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艾之死：寒門子弟在士族社會的悲劇人生
作為三國後期最重要的軍事行動，魏國滅蜀不但對魏蜀兩國的國運興衰關係巨大，更牽連著司馬家族在曹魏政權中的權力鞏固。之後一年，直接導致了司馬家族的篡魏行為。
但滅蜀之役中，領軍將領鄧艾、鍾會卻自相殘殺，演了一出「二士爭功」的悲劇。
尤其是鄧艾，為司馬家族立下不世之功後，被滿門抄斬，成為三國後期最為悲劇的人物。
而鄧艾獲得的這種遭遇，是寒門子弟在士族社會中的必然悲劇。
01 出師無名
先看一下三國後期伐蜀之戰時，雙方的主公和將領。
魏國，大將軍司馬昭，將領鄧艾、鍾會。
蜀國，君主劉禪，將領姜維。
之所以寫魏國主公是司馬昭，是因為在司馬懿司馬師兩代人的努力經營下，司馬昭已經成為魏國實質上的統治者，並開始著手逼魏帝禪位。
公元258年，有人提出司馬昭該封「封晉公，加九錫，進位相國，晉國置官司」，司馬昭雖屢辭不受，但代魏之心，路人皆知。
後來發生的一件事，卻減緩了司馬昭篡魏的進度，同時加快了魏國滅蜀的軍事行動。
高貴鄉公死得好慘啊
公元260年，魏國皇帝高貴鄉公曹髦不忍孤兒寡母被司馬氏欺壓，拚死一搏，率領親信攻打司馬昭，兵敗被殺。
雖然政變失敗了，但這是權臣歷史上第一次公開弒殺皇帝，給司馬氏帶來了嚴重的道德壓力。
司馬昭難孚天下之望，魏晉嬗代的進程不得不推遲。其後幾年中，雖然屢有九錫之議，但司馬昭一直不敢接受，代魏的進程一時之間陷入了僵局。
在此情形下，司馬昭只有建立不世之功，才能稍稍擺脫弒君所帶來的政治危機，重新啟動篡魏建晉。
克勞茨在戰爭論中提到，「軍事是政治的繼續」，為了實現國內政治統治的法理性，司馬昭寄希望于軍事，因此263年，開展伐蜀之役。
可以相互印證的是，在前線節節勝利之際，司馬昭停頓數年的代魏步伐驟然加快。263年十月，伐蜀之役初戰告捷，司馬昭立刻接受了先前屢次辭讓的相國、晉公、九錫之命。
平定蜀國之後，咸熙元年(264年)三月，接受晉王封號，五月追封司馬懿為晉宣王，司馬師為晉景王，七月又定官至，並建五等爵，各種嬗代的準備工作緊鑼密鼓地依次展開。
由此可見，伐蜀之役實際上是一場服務於國內政治目的的對外戰爭，司馬昭之所以力主伐蜀，並非是有澄清天下、混一宇內之志，實際上只是想借伐蜀之功，為其代魏鋪平道路而已。
這也可以從另一個側面解釋為何在魏晉鼎革完成之後，西晉君臣對於伐吳，完成統一大業興趣不大。
02 選將無理
確定軍事行動以後，魏國開動戰爭機器，而出兵的第一要義，是選擇合適的領兵將領。
最合適的人，是鄧艾。
鄧艾形象
鄧艾（197年－264年），字士載，今河南新野人。鄧艾自幼喪父，小時候與母親一起被遷到汝南作屯田的農民。鄧艾家庭貧困，又有口吃，但一直沒有放棄讀書，慢慢地憑才華博取了一官半職。
43歲那年，鄧艾人生發生重大轉折。他代表典農中郎將去中央彙報政績，見到太尉司馬懿。司馬懿交談一番後，覺得此人不簡單，徵召他任太尉府掾，後來又升任尚書郎。
鄧艾提出在東南一帶屯田的建議，被司馬懿採納；司馬懿病死，司馬師襲位，對鄧艾的建議也多採納實行。
除了內政方面，鄧艾也深通軍法。司馬師時期，他隨軍掃平毋丘儉和文欽的叛亂，後來在魏蜀西部前線抵抗蜀漢進攻，數破姜維，有力維護了魏國和司馬家族的安全。
