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文：光與岸 北島

如果逆流而上，八十年代可謂現代詩歌的上游。那年頭，四川詩人呼嘯成群，集結在成都。軍師鍾文出謀策劃，跟著搖旗吶喊，當年翟永明和歐陽江河都是他的學生。有誰播下詩歌的種子，從成都出發，再沿鐵路公路小路延伸到罕見人跡之處。

——北島《鍾文：光與岸》，收錄於《今天》第118期

2017年4月22日上午10點，上海武警醫院病房區。鍾文半卧病床，面頰消瘦蒼白，半閉著眼。我握著他嶙峋的左手，開場白簡單明確——我承諾，一定會為你出版這本書。他頭腦清楚，微微一笑，點點頭。這是最後的告別。當天下午他昏迷不醒，直到5月7日凌晨離開這個世界。

我們是怎麼認識的？應該和一個詩歌事件有關。1980年秋，在北京郊區定福庄，由《詩刊》副主編邵燕祥主持全國詩歌討論會，這是公開爭論「朦朧詩」的序幕，後稱為定福庄會議。在對「朦朧詩」刀光劍影的圍攻中，有血性的「四條漢子」殺出一條生路，他們是謝冕、孫紹振、吳思敬和鍾文。我們正四腳朝天，忙乎著《今天》那份油印雜誌，後來才聽說這件事。

記得1981年隆冬，鍾文在北京開會因急病住院。他穿著軍用棉大衣，蒼白消瘦，一副書生模樣。探視時間早就過了，我們在醫院門外小聚，有合影為證：鍾文、顧城、楊煉、唐曉渡、牛波和我。沒有會客室也沒有小飯館，刮著西北風，冷颼颼的，誰也堅持不了多久——我們哆哆嗦嗦，互相取暖。

如果逆流而上，八十年代可謂現代詩歌的上游。那年頭，四川詩人呼嘯成群，集結在成都。軍師鍾文出謀策劃，跟著搖旗吶喊，當年翟永明和歐陽江河都是他的學生。有誰播下詩歌的種子，從成都出發，再沿鐵路公路小路延伸到罕見人跡之處。

文革後期，「反革命嫌疑犯」鍾文，從上海到自貢下放勞動。1977年，中國政局開始鬆動。他有兩三百本藏書，於是親手編寫了《文學描寫手冊》，半公開售賣，賺了第一桶金，嘗到甜頭。後來從自貢到成都，搖身一變，成為成都大學的老師，他藉助電大的新媒體，開了兩門課，渾水摸魚撈下金銀。

1985年是轉折點。他從成都到深圳，水漲船高，躋身為深圳大學教授兼系主任。再往前跨一步，僅僅一步，他混進香港的金錢世界。順著風向標，我跟著他亦步亦趨——同年春，我也下了海。在北京昌平縣踩河村飛達公司聽差。業務範圍除了導彈以外，主要是出口轉內銷，倒賣盤條，中間賺差價，再加上所謂明星的商演，賠本賺吆喝。據說進京還捎帶一貨車的臭帶魚——各種演繹版的傳聞。我和朋友忙乎了大半年，連生意都沒沾上邊兒，心裡倒踏實，我再回到書桌碼字。

鍾文曾這樣寫道：「我十分欣賞客家人對人的命運的一句諺語：一命，二運，三風水，四積陰德，五讀書。天命所歸是人用什麼力量也拗不過來的一種力量。」

那真是天命。1990年夏天，我在巴黎見到鍾文。先通電話，約好在巴黎一家中餐館吃午飯。我們互相打量——我失魂落魄，跟流浪漢差不多；他住在難民營，但衣著優雅，對未來充滿信心。午飯後，我順手把一個信封塞進他口袋裡——這是我剛在蓬皮杜中心朗誦的酬金。四海之內皆兄弟，沒的說。

第二年冬天，眼見著鍾文的沒頂之災，被助手捲走了大部分巨款。蒼天在上，居然和助手共享銀行賬號的簽名權——他可真夠糊塗的。估摸有一百多萬法郎，對我來說那是天文數字。真為他著急，心裡咯噔一下——看來流浪者與流浪者完全不一樣。

冬去春來，接著地氣緩了過來，他開始做小買賣。從爬山自行車時裝到絲綢生意，慢慢走上正軌。記得1993年聖誕前夜，鍾文在他家約我和幾個朋友小聚。我喝多了，反覆嘮叨這句法文beaucoup, beaucoup de problèmes（很多很多問題）。聖誕樹的彩燈一閃一閃。是啊，每個人都有很多問題，那是我的艱難時刻，其實鍾文也如此。躺在他家的沙發上，我半夜醒了過來，還是重複這句新學的法文。鍾文為我蓋好毛毯，像哄孩子安慰我。

那陣子，宋琳家住巴黎二區，送孩子上學，幾乎每天早上都能見到鍾文，互相打招呼。鍾文推著小車送貨，顛簸在鵝卵石路上，叮叮噹噹，沿著店鋪門板迴響。他自食其力，毫無老闆的架子。

