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博：國圖藏《明渤海孫氏積善堂題贊手卷》形成、流存考

由今河北省滄州市南皮縣積善堂孫氏家族世代保存六百餘年的《明渤海孫氏積善堂題贊手卷》，彙集了明永、洪、宣三朝43位名宦的手書真跡，該卷已於2011年由孫氏後裔捐獻給中國國家圖書館收藏。[1]手卷所載的內容及信息，對治史者探究明初翰院文化、滄州地區移民社會、明代縉紳宗族意識等問題頗為重要，即於藝術價值之外，尚有無與倫比的歷史文獻價值。詳細考證諸題贊者的身份背景、職官履歷，可大致勾勒出手卷形成、留存的過程以及孫氏家族發展的歷史，有助於探究明代社會文化發展的一些重要特徵。

永樂二年翰林群體與《明渤海孫氏積善堂題贊手卷》的初步形成

《明渤海孫氏積善堂題贊手卷》（以下簡稱《積善堂手卷》）全長1964厘米，幅寬31厘米。手卷上共有46人的題贊，其中明代題字者43人，按題贊者自署，即廬陵曾棨、南昌胡儼、建安楊榮、毛彪、錢唐王洪、臨江金幼孜、莆田黃約仲、華亭沈粲、馬伯、廬陵周述、清江張澈、會稽山人劉真、四明陳葵、吳門王進、鄧時俊、壺山李基、浙人劉韶、莆陽黃察、東吳朱孔昜、臨川王英、南郡楊溥、范陽鄒緝、四明鄭復言、廬陵陳循、三山陳仲完、雲間沈度、尹鳳岐、長樂李騏、泰和曾鶴齡、匡山余鼎、吉水錢習禮、舜江薛常、莆中黃壽、慈溪陳敬宗、廬陵周忱、廬陵蕭時中、文江羅汝敬、四明周翰、清江廖端、蕭寬、逃虛老人姚廣孝、廬陵楊士奇、天台李至剛。手卷末另有近代學者題字三，即鄧之誠、沈兼士、黃侃，三人皆因當時手卷保管者孫楷第先生延請賞析而留下題跋。手卷題籤為《積善堂記》，下鈐白文長方印「為善最樂」。是明清時代典型的由官僚士大夫集體創作的紀念型書法手卷。

對《積善堂手卷》的研究，必然需要追溯渤海孫氏的歷史，而這一家族之所以自稱「渤海」，誠因出身河北滄州，滄州漢代為渤海郡，孫氏取鄉梓之故名以自顯。有關孫氏「積善堂」及《積善堂手卷》的概況，乾隆《滄州志》記載如下：

（積善堂）在州治前東偏，明永樂間兵部員外郎孫敬居也。其祖、父世有隱德，盧陵曾學士棨因扁其堂曰積善，一時館閣名公如姚榮靖、楊文貞、文敏輩俱有詩文題贈。[2]

民國《滄縣誌》亦載：

（積善堂）在公署前西偏，明永樂間兵部員外郎孫敬居也。原名尊德巷，即今孫家衚衕。世有隱德，廬陵曾學士棨因匾其堂曰積善，一時館閣名公俱有題贈。[3]

由此可知，積善堂是明永樂朝兵部員外郎孫敬的宅邸，位置接近滄州治所，後逐步演變為一片居住區，即「尊德巷」或「孫家衚衕」[4]。《積善堂手卷》就是孫敬為紀念自家堂屋落成而邀約朝中名臣所作。

再查《渤海積善堂孫氏家譜》，中有宣德元年（1426）翰林院侍講學士王英撰《大明贈奉直大夫兵部武庫清吏司員外郎孫公墓表》一篇，乃孫敬父親孫成甫墓表，詳細記載了渤海孫氏在明初的發展狀況，茲不煩錄其大部如下：

按孫氏為名族，其先居懷來，國朝平定之初，關外之民盡徙內郡，公（指孫敬父孫成甫）乃占籍河間滄州之孝友廂，公父諱德才，娶武氏，繼杜氏，德才卒，與孺人武氏葬懷來城東南，而公實杜氏孺人生也。公常言居懷來先世有仕宦者，然兵後譜亡，莫可考其詳，而公之內徙也，惟奉母以從，既至滄，民甫寧，徭役甚煩，未遑治產業，而公獨於趨事公府之外闢地構廬舍，墾田力耕，樹桑蒔蔬果，早暮經營，不憚勞苦，久之，生計乃裕，惟痛悼父不逮養，歲時祭祀，輒悲泣不已，事母益恭謹。母沒，治喪葬盡禮。公性素和，厚居鄰，循循然務勤儉，篤行善道。里民多遠徙至者，貧不自給，公輒罄所有濟之，死桑疾病，則力扶持之，恆語人曰：「吾聞古人有言，陰德可以延壽，積善則有餘慶，此吾所甚好也。」又語諸子曰：「惟耕可以足食，讀書可以起家，此汝曹所當勉也。」公言不妄出口，而有所言則皆合於道，人多信從之。晚年遷敬為鄉校生，從師習詩書，命長子力其家務，公棲遲田園，日無所事，鄉閭咸稱為長者雲。生元庚午十二月廿八日，洪武庚辰七月廿五日卒，享年七十有一。[5]

