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為何拋棄了他們的英雄：丘吉爾的至暗時刻與保守黨的謝幕
轉自：經濟觀察報書評
哲學園鳴謝
作者=高林
《拯救不列顛》從溫斯頓·丘吉爾先生如何走到歷史舞台的正中央，扮演一個拯救英國的戰爭英雄為開端；又以1945年丘吉爾和他的保守黨敗選，為祖國贏得勝利的英雄如何被人民所拋棄這個充滿悲劇色彩的故事為結束。在這本介於《至暗時刻》和莎士比亞之間的書里，作者真正講述的卻是一個更加深刻的問題——丘吉爾為什麼會被他拯救的人民所拋棄。
戰時內閣
「如果沒有戰爭丘吉爾可能只是一個二流政治家」這句話在我們這個時代可能會激怒不少人——尤其是丘吉爾憑藉不朽的《戰爭回憶錄》，把自己塑造成英國歷史上最後一個偉人和英雄的今天。但在上個世紀三十年代，他被內維爾·張伯倫總理邀請加入內閣，成為海軍大臣以前，在持續了將近十年的政治邊緣人物的年代裡，他卻更多的是一個形單影隻、忿忿不平的老人，抓住每一個機會向議會警告即將到來的戰爭。大多數人都不喜歡丘吉爾，即使隨著時間的推移，他警告的威脅真的漸漸浮出水面，人們反而更加不喜歡他。
《至暗時刻》為我們描繪了一個昂然登上歷史舞台的英雄，卻沒有更多地表現此前那個孤獨的丘吉爾。二戰前的英國社會受到種種衝擊，前一次世界大戰把幾百萬男性送上戰場，為了維持社會和生產，政府只能動員女性來填補勞動力空缺。動員的結果在政治上導致戰後女性選舉權問題變得刻不容緩；在經濟上則導致戰爭結束後男性從戰場回歸社會時出現的嚴重就業危機。就業危機和戰後經濟的不景氣，讓整個英國社會陷入普遍的貧困和焦慮狀態。英國就在這樣的危機中迎來了1929年的大蕭條。這種社會氣氛，通過戰後英國進一步擴大的選舉（1929年英國舉行了歷史上第一次男女平權的選舉），讓濟貧和社會保障成了三十年代英國政壇上的支配性主題。
在這樣的年代裡，丘吉爾在政治上明顯水土不服，從個人氣質、到處事方式、到政治見解，他身上都充滿了傳統的輝格黨貴族氣派，但自由黨此時已經分崩離析。當他轉會到保守黨，保守黨也已經今非昔比，隨著民意的變化成了一個忙於應付經濟蕭條和普遍貧困的政黨。從出生在加拿大的金屬商人博納·勞，到鋼鐵商人鮑爾溫，再到伯明翰的五金商人內維爾·張伯倫，連續三代市民出身的黨魁和首相支配著保守黨。跟1937年繼任首相的內維爾·張伯倫相比，此時的丘吉爾在保守黨同僚們看來像是上一個時代的人，一個「老古董」。雖然他比張伯倫首相還要小六歲，但年齡又能說明什麼呢？貴族總是老的那個！1886年，當張伯倫首相的父親，查爾斯·張伯倫率領自由黨統一派和保守黨組成聯合政府時，日後的首相亞瑟·巴爾弗勛爵就對別人說「張伯倫和我的區別就是年輕人和老人的區別，」考慮到在年齡上他比約瑟夫·張伯倫整整小十二歲，他又補充了一句「而我是老的那個！」
多數保守黨人視張伯倫首相為時代的救星，為他的財政政策、尤其是這些財政政策所許諾的就業崗位和公租房大聲喝彩，當然也就不得不為從屬於這一財政政策的「綏靖外交」辯解。保守黨內確實存在著反對張伯倫的集團，這些反對派甚至有些還和丘吉爾一樣充滿了貴族氣，但他們要麼圍繞在更老的貴族索爾斯伯里身邊，要麼就追隨時尚男模般的明日之星安東尼·艾登，組成「看守委員會」和所謂的「花花公子」的艾登集團。如果說他們有什麼共同點，那就是也許他們對丘吉爾的態度要比保守黨主流好一些，但肯定也不願意無條件地追隨丘吉爾。