仗著腰板還算硬朗，鍾文爬上小山坡，喘了口氣。我算了算，那是二十年前的往事，他剛五十齣頭，做出戰略轉移的重大決定，於是從巴黎挪向上海。

他和一個法國人在西湖邊聊天，談起職業選擇。他說，如果我現在選擇，我還是會選擇做商人。為什麼？因為中國的現狀使得做教授在智力與能力上的挑戰越來越小，中國的教授是很平淡、甚至很中庸的一種職業（自然科學另當別論），我們這一代人中大量的是人云亦云的抄書匠，大量的是見風使舵的馬屁精，如此而已。商人不一樣，做商人在智力和能力上是對人的潛能的巨大挑戰，成功與失敗每天都在考驗著他們，所需要的能力遠遠不是讀書抄書這麼簡單。他們面對的世界非常之大，因為這一切，我情願去做一個商人。

看來天命不可違。九十年代末，鍾文的生意越來越大，他從巴黎搬到上海，成為歐羅福國際集團遠東區總裁和法中文化交流中心主席。如果野心像深淵，誰才是真正的主人？

1999年夏天，在巴黎歌劇院附近的咖啡館，鍾文和一個法國的中國通喝白蘭地抽雪茄。中國通說起一筆生意，涉及法國電力公司（法國最大的國企之一），打算把法國的幾個火力發電廠，低價甚至無償拆遷到別的國家或地區，當然針對的是第三世界。假如只花一歐元，可買下一座法國火力發電廠——這是多大的誘惑，做生意可比賭博，而夢想卻比金錢遠大得多。

再說，法國人一點兒都不傻，他們早就準備取代火力發電廠了，順便送給中國的厚禮。鍾文當然也不傻，中國能源需要的是時間差。

盤算小九九，一步一步向前推演——從法國電力廠拓展到全球綠色能源計劃——這是他夢想的王國，但想想都後怕。硬著頭皮，他與美國通用公司（GP）英國石油（BP）和日立等老闆們一起合夥共謀，相當於八國聯軍。看來他是站在深淵邊隨時準備跳下去的人。

規避商業機密，鍾文幾年後在香港跟我閑聊，談到他的龐大計劃，我聽著都犯暈——除了詩歌的邏輯，還有金錢的邏輯，加在一起，他就像堂吉訶德那樣沖向風車。再加上文牘的邏輯，他沿著字裡行間跋涉，終於獲得聯合國的正式批准。自稱為「歷史性文件」，卻需要全球綠色聯盟計劃的先決條件。想得美，他緊緊抓住一紙公文，喜極而悲。

2002年冬天，我陪母親去上海和蘇州小住。把我鎮住了：鍾文快成了上海灘的老大。他的坐騎是美洲豹（Jaguar），據說是上海頭一輛，從英國直接運過來的。司機小張戴著白手套，畢恭畢敬，前仆後繼。他派頭可大了——無縫流線後背髮型，皮鞋鋥亮，義大利手工西服，加上淡淡的男用香水。他周旋於官商之間，茫茫然，目光不太容易對焦。

順手，他把上海作協那棟小樓（巨鹿路675號）包租下來，先讓文學靠邊站。他還開了一家「三十年代大飯店」餐廳，高朋滿座。我把外甥女介紹給他，擔任英文翻譯。當然了，我和母親也蹭車沾光，由他的助手安排，包吃包住。坦率地說，在上海待了三天，我東聞聞西嗅嗅，估摸是那股男用香水味兒，在上海迷失了方向。

2006年秋，世界的舞台轉換，我和鍾文相聚在紐約。他剛見到通用公司的老闆，前不久在人民大會堂舉行正式會談，為了綠色能源和綠色美元而乾杯，據說還登上了報紙。我們請了一個學中文的美國小夥子專程陪同，鍾文在新大陸實地考察。

在紐約，落葉飄飛，就像日子那樣任意揮霍。我們住在曼哈頓西中區的小公寓，他捲縮在小沙發里，感嘆人生，生意無常，到頭來還是平頭百姓，平起平坐。問了問《今天》的難處，他順手寫下一張支票，捐了兩千歐元。後來他半開玩笑問我，是否背後罵娘。沒這回事兒，我應道，錢多錢少，都得感謝金主們的支持。

我2007年8月從美國搬到香港，在香港中文大學教書。次年夏，鍾文到香港出差，在尖沙咀馬可波羅酒店下榻。他身體虛弱，閉上眼說話，像生病的大鳥。據他說是一種怪病，譯成「運動神經阻礙症」。我問他，倘若閉上眼談判，和那些大老闆們怎麼周旋？他攤了攤手，苦笑，無可奈何。

每隔一陣他專程到香港，陪模特夫人和兩個孩子住同一家酒店，緊挨著「購物天堂」海港城。我們倆先在餐廳聊天，接著家人摟著大包小包，我們一起吃頓晚飯。鍾文閉著眼，他夫人目不轉睛，停在某處，和櫥窗的模特差不多。

