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半士兵營養不良，抗日軍民一日兩餐吃什麼？

文 | 諶旭彬

1943年2月20日，軍令部部長徐永昌在重慶曾家岩蔣介石官邸用餐，九人四菜，嚴重不夠吃。徐觸景生情，在當天的日記中感慨道：

「物價驟增。限價前豬肉十六元一斤，限價為十四元，結果未出三、五日即漲至二十餘元，有時二十五元也買不到，其他似之。而布與糖很難買到，現在除米、面較戰前為八十倍左右，（如戰前面三、四元一袋，今則二百五、六十元，尚系黑面，）其餘百倍至幾百倍（現在雞蛋三元左右一枚）。」

徐永昌所謂的八十倍、百倍、幾百倍，是對抗戰中後期大後方通貨膨脹的真實描述。

這種通脹，對普通公務員和知識分子的生活影響最大。

銓敘部次長王子壯這樣級別的公務員，早在1940年就開始哀嘆吃不上肉，也吃不起青菜。

在日記中，王子壯對比了自己與「商人之婦」的不同處境：

「日前在民眾防空洞得見一小商人之婦，一人而購二十元之豬肉排骨之類，煮於會飯之中，米飯殊少，但肉食耳。再看知識階級公務員及教育界，以收入日絀，面有菜色，是國家之菁英，竟不得充分之營養，食平價米既多粗劣，青菜已達一、二元一斤，遑論肉食。即青菜亦將無法購取足用也。余上月收入一千一百元，支出一千六百元，不敷達五百元，因余負擔全家十三人之飲食，此蓋最低數。」

商人之外，工人是重慶受通脹影響最小的群體。

但他們的生活也相當困頓。

1941年10月，國民政府社會部統計處在重慶調查了240戶工人家庭。

結果顯示：這些家庭平均每戶3.6人，食物支出佔到家庭總支出的74%，平均每戶每月食用大米6.9市斗（約110-130斤左右），另有少量紅薯為輔。蔬菜消費以白菜、蘿蔔為最多，平均每月各消費12斤左右，其餘如魔芋、萵苣、青菜、南瓜、榨菜等，每月消費也在2-4斤左右。但肉類消費極少，平均每戶每月僅消費豬肉2斤左右，蛋類平均每月消費不足3枚，牛肉、魚肉等則少到可以忽略不計。

距離前線較遠、且非政治中心的昆明，民眾的生活狀況要好一些。

1940年，昆明的「普通戶」，大多一日兩餐，偶而還能有晚間宵夜。這些「普通戶」多是五口之家，平均每月食用大米15升（約240-270斤左右），豬肉7.5斤，蠶豆60斤，萵筍60支，豆腐150塊，豬油、香油、醬油各7.5斤。其中，蠶豆、萵苣等，隨季節不同而由其他菜蔬替換。

圖：1941年，重慶民眾在修繕被日軍空襲後的家園，敞開的胸膛可見壯丁們普遍瘦骨嶙峋

農民的飲食狀況，可以參考張聞天1942年的「晉陝調查」。

張調查了陝甘寧邊區神府縣直屬鄉的八個自然村，他發現：

「中農家庭從陰曆正月初一到十五，和二十三日，能夠吃些米窩窩、糕、撈飯、高粱餃子，間或吃一兩頓麵條，幾斤羊肉或豬肉。其餘，除二月初二吃一頓撈飯或高粱餃子外，直到清明早晚都是黑豆糊糊和酸菜，隔上七天八天才能吃一頓撈飯。驚蟄後，農業勞動開始，早晚黑豆糊糊里放些炒麵，或帶些炒麵做點心吃。清明後開始吃三頓，早飯吃些散面谷壘，糠窩窩；午飯黑豆糊糊里加些炒麵；晚飯吃黑豆糊糊，菜仍是酸菜和蔓菁。三、四月有了苦菜，即把苦菜伴在黑豆糊糊里吃。六月以後吃南瓜。七月吃豆角子，一直吃到八月半，山芋下來時，還吃些山芋。秋收後，又只吃二頓，又是黑豆糊糊和酸菜，七天八天才吃一頓撈飯。

「貧農吃得比中農差，黑豆糊糊要稀，撈飯更少吃，吃瓜菜、洋芋更多。到青黃不接時，還要挨餓。富裕中農則吃的又比中農強些。黑豆糊糊要稠，散面、炒麵吃的多，撈飯三、四天吃一頓，瓜菜、洋芋吃的少，過年還能吃饃，平常還有炒「菜」，吃些油。」

