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戰爭時的北京什麼樣？英國旅行家拍攝了這一組照片

宣武門城樓。北京的城牆上衰草叢生，一派蕭索景象。

英國公使館的馬車。站在畫面左側的是英國女王派駐中國的全權領事甘伯樂，坐在馬車上的是公使館一等秘書寶克樂。

北京翻譯學院入口。在這所學院就讀的學生都是英國青年，他們畢業後將獲得英國駐華領事館的職位。畫面右側的建築就是翻譯學院，它坐落在英國公使館中。

英國旅行家伊莎貝拉·露西·伯德。

大清門——紫禁城的入口。這張照片是伯德女士站在城牆上拍攝的，當時外國人是不允許涉足皇宮大內的。

英國公使館入口。庚子之亂前，英國公使館坐落在東交民巷北邊玉河西岸的梁公府。梁公府本是康熙帝七子允祜的宅邸，根據清代爵位降等的世襲制度，到其孫奕梁這輩已經降為鎮國公。梁公府有好幾進院子，英國公使館基本上沿用了梁公府的建築。

古觀象台的渾天儀。

1894年，英國旅行家伊莎貝拉·露西·伯德到中國旅行。她是英國維多利亞時期最傑出的旅行家之一，自1854年第一次旅行到1901年最後一次旅行，她的足跡遍布世界各地。

伊莎貝拉·伯德女士從牛庄登陸，經奉天（今瀋陽）、天津，9月份輾轉來到北京。此時，甲午戰爭已經爆發。有鑒於當時的時局，英國公使並不希望她在此時造訪北京，不過由於伯德女士聲名在外，所以公使館最終還是給她發了通行證。伊莎貝拉·伯德乘坐一艘民船在直沽河和北運河上航行了5天，終於抵達北京。在北京的兩個星期中，伯德帶著一名中國隨從，在城裡到處轉悠。他們沒有遇到任何敵意，伯德用她隨身攜帶的三腳架照相機拍攝了許多照片。

10月5日，情況急轉直下。時任大清皇家海關總稅務司的英國人赫德發來警報，要求海關所有已婚職員前往南方的辦事處，所有歐洲女性和兒童立即離開北京。因為，9月15日中日甲午戰爭中最重要的一場戰爭——平壤之戰爆發，清軍大敗。與此同時，北洋海軍在海戰中也損失慘重。所有駐北京的外國官員都害怕戰敗的消息會激起北京百姓對所有外國人的仇視，因此開始大面積撤離北京。伊莎貝拉·伯德也只好中斷此次旅行，離開北京。在離京前，伯德女士給英國《泰晤士報》發了一封信，信中寫道：「在幾位消息靈通的老居民看來，北京從未像現在這樣安全。」

的確，那時北京城毫無大兵壓境的感覺，仍然沉浸在一片安寧之中。

這一年，正逢慈禧太后六十壽辰。中國人歷來重視逢十的慶祝，慈禧太后自己也想好好過個生日。自從1860年與英法簽訂《北京條約》，此後三十多年間，雖然邊釁不斷，但京城再也沒有兵臨城下的兇險時刻。與英、法一戰後，恭親王奕訢等朝廷重臣，看到西方的兵器遠超於我，決定發起洋務運動「師夷長技以制夷」。

經過三十多年的「自強」，大清國不但有了自己的兵工廠、輪船廠、鐵路和礦業，而且擁有了一支近代海軍。朝廷上下充斥著從容、輕慢的態度。

1887年，曾紀澤在《亞洲季刊》上刊登了一篇《中國先睡後醒論》，認為當時的中國雖然面對內憂外患，但不過是睡著罷了。洋務運動期間清朝在不斷向西方學習，已經醒過來了。他還安撫西方各國不必擔憂中國的強大。曾紀澤是著名的外交家，曾在光緒六年（1878年）臨危受命出使俄國，為中國挽回了許多疆土權益。通過此等外交界第一流人物的看法，足見官僚與知識階層對時局的高估。

民間輿論也不例外。甲午戰爭前，《申報》發表文章《論中國之兵可勝日本》寫道：「日本環地偏小，人數無多，斷斷不能與中國相敵。故以勇怯論，中國既可以勝日本，而以多少論日本亦斷非中國之敵。」作者對北洋海軍頗有自信，認為「我中國南北洋兵艦不少於日人，槍械不遜於日人。」朝野上下，主戰情緒持續高漲。

然而，只有李鴻章等少數人知道，此時的中國是外強中乾。1886年，朝廷打著恢復昆明湖水操舊制的幌子，大舉重修頤和園。工程直到1894年才大體完工。1889年2月，光緒皇帝大婚。為了讓太后歸政，這場婚禮也極盡奢華。朝廷龐大的支出，很大部分來自海軍軍費。

甲午戰爭爆發以後，不斷傳來的戰敗消息，讓全國為之震動，慈禧太后終究沒能在頤和園舉行「萬壽慶典」。甲午一戰，打碎了大清所謂「同光中興」的幻象，古老的帝國跌入了谷底。

正是這個甲午年，伊莎貝拉·伯德路過北京，用鏡頭記錄下遠離戰場的北京景象。雖然她在北京僅僅停留了兩周，但仍然能感受到「一種衰敗的氣息籠罩著這座城市」。

本版圖片選自《伊莎貝拉·伯德：中國影像之旅1894-1896》，由中國攝影出版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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