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入國家圖書館的甲骨文殿堂——李學勤先生的治學之路

著名歷史學家、古文字學家 李學勤

談及李學勤先生，熟悉他的人都是充滿了欽佩之情，李先生的研究面實在是太廣博了，從上古時代的刻劃符號一直到二十世紀的中國學術史，從考古學、古代史到古文字學、古文獻學和科技史，從甲骨、青銅器、簡帛到玉器、璽印、錢幣，等等，李先生都做了一系列的研究，取得了大量的學術前沿成果，被人們譽為「百科全書式的學者」。

那麼，李先生是怎麼走入這個領域的？他又走過了一段怎樣的治學之路呢？在今天的文章中，我們帶您走進李學勤先生的研究世界。

痴迷符號魅力，步入學術殿堂

李學勤先生1933年出生於北京，父親供職於協和醫院。李先生是家中的獨生子，加上小時候身體又不太好，因此兒童時期的李先生並沒有什麼玩伴，他當時最大的興趣就是讀書、買書，而且全憑興趣，什麼書都讀，並沒有後來的文理科的區別。他愛讀一些理科類書，也愛讀哲學家培根、羅素以及心理學家弗洛伊德等的著作，還愛看偵探小說。他對《科學畫報》這一科普雜誌特別喜歡，儘力搜集，每期必讀。這種博觀泛覽式的閱讀習慣激勵和滿足了李先生的求知慾和好奇心，也培養了他廣博的知識面。

那時候，李學勤先生還特別喜歡看不懂的東西，對於符號性的東西特別有興趣。他因為閱讀了清華大學哲學系金岳霖先生所寫的《邏輯》一書，看到裡面介紹的數理邏輯都是一些不認識的符號，這一下子就引起了李先生的強烈興趣，並積極準備報考清華大學。1951年，他順利考上清華大學哲學系，其目的就是想追隨金岳霖先生研究數理邏輯。不過，由於當時教育形勢的變化，李先生的這一願望最終沒能實現。

就在考上大學之前的1950年，李先生也開始著迷於甲骨文。對於不認識甲骨文的人來說，這種刻寫於龜甲和獸骨上的文字也相當於是一種符號體系，非常難懂。那一串串未知文字的確切含義，一層層隱藏在卜辭里的先人思維，深深地吸引著當時才十多歲的李學勤先生。由於甲骨文的書很貴，個人很難買得起，於是，他經常騎車到位於文津街的北京圖書館，閱讀甲骨文方面的論著。在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組長曾毅公先生的幫助下，李先生通讀了北京圖書館館藏的所有甲骨文著作，其中包括不少館中特藏的書籍和拓本，從而為他此後從事甲骨學的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位於文津街7號的北京圖書館（今國家圖書館古籍館）

2016年，李學勤先生在曾毅公先生《殷虛卜辭後編考釋》（稿本）一書的序言中還提及：「曾毅公（1903—1991）本名毅，號喆廠，北京香山人，系滿族，是明義士（JamesMellon Menzies，1885—1957）在華北聯合語言學校與齊魯大學期間的助手和學生，建國後任職於北京圖書館金石部。在甲骨學方面，著有《甲骨叕存》、《甲骨地名通檢》、《殷虛書契續編校記》、《甲骨綴合編》等。1952至1953年，我曾同他一起在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參加《殷虛文字綴合》的工作……」對曾毅公先生在甲骨學上的研究十分推崇。

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組長曾毅公先生（1903—1991）

正如序中所言，1952年，由於院系調整，清華大學的文科和理科併入北京大學，變成了一所工科大學。但是李學勤先生並沒有像其他學生那樣轉到北大求學，因為當時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正在組織《殷虛文字綴合》一書的編寫工作，邀請曾毅公先生和李學勤先生參加。這樣，李學勤先生就離開了清華大學，借調到中國科學院考古所，與曾毅公先生一同參與編寫《殷虛文字綴合》。這是李學勤先生學術道路的轉折點，從此他正式開始研究古文字和古代文明。