滅蜀戰役前，鄧艾已升任征西將軍，成為了魏國軍方的高級將領。另一方面，鄧艾卻沒有深厚的家世和背景，不折不扣的寒門出身，這給他人生悲劇埋下了伏筆。
令人詫異的是，作為曹魏立國以來最大的軍事行動，深諳軍事、熟悉軍情的老將鄧艾並沒有成為此次軍事行動的最高將領，而是另有其人，比鄧艾小28歲的鐘會。
鍾會
鍾會（225~264年），字士季，今河南長葛市人。鍾會出自穎川鍾氏，其高祖鍾皓是漢末名士，父鍾繇是曹魏的開國功臣，位至太尉。
穎川鍾氏是漢魏之際影響極大的家族，司馬懿仕魏之後，通過婚姻與交遊網路，與穎川鍾氏家族建立了密切的關係。
與鄧艾相比，鍾會是實質的高門大族，那個時代，陞官極快。司馬師時期，鍾會開始在朝廷中嶄露頭角。255年，毋丘儉起兵反叛司馬師，鍾會隨司馬師出征，是典知機密的重要謀士。
司馬師死後，鍾會又成為司馬昭最重要的謀士，司馬昭平定諸葛誕反叛一役，多由鍾會居間謀劃，時人謂之「子房」，堪比漢初張良。
憑藉司馬昭的信任與重用，鍾會的權勢達到了頂峰，甚至名士嵇康，也是因為鍾會構陷於司馬昭前，從而被斬首。
為什麼司馬昭會做出這種選擇？
鄧艾作為當時曹魏最傑出的軍事將領，又久居關隴前線，熟悉蜀漢形勢，本是伐蜀主帥的最佳人選。
當司馬昭在朝堂上提出伐蜀之役時，招致了強烈的反對聲音，「眾人皆言蜀不可伐」，而且，尤以鄧艾為甚。
鄧艾的理由很充足。雖然魏、蜀就國力而論，魏強蜀弱，但自諸葛亮以來，蜀漢一直自承漢室正統，高舉北伐旗幟，軍事實力強勁，反倒形成蜀攻魏守的局面。
曹魏在曹真、曹爽主持，曾兩次主動採取攻勢，但皆遭受挫敗。司馬懿坐鎮漢中前線期間，也只能採取穩固防守、謹慎用兵、待到蜀軍糧盡自然退兵的消極策略。
所以曹魏上下對於蜀漢頗懷畏懼之心，並不願意主動進攻。尤其是鄧艾坐鎮西北前線多年，了解魏蜀兩國兵力差異，並不覺得有十分把握。實際上直至司馬昭決心伐蜀的前一年，反倒是蜀國姜維在不斷地騷擾曹魏邊境。
另一方面，司馬昭本人與鄧艾之間的關係亦很微妙。雖然是司馬懿發現了他的才能，辟其為掾，但鄧艾卻從來不是參與司馬氏集團決策的核心人物。
這主要是由於構成司馬氏集團決策核心的人物大多都是曹魏功臣後裔，司馬氏兄弟與他們有著相似的家世、文化背景與深厚的個人情誼，鄧艾儘管功勛卓著，但在文化上卻與這一群體格格不入。
鄧艾沒有算準的，是司馬昭的帝王之心。
當司馬昭希望借伐蜀之功來擺脫弒君所帶來的道德危機時，只有幾個心腹，尤其是鍾會，堅決支持，積極謀劃。
鍾會出身名門，參與中樞政事良久，深刻知道軍事是政治的延續這一道理，作為司馬昭的心腹，只有鍾會方能夠真正理解伐蜀對於司馬昭所具有的重大政治意義，因此鍾會得以越過地位、年資皆在其之上的鄧艾，主導整個伐蜀之役。
景元三年（262年）冬，司馬昭任命鍾會為鎮西將軍、假節都督關中諸軍事，準備伐蜀之役，而久經沙場的鄧艾，作為征西將軍，所統帥的只是一支擔負牽制任務的偏師。
03 另闢蹊徑
根據鍾會的謀劃，魏軍最初的戰略意圖是發動鉗形攻勢：鍾會統帥伐蜀部隊的主力十餘萬，從駱谷、斜谷的大路進取漢中；鄧艾與另一路將領諸葛緒，各統諸軍三萬餘人從隴西進攻，進行戰略牽制，鄧艾進取甘松、沓中阻撓姜維的行動，諸葛緒進估武街、橋頭切斷姜維的歸路，阻止姜維退往漢中，使得鍾會率領魏軍主力能夠迅速佔領漢中，打開進攻成都的通道。
