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答：唐朝在西域的安西都護府駐軍是如何生存的？
有人問三解為什麼不寫寫唐朝，那三解就講講唐朝，希望大家不會感到枯燥。
問題如下：
唐朝在西域的安西都護府駐軍是如何生存的？
回答如下：
唐朝安西、北庭都護府是一個長期保持的建制，一直到後來建立節鎮之後，仍舊保留了相應的官職，只是採取了兼職的形式，所以，確實可以將唐代在西域的駐軍視為「都護府」的所屬，當然，實際的隸屬關係要複雜得多，這裡就不展開了。
所謂「如何生存」，有「狹義」和「廣義」兩個層面的概念，「狹義」上應為如何供養、維持，而「廣義」上則應為生活方式、生活狀態，「廣義」的問題回答起來太宏觀，夠寫一篇「唐代西域生活史」了，還是且按下不表，只說說「供養」這個小問題。
也就是「後勤」，這個事關帝國擴張的「大問題」。
唐朝進軍西域，是一個過程，最早是唐太宗滅亡高昌國（地在今新疆吐魯番），當時唐朝出兵西域軍隊的供應，採取的是戰時後勤，見《舊唐書·褚遂良傳》：
陛下誅滅高昌，威加西域，收其鯨鯢，以為州縣。然則王師初發之歲，河西供役之年，飛芻輓粟，十室九空，數郡蕭然，五年不復。
也就是說，唐朝滅亡高昌國的大軍，通過河西走廊的諸州，採取「飛芻輓粟」，也就是行軍沿線各州、縣直接運輸糧草的方式，滿足野戰軍的需求。
必須指出的是，此為「行軍」，也就是完成特定作戰任務的野戰軍，屬於「事罷則散」，也就是完成任務即解散歸家，並不常駐，所以，他們的後勤供給屬於「特事特辦」。
滿足「行軍」所需，供應糧食、派發夫役都需要沿路州、縣承擔，其軍食取自府庫，夫役就要徵調民間，一般性的補償措施即免除相應的租庸調，以作為回報。
然而，由於帝國西部邊郡的人口稀少，一次數萬人規模的行軍過境，所造成的損害往往是毀滅性的，所以才有「十室九空，數郡蕭然」之語，哪怕有賦役的減免，仍舊是「五年不復」。
高昌國被滅後，其地被劃入了唐帝國的版圖，並非羈縻府州，而是真正的編戶齊民地域，所以，其作為邊地的防禦，也必須提上日程，而從記載來看，唐太宗力排眾議，確定了高昌戍的編製——1000人。
這1000人，屬於鎮戍編製，既非一般人熟知的府兵，也非行軍的「行人」，而是普通民戶為期一年的戍邊勞役，從已知的材料來看，這些服役者來自大江南北數以十計的州，最遠者甚至行程數千里，只為到此處履行他的「國家義務」。
對於他們在「戍所」的供應，軍糧有兩種方式籌措，一為府庫支取，另一為屯田，見《唐律疏議·擅興律》：
軍防令：防人在防，守固之外……各量防人多少，於當處側近給空閑地，逐水草所宜，斟酌營種，並雜蔬菜，以充糧貯及充防人等食。
翻譯過來就是，駐防的軍人，除了防守之外，還要根據人數，分配空地供他們耕種，並要注意雜種蔬菜，以供糧儲和食用，具體的數量標準，可參考《新唐書·食貨志》：
鎮戍地可耕者，人給十畝以供糧。方春， 屯官巡行，謫作不時者。
也就是每人應該分配十畝可耕地，每年春天，長官巡視的時候，發現有人不按農時耕種者，要罰其輸官勞作。
從制度安排上來講，唐代的鎮戍和西漢的屯戍非常相近，但是，由於「邊地」概念的不同，唐代除了常態的鎮戍烽燧防線之外，還衍生出了更大的編製，其後勤供養就完全不同了。
這種不同之處，就是唐代在西域，乃至於邊疆的駐軍，又多了一個新的門類「鎮軍」，也即以「行軍」的野戰軍編製發展而來的「邊境常備野戰軍」，這種編製，在秦始皇時代曾經短暫出現，即蒙恬統帥的上郡「屯軍」，此後的西漢初期，又消失，直到漢武帝開邊之後才重新出現，當代出土簡牘所見的「野戰屯軍」，均為昭、宣之後的編製，直至東漢，才發展為與唐代「鎮軍」類似的「屯駐營兵」編製。
唐代的「鎮軍」出現要早於「節度使」，其出現的原因即在於唐太宗開創的滅國戰爭 羈縻府州的擴張模式並不足以帶來邊境的安寧，反而由於草原強權的滅亡，新勢力的崛起和騷擾成為常態，唐代邊防必須應對「大規模」、「高頻次」的挑戰。
那麼，僅僅只有分兵守點和烽燧報警功能的鎮戍體系就完全不堪用，需要數千人甚至數萬人的大軍長期駐守交通要津，適時反擊。
此時的西域駐軍，即是上述兩個大類混合，不過，「鎮軍」根本不足以通過駐紮地的賦稅供養，只能另闢蹊徑，其中的大宗即「和糴」，也就是用具有貨幣功能的布帛交換軍糧物資。
「糴」的本意就是買米，「和」自然就是和和氣氣地買嘛，不過這玩意兒也就是說說，起碼到了五代和北宋，所謂「和糴」已經變成了變相賦稅。
