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主將衛汝貴被問斬時，為何慈禧太后都救不了他？

作者：金滿樓

1895年1月16日，在日軍即將大舉進攻山東之時，京城菜市口卻突然搭起了監斬棚，一時觀者如堵，擁擠而不可近視。

讓圍觀者感到失望的是，棚子雖搭起來了，但要問斬的人卻遲遲沒有押到。

其中，一位名叫孫寶瑄的士人等到日中後，回去吃了個午飯又邀集兩位文友再去圍觀，但等到日暮時分，主角仍未出場。

正當看客們以為「今日不復行刑」時，刑部尚書薛允升將人犯匆忙押至，半晌功夫即告完事，看客們這才心滿意足，紛紛散去。

金聖嘆曾說，「砍頭至痛也」，但這位出身名門的孫寶瑄卻有個「好觀殺人」的怪癖，每次菜市口行刑，但凡有機會他都會親臨現場好生觀摩，回家還興緻不減，必在當晚日記中大記一筆。

這一次，他記錄的受刑者不是別人，正是從中日戰場上押解回京的前敵主將衛汝貴。

衛汝貴得以多活半日，其中自有緣由。事實上，對他施以援手的乃大清帝國幕後統治者慈禧太后。

據翁同龢當天日記，就在處斬衛汝貴之前，慈禧太后曾召見軍機大臣，問：

「今日衛汝貴罪刑部奏上，奉旨改立決，汝等有無議論，可從寬否?」

三問而無人應對。

沉吟半晌後，慈禧太后說：「吾非姑息，但刑部既引律又加重，不得不慎。」其話里話外，有為衛汝貴說項的意思。

在此情況下，主戰派大臣「奏不殺不足以申軍律」，翁同龢「亦別有論說甚多」，「二刻許始定」。

議到最後，慈禧太后也未能刀下留人，衛汝貴就此一命嗚呼。

當然，翁同龢記載的都是當時不足為外人道的內幕，至於今日為人所熟知的「衛汝貴」，更多是因為一條「勿當前敵」的段子。

這條段子傳播如此之廣，以至民國初年所撰的《清史稿》也在其列傳中留了一筆，曰：

「汝貴治淮軍久，援朝時年已六十矣。其妻貽以書，戒勿當前敵，汝貴遇敵輒避走。敗遁後，日人獲其牘，嘗引以戒國人」。

統兵大將恪守婦誡，置國家大事於不顧，如此丟人之事還被敵方引為笑談，這何止丟人，簡直可惡。只是，段子畢竟是段子，《清史稿》在此問題上也未必權威。

左一衛汝貴

據查，日軍攻下平壤後確實抄獲了不少清軍將領的書信，其中以葉志超、左寶貴兩人最多，衛汝貴則十分稀少，且無相似內容。

不過，葉志超的家信中倒真有類似一段，其原文是：

「吾夫廿余歲從戎至今，每戰必先，人所欽佩。此時年近六旬，精神雖好，較前實差許多。總宜調遣得人，勿身先士卒，是為祈。朝鮮天氣過熱，祈保重柱石之身，公餘之暇仍需節勞。」

如此看來，這是葉家私信，不知《清史稿》何以張冠李戴，硬塞給了本文主人公衛汝貴。

退一步說，家信的前後文意思，無非老妻對老夫的關照，以葉志超的將帥之位，如此措辭似無不妥。

可惜的是，野史往往比正史更有殺傷力，衛汝貴背了多年黑鍋，至今不得翻身。

據海軍史研究者陳悅近年的考證，葉志超的這封家信刊在《日清戰爭實記》第三編上，日期為1894年9月19日，也就是平壤失守後的第四天。

而且，收信的時間地點並非大戰前夕的平壤而是朝鮮事變初起的清軍駐地牙山，當時衛汝貴尚在國內，未赴前敵。

至於《清史稿》所說的日方以此警誡國人，似乎也不太成立。

最早刊載該信的《日清戰爭實記》，無非「牙山敗將葉志超之妻寄往其夫出征地牙山手信」寥寥數語而已，此後日本各類史書也絕少提及於此，所謂「廣為人知」，用到中國似乎更為貼切。

葉志超 中

不管怎麼說，衛汝貴在戰爭結束前即被處死，清廷給出的結論是：

「衛汝貴平日待兵刻薄寡恩，毫無約束，此次統帶盛軍，臨敵節節退縮，貽誤大局，並有剋扣軍餉，縱兵搶掠情事，罪狀甚重，若不從嚴懲辦，何以肅軍律而儆效尤？衛汝貴著依律論斬，即行處決。」

統兵大員被明正典刑，在當時無疑是轟動朝野的大事。據稱，衛汝貴就刑前哭罵不絕，高聲喊冤：「實秉鴻章誡退兵，何彼巍然為使相，而罪獨坐我?」

可嘆臨死之人，其聲也微，此時衛汝貴是否冤屈已不重要，重要的是清廷要借他這顆人頭來殺雞儆猴，鼓舞士氣。

如是，那就沒有辦法了。

節選自新書《歷史深處的嘆息：走向民國的蒼茫故往》（山東畫報出版社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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