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車上書失敗之後，他在汗漫舫寫書，掀起了一場書法革新運動

1898年9月28日，北京菜市口又迎來了新一批將要斬首的人，他們即將要葬身於鬼頭刀下，然而這六個人毫無畏懼，面帶從容，甚至發出了「人才將輩出，我輩死，中國強矣」的呼聲。只不過他們似乎還不曾甘心就這樣死去，因此感到「有心殺賊、無力回天」。

這六個人正是歷史上有名的戊戌六君子。當時清廷給他們定下來的罪名是蓄意謀反，因此無論是當時哪位朝中大臣，甚至李鴻章親自出面，都沒辦法保住這幾個人的性命。這六個人鐵定是要被殺了。他們真正的罪因當然不是謀反，而是發動了維新變法，但是維新變法一事，還真就不能全把「功勞」算在這六位先生的頭上，要說鼓吹變法呼聲最高、動作最大的，還要南海先生康有為。

但是六君子在菜市口被殺之時，康有為這個「領導者」又在哪裡呢？原來他早就聽聞風聲，準備逃到日本去了，但是在他看來，這並不算是「逃」，因為他聲稱自己帶著皇帝的「衣帶詔」，自己只不過是奉行皇帝命令，到日本繼續搞革新運動去了。但是這個說法非常牽強，也難以考證，所以，康有為在歷史舞台上的一次大型表演，就這樣以一種略帶諷刺意味的結局而告終，至於其行為到底如何評價，我想公道自在人心。

但是，康有為在我們印象中，尤其是在其他領域，卻有著另外一種形象，北京大學教授陳玉龍曾評價：「縱觀20世紀中國書壇，真正憑深厚書法功力勝出，達力可扛鼎境界者，要數康有為、于右任、李志敏、沙孟海等幾人。」

在陳玉龍教授看來，康有為已經達到了和我們近現代熟知的書法大家于右任、李志敏、沙孟海等同樣的地位和成就了，可見其藝術造詣的不淺薄。

那麼到底康有為是一個怎麼樣的人呢？他的為人思想又和他的書法理論主張有何聯繫？

康有為並不是出生在一個普通之家，而是一個傳統氛圍濃厚的大家庭，他在早年間接觸西方思想，於1888年借趕考之際，向皇帝提出申請，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公車上書，也是康有為在歷史舞台上第一次露面。

縱觀康有為一生，有三件大事是可以總括他青年、中年、老年的。青年時期，意氣風發，組織公車上書；中年鼓吹維新變法；晚年與張勳一起鼓吹復辟。康有為一生的仕途演變軌跡就這樣完整的呈現在我們面前。

你會很驚奇的發現，處在歷史中的人總會顯得那樣矛盾，一方面康有為接受了西方進步思想的洗禮，並且主張維新變法，按理說這是進步的表現，為什麼到了後來，當世界上大部分君主制都已經廢除殆盡之際，他們又開始鼓吹君主復辟了呢？

同樣的矛盾，也可以在他的書法中得到印證。他書學思想的集中體現，就是那本著名的《廣藝舟雙楫》。《藝舟雙楫》這本書是清代包世臣所寫的，但顯然，康有為並不滿意包世臣的做法，而是覺得包世臣涉獵太少，所以他又重新寫了一本書，雖然也叫《藝舟雙楫》，但明顯比包世臣要「廣」很多。

《廣藝舟雙楫》雖然看起來很「廣」，但是他的思想只有一個。那就是「卑唐」，即貶低唐朝書法、貶低帖學書法，鼓吹碑學書法。

在這本書中，你仍然可以看到一個舊式知識分子的矛盾和複雜。

在涉及到魏晉時期的書法家時，康有為處理的非常巧妙，他不言「鍾張羲獻」在帖學方面的開拓意義，也並沒有一開始就把他們納入帖學書法的範疇，而是對他們採取肯定的態度。

但是這種「肯定」，康有為側重的點並不是對於他們「帖學」因素的肯定，而是對於其「碑學」方面的肯定，尤其是他們通過「學碑」之後書法的發展變化上。

比如這段對於王羲之學習經歷的評價，就頗耐人尋味：

右軍曰：「予少學衛夫人書，將謂大能。及渡江，北游名山，見李斯、曹喜等書，又之許下見鍾繇、梁鵠書，又之洛下見蔡邕《石經》三體，又於從兄處見張昶《華岳碑》，遂改本師，於眾碑學習焉。」右軍所采之博，所師之古如此，今人未嘗師右軍之所師，豈能步趨右軍也？南、北朝碑莫不有漢分意，《李仲璇》、《曹子建》等碑顯用篆筆者無論。若《谷朗》、《郛休》、《爨寶子》、《靈廟碑》、《鞠彥雲》、《吊比干》皆用隸體。

