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朝的轉折：明代言官是怎樣敗壞的

撰文：宗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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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的言官主要是指「六科」和都察院里負有諫諍責任的官員，所謂「六科」，即戶、禮、兵、刑、工，六科設有給事中，「掌侍從、規諫、補闕、拾遺、稽查六部百司之事」 ，《明會典》將其概括為「封駁糾劾」。而都察院是「天子耳目風紀之司」 ，都察院御史同樣可以糾劾百官、學術、科舉考試及刑獄重案。相對而言，都察院御史側重於對百官的糾察，而六科給事中可以考察天子得失，利用封駁之權約束皇權。在明代，給事中和御史又被稱作「科道」 ，所以明代的言官又被叫做「科道官」或「台垣」。

明代是皇權擴張的一個朝代，宰相廢除、中央集權，讓明代皇帝有了更大的攬權空間。但這並不意味著明代的皇帝可以為所欲為，在與閣臣、言官、宦官、其餘京城各部官員還有地方勢力的互動中，明代皇權得到一定約束，其中，言官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在明太祖時期，朝廷很重視言官的職能，朱元璋要求他們「有過必諫」「遇事必言」，「諫而不切者非忠也，言而不直者亦非忠也」 ，這讓明廷逐漸形成了自己的言官文化，犯顏直諫成為一種潮流，諸如楊慎、海瑞、王用汲等官員，都尊奉著這種「諫諍」傳統，但正是在他們所在的嘉靖朝，言官的處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言官的文化也逐漸敗壞。史書歸納這種變化為：從「帝初踐祚，言路大開」 到「厭薄言官，廢黜相繼」 ，再到「酷待言官，力加摧抑」，及至晚年的稍加反省，略寬言路，嘉靖朝皇帝與言官的關係變化反覆，但總體上處於一個皇權打壓言官的階段，這個階段，明代的言官文化明顯出現了敗壞，從「仗節死義」到「附庸權臣」，言官的變化與皇權膨脹和黨爭激化相互關聯。

明世宗嘉靖皇帝

正德末年、嘉靖初年被視為一個言路大開的時候，它的標誌是正德十六年（1521）四月頒布的新皇帝即位詔書，在這份詔書中有多處對諫諍之臣的撫恤和鼓勵，比如詔書中的第二條：「弘治十八年五月十八日以後正德十六年四月二十二日以前，在京在外內外大小官員人等，有因忠直諫諍及守正被害去任降調升改充軍為民等項，及言事忤旨自陳致仕養病等項，各該衙門備查明白，開具事情，奏請定奪。」

第十一條：「給事中、御史職當言路。今後凡朝廷政事，得失天下，軍民利病，許直言無隱。文武官員有貪暴姦邪者，務要指陳實跡紏劾，在外從巡按御史紏劾。」第八十條：「朝廷政事，得失天下軍民利病，許諸人直言無隱。」

第八十一條：「已上興革政令，詔書到日，有司即便奉行，如有延緩者，許巡按御史按察司訪察究問，俱以違制論。」

這些都體現了新皇帝對言官的重視。不過，這份詔書並不是世宗的手筆，而是當時的內閣首輔楊廷和。楊廷和主筆，寫好後與閣臣共同斟酌、潤色，最後交給剛剛即位的世宗批紅，即位詔書由此頒布天下。它體現的是楊廷和等士大夫領袖革新朝政的決心，而世宗當時以藩王身份入主，在紫禁城無依無靠，自然凡事聽從擁戴他的楊廷和。

在大議禮事件爆發前，世宗和楊廷和集團有過短暫的和諧期，這段時期言官的熱情高漲，他們積極勸諫世宗，或是提醒他以史為鑒，勵精圖治，或是基於典章規範指正他的不當行為，對於這些勸諫，「帝亦優容之」。 但這段蜜月期很快過去，為了擺脫楊廷和的控制，樹立自己的權威，世宗「漸疏大臣，政率內決」 。言官鄧繼增因此直言：「陛下不與大臣共政，而倚信群小，臣恐大器之不安也。」結果世宗大怒，把鄧繼增打入詔獄，即便給事中張逵、韓楷、鄭一鵬，御史林有孚、馬明衡、季本紛紛上疏求情，世宗也沒有消解怒氣。而在嘉靖二年，禮科給事中劉最彈劾宦官崔文「以禱祠事誘帝」 ，反被崔文告狀，劉最因此被貶官，這件事也反映了嘉靖初年世宗與言官的微妙關係，言路大開只是一個很短暫的狀態，從嘉靖二年開始，世宗就因為議禮、宦官和建造工程等問題與言官發生摩擦，到嘉靖三年的左順門事件，這一矛盾達到高潮。

