紙筆為武器，秘密組織記錄二戰中的波蘭猶太人歷史

1940年11月，在納粹將45萬猶太人封鎖在華沙「隔都」（ghetto）的幾天後，一個由記者、學者和社區領袖組成的秘密組織決定予以反擊。該組織由歷史學家伊曼紐爾·林格爾布倫（Emanuel Ringelblum，1900-1944）領導，其秘密代號為「Oyneg Shabes，簡稱「OS」，意為「安息日的喜悅」。他們誓言要用紙筆擊敗納粹的謊言和宣傳。

若要了解這段歷史，就不得不了解 「隔都」。該詞的歷史由來已久，但簡單而言，「隔都」(ghetto)一詞雖與義大利語中的鑄造廠geto有關，但一般認為它來源於希伯來語ghet(隔離)一詞，典型的猶太「隔都」里常常人滿為患，住房異常狹窄，衛生條件極差。不僅如此，「隔都」本身也是從政治、種族、社會和經濟等方面歧視猶太人的標識，是猶太人遊離於主流社會之外的明證。

1943年的華沙「隔都」廢墟，圖源：whowillwriteourhistory

《誰將書寫我們的歷史？》

美國猶太裔歷史學家塞繆爾·卡索博士（（Samuel D. Kassow）在2007年首次出版了長達568頁的著作——《誰將書寫我們的歷史？》（Who Will Write Our History?），此書一經問世就在西方引起了較大的反響。

塞繆爾·卡索出生在德國斯圖加特的一個流離失所者的營地里，他的母親在戰爭期間因為得到了同學的庇護而得以倖存，當時她和她的妹妹被同學藏在了自家農場穀倉下的一個大洞里，而他的父親則被蘇聯人逮捕，整個二戰期間，都被關在蘇聯的集中營里。

卡索認為，猶太人保存的秘密檔案非常重要，因為它為華沙猶太人的日常生活提供了豐富的信息。他的書中描述了猶太居民被折磨的故事，但同時也包括了一些笑話、歌曲和謠言，正是這些閑暇的佐料讓許多猶太人在「隔都」里保持了士氣和尊嚴。書中最引人入勝的部分是猶太婦女在「隔都」里的隨筆，其中有關於飢餓的故事，也有記錄在案的街頭場景。

該書的核心人物正是前文提及的伊曼紐爾·林格爾布倫，這位極富先見之明的歷史學家在納粹大屠殺期間鼓勵華沙猶太人秘密保存檔案，這項秘密「工程」之所以被稱為「安息日的喜悅」，究其原因是「OS」管理委員會在猶太人每周的安息日秘密開會，討論檔案事宜。

「OS」組織的秘密成員，圖源：whowillwriteourhistory

林格爾布倫本人是左翼猶太政黨——錫安工人（猶太復國主義政黨）的忠實成員。他認為，歷史也需要建立在收集猶太民間原始文件的基礎上。林格爾布倫是一位堅定的意第緒主義者（「意第緒「或」意第緒語」可以代表猶太人），他也是YIVO（伊維奧組織）的創始成員之一。

伊曼紐爾·林格爾布倫，圖源：whowillwriteourhistory

YIVO成立於1925年，旨在保存意第緒語和研究東歐猶太人生活的文化歷史。林格爾布倫用波蘭語和意第緒語書寫關於波蘭猶太人歷史的學術書籍和文章，為猶太復國主義政黨開設歷史課，並在一所猶太女子學校擔任歷史教師。

1940年，林格爾布倫建立了「OS」這個秘密組織，在接下來的三年中，其成員都在不遺餘力地開展工作，記錄了成百上千人遭受納粹製造的飢餓、疾病和被驅逐時的生活。在1943年華沙「隔都」被夷為平地前不久，「OS」成員將他們書寫的大量手稿以及數千份文件埋在了牛奶罐和鐵罐里。

封存在鐵罐里的秘檔，圖源：whowillwriteourhistory

被埋藏的檔案還包括納粹軍人就餐的餐館菜單、「隔都」擁擠的住宿人員名單，「隔都」地圖、猶太人起義通知、納粹管理和懲罰規則、報紙、糖紙和猶太藝術家的寫生作品等，他們的目的就是要確保這段歷史的「真相」有朝一日能被公之於世，他們要從納粹的虛假宣傳中奪回書寫歷史的話語權。

「OS」秘密組織有幾十名成員，其中19歲的大衛·格雷勃在1942年8月也參與了檔案的埋葬，當時納粹在距離華沙不遠的特雷布林卡（Treblinka）滅絕營屠殺了將近30萬猶太人，大衛在檔案中草草地寫下了這樣的一份「遺願」：

「我們無法向世界哭訴和吶喊的心聲已葬於地下……我期待看到那一刻，巨大的寶藏被挖掘出來，並向世界高聲喊出真相。屆時，世人可能都會知曉實情……願寶藏落入善人之手，願它能夠留存至美好的時代，願它在20世紀向全世界敲響警鐘……現在，我們可以和平地死去，我們完成了任務，願歷史為我們證明。

「OS」的成員有的在戰爭前是傑出的猶太領導人，有的是難民，還有的是猶太拉比、藝術家、商人等。在華沙的「隔都」里，這些檔案被他們整理妥當，埋於地下，以免被納粹分子發現並破壞。這些成員將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不斷地冒險從一地轉移到另一地，為的就是將自己神聖的使命開展下去。