《渤海積善堂孫氏家譜》譜首還錄有孫敬的簡要履歷，一併抄錄以資參考：

二世敬，諱成甫次子，字克恭，生卒失考，葬城東南三里舊塋昭。載《州志·選舉編》。職銜：庠生，登成均，以才能除授兵部武庫清吏司員外郎，誥授奉直大夫、兵部武庫清吏司員外郎。德業：敦厚篤實，明敏詳慎，夙夜孜孜，惟善是務。居官清慎勤苦。

少師姚廣孝、三楊相公俱推重之，體祖、父之意，築積善堂，上養其親，下遺子孫，一時名人學士爭遺詩賦以褒之，雖五品郎官，咸莫及其聲稱。[6]

由此可知，孫氏是明初滄州地區外來移民的代表。[7]其家庭通過辛勤經營，成為富裕自耕農乃至中小地主，孫敬本人又逢明初特殊的時代機遇，得以讀書入仕。孫氏無疑是中國傳統社會中經營型地主通過文教上升為身份性縉紳地主的典型。

孫敬是地方鄉老出身的「五品郎官」，宦跡功業平平，《渤海積善堂孫氏家譜》中所謂「時名人學士爭遺詩賦以褒之」應係為祖宗矯飾之詞，並非事實。實際上，正是在孫敬不斷努力邀約的情況下，43位名臣方青目以待之，而手卷的首位題詞者翰林院侍講學士曾棨又起到了關鍵的引領作用。關於孫敬修築積善堂，及館閣文臣題贈的詳細緣由，見《積善堂手卷》卷首曾棨所作《積善堂記》。此記文撰於「永樂十四年秋八月既望」[8]：

渤海孫克恭常名其所居之堂曰積善，今既仕為夏官司務，因予友熊君本誠來徵文記之，且曰：「孫氏世家於此，以忠厚之德相承者，蓋不知其幾世。其祖得才，端重誠確，而獨好施與。凡鄉鄰之窮乏者，即思有以賙給之，度能自存乃已。里中多仰其德，稱為長者而不名，得年九十而終。其尊公成甫，能繼先志，篤於為善，故其二子克讓、克恭皆恂恂敬讓，動循禮法，靄然有祖、父之風焉。其家舊有堂，以為燕休之所，今以奉其親，而未有名也，以請於予。」予竊謂孫氏世多善人，而皆蓄德弗顯，蓋必將大發於其後也，遂扁之曰「積善」，幸一言以著其義。[9]

據此可知，孫敬字克恭，時任兵部司務，其家舊有廳堂一間作為宴會休息之所，後用以「奉親」，僅泛稱為「積善」而未正式命名，也無匾額。故孫敬請託翰林學士曾棨為該堂題詞。曾氏以孫氏前輩樂善好施之行為依據，正式定名曰「積善堂」，取《周易》中「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之意。有關孫氏先輩德行的表現，前引曾棨《積善堂記》載，孫敬祖父孫得才在懷來時即「獨好施與」，有「鄉鄰之窮乏者，即思有以賙給之，度能自存乃已」；《大明贈奉直大夫兵部武庫清吏司員外郎孫公墓表》另載，孫敬父孫成甫舉家移民滄州後，遇「里民多遠徙至者，貧不自給」，故「輒罄所有濟之，死桑疾病，則力扶持之」。又《積善堂手卷》劉韶的題贊中有更具體說明，即孫敬祖與父「嘗出粟，活飢貧千餘人，鄉邦人至今稱道不已」[10]。

孫敬之所以首先向曾棨請求題記，與曾氏頗高的文翰造詣和政治地位分不開。據《翰林記》載，曾棨永樂二年（1404）「以狀元及第」，並「事太宗將二十年」[11]；至宣德初，曾棨仍以左春坊大學士兼侍讀學士參與纂修太宗、仁宗兩朝實錄。[12]以記述明代翰林掌故見長的《玉堂叢語》一書詳細論及曾棨的才學軼事：

曾襄敏棨（曾棨謚襄敏），廷對策幾二萬言，不屬草，宏博鮮儷。……上時召試二十八人，棨信筆千百言立就，辭理俱到，深見獎重，遂名聞天下。扈從巡北京數，燕間應制賦詩，輒稱上意。後有薦文士於上者，必問得如曾棨否。其文如源泉奔放，一瀉千里，又如園林得春，群芳組綉，讀其文信然。工書法，草書雄放，獨步當世。[13]