楊廷和

嘉靖二年到三年，圍繞著世宗生父興獻王的追封問題，以楊廷和、毛澄、蔣冕為代表的高級文官，和以世宗、張璁為代表的皇帝及中下層文官展開漫長的拉鋸，它表面上是議禮之爭，實則是皇權及文官內部的權力之爭。朝廷百廢待新，大批言官不希望正德朝的鬧劇重演，所以他們聯合起來，集體向皇帝進諫，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楊廷和家的公子楊慎，他對眾人說："國家養士一百五十年，仗節死義，正在今日！" 嘉靖三年（1524年）七月，以他為首的二百多位京官跪在左順門外，表達他們的強硬立場，其中包括九卿二十三人、翰林二十人、給事中二十一人、御使三十人。結果，世宗毫不留情，派人將這些大臣逮捕杖責，有一百八十多人因此受傷，十七位官員被打死，楊慎等帶頭官員或是被削職為民，或是被發配充軍，這就是著名的左順門事件。

嘉靖初期，言官對匡正社稷、盡忠直言抱有很大的熱情，以至於一度出現過火的趨勢，從嘉靖二年崔文事件中八十八位給事中、御史的聯名彈劾，到嘉靖三年四十四位言官聯名反對張璁、桂萼入京，再到同年七月的兩百餘人伏哭左順門，集體上疏、犯言直諫成為嘉靖初期的風氣。

左順門事件後，言官集體上疏的浪潮稍挫，但犯言直諫的例子依然不少，比如嘉靖五年，李達福案爆發，二十餘位給事中、御史要求嚴懲武定侯郭勛；嘉靖十一年東，御史郭弘化借彗星天象，上疏道：「今者彗出於井，則土木繁興所致也。」 勸諫世宗停止勞民傷財的工程；同一年，楊名等言官也借彗星之事上疏諫諍。這一時期，言官風氣大體清正，雖然政見不同，但仍秉持公心，所勸諫的，也多是希望皇帝優待士人、體恤民情、遠離奸佞、廣開言路、不要沉迷玄修、減少不必要的土木工程等。儘管世宗在左順門事件中展現了他的殘酷，但在嘉靖二十年前，世宗還算勵精圖治，楊廷和、張璁、桂萼、楊一清、夏言等權臣，雖然互相爭鬥、政見不一，總體施政方針卻也有益於社稷，比如整頓吏治、裁汰鎮守中官、清查勛戚田地、改良科舉風氣等措施，都是得民心之舉。所以，言官們對朝廷還抱持有希望。

在革新期間，世宗對言官的處置也並非總是殘酷，而是隨著政局變化保留彈性空間。一方面，他對觸犯自己忌諱的言官毫不留情，比如在議禮中與世宗意見不同，維護張太后、楊廷和，或者批評世宗崇玄溺道、荒廢國事的言官，常常被打入詔獄，杖責至死，嘉靖初期幾次針對文臣的重大打擊，基本都與議禮有關，由此可見世宗的政治意圖，而與此無關的事，比如只是彈劾當朝權臣，或者揭發地方亂象的奏疏，世宗即便不採納，也不會將上疏言官置於死地，例如在嘉靖十六年到十九年，御史桑喬、謝瑜先後彈劾寵臣嚴嵩，世宗沒有採納，但「猶未深罪言者」 。

嘉靖初年，言官秉持著儒家的道德規範，能夠立身持正、忠言諫諍，維持著較為良好的監督風氣，但在嘉靖二十年以後，隨著世宗對朝政的鬆弛、嚴黨逐漸掌控大權，犯言直諫的言官遭遇到更殘酷的對待，而都察院等監督機構也因為塞入了不少權臣的鷹犬，逐漸變得烏煙瘴氣、黨同伐異，從嘉靖二十一年嚴嵩入閣到嘉靖四十一年嚴黨倒台，言官陷入了二十年的漫漫長夜，言官文化也開始走向下坡路。