「OS」組織中地位僅次於林格爾布倫的就是瑞秋·奧爾巴赫（Rachel Auerbach，1903-1976）。她是波蘭猶太文學精英分子，在華沙「隔都」里經營一家湯廚，並記錄當地猶太人的心聲。她最終以非猶太人的身份在華沙度過了戰爭的難關。二戰後，在她的幫助下，華沙「隔都」地下埋藏的檔案得以被發掘並保存。

奧爾巴赫，圖源：whowillwriteourhistory

1950年，奧爾巴赫回到了建國不久的以色列，餘生致力於收集倖存者的證詞，並擔任證詞收集部門的創始人和主管，她也是納粹審判中的一個關鍵人物，曾在自己的兩本回憶錄和諸多以意第緒語和希伯來語發表的文章中記錄過華沙「隔都」以及自己的戰時經歷。

這批秘密檔案共有兩個藏匿處，第一處的封存是在1942年8月完成的，另一處是在1943年2月，就在猶太「隔都」起義爆發前不久。二戰結束後，1946年9月，第一個藏匿處被發現，第二處在1950年12月被發現。後來，以色列曾考據認為，還有一批秘密檔案的埋藏地點位於中國駐波蘭使館地下，儘管中方予以配合，但發掘人員並未能從使館地下找出所述檔案。

檔案的挖掘，圖源：google

為什麼要拍攝這部紀錄片？

今年，這段埋藏在瓦礫下的秘史被拍攝成了與卡索著作同名的紀錄片，由羅伯塔·格羅斯曼（Roberta Grossman）和南希·斯皮爾伯格（Nancy Spielberg）撰寫、製作和執導，通過OS秘檔的記述、採訪以及戲劇化的方式向世人展示了暗無天日的華沙「隔都」以及那些為了真相而勇敢抵抗的鬥士們。

這部紀錄片的順利製作離不開兩位關鍵的女性人物：一位是南希·斯皮爾伯格，她是好萊塢大名鼎鼎的導演史蒂芬·斯皮爾伯格的妹妹，不過她坦言，儘管哥哥拍攝過納粹題材的經典大片《辛德勒的名單》，但該部紀錄片並未邀請哥哥參與。另一位則是羅伯塔·格羅斯曼，她是美國電影製片人，她所拍攝的紀錄片的題材從社會正義調查到歷史主題，重點是猶太歷史。

我們不妨看一下去年猶太電影學院（JFI）對她的一段採訪：

JFI：你的猶太身份如何影響你對電影主題的選擇？

格羅斯曼：我認為與其說是我的猶太身份決定了我的主題選擇，倒不如說我選擇這樣的主題是為了探索自己的猶太身份。儘管我成長的家庭環境並不是虔誠信仰猶太教的，但在其他所有方面，我們還是保留了猶太人的生活方式。

我小時候生活在一個關於猶太人的泡沫里，我以為周圍的每個人都是猶太人！我沒有接受過正式的宗教學校訓練，但對大屠殺和以色列的感觸培養了我作為猶太人的意識。在十幾歲時，我加入了哈索馬爾哈扎爾運動（Hashomer Hatzair）。這個運動略有些反叛色彩，它的社會主義以及猶太復國主義世界觀加深了我的自我意識，這就是——我是誰、我想成為什麼樣的人。

JFI：在你拍攝的諸多電影里，大屠殺歷史的方方面面均有所涉及，但關於如何描述或呈現大屠殺，你會考慮哪些具體問題？

格羅斯曼：當我告訴人們我想拍什麼電影時，我聽到最常見的話是：「哦，上帝，又是一部大屠殺電影！」實際上，到目前為止已有600萬部關於大屠殺的電影了，所以人們對它的疲勞程度可想而知。

所以，我要問自己三個最重要的問題：首先，我打算講述的電影故事是否已被別人講過？如果不是，那麼第二個問題，我要拍的新電影是否有助於人們更好地理解大屠殺以及猶太人記錄的歷史？

即使這兩個問題的答案都是肯定的，我仍然要叩問最後一個問題：如果我不講述這個故事，我的內心是否能夠釋然？如果答案是「否」，那麼，我必須在接下來的幾年裡把它講述出來。不過，我真希望以後不要再拍大屠殺電影了，或者至少很長時間不去觸碰這類題材。

結語

一群為真相和正義而奮鬥的追夢人，一群為揭秘歷史而受盡苦難的執筆人，儘管他們中僅有屈指可數的幾個人在二戰中倖存，但這些珍貴的史料已然煥發出了嶄新的生命光澤。一本歷史著作、一部大屠殺紀錄片，這每一部作品的背後都隱匿著一種深深的記憶和美好的願望，這也是作者和製作人對前人的精神所創造的成就致以的最高敬意。

正如那位生命定格在19歲的男孩大衛所企盼的那樣：「願寶藏落入善人之手，願它能夠留存至美好的時代，願它在20世紀向全世界敲響警鐘……」

時光匆匆走過了硝煙瀰漫的20世紀，然而，這樣的一份遺願又能給21世紀的人們敲響什麼樣的警鐘呢？ 或許，這個答案需要我們慢慢去體會，但當年華沙「隔都」里那些秘密成員的壯舉必然昭示了這樣的一個真相：正義或許會遲到，但永遠不會缺席。

今日主筆 王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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