曾棨乃一代文豪，又是侍從近臣，才學事功兼備。而為自家廳堂軒閣向高官名士請求墨寶，是中國傳統士人彰顯身份與雅趣的風尚，明清以來此風尤盛。現存曾棨《西墅集》中收有大量為親友故交撰寫的廳堂題記、贈序、族譜序及應和詩詞，[14]曾氏文采受時人推崇之況可見一斑。孫敬時任兵部任司務這一從九品的低級僚員，[15]應缺少直接接觸翰林儒臣的機會，他欲取得曾棨這類人物的題贊，務必需要通過複雜的社會交際網來實現。而據《積善堂記》載，孫敬正是借熊本誠轉請曾棨墨記的。查《明實錄》記載，熊本誠於永樂十五年（1417）八月以兵部郎中遷福建布政司左參政，[16]《積善堂記》寫就的永樂十四年（1416）他正在兵部任上，乃孫敬上官。熊本誠又與曾棨同中永樂二年（1404）進士，[17]有同年之誼。可見熊本誠正是孫氏與曾棨建立交集的中介。

得到曾棨手書後，孫敬的仕途雖不甚顯達，但尚平穩。他由兵部司務外調松江府通判，[18]終官兵部武庫員外郎。官位升遷的同時，孫敬在永樂十四年（1416）至洪熙、宣德年間，繼續邀約包括姚廣孝、楊士奇、楊榮、楊溥、沈度兄弟在內的42名朝中名公巨卿為積善堂撰寫題贊，最終彙集成《積善堂手卷》現今的面貌。正如《滄州志》、《滄縣誌》所云，為《積善堂手卷》撰寫詩詞題贊者大多系「館閣名公」，即當時供職翰林院的文學侍臣或曾有入翰林院為庶吉士經歷的朝臣。《積善堂手卷》明確留下寫作日期的題贊有10篇，[19]另外可以通過作者職官判斷書寫日期的有金幼孜所撰題贊。依據這些題贊本身提供的信息，結合《明實錄》、《明清進士題名碑錄》、《翰林記》、《殿閣詞林記》、《明史》等文獻的記載，列表分析其作者的官職、籍貫及科第出身，可大致勾勒出手卷形成的過程：

表一：《積善堂手卷》可知題贊日期與作者情況表

通觀上表不難發現，緊隨曾棨之後，在永樂十四、十五年題詞的是王洪、王英、余鼎三人，而王英、余鼎與曾棨有同年兼同鄉之親。另外，《積善堂手卷》題贊者中與曾棨同中永樂二年甲申科進士的臣僚還有羅汝敬、蕭寬、周忱、張澈、周述、陳敬宗[23]等人。若進一步排查文獻，《翰林記》一書有如下記載：

永樂三年正月壬子，先是太宗命學士兼右春坊大學士解縉等新進士（即永樂二年進士）中選材質美敏者，俾就文淵閣進學，至是縉等選修撰曾棨、編修周述、周孟簡、庶吉士楊相、王訓、王直、吾紳、彭汝器、劉子欽、余學夔、童朴、盧翰、熊直、王道、羅汝敬、沈升、柴廣敬、王英、余鼎、楊流、洪順、段民、楊勉、章敞、李時勉、倪維哲、陳敬宗、袁添祿，二十八人入見上。[24]

另據《翰林記》，成祖從永樂二年中進士選為翰林院庶吉士的數十人中再「擇二十五人」並「首甲三人」，使其「進學內閣」，又有「周忱自陳願與其列，遂增忱二十九人」[25]。其中所謂「首甲三人」，即永樂二年的三甲進士曾棨、周述、周孟簡，當時三人已在翰院任職。這29人中，曾棨、周述、羅汝敬、王英、余鼎、陳敬宗、周忱等都曾在《積善堂手卷》上留有墨跡，而曾棨（廬陵）、二周（廬陵）、羅汝敬（文江）、王英（臨川）、余鼎（匡山）等皆江西士人，這正應所謂「永樂甲申，選庶吉士讀書中秘以應二十八宿，其中二十人出江西，而官翰林者七人」[26]之說。

綜上，曾棨及其同年的翰林詞臣有9位嘗為孫氏積善堂題詞，佔到所有題詞者的近五分之一，部分題贊者還兼同為江右同鄉，而且9人中包括一批最早的題詞者。[27]無疑，曾棨的示範起到極大的作用，帶動了這些名臣紛紛響應孫氏之請，例如周忱在題贊中言：「予友兵部司務孫君克恭，嘗顏其奉親之堂曰『積善』，翰林侍講曾君子棨、修撰王君希范皆為文以記之，克恭復命予為之銘記。」[28]可見曾棨的影響力。