嚴嵩掌權後，不僅將夏言陷害致死，而且在世宗耳邊巧進讒言，殘害與他道不同不相為謀的言官。楊爵、浦鋐、周天佐、曾銑、沈束、沈煉、楊繼盛、楊允繩、馬從謙等官員都紛紛因言獲罪，重傷致死者十有八九。以至於《明史》修撰者感慨：「當世宗之代，何直臣多歟！重者顯戮，次乃長系，最幸者得貶斥，未有苟全者。然主威愈震，而士氣不衰，批鱗碎首者接踵而不可遏。」嚴嵩陷害這些人的做法破壞了政治鬥爭的底線。原本諸君意見不同、路線不同，即便在政治鬥爭失敗了，仍有轉緩餘地，可如果一榮俱榮、一辱俱辱，失敗了一無所有，政治的修羅場上，官員就會不擇手段整死對方，為此大量結黨、枉顧國事。嘉靖初年，楊廷和與張璁雖然也有鬥爭，但不至於把人整死，雙方爭論，也多有理有據。但嚴氏父子對待政敵就毫不留情，他們不僅大肆結黨，而且頻繁藉助皇權誅殺異己，如此當國二十年，政治豈能不壞？

嚴嵩

諸多言官被杖殺、充軍、流放，以至於到了嘉靖中後期，六科和都察院常常出現缺額的情況，還在的言官見死諫無果，也大多灰心喪氣，不復昔日的剛直與英勇。庚戌之變，俺答兵臨北京城下，要求明廷授予封爵，每年進貢，嚴氏父子惶恐之下，在廷議現場力主苟合，結果眾官員迫於嚴黨強勢，「日中莫出一言」，獨獨耿直的趙貞吉說：「城下之盟，《春秋》恥之。且既許貢，則賊必入城要索不已，即內外夾攻，胡以御之？」「為今之計，請至尊速御正殿，下詔引咎。錄周尚文功以勵邊帥，出沈束於獄以開言路；輕損軍之令，重賞功之格；遣官宣諭諸將，監督力戰，退敵易易耳。」 幾年後，倭寇入侵東南，明軍將領張經經過周密部署，取得「王江涇大捷」，卻遭到嚴黨誣告，被捕入獄，結果，除了給事中李用敬、閻望雲上疏求情，沒有言官再為張經辯護，眼睜睜看著一代良將含冤而死。也是在那一天，兵部員外郎楊繼盛因言獲罪，問斬於西市，朝野皆知繼盛被嚴嵩所害，卻大多明哲保身。楊繼盛臨刑賦詩道：「浩氣還太虛，丹心照千古。生平未報恩，留作忠魂補。」

楊繼盛、周冕、聶豹、趙錦等人相繼被罷官革職後，朝廷上敢於直諫的人更少了，徐階、呂本等內閣重臣眼見於此，也就不敢違逆嚴嵩。嘉靖三十四年，嚴黨已經佔據朝廷和地方諸多要職，左右著國家機器的運轉，他們利用嘉靖內心的多疑和不安，給不順從他們的官員羅織罪名，輕者罷官，重者身死，如此一來，言官分流出兩種態勢——一種，是明哲保身，不再諫諍皇帝與權臣。另一種，是彼此結為朋黨，依附在利益相近的權臣羽翼下，嘉靖末年，嚴嵩和徐階的矛盾激化，嚴黨和徐黨也各自利用自己的言官力量彈劾政敵。

在嚴黨這邊，嚴氏父子積極利用趙文華、鄢懋卿等耳目，鬻權納賄，控制言路。而在徐階這邊，為了扳倒嚴黨，他也積極聯合林潤、鄒應龍等言官，搜集嚴黨罪證，等待時機做出致命一擊。徐階深知：要扳倒嚴黨就不能牽連皇帝，嚴黨之所以屢被彈劾卻屹立不倒，就是因為他們總是借著皇帝的命令做事，比如沈煉、楊繼盛、張經的冤案，都是嚴黨取得皇帝的同意去做的，一旦追究這些冤案，就會引起皇帝不悅，事情也就功虧一簣。

對此，萬斯同記載道：「（徐）階為人陰重，有權略，初事（嚴）嵩甚恭謹。及是，知帝聞嵩貪，及世蕃奸恣狀，乃授意御史鄒應龍劾之。」 於是才有了御史鄒應龍的《貪橫蔭臣欺君蠹國疏》，促使世宗下定貶斥嚴氏父子的決心。到後來，當嚴世藩、羅龍文涉嫌謀反被捕入京審理時，徐階密見審理此案的刑部尚書黃光昇、都察院左都御史張永明、大理寺卿張守直，暗示他們如何置嚴世藩於死罪，又不牽連世宗。《石匱書·林潤列傳》記載了當時的對話：

