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控三十萬重兵，曾國藩為何不稱帝？

曾國藩(1811～1872年)，字居武，號滌生，湖南湘鄉縣人(今屬雙峰縣)，是中國近代歷史上最具影響的人物之一。

他從湖南一個偏僻的小山村以一介書生進京趕考，二十八歲便考中了進士，從此以後，他一步一個台階地走上仕途之路，並成為軍機大臣穆彰阿的得意門生。先後任翰林院庶吉士，累遷侍讀、侍講學士、文淵閣直閣事、內閣學士、稽察中書科事務、禮部侍郎及署兵部、工部，刑部、吏部侍郎等職，直到一品官位。

曾國藩所處的年代，是清王朝由乾隆盛世走向沒落、衰敗的轉折時期，此時內憂外患接踵而來，交相煎迫。曾國藩曾因母喪返鄉。卻恰逢太平天國橫掃湖湘大地，清王朝統治岌岌可危。曾國藩趁勢在家鄉組建了一支湘軍。為平定太平天國運動立下了汗馬功勞，被清王朝封為一等勇毅侯。成為清代以文人而封武侯的第一人，後歷任兩江總督、直隸總督，官至一品。死後謚「文正」。

他曾被人推許為孔子、朱子以後，再度復興儒學的先哲：建樹功業、轉移運世的偉大賢者，清朝咸、同中興第一名臣。

曾國藩對後世影響深遠，中國現代史上最著名的兩位領袖蔣介石和毛澤東都對其褒揚有加。蔣研讀曾國藩著作。終身不倦，還摘錄曾國藩及胡林翼言論編成《曾胡治兵語錄》發給黃埔學員，人手一冊；毛早在青年時代就說過：「愚於近人，獨服曾文正，觀其收拾洪楊一役，完滿無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有如彼之完滿乎?」

曾國藩的湘軍集團在攻佔天京前後，達到鼎盛。據此，不少人認為曾國藩當時已具有自立的實力。但曾國藩為什麼沒有反清自立呢？

一是曾國藩要做的就是中興名臣、儒家典範

曾國藩出生的湖南，在清中後期以前，經濟文化一直處於落後狀態，直到道光年間，仍落後於全國多數省份。當時，湖南「財賦全盛時，才敵一大縣，院司之選在直省下等」。曾國藩本人也稱湖南為「山國荒僻之亞」，所以，「道、成前湘士殊少知名」。既遠離全國的政治文化中心，又與文化發達的江浙地區很少往來，遂使湖南士人思想保守，消息閉塞，很不容易接受外部思想影響。這種情況造成湖南學界的兩個顯著特點：一是程朱理學一直居於統治地位，一是注重經世濟用。清代乾嘉以來漢學風行海內，「而湖湘允依先生傳述，以義理經濟為精閎，見有言字體、音義者，恆戒以逐末遺本」。湖南的這種學術風氣對曾國藩這一代士人影響很大，可以說是曾國藩集團形成的思想基礎。當時湖南有兩個名氣很大的書院：嶽麓書院和城南書院，清代乾嘉以來，這兩大書院都講習宋學，注重實用，實際成為培養曾國藩集團的思想教育基地。曾國藩、左宗棠、胡林翼、劉蓉、羅澤南、郭嵩燾、劉長佑、曾國荃等都在這裡學習過。

曾國藩祖父曾玉屏對其影響亦頗大。玉屏教育子孫「君子在下則排一方之難。在上則息萬物之囂…『以懦弱無剛為大恥，故男兒自立，必須有倔強之氣」。這些都成為曾國藩做人的格言。曾國藩「自八歲起侍府君於家塾」。其父曾麟書是個忠於封建禮教的教書先生，經常向兒子灌輸封建思想。道光十三年(1833)，曾國藩入嶽麓書院學習，在這裡，開始比較系統的接受封建思想教育和湖南學風的熏陶。對其思想的形成和發展產生了很大影響。

中進士後，曾國藩開始了十二年的京官生涯。他在詩歌中經常抒發感慨，表白志向，自比李斯、陳平、諸葛亮等「布衣之相」。在給親友的信中說得更為坦率，「凡僕人之所志，其大者蓋欲行仁義於天下，使萬物各得其分；其小者則欲寡過其身，行道於妻子，立不悖之言以垂教於鄉黨」。又說：「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與之量，有內聖外王之業……不愧為天地之完人。」並以「不為聖賢，便為禽獸，莫問收穫，但問耕耘」銘於座右，用來鞭策自己。