可以說，永樂二年得中進士的翰林官僚群體構成了為《積善堂手卷》題贊的中堅。正是由於有曾棨一輩江右文苑名臣的先導作用，使得孫敬擁有了進一步向翰林儒臣邀約的資本。至永樂十七年劉季箎題贊時，徑稱「孫克恭氏以其家所藏《積善堂卷》示余」，而「詞林諸公褒嘉嘆美之意備矣，克恭又征余言為勉」[29]。可見此時手卷無疑已初具規模，劉季箎感於孫氏的誠懇求索，兼之此前同僚的獻詞粲然成秩，故亦步趨以題贈。雖然《積善堂手卷》中有大量題詞都沒有寫明具體的題贊日期，難以詳考其寫作背景，但分析諸題贊作者的身份、履歷，依然可以揭示《積善堂卷》形成過程中的一些細節問題。

《明渤海孫氏積善堂題贊手卷》中其他題贊者考述

若將曾棨為代表的永樂二年進士科作者視為一組，餘下的題贊作者還可大致分為兩個組群：即洪武、建文朝已經入仕的老臣與晚於曾棨一輩步入仕途的儒臣。

通過前文表一可知，永樂七年（1409）即被成祖簡入內閣輔政的明代第一批閣臣多有為孫氏題贊者，但其中楊士奇、楊榮、金幼孜題贊時間都較為靠後，只有胡儼稍早，是在永樂十七年。此外，同為永、洪、宣三朝輔政老臣的楊溥也給孫氏留有贈言，題寫時間不詳。楊士奇、楊榮、金幼孜題贊時間較晚，這應該是由於其地位、資歷顯要，與曾棨一輩儒臣尚有間隔，孫敬不易短時間內與其建立聯繫。金幼孜在題贊時雲，「國子祭酒胡公既序而詩之，復來征予言」[30]，實指孫敬得到胡儼墨寶之後方介之向金氏提請，而據前文所考，胡、金二人題贊時間相隔至少有5年之久，可知孫敬也是漸趨在元老閣臣中打開社交局面的。《積善堂手卷》中元勛閣臣文章粲然，尤其「三楊」畢聚，世所稀見，孫敬能夠集中邀請到身份如此特殊的政治人物題贈詩詞，他孜孜求索名宦墨寶的行為無疑已經在朝中形成一定影響。值得注意的是，在成祖「靖難」過程中起到至關重要作用的姚廣孝在積善堂手卷中亦有題詩。廣孝僧人出身，自號逃虛老人，他輔佐朱棣起兵奪取天下，又歷事洪熙、宣德二帝，堪稱一代帝師。[31]

別有名望稍遜的翰苑宿舊若干人為孫氏贈言，其中不少起初並非翰院出身，而是因永樂初年文學侍臣缺乏的特殊情況，自地方教官選為翰林。如長樂人陳仲完，洪武十三年乙丑（1385）進士，授延平府訓導，改寧國府訓導，永樂初自教官入翰林院，擢為編修，累官至修編兼左春坊左贊善，輔導皇孫講讀。[32]蘇州人王進，洪武中舉明經為武昌府學訓導，後升大庾縣學教諭」，永樂初「被召修永樂大典為副總裁」，後授翰林五經博士，升侍講，洪熙初年入建弘文館，與「翰林學士楊若博借汝嘉四人者受命日直苴手禮過」[33]。王進所撰題辭沒有標明寫作時間，但在小序中有「夏官司務孫克恭名其堂曰『積善』」之句，可知當時孫敬尚官兵部司務，應為永樂十四、十五年間。另如鄒緝，系吉水人，中洪武庚辰進士，除星子縣訓導，永樂初，入為翰林檢討，歷官左春坊左庶子。[34]此外，明初藝壇名臣華亭人沈度為孫氏題有贈詩。沈度「洪武中中舉文學，弗就，謫雲南」，後都督瞿能「延之家塾」，攜沈氏至京師。至永樂朝，太子「命選善書者供事史館」，學士楊溥推薦沈度，故擢其為翰林典籍。[35]同時期，沈度之弟沈粲亦以善書供事翰林院，[36]而沈粲也嘗題詞於積善堂孫氏之手卷。積善堂手卷中還錄有一位建文朝舊臣李至剛的題贊。李氏名銅，以字行，浙江海寧人，洪武初年以明經舉，得侍懿文太子，初授祀部郎中。永樂帝登極，李至剛來朝，擢升通政司右通政，參修《太祖實錄》。後李至剛升禮部侍郎，成祖冊立太子後，又命至剛兼左春坊大學士。[37]老儒中履歷不顯者尚有劉真，其人應為洪武二十年（1387）浙江鄉試舉人，[38]另有鄧時俊，查其為建文二年（1400）進士。[39]

