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開講》國學的本質是至善之學

今日之中國，正處於幾千年未有的大變局中，人們向傳統文明尋找智慧的渴望，從未像今天這樣強烈。為此，范曾先生暫放下手中的畫筆，用他獨有的方式帶領大家走進生動有趣的同學課堂，讓歷史的智慧，復活在現代人的生活難題中。

在眾生內心喧浮躁的今天，《國學開講》無疑是亘古不息、不舍晝夜的精神源泉，是傳統文明在當下的激蕩迴響，是范曾先生在不逾矩之年，自由揮灑的一部難得之作。

《國學開講》貫穿儒、釋、道、藝四大門類，深入淺出地講述了范曾先生對國學和藝術的體悟，以儒做人、以釋見性、以道明德、以藝修身。在本書中，他還將指點我們學習國學的方便法門；在中西文化對比下把握國學精髓。並將國學智慧運用到日常生活中。

范曾，中國當代盛名的學者、書畫家、詩人，他潛心研究國學經典，其詩書畫作品是吸收了儒家、釋家和道家的精華後的集大成之作，被譽為中國傳統文化的守望者。古稀之年，范曾希望將一生之所學欲與世人分享，以一已之餘力弘揚和推廣中國文化。

如果一個人不注意自己的修為，會成為一個惡人；如果注意自己的修為，會成為一個善良的人。這個在孔孟的學說里，尤其到了王陽明的學說里，有非常透徹、非常動人心弦的解釋。至善之境也就是天人合一之境，為什麼這樣講？因為在中國的哲學裡談至善，沒有超過明代王陽明的。王陽明講，至善就是一個宇宙的本體，這就是我們每個人要永遠守護的、存在於內心的一個最純良的東西，而這個東西是每個人與生俱來的。

國學的精髓是解決人的心靈問題

在有些人看來，國學就像萬金油，什麼問題都能解決，尤其是有些人把國學研究成了辦公室的政治等，這貌似是國學的一種與時俱進，其實只是過度的發揮。

國學裡也的確有兵書，也有陰陽家。老子哲學本身也包含了一種辯證的思維，譬如講：

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取之，必固與之。

他看到事物發展到極端的時候，會朝著相反的方向走，你想叫它向相反的方向走，讓它到一個頂點，這在兵學上會有用處。有的人認為，學了國學就什麼都會了。中國古代也有這樣的人，譬如俞樾，他認為西方的力學、重力學，都是從墨子書上學來的。其實估計當時西方人來不了，學不了這個。不是講有了國學，就萬物皆備於我了，我想，國學最重要的問題是什麼？是解決人的心靈問題，它不會幫助你解決一個具體的技術問題。所以，把它搞成辦公室的權術政治，實際上是把它變成了伎倆化。就看你用得妥不妥，如果用得妥，未嘗不是一種策略，用得不妥就是陰謀。

有一種觀念想當然地認為，我們形而上的儒釋道的國學，主宰形而下的西方的科技，造福了人類。如此一來，我們似乎有一種民族自豪感，覺得東方文化優於西方文化。我想無論怎麼講，國學最終的目的是為了使人類的心靈達到一個至善之境。這也就是我寫過的一篇文章《一詞聖典：至善》，就是寫王陽明和笛卡爾。中國十六世紀出現了王陽明，他是明代偉大的心學家，他和十七世紀法國的一個大哲學家笛卡爾用的方法是完全不一樣的。笛卡爾是一個數學家和生理學家，他一生非常勤懇地做著去偽存真的工作，他最終極的目標，是為了達到自己純粹的信念。他認為這個純粹的信念是與生俱來的，僅僅是人們沒有發現它。王陽明在他的心學體系里，也同樣有類似的形而上的論述，他講我們的至善是與生俱來的東西，正如孟子所講的，是不學而能、不慮而知的，問題就是你沒有發現它，才會走上歧途。一旦你發現它，你會感到，原來我自己本身也是具有的。所以在王陽明的眼中，他認為看到滿街的人都是聖人，那麼滿街的人，看到王陽明也是聖人。這說明什麼呢？說明王陽明對內在的善充滿自信。而我們學國學的終極目標，就是要把人們心靈內在的善充分地調動出來。所以，不是中國的東方文化要凌駕於西方的科學技術之上，而是東方文化要發掘東西方，乃至於我們全人類內心的善。這樣才不至於讓民族自尊心泛濫為狹隘的民族主義。

