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答：如果張作霖死後是楊宇霆接手東北，「九一八」的歷史會不會改變？
問題如下：
如果張作霖死後是楊宇霆接手東北，「九一八」的歷史會不會改變？
回答如下：
這個假設問題很不錯，不過可惜沒有卵用。
原因很簡單，大部分人對於楊宇霆本人的能力和他在奉軍中的地位高估了，當然，這種高估本身也是國人固有的「成敗論英雄」的思維方式使然：
張作霖死了，所以「假如他活著」就不會有「九一八」；
（其實三解之前早就寫過《如果張作霖不死，「九一八」的歷史悲劇能不能避免？》）
楊宇霆死了，所以「假如他活著」就不會有「九一八」。
反倒是台灣《聯合報》1981年9月28日刊登的當事人張學良的親口「假設」被人遺忘了：
如果當時郭松齡在，日本就不敢發動「九一八」事變。
（三解也寫過《如果郭松齡不死，能避免張學良「九一八」時丟失東北嗎？》）
本文不談郭松齡，感興趣的可以戳一下前面的鏈接，就說楊宇霆的「假設」，實際上涉及到三個問題：
1，楊宇霆有什麼才能？
2，楊宇霆有什麼外援？
3，楊宇霆有什麼內援？
第一個問題，也是誤解最多的問題，就是楊宇霆的「足智多謀」，很多人從評書和電視劇里了解的楊宇霆是一個「搖羽毛扇子」的「小諸葛」形象，再結合他長期擔任奉軍參謀長，就想當然地以為他的長處在於「謀略」，甚至認為他是張作霖的「謀主」。
其實，張作霖為首的奉軍集團，自始至終是以「兵為將有」的大勢力山頭聯盟統帶諸多小勢力山頭構成的「鬆散組織」，張作霖得以成為「盟主」的倚仗，一是他與更大勢力（如袁世凱的北京政府、段祺瑞的北京政府和日本政府）的周旋能力以及帶領團體獲利後的威望；二是他手中掌握著奉軍體系中最強大的奉天省陸軍主力，足以壓倒任一「大山頭」（如鮑貴卿、張作相、孫烈臣、吳俊升、湯玉麟等人）。
這兩者互為表裡，張作霖才能兵不血刃地坐穩「東北王」的寶座，而他也並不能剝奪其他「股東」的權益，而只能通過削弱、調動，甚至借刀殺人（如借馮德麟參與張勳復辟斗垮之）等手段，才能完成內部的清理、集權。
也就是說，張作霖從來沒有擁有過對奉軍集團的「絕對權力」，他的手段，就是平衡、再平衡，借用電視劇《少帥》中台詞，「江湖就是人情世故」，而楊宇霆其實就是他「人情世故」中的一部分。
楊宇霆1911年畢業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八期炮科，1916年即任奉天督軍署參謀長，如果只看這5年的身份變化，當然會對楊宇霆訓練的兵工廠衛隊軍容嚴整，所以被張作霖青睞的故事當真，尤其是這個故事還出自楊宇霆之子楊茂元之口，刊載於《遼寧文史資料》1985年版的《回憶先父楊宇霆將軍》一文中。
但是，這個「鯉魚躍龍門」的故事卻忽略了一些細節。
楊宇霆1911年回國後，先被派往長春的陸軍第三鎮炮隊任隊官，不久調東北講武堂任教官，這段時間，他的經歷並不出奇，奇的是民國建立後的1913年到北京陸軍部任一等科員，當年即被派回奉天，任東三省軍械廠兵器科長，不久改任彈藥隊長，第二年即升副廠長、廠長。
上述升遷，都是在1913年—1915年間完成的，靠的可不是張作霖，此時的張作霖還只是27師師長，手伸不到北京，幫助楊宇霆完成幾級跳的，正是他的學長徐樹錚。
而徐樹錚在1912年清帝退位之後，即以陸軍總長段祺瑞心腹的身份，先後擔任陸軍部軍學司司長、軍馬司司長，1914年升任陸軍部次長，在此期間，段祺瑞長期不上班，徐樹錚實際上代行了陸軍部長職權，而他1880年出生，此時不過34、5歲。
有趣的是，在1916年張作霖擠走段芝貴接任奉天督軍後，即委任楊宇霆為督軍署參謀長，而徐樹錚此時已榮升國務院秘書長，實際控制著國務總理段祺瑞的「印把子」，而段祺瑞又已經架空了總統，穩居「民國第一人」的寶座。
七拐八拐，可以看出，楊宇霆的「參謀長」，與其說是「參謀」出來的，不如說是高層關係換來的，要知道，這時候的張作霖剛剛登上一省督軍的位置，部下和省內競爭者都虎視眈眈，北京政府的權力加持，是他站穩腳跟的重要憑藉。
更何況此時直系、皖系並未分裂，相對於奉軍的破銅爛鐵而言，「老北洋」的威懾力猶在，無論是「名」還是「力」，張作霖都只有服的份兒。
一直到1918年，楊宇霆和徐樹錚合謀完成了秦皇島劫械，將價值4000萬元的日本軍火奪到手中，奉軍以此擴編了7個旅，實力暴增數倍。