為手卷題贊的晚輩翰林文臣數量相較老臣為多，履歷可考者有13位。曾棨以鼎元之身份為孫氏題詞，或許是為了延續這一榮光，孫敬此後尤樂向永樂各科狀元徵求墨寶，例如蕭時中系永樂九年（1411）辛卯科狀元，[40]陳循系永樂十三年（1415）乙未科狀元，[41]李騏系永樂十六年（1418）戊戌科狀元，[42]曾鶴齡系永樂十九年辛丑科狀元。[43]明初江西士子多文運頗盛，吉安一府尤為矚目，延至宣德年間風頭不減，至有「翰林多吉安」[44]之謂。後輩的江西籍文苑侍臣也自然容易步趨曾棨一輩的傳統，與孫敬建立較為密切的往互，故為《積善堂手卷》題贊的資歷較低的儒臣中，江右吉安府人士亦占數最多，其次為江浙、福建士人，其中閩人黃約仲、黃察、黃壽皆出莆田黃氏，三人明顯存在較近的社會關係。這批晚於曾棨等步入仕途的手卷題贊人簡況如下：

《積善堂手卷中》還收有武官的筆墨，即密雲後衛指揮使毛彪。明初軍官多草莽出身，文化素養較低，但間有諳於翰墨者，毛彪應屬此類。從毛彪題贊中「孫兵部遷松江別駕，其善政善教，表著遠邇。予獲親炙，沾沐誨益多」[46]來看，毛的題詩作於孫敬調離兵部司務之職就任松江府通判以後。

至此，除馬伯、陳葵、李基、廖端四人身份失考外，其餘39名《積善堂手卷》題贊者的出身、宦跡情況皆依文獻可證，手卷的形成過程也基本得以勾勒：即曾棨永樂十四年首先題贊之後，與曾氏同年、同鄉的一批詞臣陸續接受孫敬的邀約，嗣後又有若干翰林老臣與新科儒臣在曾棨一輩聲望的帶動下為孫敬題詞，至永樂末年及洪熙、宣德之間，孫敬終於與元老閣臣建立關係，楊士奇、楊榮、金幼孜等人受邀為手卷留墨。

《積善堂手卷》在後世的流存情況

《積善堂手卷》實際上是作為渤海孫氏家族凝聚力的物質載體而在其族中世代傳承的。而孫氏家族意識的萌發又與曾棨等人的題贊有著密切關係。積善堂孫氏本中小自耕農起家，崛起之初並無明顯的士大夫宗族意識，曾棨等人的題贊實際上強化了孫敬的相關理念。孫敬之所以在得到曾棨題詞之後，又繼續不懈地邀請翰林名士題寫詩文，就是說明他希望存留下一份厚重的能夠體現士大夫身份的家族文獻。

實際上，手卷及故家隱德理念在孫氏族內有一個再發現與再繼承的過程。據萬曆二十九年（1601）孫氏第九代孫國重在手卷之上自作《渤海孫氏積善堂記》：

不肖一日掇拾遺編，偶於笥中得一手卷，展而披閱之，乃始祖先人所制也。先人家懷來，永樂時內徙滄邑，由胄監歷夏官員外郎，常作堂以奉親，而難於名稱，翰林曾公暨三楊相公素嘉先人醇厚質樸、豈弟溫良，自上世以來，喜好施，饑饉歲而賴全活者千人，遂以積善堂名之，扁於正壁，復為文以紀其盛，蓋取《易》「積善必有餘慶」之意也。一時名公鉅卿締交舊者，咸重其賢，贈以詩歌，爛然盈帙。大都揚休振美，闡幽顯微，鳴我先代世德之盛焉。先人遂演而成卷，固以上慰親心，亦以下垂後裔哉！不肖捧讀再四，感慨不勝，竊謂子孫於先世有怡謀，弗以知，非智也；知，弗以永厥傳，非仁也，非仁非智，罪將奚辭。不肖是用拂其塵垢而珍之記室中，匪特愛其詩文之麗，實欲繼述先人之家法於不墜云爾。[47]

《積善堂手卷》在孫敬以後沒有受到孫氏後代的重視，以致封存箱底，歷近二百年方經孫國重之手重見天日。造成這種遺忘現象的原因可能是孫氏沒有保持住縉紳的身份，降至平民階層。查詢孫氏家譜再對照滄州地方志，可以發現孫敬之後積善堂孫氏長期沒有登科入仕者。家族縉紳身份的難以維持本是傳統中國科舉制度調節下階層流動的普遍現象，但失去縉紳身份後，與之相關的一套禮儀和文化觀念自然逐步淡漠。

孫國重和其兄孫日選乃孫氏家族重登科第者，二人分中萬曆庚子科舉人和萬曆甲午科舉人，[48]由他們開始重新發掘《積善堂手卷》及家族歷史，是再正常不過的。而孫國重重拾《積善堂手卷》的萬曆二十九年（1601）作為一個時間節點也非常特殊。經過嘉靖十五年（1536）皇帝「放寬官民祭祖的規定」後，晚明社會致力宗族建設的風氣大規模普及化，[49]士大夫多投身於家族文獻的收集，為構建宗族制度尋找歷史依據，這種時代風氣必定對孫國重有所影響。