中國就是個詩的國家，全世界沒有任何一個民族像中國人這麼愛詩歌，出現這麼多的詩人，因此我們想學國學的第一點是，它是詩意的。

第二點，它是為己的。為己的意思是什麼呢？就是一個人，他如果自己在學習的時候，首先就心有旁騖，就想到我學這個就能得到什麼，老這樣想，這是什麼？是為人之學。你在想到別人怎麼看你，你想做什麼事，這都叫為人，不是為己。我今年七十二歲了，我五十多年來，朝斯夕斯、念茲在茲於中國的學問，可是這裡有個條件，我想到為己，而不是想到為人。如果學國學是為了畫畫能讓別人看著更漂亮，就是為人之學了，我學國學是為己之學，到底這個為己之學，怎麼在我的畫筆上體現？它乃是不期然而然的，不可以年月計的，也不知道在什麼時候，它就流露出來。這個我很難講得非常具體。譬如我今天決心把《論語》再看一遍，我第二天畫又有所進展，這個做不到。比如說就是某一幅畫中，其實體會的是那種意境和國學的關係。中國的學問是啟智性的，它把你的智慧啟發出來，但不一定告訴你一個數學的公式，或者推演出一個什麼原理。如果你的國學非常好的話，你很容易理解一些西方的學問；如果你的國學不行的話，連學普通的代數，你都學不好。我記得我小時候學代數，最後要求證「A與B孰大」，有同學寫「A熟大」，「孰」字底下加了四個點，那個數學老師非常有趣，他說：「是不是東西煮熟了就變大了？」

有人講，我們現在提為人民服務，你怎麼為己呀？這個理解完全錯誤了。為己之學是為了提高自己的內心，提高自己的學識，提高自己辨別事物的能力，然後你才能齊家、治國、平天下。為己之學的終極目標是利他，而這個利他，是儒家最重要的思想。儒家最反對的就是自私自利。為什麼孟子在書里批判楊朱之學，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為，他說這個簡直是太自私了，這和孔子的為己之學，是完全相矛盾的。

第三點，它還是一個至善之學。這個至善，《大學》里講：「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達到一個終極的目標，是至善。這個「明德」是什麼？是宇宙本體。對一切的德性，它是非常之瞭然的，對宇宙的本體是無所不知的。「明明德」就是我們要明白這個大道。「在親民」還是「在新民」，這個在歷史上爭論了幾百年。我認為是「在新民」，是要能夠振庸拔俗，要能夠使氣象更新，要能夠除舊布新。「在親民」就有點兒自居高位，而對別人親，這個不是《大學》的本意。「在止於至善」，你明明德了，新民，你也在其中，你最後要達到一個終極目標，就是至善。你要知道人類從猿到人，經過了一千萬年，人類是不是在心靈上進步了？我想這個東西很難講，因為人可能是一個非常善的存在，也可能是一個非常惡的存在。善的存在，你就是能夠保持住至善之學，可是他兇惡起來，比獸還惡。泰戈爾講，人如獸時，比獸還惡。

譬如審美，我們每個人都有審美能力，這是上天所賦予的。這個審美的能力怎麼來的？一定是符合宇宙的大規律的。一切不符合宇宙大規律的，它不會進入人類的意識。不學而能，不慮而知的，一個良知、良能的這樣一個領域，而這個良知、良能的領域，一定是來自宇宙本體，至善存於你們內心。

中國的學問還是一個中和之學。什麼叫中和？「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國人從道光年間到今天一百七十年，受盡世界列強的欺凌，我們可以說是痛定思痛。本來中國這個民族沒有侵略別人的意圖，她是個詩意的國度，是個追求至善的國度，沒有任何去掠奪的想法，卻受盡了欺凌。可是今天的中國人，並沒有以怨報怨。但如果今天有什麼超級大國，或者借著超級大國的淫威，而對中國搞些骯髒齷齪的行為，當然是為我們所不能容忍的，我們也會發脾氣，發而必中節，發了以後，有理有節，恰到好處。

認為國學阻礙了中國現代化是一個誤會

很多人提出了這麼一個觀點，魯迅、瞿秋白這樣一些人反國學。大家回顧中國歷史發展和文明發展，有很多人說儒學阻礙了中國現代化的進程。我想，造成這樣的誤會，可能有這麼幾個原因：