同年秋，意圖摻和關內政局的張作霖成立了「援湘軍」，自任總司令，楊宇霆和徐樹錚任副司令，當然不是真的增援，這是民國時軍閥跨防區作戰的一個「體面」說法，打哪兒，就說「援」哪兒，至於到底需不需要你「援」，無所謂。
在這一年，張作霖徹底和徐樹錚鬧掰，因為徐樹錚拉攏楊宇霆一起「借雞下蛋」，通過冒領軍費340萬元，在河南招兵4個旅，結果被張作霖以「勾結外援，內樹黨羽」的罪名撤職。
這個結果並不令人意外，實則與張作霖對楊宇霆在團隊中的「定位」有關，一個靠著上層人脈立下「汗馬功勞」的職業經理人，想翻身拉杆子成為「合伙人」，還是以挖團隊牆角的方式，本身就不被容忍。
而他最不能容忍的，恰恰是徐樹錚已經不安於中樞保護傘的角色，反而謀求實際的兵權勢力，反而去籌備「參戰軍」，後來改名為「邊防軍」，成為奉軍的對手，這在利益上已經走向了奉軍集團的對立面，也就是說，徐、楊組合的價值已經消失。
這時的楊宇霆別無選擇，只能跟著徐樹錚走下去，以北京總統府侍從武官、西北邊防司令部參謀長的身份寄居北京，直到直皖戰爭爆發，段祺瑞、徐樹錚大敗，奉系也助直反皖，一個舊時代結束了。
上面連篇累牘地回溯，其實就是要說明，楊宇霆在奉軍集團的「受寵」，根本原因在於他的「人脈」。
而1921年，他重新被張作霖召回，擔任東三省巡閱使、上將軍公署總參議兼奉天兵工廠督辦，依舊是靠著「人脈」。
據做過張作霖秘書的寧承恩回憶，張作霖識字不多，不愛看公文，處理公務都是口述，公文基本上是由楊宇霆操刀批複的，有些事兒擅專辦了，張作霖也不怪罪，很多法律、法規都是楊宇霆牽頭制定，還特別注意向張作霖推薦留學歸來的理工科和經濟科的知識分子，張作霖的十大秘書，基本都是類似背景。
也就是說，楊宇霆在張作霖的手下，其實是內閣首輔的角色，而他的功績，也往往是在規劃和「薦人」上，比如姜登選、韓麟春等人都為他推薦，他在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的同學於珍、邢士廉、熙洽等人也都在奉軍中任職。
也正是這樣，才能以他為首領，形成奉軍中的「士官系」，也就是「洋派」，問題是，這個派系的形成，恰恰是張作霖在直皖戰爭、第一次直奉戰爭的考驗後樂見其成的，所謂的「整軍經武」，本質上就是「整頓舊軍」，也就是借著戰敗之機，徹底削弱各個大山頭的掌控力。
與此同時，奉軍還成為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支統一軍需的部隊，也讓奉軍總參謀部有名有實，事實上，德軍總參謀部即是由軍需總監部發展而來， 軍需總監職務更是成為總參謀長的助手或副總參謀長。
說得直白點，楊宇霆的諸多功績，實際上是張作霖以他為「利刃」劈出來的，面對張作相、張景惠等草莽出身的「舊軍」將領，楊宇霆的能力自然超出一大截，而隨著奉軍正規化進程的發展，各部主官逐步替換為軍校畢業生之後，他的能力反倒越來越難「服眾」。
很多人不了解的背景是，郭松齡1912年即考入北京將校研究所，1913年秋，又考入中國陸軍大學，畢業後任北京講武堂教官，可以說，他的軍事教育和實踐，都是師、旅級以上大兵團作戰的水準。
而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卻是一個培養「尉官」的學校，畢業生為少尉，也就是排長，根據閻錫山的回憶，該校中的中國留學生會被單獨編入「清國隊」，最終畢業考試排名也不與日本人同列，且一部分先進武器和知識都會屏蔽中國學生。
也就意味著，楊宇霆等人雖然是「洋學生」，所受的只是連、排級別的「簡版教育」。
無怪乎郭松齡看不起這位「總參謀長」，就連見過世面的姜登選、韓麟春也時不時對他有所質疑。
在此條件下，奉軍中的「老派」股東已經由遊戲的參與者，逐步變為權力遊戲的看客，他們的超然地位，等於是在坐山觀虎鬥，而對他們而言，無論是張學良的「靈魂」郭松齡倒霉，還是張作霖的「鋼刀」楊宇霆吃癟，都是樂見其成的事兒，本質上都是張氏父子在奉軍集團中「集權」進程的受挫。
到此，我們已經完成了對第一個問題和第二問題的回答，那就是楊宇霆本人並不是什麼「奇謀諸葛」，他安身立命的本錢，恰在於他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畢業所攢下的「人脈」，而這些人脈被推薦給「老闆」張作霖之後，卻又不允許他掌握任何一支軍隊，等於是在奉軍山頭之中，完全靠著「聖眷」呼風喚雨的「內閣首輔」，所謂的「洋派」根本就沒有和他結成真正的利益共同體，連個山頭都不算，一旦「聖眷」不再，自然涼涼。