徐階：「諸君子謂嚴公子當生乎死乎？」

黃光昇等人：「死不足贖罪。」

徐階：「此案將殺之乎生之乎？」

黃光昇等人：「用楊、沈，正欲抵死。」

徐階：「別自有說。楊、沈事誠出其謀，誠犯天下萬世公惡。然楊（繼盛）以計樞上所諱，取特旨；沈（煉）暗入招中，取泛旨。上英明，豈肯自引為己過？一入覽，疑法司借嚴氏歸過於上，必震怒。在事者皆不免，嚴公子平平打發出國門矣。赦出固善，抑法司不能辭責，我亦何以自解？我不足惜，諸公方負物望，擢居要地，旦夕冢宰。此舉又眾所瞻仰，如斯而已乎？」

黃光昇等人聽了愕然，請求拿迴文書另議。

徐階：「離此一步，遲此一刻，泄此一語，從中攪擾者必多，事且有變。今當以原疏為主，而闡發聚眾本謀，以試上意。依次須大司寇（刑部尚書）執筆。」

黃光昇：「謝不敢當。天下事惟相公能測。」

徐階從袖中取出事先寫好的文書，說：「擬議久矣，諸公以為如何？」

徐階取代嚴嵩成為內閣首輔後，朝廷風氣為之一振，壓抑許久的言官熱情也被激發出來。不過，徐階利用言官羅織罪名、構陷政敵的做法，加劇了黨爭風氣，也使得言官日益成為權臣的爪牙。諷刺的是，徐階利用言官扳倒了嚴黨，到後來，高拱為了取代他，也暗通言官進行彈劾。無論是嚴嵩、嚴世藩還是徐階、高拱、張居正，他們都通過拉攏言官，達到影響輿論甚至構陷政敵的目的，黨爭激化，官員們不得不通過站隊來保全自身，久而久之，無黨無派、一心為公的言官喪失了自己的生存土壤，諫諍之臣愈發固執於黨派成見，言官為了派系私心枉顧政治底線、國家大局，朝野也在混亂中日益頹靡。

其實，皇權缺乏制衡、黨爭激化造成的言官敗壞不只出現在嘉靖朝。例如在南宋，擔負諫諍責任的台諫系統常常形同虛設、置廢無常，在權相當道時，更是成為權相安插親信、操縱言路的渠道，比如南宋的權相韓侂胄，為了打擊趙汝愚，他利用內批，免去監察御史吳獵職務，將親信劉德秀、楊大法、劉三傑升做御史，這些人都成為打擊政敵趙汝愚的得力助手。到史彌遠、賈似道專權時，台諫系統更是被他們的親信牢牢把控，台諫台諫，一批批自居公正的台諫官，形同奉承主子的太監。

和嘉靖朝皇權打壓言官有相似之處，南宋台諫系統的衰落是君權和相權共同侵害的結果。學者虞雲國在《宋代台諫系統的破壞與君權相權之關係》中指出：「南宋高宗以後，台諫『連章累牘，入而不報』……即便是號稱『小元佑』的端平更化時期，理宗對言官奏札仍然是『但有報可之虛文，曾無施行之實事，甚者不唯不見之施行。亦且不聞於報可』。」南宋自秦檜始，相權對台諫系統的破壞也有恃無恐。秦檜擅於「擇人為台諫」，利用台諫官打擊政敵，而韓侂胄、史彌遠、賈似道等人更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他們不但安插親信，還要求台諫官將他們言章的副本封呈宰執，便於審查。南宋中後期，台諫系統對權相已經起不到什麼制衡作用了。

而在清代，雍正、乾隆年間以打擊朋黨名義對科道官的壓制，雖然瓦解了潛在的朋黨力量，卻也使得言官再無能力制約皇權，原本上糾天子，下察百官的言官，實質上只能行使他們的後半部職能，淪為皇帝制約百官的工具。

在明代，言官的無奈實在於它先天就依附在帝制社會的制度框架中，無法真正與皇權分庭抗禮。他們的權力是皇帝賦予的，他們的仕途命運、經濟狀況也和與皇帝、權臣息息相關，這就使得言官在制衡皇帝、權臣時具有先天不足，他們往往只能依靠集體力量，製造輿論，或是寄希望於皇帝或權臣個人的醒悟，來達到限制他們權力的作用，可一旦皇帝與權臣聯合，用殘酷的手段鎮壓言官，言官就如同脆弱草木，沒有反擊之力。而那零星的既不想結黨，又渴望匡扶社稷的言官，就只能淪為孤臣或道德模範，被眾人器重，也被眾人疏而遠之。

（作者授權刊發，注釋和參考文獻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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