經過一年多的努力，1953年，《殷虛文字綴合》一書終於編寫完成，李學勤先生又重新面臨著一次人生的選擇。正好當時中國科學院要建立歷史研究所，時任歷史研究所二所副所長的侯外廬先生很賞識李學勤先生，安排他到歷史所工作。1953年底，李學勤先生到歷史研究所報到，1954年正式上班。於是，李學勤先生就從考古所到了歷史所，作為侯外廬先生的助手之一，參加侯先生領導的《中國思想通史》研究工作。

在1954-1963年期間，李學勤先生的主要工作是從事中國思想史研究。他參與編寫了《中國思想通史》第四卷、《中國歷代大同理想》、《中國思想史綱》等書的編寫工作，並對明末清初的重要思想家方以智等做過認真細緻的研究，有很多重要發現。與此同時，李先生繼續對甲骨文、戰國文字、青銅器等上古文物進行深入研究，取得了許多開拓性的研究成果。比如在甲骨學方面，他出版了甲骨學專著《殷代地理簡論》，填補了殷代地理研究的空白；他還率先鑒定出西周的甲骨文；並提出「非王卜辭」說，等等。在戰國文字方面，他發表了《戰國器物標年》和《戰國題銘概述》等文，將戰國時代的金文、璽印、陶文、貨幣文字以及簡帛等綜合起來考察，從而導致了古文字學的一個新分支——戰國文字研究的出現。這些成果，使他得以嶄露頭角，初步奠定了自己的學術地位。在此期間，他還系統閱讀了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眾多理論著作，使自己的理論素養有了很大的提高。

1964年由於政治形勢變化，李學勤先生被抽調去搞「四清」；兩年後，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發，歷史研究所的學者們被下放到「五七幹校」，參加勞動，李學勤先生的學術研究被迫中斷。幸運的是，70年代初，郭沫若先生主編的《中國史稿》修訂工作提上日程，1971年冬天，李學勤先生被調回北京，參加《中國史稿》第一冊的修訂，得以重新從事學術研究。李學勤先生又以此為契機，對青銅器和金文進行了系統的學習和研究。

1972年，山東臨沂銀雀山一號漢墓出土了數量豐富的竹簡；1973年，湖南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又出土了大量的簡帛；同年，河北定縣八角廊漢墓發掘出了一批竹簡；1975年，湖北雲夢睡虎地11號秦墓又出土了眾多的秦代竹簡。這些簡帛的出土，為中國簡帛學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珍貴材料，立即成為海內外學術界的焦點。國家文物局專門組織人員整理研究這些出土簡帛，李學勤先生也身臨其中，參與了馬王堆帛書、定縣八角廊簡、睡虎地秦簡等多批出土簡帛的整理工作。

不久，「文化大革命」結束，李學勤先生的各項研究工作迅速步入正軌，無論是甲骨學、青銅器及金文，還是戰國文字、簡帛等各領域，李先生都撰寫了大量的論著。他每年都要撰寫數十篇的學術論文，並已出版了數十部的學術著作。

改革開放以後，李學勤先生又有很多機會到國外訪問，他利用這些機會，參觀了海外博物館和私人藏家所收藏的眾多藏品，搜集和整理包括甲骨文、青銅器等流散於海外的文物，並與國外漢學家們建立了深厚的友誼。

李學勤先生雖然自1954年以後一直在中國科學院（後來又成立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歷史研究所工作，但一直很關心母校清華大學文科方面的建設和發展。1993年，他在清華大學建立了國際漢學研究所，倡導國際漢學研究，這是國內最早建立的國際漢學研究機構之一。此後十多年間，他一直擔任清華大學的雙聘教授，並出任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長。到2003年，在母校的多次邀請下，李學勤離開了工作50多年的歷史研究所，全職回到清華大學任職。目前，李先生是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主任，主持清華簡等出土文獻的整理、研究和保護工作。他還是清華大學、復旦大學等11家高校和科研院所共建的「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的主任，繼續在為中國出土文獻學科的建設和發展貢獻著自己的力量。

(摘編自中原文化研究《李學勤先生的學術研究之路》，來源：國家古籍保護中心)

如需參與古籍相關交流，請回復【善本古籍】公眾號消息：群聊

歡迎加入善本古籍學習交流圈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