可以說，自國重對手卷「拂其塵垢而珍之記室中」後，手卷正式成為孫家傳承家族榮耀的實體信物。圍繞手卷，孫氏秉持世代積善、積極應舉的隱德觀念。這種信念鼓勵家族中不斷湧現縉紳，而家族精英又把隱德的觀念作為宗族意識反覆宣揚。這種互動關係在康熙朝任山東禹城知縣的孫氏後人孫延祉所做《積善堂詩卷抄後跋》中有清晰表達：

因思吾祖、父之善如此，吾祖、父積善之驗如此，天道之報答與！當時諸名公之贈，如取如攜，毫髮不爽，是以三百年來科仕連綿，椒條繁茂，祖、父在天之靈當亦心慰也。而今而後，其可不力行乎哉！[50]

在長期的歷史中，《積善堂手卷》及其傳達的故家隱德觀已經成為整個孫氏家族的精神支柱，與孫家休戚與共。據積善堂孫氏後人回憶，《積善堂手卷》在家族內部世代流傳，以儀式化的方式由同輩兄弟中最先取得功名者保管，最後一任按此規制保藏手卷的是我國著名古典文學研究家、版本目錄學家孫楷第先生，他於1928年畢業於北平師範大學，[51]這在當時家族中亦可視為一種「功名」。先得功名者保存手卷的規定不知從何時起，但自孫國重之後，孫氏家族確實累代在科舉方面較為成功，在明末以至整個清代保持住了縉紳地位，其間手卷的激勵作用不可小視。

結語

作為明初從懷來遷至滄州的移民家族，渤海積善堂孫氏通過文教由庶民地主上升為縉紳地主，其身份變化頗具代表性。孫氏早期入仕者，永樂至宣德朝任兵部武庫司員外郞孫敬，為了彰顯家族榮譽，請同朝名宦曾棨等43人為自家廳堂題記，而與曾棨在永樂二年同登進士入翰院的江西儒臣乃是參與題贊的中堅力量，代表了明初翰林院官僚鮮明的地域文化特徵。曾棨等人的題贊主要集中於永樂十四、十五年，在曾棨一輩儒臣的帶動下，楊士奇、楊榮、楊溥等元老閣臣以及陳循、錢習禮等翰苑新秀紛紛應孫敬之請贈答，終匯成今日所見《渤海積善堂孫氏題贊手卷》的整體面貌。

值得注意的是，曾棨等名士結合孫氏先輩慷慨行善的業績，把宋元以來江西士大夫家族的宗族理念通過題記表達出來，嗣後孫敬本人亦對這一理念產生了極大的認同感。至明代中後期，孫氏後人孫國重重新發現手卷，在當時宗族活動大興的時代背景下，藉助手卷喚醒了積累隱德以助宗家繁榮的觀念，並將其塑造成孫氏的家族品格。此後，《積善堂手卷》成為孫氏家族精神的物質載體及凝聚力的來源，以至於代代相傳，歷六百年而不替。今日《渤海積善堂孫氏題贊手卷》化一家之寶為國之瑰寶，其所包含的豐富歷史文化信息值得研究者深入挖掘。

[1] 《明渤海孫氏積善堂題贊手卷》最後的保存者系我國著名學者，曾供職於北平圖書館的孫楷第先生及其哲嗣孫泰來、陳瑩夫婦。因與孫氏家族的血親關係，筆者自幼詳聞有關該手卷及孫氏的歷史掌故，故今特圍繞手卷題贊，蒐集、考釋相關諸文獻撰此小文以志先輩遺德並盼諸方家指正。

[2] 〔乾隆〕《滄州志》卷二三《古迹》，乾隆八年刊本，《中國方誌叢書》華北地方第495號，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年，第1055頁。

[3] 〔民國〕《滄縣誌》卷四《方輿·古迹六》，民國二二年刊本，《中國方誌叢書》華北地方第143號，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第273頁。

[4] 滄州在明清時代長期屬直隸河間府，清雍年間改隸天津府。積善堂孫氏明代最初居於滄州城內，明末清初有一支子孫遷居滄州城外的王寺鎮，《渤海孫氏積善堂題贊手卷》隨之轉入。王寺鎮1961年後劃歸臨近的南皮縣。是故後世關於孫氏居地有滄州、南皮之說，其間並不矛盾。