第三個問題，外援，則是很清楚的，日本外交系統在在郭松齡反奉和皇姑屯事變後，日本關東州，也就是今天大連的機關，是歸屬外交系統控制的，就曾兩次提及希望換楊宇霆代替張氏父子做代理人，結果都因日本人的內部分歧而作罷。
另外一群，則是我們時常忽略掉的，北方軍閥各勢力中充斥著日本陸軍士官學畢業的學長、學弟們，可以說，一次又一次的「低烈度混戰」背後，一直都有私下的勾兌，至於各大、小勢力中都有派駐的日本顧問的穿針引線就更不必說了。
所以，哪怕是戰爭中，楊宇霆依舊有人脈網可以利用。
解答完了這三個問題，就要回答最初的問題了，楊宇霆有這麼多的有利條件，能不能接手東北？會不會比張學良處理得更好？
答案是，不可能。
因為在1928年張作霖身死之時，楊宇霆的所有「有利條件」都已喪失。
首先，隨著北伐軍的北上，原本北洋軍閥各支脈（包括國民軍馮玉祥）主導的北方勢力版圖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甚至連戰爭的行為邏輯都發生了巨大變化，原本的北洋軍閥混戰，大家是當兵吃糧，極少有玩兒命這一說，而北伐軍完全不同，甚至在河南與奉軍作戰時，有什麼地方打炮就向什麼地方刺刀衝鋒的舉動，以至於嚇得奉軍不敢開炮。
在此條件下，原本屢試不爽的「縱橫捭闔」不管用了，只能靠部隊軍事素質硬頂，而這方面，奉軍歷來有「鋼多氣少」的評語，可哪怕「氣再少」，實打實的大兵還是有的，而楊宇霆無一兵一卒，自然沒有了發揮餘地。
其次，無論張學良能否繼任，皇姑屯事件後，日本關東軍佔領山海關繳械奉軍的調動早已公諸於眾，且被美國所干預警告，在日軍無法短期內赤膊上陣的情況下，沒有任何山頭，願意成為眾矢之的向日方靠攏，哪怕是楊宇霆得到了日方的全力口頭支持，也很難說服當時以張作相為首的「老派」忘記張作霖被殺的仇恨，建立新的權力中心。
第三，楊宇霆長期擔任奉天兵工廠督辦，雖然在眾多軍迷眼中，能造多少支槍，多少門炮，好似是個「倚仗」，殊不知，這個兵工廠自始至終都是一個需要持續投資的「賠錢貨」，到1928年時，這個「吞金獸」已經填進整個奉天省的財政收入都不夠養活了，日後張、楊矛盾的一大誘因就是兵工廠日益增加的成本支出。
正是這種情況下，楊宇霆本來可以作為本錢的「錢」，也維持不下去了，所以，楊宇霆才想把常蔭槐推上控制東北路權的寶座，為的就是東北自營的鐵路收入可以形成一個賬外循環，藉以與張學良的「大財政」抗衡，擬建護路軍，也是為了形成「錢」和「槍」的互養循環。
就這一系列的舉措而言，如果說楊宇霆沒有「培植羽翼」的心思，就實在太幼稚了，然而，他這個失去「聖眷」的首輔大臣實在太過樂觀，完全沒有把張學良放在眼裡，甚至可以說愚不可及，僅此一條，就可以否定他「智囊」的「人設」。
要知道，張作霖在世時，就把奉軍里的經過現代訓練的10多萬精銳，都塞給了張學良統帥，其內部的軍官早期是郭松齡的陸大系居多，之後則逐步替換為東北講武堂系把持，且每隔幾年，就將師、旅以上的帶兵主官進行調整，不可信者即以「參議」的名義投置閑散，定期的洗刷，讓其內部可以說是鐵板一塊。
這樣一支軍隊，在「九一八」後丟掉東三省，又被奪取了華北的地盤，在關內四處流浪，張學良本人也出國遊歷，全軍仍舊保持了建制，而沒被旁人分化瓦解，這一點，就連老一輩的軍閥閻錫山、馮玉祥都做不到，日後的楊虎城也沒能做到。
哪怕是在之前的郭松齡反奉戰爭中，張學良在絕對劣勢下的陣前喊話，仍舊能夠拉來整營、整連的舊部倒戈，可以說，張學良作為「軍閥」帶兵，絕對不同凡響，這套手藝，就算是楊宇霆拍馬也趕不上。
別說楊宇霆根本就玩不過張學良，不可能有上位的機會，哪怕是退一萬步，他撈到了這個機會，也絕不意味著「九一八」的結果會改變，反倒有可能是他在日本人的支持下成為「兒皇帝」，替代溥儀的角色。
可問題是，溥儀有前清遜帝的血統名分，有關東軍的支持，楊宇霆無兵無將，資歷官銜不如張景惠，實力本錢不如張海鵬，日本外交系統又掰不過關東軍，他憑啥當這個「兒皇帝」呢？
所以，最大的可能是，楊宇霆連「漢奸頭子」都混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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