一想到從八國聯軍聯合國全球綠色聯盟到環保利用焦爐煤氣零污染燃氣輪機綠色美元直至不夜城高檔櫥窗英意晚餐菜單侍者表情模特臉色，我就煩透了，永遠是那一套，再也不想去那鬼地方了。但為了友誼乾杯，怎麼辦？我提出唯一的條件是，鍾文本人到我家吃頓便飯。他終於來了，喝紅酒加上家常便飯，他突然睜開眼睛，談天說地，聊到深更半夜。

2012年春，我在香港中風，終於得到大陸的簽證，趕到上海，在一家針灸診所治療。當天晚上，雖有嚴格醫囑，還是忍不住給鍾文通了電話。他驚呼小叫，非得趕到酒店過來看我，哪怕只待一個鐘頭。

我們在大堂咖啡廳小聚。鍾文是半個盲人，我是半個啞巴，同病相憐，但還挺樂呵——在真實的處境中，這才是堅不可破的友誼。

這是人生的轉折之年。他從巔峰滑到低谷，公司倒閉，跟老婆離了婚，把別墅也賣掉了。「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他好歹撿了條命，終於回到書齋中。

那年，幾乎每個月我都去上海治療。鍾文是美食家，聽說我要過來，總是由他安排當晚請客，派司機接送。兇猛的美洲豹換成老掉牙的麵包車，司機小張也變成老張了。一旦公司倒閉，鍾文反倒眼睛亮了，就像打開窗戶。

摘下商人的面具，他是個樂觀又充滿好奇的人，對上海幾乎所有的細節無所不知。想當年，他是里弄的窮孩子，在惡劣的環境中，必有多麼潛在的能量和原動力。

鍾文每次請客，往往換另一家老餐廳，好像為上海感到自豪。他目光時而溫柔時而狡黠，就像老頑童。每次搶單，但他手上拮据，而我心裡清楚，在乎的是他內心的驕傲。與此同時，他反覆查看賬單，估計多年被人坑蒙拐騙。

自2012年起，鍾文沉溺在書齋中，通讀那些大部頭的艱深原著，尤其是現當代哲學，寫下上百萬字的筆記。從商人轉換成詩歌評論家，他發表了一系列評論文章，引起詩人和詩歌讀者的注目。他從小熱愛文學，算得上童子功，加上過目不忘，浸染其中，這五年下了功夫，厚積薄發，最終留下正果。

我相信能量守恆定律，生命也是如此，鍾文的身體每況愈下。三年前他身上奇癢，住了兩個多月醫院，被抗生素灌飽了，看起來止癢了，但最終引起腎癌，相當於一連串連鎖反應。幸好人只有一顆心，卻天生存有兩個腎，等於備胎，另一個腎被切除了，他好歹活了下來。手術很成功，我專程前往祝賀，備好家宴，他打開一瓶法國紅酒，為生命乾杯。

看來各有各的人性的弱點。鍾文堅信西醫比生命更重要，特別是三甲醫院高師名徒加上美國葯。患了腎癌，他用盡最貴的美國葯，病況有所好轉，但無形的病毒潛伏下來。

記得三年前，我和毅偉到他居住的「羅馬花園」單元小聚。我坦率地說：「你是個文人，但當不了商人。」他就像犯錯的孩子，搓搓手，點了點頭。就在前天晚上，我們在一家粵菜館吃晚飯。毅偉問鍾文，你最近怎麼突然消失了？鍾文交代，他和兩個法國華人合夥，一起到柬埔寨倒賣房子，為了掙快錢，結果被黑幫綁架，搶劫一空。他繪聲繪色，包括可信的細節，我們全都信了。後來才知道，鍾文在山西廠方欠巨債，被拘一個月，因年老病衰放了他一馬。轉眼連麵包車也賣掉了，司機老張也失業了。

時光流轉。鍾文差點兒忘了，他是上海真如廟主持方丈妙靈法師的佛門弟子。據說他當年捐了七十萬，翻建了這座小廟。講起他的經歷與磨難，妙靈法師沒說什麼，只寫了四個字：無得正觀。

鍾文寫下的《那趟從不停靠的列車》的經商自傳，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2015年），我終於找到了這本書。他在結尾處寫道：「讀經以後使我很為開悟。俗世的得失觀，過分強調了金錢的作用，於是人就產生了很多錯覺和不良習慣。世上常常是貪心所起的假象，對錢的貪心越大，假象就越大，貪心越大，執著就越厲害，如此的惡性循環，會讓人大吃苦頭。」

彼岸與此刻，終有一別。在上海武警總醫院的病房，透過窗戶，陽光迷濛蒙的。面對病榻上的鐘文，我握著他的手，留下唯一的承諾。死亡就像定格，轉瞬間，光的河流湧進窗戶。

作者：北島，原名趙振開，1949年生於北京，1978年和朋友在北京創辦文學雜誌《今天》。自1987年起，在歐美及香港多所大學教書或任駐校作家，其作品被譯成30種文字，曾獲瑞典筆會文學獎、美國古根漢獎、馬其頓斯特魯加國際詩歌節最高榮譽金花環獎等，獲選美國藝術文學院終身榮譽院士。2009年創辦亞洲最具影響力的國際詩歌節——香港國際詩歌之夜，2018年創建香港詩歌節基金會。

題圖：At the seashore，Volodymyr Orlovsky 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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