《拯救不列顛》
（美）喬納森·施奈爾/著
歐陽瑾、宋和坤/譯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年9月
工黨更不會喜歡丘吉爾，雖然一戰前，丘吉爾作為阿斯奎斯自由黨內閣的大臣參與了英國歷史上第一部社會保障法的制定。但1926年的大罷工當中，丘吉爾公然主張對工人使用機關槍，這件事讓他在工會成員眼中的形象一落千丈，成了「毫不掩飾的極右翼分子」。即使拋開所有的黨派之見和立場紛爭，所有人都明白只要戰爭還在「山的那一邊」，只要相對納粹的威脅，選民更關心失業救濟金和公租房，丘吉爾就不會是一個合適的首相人選。丘吉爾唯一的機會就是戰爭，他只可能、也只適合領導一個「戰時內閣」。
戰爭中的內閣
戰爭把丘吉爾推到了屬於他的舞台上，但丘吉爾領導的絕不是一個團結一致、和衷共濟的內閣。正如本書的英文原名所暗示的那樣，戰時內閣從頭到尾一直都是個戰爭中的內閣。這個內閣在對外為英國爭取勝利的同時，內部的戰火也從未停歇。這一點剛好也是本書另一個精彩之處，因為有丘吉爾名垂青史《戰爭回憶錄》的存在，也因為這個內閣里形形色色的人都紛紛撰寫了自己的回憶錄，唐寧街十號配樓地下的會議室，是一個從多重角度描述過的舞台。即使在中文領域，讀者也可以透過丘吉爾和安東尼·艾登的描述去觀察這個承擔了驚人歷史重擔的小團體。但本書卻是第一本關於這些人的歷史群像。
丘吉爾在1940年的保守黨中是一個邊緣人物，即使他成為首相之後又接任黨魁，很多人依然對他不以為然。張伯倫在辭職的時候依然希望東山再起，而戰時內閣里的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事實上只把丘吉爾看作是一個過渡性人物。安東尼·艾登支持丘吉爾的前提是丘吉爾許諾說一旦戰事趨於順利就把職位留給艾登。戰爭改變了丘吉爾的命運，也把英國人民的注意力轉移到如何在納粹的入侵面前免遭滅頂之災上，丘吉爾抓住了這個機會站穩腳跟。從1940年組成戰時內閣到1942年底，丘吉爾的威望與日俱增。但此時的戰爭已經是毀滅性的總體戰，隨著戰爭的加劇，尤其是法國的戰敗和德國對英國發動猛烈的轟炸，英國人民被迫承擔了越來越重的負擔，蒙受了越來越多的損失。
戰前的英國人民被經濟蕭條和貧困所折磨，戰爭又帶來了新一輪的徵兵和動員，轟炸和海上封鎖造成了驚人的破壞和食品短缺。議會授權內閣為了贏得戰爭採取一切必要的行動，徵用一切對戰爭有必要的財產和物資。為了爭取生存，尤其為了生產保衛英國急需的飛機和武器，戰時內閣把手伸到了社會的每一個角落。英國政府開始干預和管制生產的全過程，從原材料到加工，從勞動力到工資，當然還有戰爭時期企業的利潤。為了從還在嚴守中立的美國購買軍火，英國政府甚至開始管制外匯和有價證券。為了躲避轟炸，政府出面組織疏散，尤其是兒童被送到安全的鄉下；在倫敦被狂轟濫炸的日子裡，來自各個階層的人們被迫在公共防空洞的「集體宿舍」里共度難關。
整個英國正在變成一個整體，隨著調控和管制的加強，越來越多的選民開始向左轉，戰爭期間的配給和管制並沒有給他們帶來更多的痛苦，相反這種同呼吸共命運的感受讓他們相信：戰爭中凝結而成的友誼可以成為未來一個更加美好光明的英國的預演。越來越多的人期待著當和平重新降臨時，英國不會簡單地回到三十年代蕭條和貧困的老路上去，相反通過戰時行之有效的調控和管制，能夠讓英國成為一個更加人道、公平的社會。