魏國進軍圖
但是由於諸葛緒的猶豫，晚到一天未能阻截姜維，姜維得以成功地從橋頭突破，引軍退往劍閣，依伎天險，與鍾會率領的魏軍主力相持。鍾會進軍無措，糧草耗盡後，打算退兵。
這充分說明，鄧艾之前對伐蜀之役的反對，是正確的。
但將此功績繼續進行下去的，還是本為偏師的鄧艾。按照原計劃，鄧艾本來應該與諸葛緒一樣，引軍東向，與鍾會率領的主力會師。但由於姜維已搶先一步退往劍閣，據險防守，魏軍原來的戰略意圖其實已無實現的可能，向東與鍾會會師，已無實際意義。
鄧艾決定改走陰平小徑，攻其不備出其不意，繞開劍閣天險，直取成都。十月，鄧艾趁姜維被鍾會牽制在劍閣，率軍自陰平沿景穀道東向南轉進，南出劍閣兩百多里，鍾會也派部將田章等跟進。鄧艾率軍攀登小道，鑿山開路，修棧架橋，越過七百餘里無人煙的險域。山高谷深，至為艱險。途中，糧運不繼，曾多次陷入困境。部隊走到馬閣山，道路斷絕，一時進退不得，鄧艾身先士卒，用毛氈裹身滾下山坡。鄧艾率軍出其不意地直抵江油，迫降守將馬邈，成都近在眼前。
然後，鄧艾親臨督戰，在綿竹大破蜀軍，斬蜀將諸葛瞻（諸葛亮之子）及尚書張遵等人，蜀軍全線崩潰。
鄧艾乘勝進擊，一鼓作氣攻陷雒縣（今四川廣漢北），蜀漢後主劉禪投降，劉禪又派人去前線命令姜維等投降，姜維等得到命令，便到鍾會軍中投降，蜀漢投降
此戰，鄧艾趁兩軍主力相持之際，率偏師出奇兵，進行大縱深迂迴穿插，繞過蜀軍的正面防禦，直搗蜀都成都，創造了中國戰爭史上著名的奇襲戰例。
04 寒門之死
鄧艾果敢的軍事行動使他統帥的這支偏師最終立下了滅蜀的首功，但同時也埋下了其與鍾會失和的種子。鍾會作為這次伐蜀之役的策劃者與領導者，卻無功而返，對於一向驕橫自滿的鐘會而言，是個不小的挫折。
而鄧艾在滅蜀之後，又獨斷專行，給了別人口實。他擅自循東漢將軍鄧禹以前作法，以天子的名義，任命大批官吏。他拜劉禪行驃騎將軍、蜀漢太子為奉車都尉、諸王為駙馬都尉；對蜀漢群臣，則根據其地位高低，或任命他們為朝廷官員，或讓他們領受自己屬下的職務。
鍾會於是收集材料，聯合下屬衛瓘、胡烈、師纂一起上奏，言鄧艾所作悖逆，變釁以結，擅權專政，有自立之心。
如上文所述，司馬昭與鄧艾之間的關係本身就相當微妙，所以鄧艾專擅的舉動很快牽動了司馬昭敏感的神經，於是司馬昭下令將其檻車征還。
除了鍾會被搶攻，蓄意報復外，巨大的門戶之見是鍾會想搞死鄧艾的根本原因。
魏晉之際是高門名士橫出的士族社會時期，鍾會作為名士群體中的一員，沾染玄風，弱冠與王弼齊名，「嘗論《易》無互體，才性同異，見稱當時。」
在這一文化標準下，木訥口吃、出身低微的鄧艾是不會被鍾會以及司馬氏集團中的大多數人引為同類的。因此鄧艾儘管功勛卓著，卻始終在司馬氏集團中處於邊緣地位。
事實上鍾會亂起之時，鄧艾本有機會生還，但與鍾會一起合謀的衛瓘（同樣出身豪門），卻因其曾與鍾會共同誣陷鄧艾，不願其生還，下令殺之。
後來朝堂上，侍中杜預曾公開指責衛瓘殺鄧艾之事有悖於名士風度，衛瓘卻不當回事，連反駁都懶得說。在這幫名士看來，殺死鄧艾這種寒門出身的子弟，跟捏死一直螞蟻沒什麼區別。
更令人寒心的是司馬昭的態度。在鄧艾被羈押回洛陽的路上，鍾會萌生不臣之心，勾結蜀將姜維，圖謀據蜀自立。景元五年（264年）正月，鍾會以郭太后遺命之名，矯詔討伐司馬昭，卻引發兵變，為部將胡烈所害。