這段話看起來是對王羲之的肯定，但是言談之間卻否定了王羲之。康有為所肯定的「王羲之」，是那個「於眾碑學習焉」的王羲之，後面的描述也印證了這一點，而他否定的，是學習帖學書法的「王羲之」，是未能「改本師」的王羲之，這兩點是康有為所摒棄的。

但是，這一情況一旦遇到了唐代書法家身上，就不會這麼含蓄委婉的否定了。而是直接亮明否定的觀點，比如在對歐陽詢的評價上，康有為這樣寫道：

吾嘗有詩曰：「歐體盛行無魏法，隋人變古有唐風。」

通過這一句話，我們其實可以知道很多信息。

第一，對於書法好壞的評價標準，康有為顯然是以魏晉時期的書法為標準的，那麼這也就從另外一個側面為我們解答了為什麼康有為敢於否定唐朝書法，而不敢否定魏晉，因為魏晉在中國書法史上的地位太特殊了，他否定不了，所以只能通過否定魏晉書法中書法家學習「帖學」的那一部分，然後間接的加以否定魏晉，就和我們前面說的否定王羲之的書法一樣。

第二，對於唐風，他的態度是什麼呢？其實我們可以通過他對歐體、隋風的理解，來推測一下。

這句話里，前半部分已經說得很清楚了，「歐體盛行無魏法」，就是在否定歐體，而歐體就是歐陽詢。對於隋人書法，他認為有「唐風」，但是他對隋朝並不是很讚許：

何朝碑不足取，何獨取於隋？隋碑無絕佳者，隋人無以書名冠世者，又何足取……隋碑漸失古意，體多闓爽，絕少虛和高穆之風。

這段話字裡行間都是對隋朝書法的否定。可見，對唐朝書法的態度也是如此。

所以，我們通過對《廣藝舟雙楫》的分析，基本上可以看到康有為書法矛盾的一面，尤其是他對魏晉的態度上，魏晉本來就是帖學書法的源頭，是帖學書法的代表，但是他為了顯示自己「崇尚碑學」的理念，只能加以否定。

同樣的心態，如果把這一點用來理解他對於社會制度的看法、他對君主制度的迷戀上，情況就很顯然了。

康有為並非不是不想要使得社會發展、進而進行制度創新，而想要的創新，不是對舊制度的完全否定，而是加以改良，加以利用，既要保持其原有面貌，但是又不能完全拋棄舊的東西。

這看似非常合理的想法，實際上導致了他對君主制度畸形的迷戀，以至於後來清廷早就滅亡之後，他還要和張勳一起複辟，這也就讓他越來越不合時宜，從一開始睜眼看世界、擁抱新事物的革新派，變成了一個抱殘守缺的保守之人。

據《康南海自編年譜》稱：「光緒十四年（1888年），乃發憤上書言，極言時危，及時變法……朝士大攻之……沈子培勸勿言國事，宜以金石陶遣。時居徙之汗漫舫，老樹漫天，日以漢碑為事，盡觀京師藏家之金石凡數千種，自光緒十三年以前者，略盡睹矣。擬著一金石書，以人多為之者，及續包慎伯為《廣藝舟雙楫》焉。」

這段話跟我們提供了一個非常有意思的視角，這是康有為年譜裡面的一段話，在這段話中，他交代了自己創作整本《廣藝舟雙楫》的背景。公元1888年，正是他前往北京順天府參加科舉並且鼓動當時舉子公車上書的時間。但顯結果並不理想，所以一腔變革銳氣的康有為只能把這股衝動帶到書法界，以書法作為他變革的「試驗地」。因此，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廣藝舟雙楫》的創作，帶有很明顯的「抒泄」色彩，只是他政治理念的依託和變形，至於其中到底有多少藝術的考量、思辨，其實是值得懷疑的。

但是對於後世而言，康有為到底是處於何種目的、何種意圖來創作《廣藝舟雙楫》，已經顯得不重要了，它帶有創新色彩的崇碑理論，已經對我們現實的書法生態帶來了不可小覷的影響力。

近些年來隨著一系列考古成果的出土，越來越多的碑學書法被人們重新發現，碑學審美也一度成為書壇主流，尚奇崇怪也成為人們在書法中表現的風格，康有為書法理念帶來的衝擊感一直還在繼續，但是這對於書法的發展到底有什麼樣的意義和貢獻，是摧毀書法的利器，還是推進書法發展的良藥，我們現在還無法得出一種確定的結論。

但是毫無疑問，書法的創新力和表現力正在因此而增強，傳統帖學書法束縛下的館閣審美也在逐步瓦解消散，這對於藝術創作自由度的拓展來說，應該是一個好的趨勢吧。

但對於康有為而言，就在他決定發動公車上書的那一刻，他心裡或許湧起千萬種熱血沸騰的感覺，但是這種感覺多多少少只是一種虛無的理想主義，而他失敗的結局，早就在《廣藝舟雙楫》裡面，在那些看似、非常矛盾的描述中註定了。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