其實，讀過《賣炭翁》的朋友，「半匹紅綃一丈綾，系向牛頭充炭值」，也應該知道這所謂的「和」是怎麼回事了，但是，紅綃和綾再輕，也得運輸，從長安到安西都護府所在的交河城或是龜茲城，都是幾千里的路程，怎麼走？
事實上，高宗、武則天時代的西域駐軍，和糴所需的絹帛當然來自中原，卻並非由長安、洛陽發運，而是通過戶部度支官的調度，直接由各州輸送至邊郡的集結點。
這個集結髮運點，正是河西重鎮涼州（地在今甘肅武威）、秦州（地在今甘肅天水）。
與其類似集結髮運點，開元天寶年間，在帝國的東北方向為清河郡（貝州改，地在今河北邢台），是東北方藩鎮（范陽、平盧）供軍的樞紐，號稱「天下北庫」。
唐代前期的財政制度中，名為「開元通寶」的銅錢從來都不是重點，以「調」和「代庸」的名義從千百萬民戶手中征來的布帛（每丁輸絹2丈、綿3兩或布2丈5尺、麻3斤為調；每丁服役20日，稱正役，不役者每日納絹3尺或布3.75尺為庸）才是核心。
這些州、縣徵收的布帛並不統一輸送入長安都城，而是近者、精者入京城，遠者、粗者輸送邊軍，集中到集結點之後，又要進行進一步的發運，其步驟在《儀鳳三年（678年）十月度支奏抄·四年金部旨符》中有詳細的記錄。
這份官方文書涉及到的是每年4萬段集中在涼州的庸調布帛作為貯存物品運往伊州（地在今新疆哈密）和瓜州（地在今甘肅酒泉）的流程：
從涼州派遣官典（官物運輸押運官），發給「遞牒」，根據「遞牒」在涼州總管府管區內各縣徵調「傳馬」和腳夫，運送物資到目標地，這個過程是通過沿途各縣所轄的「傳馬坊」接力運輸。
不僅如此，運至西州、庭州及安西方面的布帛，也是由涼州發運，通過派出「送庭州帛練使」，採用這種「傳馬坊」的接力遞運方式至目的地。
不過需要注意的是，在唐太宗、唐高宗時代，唐朝在西域的出征「行軍」和鎮守的「鎮戍」的人數一直並不多，基本上涼州官馬發運就足夠使用，之後，安西四鎮又失陷於吐蕃，都護府丟失，也就無所謂後勤。
到了延載元年（694年），王孝傑統帥唐軍重奪安西四鎮，在龜茲重建安西都護府，此時，唐軍在安西的兵力終於達到了3萬人，此後唐朝在西域的常駐軍事存在不斷增長，直到達到開元、天寶年間的最高水平，此時，安西、北庭、河西三鎮的每年和糴米100萬段布帛，衣物薪俸要170萬段布帛，約佔全國軍事支出的30%。
也就是說，唐朝在西域的軍事存在是一步步擴充的，其後勤壓力也是逐步增長的，不僅賬面的供軍費用在飛速增長，運輸大量布帛的運費也成為了沉重的財政負擔，尤其是河西走廊沿線州、縣的百姓，在承擔直面吐蕃侵略的沉重軍役之外，還要承擔「傳馬役」，實在不堪重負。
所以，武則天時代，唐朝朝廷從涼州發運的軍資，開始採取「軍鎮」，即目的地所在的節度使轄下鎮軍（而非節度使）自行派遣擁有折衝府武職的正式軍官趕赴涼州擔任押運官（名為「行綱」），負責文書的簽發，具體的押運隊伍則往往採取「轉包商隊」的方式組建。
此後的發展更是神奇，各個軍鎮甚至連押運官都不再派赴涼州，而是在後勤線沿路要點，建立以「軍將」為主要管理者的「長行坊」，作為接運物資的「兵站」，而由商隊攜帶運輸的物資，則於沿途發賣。
這套「軍人經商」的手法與「絲綢之路」的繁榮相生相長，到了開元、天寶年間，各個節度使開始兼任「長行使」、「轉運使」，自行統一處理轄下軍鎮的軍資供應和運輸工作，其財政權力的膨脹幾乎不可遏止。
雖然唐律嚴格禁斷胡商入蕃貿易（即直接往返的國際貿易），但是，通過昭武九姓胡（即中亞粟特人，為東伊朗人）聚居的羈縻「六胡州」，唐朝境內龐大的昭武九姓胡商業網路（含祆教粟特人和摩尼教粟特人），與草原上的突厥汗國和後期的回鶻汗國的關係從未斷絕，甚至成為了絲綢之路的「主宰」。
在此條件下，更換了「保護人」的西域商業並未衰落，反而在「天可汗」的旗幟下一步步向西擴張，到公元8世紀左右，已經將西域貿易最流行的銀幣驅逐出了市場，而是以開元通寶（銅幣）和帛練（絲織品）替代之，在契約中的一般計價品也已經變成了熟絹（一種絲織品）。
正是藉助西域繁榮的商業，大唐帝國在西域才能夠足食、足兵，而大唐付出的，則是千百萬在史書上永遠不會記錄名字的「繅絲女」的寸寸血淚，當然，這一切都不會被記得，她們已經被簡化成為一個偉大的辭彙——「絲綢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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