「黑豆糊糊」，是將黑豆磨成小塊，加水煮。

「撈飯」，是將小米加水煮至八九成熟，撈出再燜成乾飯。

張聞天說，黑豆糊糊「是這裡農家一種最普通的食品」；至於撈飯，「這裡的老百姓均認為是很貴重的食品。窮人每年只能吃幾次。每星期能吃幾次的，那只有富裕中農。」

在陝甘寧邊區，飲食條件最好者，當屬延安日本工農學校的學員。該校學員都是日軍俘虜或投誠者，為反戰需要，在伙食上對其相當優待。據該校「生活委員」中小路靜夫保留的一份1940年前後的「一周食譜」，其周一飲食如下：

「早飯：羊肉燉蘿蔔，燉牛肉·豆腐·白菜·粉條，西紅柿湯。午飯：麵條。晚飯：素炒青菜，燉白菜，豬肉丸子湯。」

其餘六天，水準大致相同，唯菜譜有異。

主食最初是小米，後升級為饅頭、麵條，一周還可以吃一次大米飯。因每天都供應肉，學員們受到感化，有些人過意不去，曾請求「最好早飯不吃肉菜」。

至於敵後根據地軍民和淪陷區民眾的飲食狀況，可參考戎子和1941年的一份報告。

戎在報告中提到：晉冀豫邊區的敵占區部分，日軍實施「餘糧歸公制度」，除最低食用額度外，農民所有糧食均被收繳，「親戚家人往來，還要（自己）帶糧，不然就要餓肚子」。根據地的軍隊，每人每日可吃油三錢、吃鹽二錢，並有少量菜蔬；政府與民眾團體的工作人員，可吃到少量菜蔬，但油、鹽無保障。至於民眾，「雖然也沒有油吃，但總還有蔬菜吃啊」。

圖：美軍觀察組在延安就餐

抗戰八年，原始小農經濟的崩潰是全面性的。一方面是軍費暴漲，一方面是壯丁大量被抽離農村送往前線，前者要求強化對農村的徵收，後者必然損害農業的產出。

這種矛盾激化，最終必然反映至士兵的飲食層面。

抗戰中後期，普通士兵的飲食水準，已跌至令人髮指的地步。

據統計，二戰期間，不論質，單論量，美國陸軍戰地口糧，每人每天約6磅；日本陸軍約為4磅；中國陸軍官兵最多時也僅約為1．6磅，這還只是文字層面的標準，並非實際獲得。

1940年後，國軍普遍改三餐製為兩餐制，菜品普遍退化為菜葉鹽水湯。該年7月7日，國民黨中宣部部長王世傑在日記中寫道：

「今日余漢謀司令自粵來，對蔣先生言，前線士兵只能日食一粥一飯，予聞之不甚震駭！」

1941年6月，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從重慶坐船去瀘州，親眼目睹了同船中國士兵窘迫至極的生活：

「房門外兵士坐卧滿地，出入幾無插足之處，且多顯病態瘦弱之外，十九有疥瘡，四肢頭頸皆可見到，坐立之時遍身搔抓，對此情景，殊覺國家待此輩亦太輕忽，故不敢有憎厭之心，轉為憐惜矣。……兵士早九點米飯一頓(自煮)後，至晚始再吃，下午門外有二兵以水沖辣椒末飲之，至天夕又各食萬金油少許，用水送下。」

1944年，美國專家曾隨機抽取1200名國軍士兵進行體檢，結果發現營養不良者高達57%。

一個令人心酸的對比是：1944年，駐昆明美軍，須由中國政府提供（墊付）每人每天6隻雞蛋和1磅牛肉；同期的駐滇遠征軍，號稱飲食標準最好之中國國內部隊，也不過「每人每月給肉類一斤」，且為了滿足駐昆明美軍，這「每人每月給肉類一斤」，還常常被挪用。

據國民政府的美籍財政顧問楊格（Arthur Young）的統計，當時1名駐華美軍的開支，約相當於500名中國士兵的費用。

1945年初，每一士兵每日副食費標準僅12元，而漢中的白菜一斤要30元，蘿蔔一斤要20元。

圖：普遍營養不良的國軍某部士兵

徐永昌日記，1943年2月20日。

王子壯日記，1940年8月5日。

社會部統計處編，《重慶工人家庭生活程度》，1945年出版。

孫蕙君，《昆明市家庭生活情形調查》（1939年秋至1940年夏），收錄於《民國時期社會調查叢編 城市（勞工）生活卷》（上），P138-142。原數據為「每日」，為便於對照，文中換算為「每月」。

張聞天選集傳記組/編，《張聞天晉陝調查文集》，中共黨史出版社，1994，P70-71。

（日）香川孝志、前田光繁，《八路軍中的日本兵 延安日本工農學校紀實》，長征出版社，1985，P54-55。

戎子和：《晉冀豫邊區人民的負擔——在晉冀魯豫臨參會財政建設工作報告之》，1941年7月15日，收錄於《太行革命根據地史料之六：財政經濟建設》。

諶旭彬，《駐華美軍吃光了雲南的耕牛》，今日話題歷史版第130期。

張瑞德，《抗戰時期陸軍的人事管理》，收錄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第二十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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