悅感的電影作品。
作為攝影師和籃球教練的拉梅爾,到全美最窮的地方,阿拉巴馬州黑爾郡找了份教職工作,並順便完成自己的藝術創作。這是一個生活配套缺失、耕種土壤惡化、男人大多去了監獄的被世人遺忘之野,也是攝影大師們旁觀他人之痛並進行社會題材創作的天堂。
然而拉梅爾壓根沒如觀眾所願的,去展示絲毫我們對黑人社區所能預期的歧視、暴力和犯罪,而像是繼承了紀錄片大師懷斯曼衣缽般,安靜如一盞長明路燈,點亮並記錄下乏味小鎮中那些閃亮的生活瞬間。
在他消弭了故事企圖的舒緩鏡頭下,我們看到還沒去混社會的年輕人樸素的運動夢想,更衣室里黑人小夥伴們的打鬧嬉戲,以及悲喜交織卻最終波瀾不驚的柴米油鹽家庭。跟著平穩的攝像機,我們時而囚於黑塵漫天的輪胎焚燒廠,時而置身集體狂喜的福音教堂。整個觀看過程,就如同翻閱一本關於黑爾郡的攝影相冊,耳邊卻伴著窮街陋巷的環境雜音、時髦的嘻哈歌曲和比莉·霍利戴歌唱阿拉巴馬星空的爵士。
文 | 張海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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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女朋友,阿麗塔是完美的;作為卡梅隆,《阿麗塔》是失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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