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為「皇權帝制」恢複名譽的傾向！

文史 03-06

類型之別與古今之分

「皇權帝制」何以不再是「專制政治」？

黃裕生

轉自：TworoadsAcademy

哲學園鳴謝

黃裕生，現為清華大學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人文學院學位委員會委員，中國現代外國哲學學會德國哲學專業委員會主任。

近年來歷史研究領域大有為中國延續兩千多年的「皇權政治」恢複名譽之勢。

一些中國史學學者認為，近代學術界把中國歷代的「皇權帝制」定性為「專制政治」是錯誤的，因為這樣的定性是受西方歷史學特有的知識類型決定的，因而充滿偏見，是戴著有色眼鏡看中國的帝王政治得出的結論。現在是克服偏見，還中國歷史以客觀面貌的時候，特別是給中國帝王政治正名的時候，而這首先就是要清理歷史學背後的知識類型。

但是，這些研究看似要克服偏見，追求客觀，而實際上不僅一開始就陷入了「知識考古學」的相對主義，而且缺乏基本的現代理論視野，尤其缺乏對近代政治哲學的必要了解。

的確，所有的研究活動都以某種知識類型為前提，更確切說都有特定視角，包括自然科學研究也不例外——科學這種研究活動本身就建立在希臘人確立的知識類型基礎之上，也即以自我同一性概念為基礎的概念性知識類型基礎之上。

在這個意義上，沒有理由認為，某種視角或某種知識類型就是偏見或有色眼鏡，關鍵在於，這種知識類型或視角是否能更好地兼容其他知識類型（視角），從而是否能更好地呈現與解釋更多的事實。就人的有限性而言，無人能跳出視角；而就每種傳統就是一種知識類型而言，無人能跳出知識類型。

但是，如果我們據此就認定，一切視角或一切傳統、一切知識類型都是相對的，並因而不承認人文科學是科學，那麼也就沒有偏見需要克服，更沒有什麼客觀事實需要追尋。

因此，一切爭論與反思都沒有意義，歷史學終究不過是強力學、頌聖學或罵街學。但是，如果我們承認歷史學和整個人文科學也是科學，也有一些道理可講，也有真相與事實需要追尋、勘定，那麼儘管我們所用的知識類型不一樣，所著眼的視角不同，我們仍然要確信，知識類型之間總能在一定程度上相互通約而能夠通達某種公理性的原則，視角之間總要能相互融合而有交疊性的共識。

正因為如此，歷史學才有存在的必要，因為需要通過歷史學的對話去準備足以客觀地理解與研究歷史的公共視角與普遍原則。

如果說的確存在著不可通約的知識類型，那麼，這樣的知識類型一定也不可能成為客觀理解、研究歷史的前提，不可能成為通達歷史事實或所謂客觀歷史的依據，因為這樣的知識類型純屬私人的知識話語，它首先成為擁有這種知類型的個人與所有他人交流與理解的屏障；而這樣的知識類型如何能成為客觀地理解、研究前人的前提呢？

因此，如果說存在一種無法與他人的知識類型通約、交疊的知識類型，那就它首先就已成了相互理解的障礙。同樣，如果象有的史學學者認為的那樣，存在著不可融合的視角（野），那麼也就意味著存在著使人無法相互理解的視角，而這種視角當然也就不可能成為理解任何歷史的前提。

因此，在歷史學研究領域，試圖清除某種知識類型，而代之以全然不同的知識類型，也即與前一種知識類型全然無可通約的知識類型，這是全然不可行的努力。

就科學研究活動都是為了追求真理，呈現真相，而不是歪曲真理，掩蓋真相而言，在研究活動中，知識類型的更替，需要有合法性。這個合法性有一個標準，那就是新的知識類型有更開闊的視野，能更豐富、更真實、更客觀地呈現、理解與規定事實（意義）世界。

我們知道，近代思想確立起了與古代社會全然不同的知識類型，更確切說，是提供出了一種全新層級的知識系統，包括關於人性本身的全新知識，以及基於此知識基礎上確立的一整套關於共同體的原則知識。

人類藉此新的知識系統開闢了一個徹底告別古代社會的全新時代，我們稱之為「權利的時代」或「現代性時代」，世界所有地方由此被捲入了古今之別的關口，面臨著古今之變的任務。