可見，曾國藩的思想，就是要按修、齊、治、平的儒家準則，為清廷干一番事業，成為忠實維護封建秩序的一代聖賢。要他起兵反清，無異於反自己。

不過，思想上的原因，是主觀的，並非主因，重要的還是客觀因素。就當時的客觀環境來說，曾國藩如果反清自立，成功的可能性有多大呢？這就要看政治和軍事形勢啦。

二是曾國潘所處的政治形勢

太平天國革命本身並無什麼建設性，其對社會及對民眾的生產生活帶來的破壞作用卻是巨大的。馬克思在《中國紀事》中對其評價就不怎麼樣，「除了改朝換代以外。他們(天國)沒有給自己提出任何任務，他們給予民眾的驚慌比給予老統治者的驚慌還要厲害」，「顯然，太平軍就是中國人的幻想所描繪的那個魔鬼的化身。但是，只有在中國才能有這類魔鬼，這類魔鬼是停滯的社會生活的產物」。甚至與洪教主同一陣營的另一起義領導人苗沛霖也看不起洪。苗曾有一聯諷刺天國與清廷：「什麼天主教，敢稱天父天兄，喪天倫，滅天理，竟把青天白日攪得天昏，何時伸天儀天威，天才有眼；這些地方官，儘是地痞地棍，暗地鬼，明地人，可憐福地名區鬧成地獄，到處抽地丁地稅，地也無皮。」洪教主定都天京後，據說，除了封楊秀清為「萬歲」那次外，至死未出過天王府。

直到天京陷落前不久，李秀成勸其「讓城別走」，但教主迷戀他的安樂窩，不肯移駕，並斥責李秀成說：「朕鐵桶江山，爾不扶，有人扶，爾說無兵，朕之天兵，多過於水，何懼曾妖者乎!」

曾國藩鎮壓太平天國，打著恢復中華傳統文化的旗幟，以保衛儒教和忠君愛國相號召，取得了士人階層和部分民眾的支持。

蔣介石在《曾胡治兵語錄白話解》中也說：滿清王朝之所以能夠中興，太平天國之所以失敗，其原因並非人才消長的緣故，而實際上是道德事業興盛衰替的證明。曾國藩如果反清自立，首先在道德上就處於劣勢，不會得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曾國藩不會不明白這個道理，道德劣勢必然會轉為政治劣勢。此其不利處一。

早在咸豐十年(1861)七八月間，曾國藩為擴大圍攻安慶的湘軍，特在湖南設東征局，於湖南本省厘金之外加抽半厘，解送曾國藩大營。由於重複抽厘，致使商賈疲睏，民怨沸騰，一開始就受到湖南各階層紳民的攻擊和反對，有人甚至揚言要將該局燒掉。曾國藩無奈，只好與士紳約定，待攻陷天京後即將東征局裁撤。湘軍攻陷天京後，湖南方面立刻要求停收東征厘金。曾國藩以歸還欠餉為由，拖延了將近一年。才正式奏請清廷停收東征厘。而後來又發生新的情況，湘軍另一著名將領楊岳斌(即楊載福，為避同治皇帝愛新覺羅·載淳諱而改名)。時任陝甘總督，在甘肅鎮壓回民起義，楊奏請改東征局為西征局，將原解曾國藩大營之厘改解甘肅。這樣，名稱雖改，厘金並未廢除。湘人對曾國藩的怨氣可想而知。

湘軍在攻陷天京後，對天京燒殺搶掠，無惡不作，製造了天京浩劫。 「淫掠之慘，具載各書，湘軍各載金銀子女，聯檣而上，萬目共睹」。其行為與後來日軍的「南京大屠殺」並無二致，不同的只是殺人數量沒日軍多(因為那時天京城沒那麼多人)而已。曾國荃部下重要將領李臣典更是極端，隨意擄掠婦女，竟因姦淫過度而致病，十餘天后死亡。當時李臣典才二十七歲，壯年遽亡，引發種種議論，曾國藩兄弟為其多方掩蓋，但終究隱瞞不住真相，實情還是廣為人知，「公(李臣典)恃年壯氣盛，不謹，疾之由也」。曾國荃在天京陷落後，「於此中獲資數千萬……除報效若干外其餘悉輦於家」。此後，曾國荃在家大量搶購民田，廣起宅地，一副暴發戶派頭，致使民怨沸騰，輿論大嘩，「老饕」之名滿天下。而曾國藩卻為其弟抱委屈，說「吾弟所獲無幾，而『老饕』之名遍天下，亦太冤矣」，珠為好笑。曾國藩本人廉則廉矣，其弟國荃卻實不堪一「廉」字。曾國藩小女兒曾紀芬說，她九叔「每克一名城、奏一凱戰，必請假回家一次，頗以求田問舍自晦」。湘軍所作所為，不僅為民眾所痛恨，也引起統治階級中一部分人的不滿。稍後的理學家夏震武就斥責曾國藩說：「行軍以紀律為先，立國以紀綱為重，救民水火之中而不戒淫掠，兵亦賊矣!」甚至連曾國藩本人，也不得不承認湘軍在天京的所為是一場浩劫，「自五季以來生靈塗炭殆無逾於今日」。

由上可見，曾國藩若反清自立，在政治上很難得到廣大士人及民眾的支持。而失去這種支持，其軍事上又能有多大作為呢?