[5] [明]王英：《大明贈奉直大夫兵部武庫清吏司員外郎孫公墓表》，《渤海積善堂孫氏家譜》，2001年重修本。

[6] 《渤海積善堂孫氏家譜》卷一《譜首》。

[7] 明初承元末板蕩局勢，河北地區人煙稀少，是故洪武、永樂兩朝大量將寬鄉之民遷入河北，從而形成移民色彩濃厚的鄉里社會，滄州地區尤為突出。關於河北地區明初移民狀況的研究可見張崗：《關於明初河北移民的考察》，《河北學刊》1983年第4期。單論滄州地區明清移民、宗族、地方社會問題者，見於秀萍，童廣俊：《明初滄州移民的到來及移民聚落的形成》，《滄州師範專科學校學報》2007 年第1期；於秀萍《河北滄州宗族與社會》，常建華主編：《宋以後的宗族形態與社會變遷》，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55-218頁。

[8] [明]曾棨：《積善堂記》，《渤海孫氏積善堂題贊手卷》。

[9] [明]曾棨：《積善堂記》，《渤海孫氏積善堂題贊手卷》。

[10] 《渤海孫氏積善堂題贊手卷》。

[11] [明]黃佐：《翰林記》卷三《改擢》，《叢書集成初編》本，上海，商務印書館，1946年，第35頁。

[12] [明]黃佐：《翰林記》卷一二《纂修》，第155頁。

[13] [明]焦竑：《玉堂叢語》卷一《文學》，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21頁。

[14] 見[明]曾棨：《刻曾西野先生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30冊，濟南，齊魯書社，1997年。

[15] 據《明史·職官志》載，「兵部尚書一人，左、右侍郎各一人，其屬，司務廳，司務二人，從九品」。見《明史》卷七二《職官志一·兵部》，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標校本，第1750頁。

[16] 《明太宗實錄》卷一九二，永樂十五年八月戊午，台北「中研院」史語所校勘影印本，1962年，第2025

頁。

[17] 朱保炯、謝沛霖編：《明清進士題名碑錄索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2426頁。

[18] 《積善堂手卷》中有密雲後衛指揮毛彪題詩一首，其詩序中稱「孫兵部遷松江別駕」。所謂「別駕」本唐代州郡佐貳官，即明代府通判，系正六品，分掌一府錢糧等事。明人常借前代官職比擬當時官職，如孫敬任官兵部，時人亦稱其為「司馬」、「夏官」。孫氏由兵部司務轉升松江府通判的時間不載史冊，但可通過《積善堂手卷》諸題贊的記載加以考證。標明寫作時間的題贊中，最後一篇完成於孫敬兵部司務任上的，系永樂十五年十月由余鼎所撰《積善堂銘》，其文前小序中「夏官司務孫克恭氏，世為渤海右族」的記載即是明證。至永樂十七年七月胡儼題《孫氏積善堂詩》時，已稱孫敬為「兵部武庫員外郎，渤海孫克恭」，其時孫氏已調回兵部並升職。由此大致可知孫敬外調為松江府判官的時間是永樂十六年（1418）左右。

[19] 《積善堂手卷》手卷中題贊的順序並非嚴格按照寫作日期先後而有序排列，或有先單獨寫就，後裁剪粘

連入手卷者。

[20] 王洪中進士後初非銓入翰林院，而是永樂初以給事中改翰林院檢討。同時由他官被舉薦入翰林院者還

有審理副楊士奇為編修、儒士曾日章為侍讀、助教鄒緝為侍讀；並改給事中金幼孜、王洪及桐城縣知縣

胡儼為檢討；應天訓導王汝玉、蕪湖訓導張伯穎為五經博士，一批影響明初政壇的翰林老臣由此晉陞。

由於此後明代翰林選官極清華，幾無他官改授者，故永樂初年的舉薦改授被明人稱為「皆異數」。見[明]

黃佐：《翰林記》卷三《薦舉》，第26頁。

[21] 劉韶在手卷中加蓋有「甲戌科進士」之印，明初的「甲戌科」系洪武二十七年科，查該科進士題名碑，

並無「劉韶」之名。又查該科中有劉季箎一人，據史料記載，劉季箎，諱韶，以字行，洪武甲戍進士，

授行人。劉季箎建文朝曾官至刑部侍郎，入永樂朝屢遭貶職起複無常，嘗參與《永樂大典》編修，永樂八年（1410）被外貶為兩淮鹽運副使，後「命服士服隸翰林院修書」，尋又授工部營繕主事，並終官於此（見[明]楊士奇：《東里集》卷二〇《故工部營繕司主事劉君墓志銘》，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第296-297頁；《明太宗實錄》卷一一五，永樂九年四月已未，第1464頁）。劉季箎非翰林出身，但參修《永樂大典》的經歷使得他與翰林諸臣熟稔，進而成為孫敬邀約題贊的對象。劉季箎在題贊中署名為「淛人劉韶」，並未提及自己的工部主事官職，或是對被貶謫的經歷心存結郁。