與這種民眾情緒的普遍左轉相對應的是戰時內閣里工黨影響力的提高，尤其是卡車司機出身的工會幹部歐內斯特·貝文，先是作為工黨議員出任勞工大臣，之後被提升為戰時內閣成員。在德國入侵迫在眉睫的日子裡，丘吉爾曾經表示一旦德軍佔領泰晤士河以南的倫敦，那麼能夠視為左膀右臂與德國人戰鬥到底的兩個人里有一個就是貝文。
雖然工黨的影響力隨著干預的加強而穩步上升，但最先跳出來挑戰丘吉爾的權威甚至覬覦首相寶座的兩個人卻都不是戰時內閣里的工黨成員。這兩個人中丘吉爾任命的駐蘇聯大使斯塔福·克里普斯是被開除的前工黨議員，另一個比弗布魯克勛爵則是內閣的保守黨大臣兼丘吉爾的密友。兩人都是這個階段英國人民強烈的親蘇情緒的代表，從1940年法國投降，到1941年納粹入侵蘇聯之間，英國孤獨地堅持著對德戰爭。納粹入侵蘇聯之後，英國得到了珍貴的盟友，雖然此時的英國人並不相信蘇聯能夠抵擋住德國的進攻。但正是這種擔憂促使英國國內越來越多的人主張盡一切可能去救援蘇聯。而丘吉爾和戰時內閣在這個問題上的遲緩，讓議會越來越感到不滿。而心懷不滿的議員背靠著日益左轉的民意，向丘吉爾發動進攻的一個重要論點——就是戰時內閣始終不願就英國的戰爭目標作出明確的表達，也就是說戰時內閣要求人民在前線流血犧牲、在後方加班加點，忍受越來越多的犧牲，承擔越來越重的負擔，卻不願意向全體民眾指明，他們付出如此之多究竟能夠換來什麼。
戰爭目標的爭論一直都是丘吉爾的軟肋，他對這類問題從來不願意正面回答，之所以不願正面回答的原因也很簡單。戰爭讓英國政府對全體民眾背負上了沉重的道義責任，一旦戰爭勝利英國政府不可能讓一切都回到1939年的原狀。而丘吉爾作為一個傳統的貴族政治家，剛好希望英國能夠回到戰前的老路上去。只不過在1942年英國贏得戰爭的可能性還微乎其微，對丘吉爾發動進攻的兩個人都蒙受了失敗。丘吉爾只對他們當中的一個耍了一點小手腕就取得了勝利。而另一個則因為隆美爾佔領托布魯克而迅速意識到局勢不利立刻偃旗息鼓了。但所有颶風都在慢慢聚集，最終將匯聚成一場吞沒丘吉爾的滔天巨浪。
勝利日的暴風
丘吉爾在戰爭的絕大部分時間裡牢牢地抓著戰時內閣，隨著戰局逐漸向對英國有利的方向轉化，他的聲望與日俱增，他的內閣卻正在走向分裂，他依靠戰爭帶來的聲望終於牢牢地把保守黨抓在手裡，但保守黨卻正在走向1945年戲劇性的選舉失敗。對這個矛盾的現實，丘吉爾更願意從悲劇英雄的角度來解釋，當他領導整個英國走向勝利的時候，人民卻已經拋棄了他和他的保守黨。而本書對這個問題提出的是一個更客觀，當然也就不那麼莎士比亞味道的解釋。
民意的轉變無疑是丘吉爾最大的軟肋，戰爭中的英國人民期待著一個更加美好的未來，但丘吉爾卻不願意接受民眾中間普遍存在的對社會公平和公共福利的要求，在這方面他甚至比1914年德意志帝國宰相貝特曼-霍爾維格還要謹慎。1914年宣戰時，這位帝國宰相就明確宣布「無論勝敗，戰爭都將成為帝國根本性改革的契機。」而丘吉爾卻對戰爭期間的民意調查所體現出來的社會福利呼聲置若罔聞。當1942年12月發表的《貝弗里奇報告書》在整個英國引起強烈轟動的時候，這位戰時首相卻視之為空想家的夸夸其談。