三是攻滅太平天國後的軍事形勢

軍事實力才是決定曾國藩能否反清自立的最主要因素。那麼，在湘軍攻陷天京後，軍事上的優勢是否在曾國藩這邊呢？

曾國藩能直接指揮調動的軍隊數量較少。湘軍佔領天京後，總數達到三十萬人，這是廣義上的數量，即整個湘軍集團的兵力。曾國藩直接指揮的軍隊才十二萬人，且內部派系複雜，各樹一幟：左宗棠的四萬人早已成獨立狀態；江中義、席寶田兩軍一萬人已撥歸沈葆楨，而早在攻陷天京前，曾、沈二人已因江西厘金之爭鬧翻；鮑超、周寬世兩軍二萬餘人也在赴援江西不久，即撥給沈葆楨管轄。不過鮑超是曾國藩死黨，如果曾國藩造反，他是極有可能歸附曾國藩的。這樣，曾的嫡系部隊不過只有曾國荃的五萬之眾。

湘軍內部分化嚴重。天京陷落前，湘軍集團多名重要將領已位至督撫，根本就沒有造反的動力。彭玉麟(1857年授安徽巡撫，力辭未就)、沈葆楨(1861年任江西巡撫，沈是福建侯官人，林則徐外甥。此處把他列入湘軍集團，是因為沈屬下兵勇多為湘人)、李鴻章(1862年江蘇巡撫)、左宗棠(1862年浙江巡撫)、劉蓉(1863年陝西巡撫)、劉長佑(1860年任廣西巡撫，1862年兩江總督，1863年直隸總督)、楊岳斌(1864年天京陷落前一個月，授陝甘總督)、劉坤一(1864年江西巡撫)。其中，只有彭玉麟可以稱得上是曾國藩死黨。

曾國藩弟曾國荃與湘軍多位將領關係不和。湘軍克複金陵，尤其在處死李秀成後，眾人「爭指目曾國荃」，「諸宿將如多隆阿、楊岳斌、彭玉麟、鮑超等欲告去，人輒疑與國荃不和且言江寧輜貨盡人軍中」。這些人對曾國荃成見很深倒是不假，不過多隆阿在克複金陵前倆月即已戰死。王閩運此處把他列出來。恐也因與曾國荃有舊隙使然。

要這些督撫們冒生命危險去跟著曾國藩造反，可能性不大。即便造反成功又如何?又不可能人人做皇帝。

左宗棠、李鴻章的立場。此處把左、李單列，是因為他們的重要性和能力遠非其他湘系將領可比，曾若欲反清自立，不取得左、李的支持，是毫無成功希望的。

曾國藩若反清，自然不能再打著道德的旗號，因為以當時社會眼光看，他造反本身就不道德，那就只能高舉民族旗幟。但早在嘉慶初年白蓮教起義後，漢族廣大知識分子為了維護自己的切身利益，同時也因為他們看不到滿清有如元朝那樣迅速敗亡的跡象，政治態度已產生根本性變化，對清廷由反對或不合作轉為擁護、歸順，甚至主動、自覺地去維護清廷的統治，逐漸將自身利益與滿清連為一體。這種情況下，民族旗幟已不可能對漢人中的精英階層產生很大的凝聚力。尤其左宗棠，在多種場合對曾國藩都頗有微言。自1861年至天京陷落，兩人幾乎不通音訊(其間，1862年，曾國藩仍舉薦左任浙撫)。曾國藩曾作聯嘲諷左：「季子自稱高(左宗棠字季高)，仕不在朝，隱不在山，與人意見輒相左。」左則反唇相譏：「藩臣當衛國，進不能戰，退不能守，問君經濟有何曾?」雖為戲言，但也說明了兩人關係並不太融洽。李鴻章就更是個投機派，可以推測，曾國藩造反，初期李會不偏不倚，倘曾國藩順利尚好，倘一不順，李極有可能背後捅刀，幫助清廷對付曾國藩。

其實，曾國藩在平定太平天國後曾經料到，「清命不過五十年，想要南北朝也不可得」。既然曾國藩選擇了這樣的復國道路，那麼他一時表達對清王室的忠心也自在情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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