嵇康打鐵，劉伶裸體，王羲之高卧東床 魏晉名士為何自我意識爆棚

魏晉名士放浪形骸的行為，體現了他們生命意識的覺醒。而生命唯一可以依賴的就是時間，但是時間又具有不可逆性，因為時間如同流水，走了就不會回來。所以，在魏晉時代的詩歌中，充滿了對時間流逝的恐懼和對生命不確定性的焦慮。

一代梟雄曹操也逃不過對時間的焦慮。「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他的兩個兒子似乎更多愁善感。曹丕感嘆人生的短暫與無常，「人生如寄，多憂何為，今我不樂，歲月如馳」；曹植更有「日月不恆處，人生忽若寓。悲風來入懷，淚下如垂露」的悲傷。

既然時光流逝人生如寄，那麼，抓住一切機會享受生命、體現自我的價值，成為魏晉名士們的核心追求。

但個人的我與社會的我，註定充滿矛盾。中國文化在某種程度上是「無我」的文化。儒家要淡化人的自我意識，儒家知識分子的理想是「齊家，治國，平天下」，是實現「立德立言立功」的三不朽，個人價值要在集體和社會的價值中才能實現，個體的自我被淹沒在社會的洪流之中。儒家最高理想是「內聖外王」，一方面具有極高的道德修養，另一方面對社會有極大的事功，就像大禹治水三過家門而不入一樣，聖人犧牲的是個人的自由。

道家則崇尚身心的自由，最好是身體無羈絆，靈魂無紛擾，最好如同嬰兒般消除功利，除了生存無欲無求；最好如蝴蝶翻飛於花間，逍遙於世逍遙於心，「獨與天地精神相往來」。這在某種程度上也是泯滅甚至取消了個人的價值。

但在魏晉時代人性觀念開始覺醒與爆發，強調個人人格的獨立，所有取消人格獨立的行為都是反自然的，所有彰顯個人生命價值的行為都是天經地義的。所以，魏晉時代流行的一個價值理念就是做你自己，至於別人怎麼看怎麼說，都只是庸人自擾而已。

魏晉時代彰顯人格自由與尊嚴的一句話就是「越名教而任自然非周武而薄周孔」，這是大哲學家嵇康的自由宣言。「越名教」就是要擺脫一切虛偽的禮數規範；「任自然」就是遵從身體本能的召喚，遵從內心蠢蠢欲動的洪荒之力，突出自我，把原來消失於集體消失於自然的「我」，擺在至高無上的地位。

當彌衡赤身裸體踩著鏗鏘的鼓點痛罵曹操的時候；當嵇康在臨刑之際風神瀟洒地彈奏《廣陵散》的時候，個人人格獨立達到了頂峰。魏晉名士相信，「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風流」。就是死，也「要活出真我的風采。」一個行不拘法，言不拘禮的時代已經到來。

此時，「溫良恭儉讓」溫柔敦厚文質彬彬，都退居幕後；而自我的意識，猶如春風如夏雨開始蓬勃瘋狂生長。

時人常把殷浩與桓溫作比較，認為二人不相上下，但此二人互相不服氣。有一天桓溫問殷浩，你和我相比如何？殷浩說，「我與我周旋久，寧做我」。很顯然殷浩不屑於和桓溫並駕齊驅，他只是要做一個真我。而桓溫對別人說，小時候殷浩和我一起玩，我玩剩下的玩具，殷浩就去玩，說明殷浩在我之下。

「我與我周旋久，寧做我」，是魏晉名士們鮮明的特徵，把自我價值高揚上天，把世俗的價值貶低在地，唯有我與我的靈魂才是天地之間的獨尊，其他一切都是浮雲，都是草芥，是棄之不用的芻狗。

在自我意識的加持下，魏晉士人特別注重實現，自我實現真性情，他們不再虛情假意，不再言不由衷，一切以自我個性實現為圭臬。通俗地說，就是遵從人心的呼喚，而不是什麼世俗倫理規範，三綱五常的羈絆，所有遵從於人心的東西才是真性情。

在這種「寧作我」我的價值理念的引領下，魏晉名士們表現出與眾不同的精神風貌，他們凸顯自我，以我為中心，這在中國哲學史上人性史上是一個偉大的突破，一個精彩的蝶變。

桓溫問劉真長，「聽說會稽王的言談進步飛快，是這樣嗎？」劉回答說「極有長進，但依然只是第二流中的人物而已！」桓溫又問，「第一流又是些什麼人呢？」劉真長說，「正是我們這一些人！」

蘇州人張翰可以辭官不做，在秋風起蟹腳癢的時候回鄉歸隱，他追求的是「人生貴得適意爾」；

王羲之在高官來選女婿的時候，依然不顧形象高卧東床，他追求的是心的自然逍遙；

劉伶長得丑出天際，但他以酒為命以酒為生，追求的是天性的釋放；

王子猷在一個大雪紛飛的夜裡一覺醒來，忽然想念起戴安道。立即乘小舟去看望朋友，等到了以後卻不見而返，追求的是一切以自我為中心的心情。

人生充滿了不確定性，焦慮是我們最大的敵人。但在魏晉時代的人們一切以自我為中心，一切以趣味好玩為中心，也為長期在中庸之道溫柔敦厚三綱五常之下的人們，增添了一抹可愛可貴的亮色。畢竟我們來到這個世界上，不是來悲悲切切自縛手腳的，而是興高采烈實現自我的。

莊子說，人生最大自由是自我實現的快樂，如魚兒相忘於大海江湖，如蝴蝶遊戲於萬花叢中。馬斯洛說莊子說的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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