按道理來說，鄧艾是被鍾會構陷，並無實憑實據說他謀反；而鍾會卻公然自立，理應受到比鄧艾更嚴酷的懲處。
但司馬昭在處置鄧艾家屬時，卻要比對鍾會的家屬更加嚴酷，鄧艾子鄧忠與其俱死，並把他的妻女及孫子流放到西域，對於鍾會則只處死了養子鍾毅以及參與謀叛的鐘邕子息，而因鍾繇、鍾毓之功，司馬昭赦免了鍾氏其他子孫，官爵如故。
不但如此，西晉立國之後，對鄧艾平反的過程也是困難重重，一波三折。
司馬昭死後，司馬炎逼迫魏帝禪位，建立晉朝。赦免在魏末反對司馬氏諸人的後裔，是西晉立國之後爭取人心的一項重要舉措。
但司馬昭之子司馬炎僅僅准許給鄧艾立後，卻在鄧艾「悖逆」的罪名根本無法成立的情況下，依然認為鄧艾之死是罪有應得，給他立後不過是「大赦天下」的仁義之舉。
泰始三年(267年)，曾任鄧艾鎮西司馬的議郎段灼上書要求為鄧艾平反，詳細羅列了鄧艾所建立的種種功勛，明確地指出沒人提出為鄧艾平反正是因為鄧艾「性剛急，輕犯雅俗，不能協同朋類」，其為人行事與朝中的「雅俗」不合，
此舉招致了朝中很多大臣對他的敵意，沒有人願意秉公直言。 直至泰始九年（273年），前蜀漢尚書令樊建再次藉機向武帝提出為鄧艾平反，指出鄧艾的冤獄天下人共知，如果不為鄧艾平反，司馬炎所標榜的「聞惡必改」的開明政治則流於空文，毫無信用可言
司馬炎被此語打動，終於答應考慮為鄧艾平反之事。但是從最後發布的詔書來看，雖然承認了鄧艾的功勛，但依然認定其「有罪」，只是因為他束手歸罪，因此特加憐憫，賜其孫為郎中，准其從西域返回洛陽。
不得不說，整個司馬家族對鄧艾乾的都是缺德事。
05 暮氣重重
鍾會與鄧艾衝突的實質是司馬氏集團內部功臣子弟與出身低微的事功型的官員之間的矛盾。因為這些功臣子弟因為相近的文化取向與利益結合在一起，構成了當時朝堂的主幹力量，擁有巨大的權力。
而出身寒門的鄧艾等人，卻勢單人薄，在這場衝突中，司馬家族選擇袒護地位更為重要的功臣子弟，而誅殺對帝國有絕大功勛的寒門。
與鄧艾、鍾會衝突相類似的情況，也出現在後來的伐吳之役中。從益州順流而下的王浚，出身寒門，他沒有按照原定計劃在秣陵停軍不進，接受主帥王渾的節度，而是直取建業，逼迫孫皓投降，奪取了伐吳之役的首功。
王渾、王浚衝突幾乎是鄧艾、鍾會故事的翻版：王渾同樣上表奏王浚違詔不受節度，誣罪狀之，朝堂建議檻車征還王浚，幸好這次司馬炎的處置較為穩妥，否決了這一提議，沒有激起更大的禍端，只是下詔切責。
在鄧艾、王浚兩件事中，西晉朝堂的大多數人完全站在偏袒鍾會、王渾的立場上，極力詆毀鄧艾和王浚。
這恐怕是因為構成西晉官僚集團主幹的是曹魏功臣後裔，他們之間存在著共同的權勢網路與利益要求，而作為異質力量鄧艾、王浚與鍾會、王渾的爭功，觸忤了這一群體的利益，因此他們千方百計欲陷之於罪，防止其藉助軍功上升至權力核心。
從這一事件，結合王渾、王浚的衝突，可以看到，魏晉之際的高門子弟佔據統治集團的核心，他們通過對鄧艾、王浚這樣異質力量的排斥，鞏固了自己既得的權益，但同時也造成了統治集團內部上升渠道的擁塞。
所以雖然西晉改了新的國號，但暮氣深深，四十年後就滅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