而在這個新的原則知識體系里，關於專制政體或專制政治有三個基本規定：

1、在理論（觀念）上與實踐上都否定統治權來自於國民；也就是說，在理論上與實踐上都不承認政治權力的合法性來自人民，因而人民在法理上與實踐上都不是政治權力的真正主體。

2、國家的核心權力在理論上與實踐上未分解為三大互不隸屬的權力機構，因此，國家權力內部雖然存在著制衡，甚至存在著泛制衡化（權力被分割到各職能部門而相互掣肘），但是，存在制衡的各權力機構不僅可以共謀，而且在法統上都統轄於一個人或一個組織（比如教會）。

3、總有個人或組織實事上能夠凌駕於成文法之上，因此，他或它的意志或者可以運行於法律之外，或者其私人意志或特殊意志即可成為法律。

以此新的知識原則來衡量中國延續兩千多年的皇權帝制，它無疑是典型的專制政治，何來偏見與歪曲呢？

依此原則把中國皇權帝制規定為專制政治，實乃對它的準確、客觀的歸類與正名，絕非什麼歪曲與偏見。

我們也可以以此新的知識原則去衡量世界任何地方的政治制度，比如歐洲古代社會的政治制度，並認定出各個時代的專制政治，難道可以說這樣的認定是一種偏見而不是正名？

我們知道，黃宗羲、顧炎武等人從「新儒家思想」出發，把傳統皇權帝制定性為「家天下」，並認為這種皇權帝制是天下最大的禍害，難道也是出於偏見？也是不尊重中國的歷史事實？

為了使中國帝王政治「去專制」解釋，一些學者要對近代中國史學據以理解、敘述歷史的知識類型進行淸理。這種努力實乃誤用了福柯的「知識考古學」，而對近代政治哲學缺乏必要的理解所致，至少沒有真正認識到人類在近代確立起來的新層級的知識體系的系統性和真理性。

不同的知識體系不只是類型之別，同時更重要的是層級之別，它們之間的不同不僅構成了知識地層的分別，而且構成了歷史性時代的分際。要對一個時代的知識體系進行清理，需要提供出能超越出這個知識體系的另一個知識體系，而不只是對某一事實或對象做出與這個知識體系的不同判斷或評價就能完成的。

近年來還有一些學者發挖出不少歷史材料來說明中國很多朝代都有權力制衡的思想與實踐，以此證明中國皇權政治不是專制政治。這同樣是出於對近代政治哲學缺乏必要了解而展開的工作。

實際上，並非存在著權力制衡的國家體制就不屬於專制政治。因為古今中外，世界上就幾乎不存在沒有權力制衡的思想與制度，因為這是人類基本的智慧。

問題在於為什麼要制衡？權力制衡的根本目的是什麼？以及如何實現能達成制衡目的的制衡？這才是根本。對這些問題（特別是前一個問題）的回答與解決，把專制政治里的權力制衡制度與現代民主政治里的權力制衡制度嚴格區別開來。

就中國歷史而言，對權力制衡來自兩個方面的努力，一個方面是來自孔子開創的以道馴服權力的道統事業，另一方面來自皇權的自我鞏固、自我維護的需要。儘管這種努力使中國的政治制度有自己的獨特經驗與智慧，並曾使中國政治領域有可供世人借鑒的優勝處。但是，這種努力都並未能突破上面有關專制的三個基本規定。

真正在理論上與實踐上實現對專制政治的突破，是由確立了新的層級知識的近代啟蒙思想完成的。

它通過重構第一哲學而確立起新的政治哲學，並據此啟動了世界新的歷史進程。

保障民權的民主政治是這個進程的基本內容，關於民主政治的權力制衡理論，其制衡的目的不再是出於維護統治權本身，而是出於最大限度地保障與維護每個被統治者那些不可讓渡的普遍權利以及因此權利而應有的基本利益。

這一目的使民主政治的權力制衡理論毫不猶豫地把最高權力及其代表者與承擔者直接置於法律的制約之下，並因此而要求不惜一切代價設計出有效的制約機制來實現制衡的目的。對此，國人不能不察。

類型之別不能掩蓋乃至替代古今之辯，不管是知識類型之別，還是傳統類型之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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