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續千年的「貞潔肉刑」：清廷為何攔不住漢人的纏足陋習？
作者：金滿樓
晚清時期，有兩樣陋習特別醒目，一是男人腦後的辮子，二是女子要纏小腳。相比而言，纏足不僅更加醜陋，危害更為巨大。
清末傳教士立德夫人曾這樣描繪纏足的中國女孩：
「在這束腳的三年里，中國女孩的童年是最悲慘的。
她們沒有歡笑，……可憐啊！這些小女孩重重地靠在一根比她們自己還高的拐棍上，或是趴在大人的背上，或者坐著，悲傷地哭泣。
她們的眼睛下面有幾道深深的黑線，臉龐上有一種特別奇怪的只有與束腳聯繫起來才能看到的慘白。」
《夜雨秋燈錄》中說：「人間最慘之事，莫如女子纏足聲，主之督婢，鴇之叱雛，慘尤甚焉。」
作為一種明顯摧殘人性的陋習，何以延綿千年不能廢絕，這本身就是極其弔詭的。
更可怖的是，這種陋習具有強大的社會壓迫力，元明清三代的婦女，若不纏足非但被人恥笑，而且有嫁不出去的危險。
河南安陽即有歌謠，「裹小腳，嫁秀才，吃饃饃，就肉菜；裹大腳，嫁瞎子，吃糠菜，就辣子」，朱元璋的皇后馬娘娘，就因為有一雙天然大腳而被人嘲笑，「露馬腳」之典故，即出於此。
纏足的群體性心理是如何形成，又是如何產生了持久殘忍的壓迫性力量，這無疑是值得追究的。
自宋以降，小腳被描繪成「香鉤」、「三寸金蓮」、「步步生蓮花」，這種人為的、畸形的「變態美」，竟被一些無聊的文人墨客所吹捧。
清朝甚至有位叫方絢的「香蓮博士」，其專門寫了一本評判女人小腳的專著曰《香蓮品藻》，誠可謂士人敗類，無恥之尤。
男人對小腳的迷戀不僅是一種畸形的審美觀，而且還包含了變態的性意識（據稱能使臀部肥大）。
明朝時，男子擇偶的首要標準即看女人的腳是否夠小，就連嫖妓，也多玩弄妓女之「金蓮」，因此被稱為「逐臭之夫」（與裹腳布同臭）。
更可怕的是，當纏足成為一種美德而不纏足是一種恥辱時，纏與不纏，已成為一種女子是否「貞潔」的考驗。
《女兒經》中一語道破其中真諦：「為甚事，纏了足？不因好看如弓曲，恐她輕走出房門，千纏萬裹來拘束。」
換句話說，給女孩纏了足，她就不能隨意出遊，小腳行動不便，她們就「紅杏出不了牆」。
宋代大儒朱熹倡導纏足，這樣的話，女孩子「靜處深閨」，男女隔離「授受不親」，秩序井然，天下即可大治。
如此，纏足事實上成為男權社會對女子的一種 「貞潔肉刑」，而這種制度化的「肉刑」，也從側面反映出男性社會對女性的不自信，自宋以降，漢人的柔弱化似與女子纏足有著莫大的關係。
滿人入主中原後，清廷曾多次下詔禁止漢人纏腳，但與令到發除的「薙髮令」相比，「禁纏令」卻收效甚微，其間還有無聊文人自誇「男降女不降」，這就更近乎一種無恥了。
據《菽園贅談》中說，康熙元年詔禁纏足，違者拿其父母問罪，某大員遂一本正經的上一奏摺，名「奏為臣妻先放大腳事」，士大夫中一時哄傳，惹為笑柄。
6年後，大臣王熙上奏請求解除禁令，而「禁纏令」因擾民紛紛而未見成效，清廷遂准此奏。之後，民間纏足之風再度高漲，就連原不纏足的旗人女子也受波及。
為防止旗人女子纏足，清廷在皇太極時即針對旗人發布禁令，有「裹足者重治其罪」。順治元年，孝庄太后諭令，「有以纏足女子入宮者斬」。
在兩百六十多年的歷史中，清宮中的妃子與宮女全都為旗人女子而無一名漢女，因而也就不曾有小腳女人。
不過，旗人女子多穿 「花盆底鞋」，這種墊高近十厘米的木底鞋，行走起來十分不便，如無嫻熟的平衡技巧，是要大出洋相的。但不管怎麼說，玩雜技總比肉體刑要人道得多。
事實上，清廷不止一次下詔禁止纏足，如順治十七年還特別規定，「抗旨纏足者，其父若夫杖八十，流三千里」，乾隆與道光年也一再重申纏足禁令。
但是，因為民間的強烈抵制，「禁纏令」只煞住了旗人女子的裹足之風，漢人女子依然裹足如故。
從禁止到弛禁，究竟是清廷重視不夠還是纏足陋習有著堅不可摧的離奇韌勁，恐怕只有小腳里才有答案——究竟是小腳里有鬼還是人腦子裡有病呢？
所幸的是，在清末新政以後，在官府及整個社會的不斷宣傳、呼籲與各種努力之下， 漢人女子最終擺脫了纏足之苦痛，雖然這個過程長達十幾年乃至幾十年。
節選自新書《歷史深處的嘆息：走向民國的蒼茫故往》（山東畫報出版社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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