如果說之前兩位挑戰者失敗原因是英國人民還沒有看到戰爭勝利的希望，整個英國還徘徊在戰敗的邊緣。那麼同樣不容忽視的是，這兩位挑戰者都沒有得到戰時內閣里最有能力對丘吉爾的權威和地位發起挑戰的工黨的支持。丘吉爾領導的戰時內閣並不是一個保守黨內閣，甚至從某種意義上說，1937年到1939年之間的張伯倫內閣也不是一個保守黨內閣，雖然人們已經普遍把它看作是一個保守黨內閣。但至少在名義上，張伯倫領導的和丘吉爾一樣是一個大聯合內閣。
在英國歷史上大聯合內閣是一個異類，但在20世紀的前五十年里，它反而成了英國內閣的主流形式，從1915年到1945年之間的三十年中，有二十一年領導英國的都是一個或多或少的大聯合內閣。
在戰前，英國1929年的大選讓工黨以微弱多數得以組閣，但工黨內閣卻因為大蕭條的降臨而在1931年陷入財政破產的地步。在這種情況下，拉姆齊·麥克唐納不願意選擇不負責任的辭職，而是邀請各主要政黨一起組成了大聯合的「國民內閣」。1931年國民內閣舉行了選舉，讓全體選民在支持或者反對國民內閣的問題上二選一，並且贏得了470席的絕對多數。1935年的大選依然是國民內閣的選舉，但是工黨的席位已經恢復到154席。如果沒有意外，那麼1939年的大選就將是保守黨和工黨的正面交鋒。在過去的八年間，雖然保守黨通過行之有效的國內政策贏得了選民的支持，但是1938年和1939年張伯倫的外交失敗，已經讓保守黨的優勢大打折扣。幸好戰爭的爆發避免了這次選舉，但所有人的都知道1935年選舉所產生的議席分布已經和1940年的民意脫節了。這也是張伯倫在不信任投票中雖然還保持著八十票的優勢，卻依然選擇辭職而讓丘吉爾聯合工黨組成新一屆大聯合內閣的原因。1940年的張伯倫不願意冒險解散議會重新大選，而1945年的丘吉爾卻相信憑藉戰爭期間所作出的貢獻和積累的威望，單憑他的名聲就足以贏得1945年的大選。
《貝弗里奇報告書》是戰時內閣走向分裂和1945年大選的關鍵節點，此時的丘吉爾敢於對報告書激起的洶湧民意採取不冷不熱的態度，雖然他也不得不在社會福利的問題上做出許諾，甚至提出了一個《四年計劃》，但基調依然是把一切留到戰爭勝利之後再說。但戰時內閣里的工黨大臣，尤其是曾經代表戰時內閣在議會為丘吉爾的政策辯護的赫伯特·莫里森，在對報告書的爭論中看到了英國民意的轉變，並且由此預見到工黨贏得大選的可能。
1945年的選舉是一場充滿戲劇性的選舉，保守黨志在必得且充滿自信。丘吉爾把敞篷車都搬上了專列遊走在全國各地。而工黨的首腦們卻滿懷恐懼不情不願，僅僅為了避免工黨分裂，和民意倒向極左翼才勉為其難的投入競選。丘吉爾所到之處都被歡呼的人群包圍，但當人民真的投下自己的一票的時候，計票結果是工黨贏得了393席的絕對多數。
一個人即使是丘吉爾這樣的英雄也不能無視未來，如果這位英雄為他的人民作出了重大的貢獻，卻拒絕回應人民對未來的呼聲。那麼人民固然會在他出現的時候報以歡呼和掌聲，但當他們真的投下自己的一票的時候，他們會選擇更願意展望未來的人。對這一點丘吉爾自己的評價是「這就是民主，我們一直為之奮鬥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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