近代以來，國學的發展並不是很順利，贊成國學、保護國學的，又是像王國維、沈曾植那些留著辮子的人。王國維為什麼要翻譯尼採的哲學，翻譯康德的哲學？因為他希望西方的理性思維能夠和中國的傳統道德有一個無間隙的融合，作為迎接新時代來臨的一個思維。他當時僅僅是個廢帝溥儀的南書房行走。當然，要是國力非常強盛的時候，南書房行走是不得了的地位，可是當時他和廢帝都是人為刀俎、我為魚肉，他的任何希望都根本達不到。可是今天我們看王國維，他當時希望中國要有獨立之意志和自由之精神，我想王國維這樣的人，絕對不是不愛這個民族和這個民族的文化，他還希望通過自己的智慧，能夠吸納從康德到尼采等西方思想復興國學。讀王國維的《人間詞話》，你就可以看到，他的思想非常新鮮活潑，一點兒陳腐氣都沒有。

而在我們心目中，反對國學的又大體上是革命的先行者。魯迅曾經講過，「方塊字不滅，中國必亡」。最激烈的就是瞿秋白，瞿秋白講，方塊字是世界上最骯髒、最齷齪、最混蛋的臭茅坑。當時反對國學的還有陳獨秀。錢玄同給陳獨秀寫信，講中國字要改革成為拉丁拼音，陳獨秀回信說，「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我們先期從文字的拼音上就用拉丁文，這給我一個很危險的感覺，進一步文字怎麼發展，那就很難說了，很容易為淵驅魚，使中國也走上一個拉丁化文字的國家。這些革命者，當初為什麼會產生這樣的思想？我想主要是因為他們非常殷切地希望，中國能夠強盛。魯迅先生後來感動全中國的，正是用方塊字寫出來的《阿Q正傳》《孔乙己》《祥林嫂》和《葯》。

那麼，我們對此怎麼看待呢？我們不能夠以他們年少氣盛時候的話來代表他們對這個問題的全部認識，今天我們更不能講，瞿秋白、魯迅是反對國學的，這個已經過去了。因為到了魯迅先生寫《中國小說史略》的時候，他對中國文化是非常保護的。而且你們要知道，瞿秋白、魯迅等人國學功底都非常深厚，他們反對國學或者反對方塊字，有當時革命的熱情推動。我們也難免在特定的時候，講出一些非常偏激的話。一個人哪能一生下來，認識都是那麼清楚，或者不通過歷史、不通過時間，不通過自己今天的學習來認識呢？

自古以來，中國不重視邏輯學，因此在中國就沒有本質意義上的數學。數學是科學之母，科學當然得不到很好的發展。自從近代嚴幾道，就是老年就看《莊子》的嚴復，第一次把西方的「名學」，翻譯到中國來，中國才知道，西方有這樣嚴密的邏輯思維、這樣嚴密的理性思維，才使它的工業能夠昌明。這個不會影響我們對國學的認識，因為國學裡的很多東西，正是西方沒有的。西方的邏輯思維，我們在廣泛吸納；東方的感悟思維，西方也在廣為吸納。東西方這樣的交融，就會取長而補短，就會使兩者加起來的合力，更接近事物的本體，這是何等的好。

如果說「儒家阻礙了中國現代化」，我覺得這個命題對我來講有點兒突兀。我可以舉兩個大科學家的例子，一個就是楊振寧，他是諾貝爾獎得主，是世界上最卓越的物理學家，他對中國的學問非常尊重，非常熱愛。他並沒有講，中國的儒學影響了他對宇宙地球規律的認識。我還認識一個大數學家丘成桐，他喜歡寫詩，經常和我談詩，我說：「談詩和數學有什麼關係？」他說：「有關係，中國的古詩有時候誘發我很多有趣的思維，我不可以講某一點、某一件事情，可是它使我的思想非常活潑。」他說，「我有時候做數學做得困了，就寫詩，立刻精神又煥發了。」陳省身先生也是這樣，他非常愛國學，一有空就看古詩。從這些人身上，我沒有看到國學或儒學對科學有什麼阻礙。

有很多企業的管理者可能更關心的是企業在帶團隊的過程中，怎樣利用國學的一些智慧或者理論，來指導企業的發展。我想，最重要的是無言之教，自己做到比口頭的還重要。過去北宋有個大儒家張載，他對學生從來也不訓話，可是他坐在那兒，大家就會以他的行為作為準則，這就是無言之教。張載這個人是很了不起的大儒家，他是無言之教，我想一個領導人對下屬，自己以身作則、無言之教是最重要的。

我們學國學不是鑽到故紙堆里，而是始終想到我們當下面臨的生存境遇。在上文中，我講了各家各派、劃分國學的幾種獨特的方式，包括任繼愈先生從地理文化的角度去劃分，還有各種不同的劃分。這些內容的核心是國學的當代意義：抵達人類心靈的快樂與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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