[22] 明代散階授予與考滿制度相關。翰林學士正五品，初授散階為奉議大夫，考滿升授奉政大夫（見[明]黃佐：《翰林記》卷一《列銜》，第2頁）。按《明實錄》記載，金氏在永樂十八年升文淵閣大學士兼翰林學士（見《明太宗實錄》卷二二一，永樂十八年正月丙子，第2189頁），明代官員考滿每三年、六年、九年一行（《諸司執掌》卷一《吏部·司封部·散官》，《玄覽堂叢書初輯》第12冊，台北，正中書局，1981年，第98-100頁），那麼金幼孜至少在翰林學士任上三年考滿後，散階才能升為奉政大夫，故可知金幼孜題贊完成時間不會早於永樂二十一年。

[23] 朱保炯、謝沛霖編：《明清進士題名碑錄索引》，第2426頁。張澈在《積善堂題贊手卷》中鈐「甲申進士」

白方印，然查永樂甲申進士題名碑，無「張澈」之名，而有「張徹」，此應系同一人。

[24] [明]黃佐：《翰林記》卷四《文淵閣進學》，第38頁。

[25] [明]黃佐：《翰林記》卷二《庶吉士銓法》，第28頁。

[26] [明]黃佐：《翰林記》卷一九《文運》，第342頁。

[27] 曾棨、王英、余鼎三人明確記載了自己題寫詩文的日期，在永樂十四、十五年之間，其時孫敬的職務還

是兵部司務。周忱沒有在題贊中寫明日期，但其《積善堂銘》文首云：「予友兵部司務孫君克恭，嘗顏其

奉親之堂曰『積善』。」蓋可推知周氏之文也應在這一時期完成。

[28] [明]周忱：《積善堂銘》，《渤海孫氏積善堂題贊手卷》。

[29] 《渤海孫氏積善堂題贊手卷》。

[30] 這篇文字為金幼孜《金文靖集》所收，題為《書積善堂卷後》。見[明] 金幼孜《金文靖集》卷一〇《書積善堂卷後》，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40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877頁。

[31] 姚廣孝傳世書法作品極為罕見，故《積善堂手卷》中姚氏的題贊彌足珍貴，上世紀50年代郭沫若先生曾

通過手卷當時的保管者孫楷第先生親閱之，並請光明日報記者拍照。

[32] 〔乾隆〕《福州府志》卷五三《人物列傳·陳仲完》，《中國方誌叢書》第72號，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

年，第1066頁。

[33] [明]過庭訓：《本朝分省人物考》卷一八《蘇州府一·王進》，周駿富輯：《明代傳記叢刊》第130冊，

台北，明文書局，1991年，第636頁。

[34] [清]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乙集《鄒庶子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67頁。

[35] [明]廖道南：《殿閣詞林記》卷六《藝學·侍講學士沈度》。

[36] [明]黃佐：《翰林記》卷一九《門第》，第341頁。

[37] [明]廖道南：《殿閣詞林記》卷六《館學·左春坊大學士李至剛》，周駿富輯：《明代傳記叢刊》第18冊，

第425-426頁。

[38] 劉真自署「會稽山人」，查《浙江通志》錄洪武二十年丁卯科浙江鄉試名錄，有江陰人劉真，應即為《積

善堂手卷》題贊者。見（雍正）《浙江通志》卷一三四《選舉十二·明·舉人》，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第522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496頁。

[39] 朱保炯、謝沛霖編：《明清進士題名碑錄索引》，第2425頁。

[40] 朱保炯、謝沛霖編：《明清進士題名碑錄索引》，第2431頁。

[41] 朱保炯、謝沛霖編：《明清進士題名碑錄索引》，第2433頁。

[42] 朱保炯、謝沛霖編：《明清進士題名碑錄索引》，第2436頁。

[43] 朱保炯、謝沛霖編：《明清進士題名碑錄索引》，第2438頁。

[44] [明]黃佐：《翰林記》卷一八《文運》，第342頁。

[45] 《積善堂手卷》中有「舜江薛常」，自署「丙戌進士」，即永樂四年丙戌科進士。然查當年進士題名碑，無薛常之人，而有「薛常生」一名。再查《浙江通志》，有上虞人薛常生為永樂四年進士的記載，而上虞縣傳為舜帝故里，有舜江流其境。由此可知「舜江薛常」即上虞人薛常生。

[46] 《渤海孫氏積善堂題贊手卷》。

[47] [明]孫國重：《渤海孫氏積善堂記》，《渤海孫氏積善堂題贊手卷》。

[48] 〔民國〕《滄縣誌》卷八《文獻志·人物·選舉表》，第1050頁。

[49] 常建華：《明代宗族祠廟祭祖禮制及其演變》，《南開學報》2001年第3期。

[50] [清]孫延祉：《積善堂詩卷抄後跋》，《渤海積善堂孫氏家譜》

[51] 楊鐮：《孫楷第傳略》，《晉陽學刊》198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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