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陽明的「心學」，究竟是個什麼東西？

問：編輯能否介紹一下王陽明的心學？為什麼很多近代人物，像孫中山、蔣介石，都喜歡研究心學？

文 | 楊津濤

「心學」這個事，可以解釋得很複雜，也可以總結得很簡單。

本文盡量說得簡明扼要一點。

在儒學體系里，王陽明的「心學」，是作為「程朱理學」的批判面而存在的。

「心學」關注的焦點，是「知」與「行」，也就是「認知」和「實踐」的關係。

它至少包含了兩層涵義。

第一層：按照理學的觀點，儒家士子的行為，須以孔孟聖賢的認知為理論指導。王陽明認為，在未親身「實踐」之前，不會存在這樣一種完美「知」，來作為「行」的指導。

具體來說就是：「知」要靠自己的「行」去獲得。否則，即便那「知」是孔子留下的，對自己而言也未必是正確的、合適的；相反，如果是自己在「行」中體會出來的，即便那「知」顯得很稀鬆平庸，也不能說它是錯的。

在帝制中國，儒學始終是政治性的。所以，王陽明的這套理論，實際上是在否定政治活動中存在不容置疑的理論權威；不同意用既定的、先驗的理論來指導現實運作。亦即，在陽明心學看來，「凡孔孟留下的教導、做出的指示，都應堅決維護，全面執行」這類論調，是不對的。

第二層：在「知」與「行」誰先誰後這個問題上，理學認為「知」在先、「行」在後，必須先學習貫通孔孟先賢的教導，才能保證行動的正確性。心學的意見與之截然不同。

在王陽明看來，人必然先有想吃東西的心，才會去吃東西。想吃東西的心，才是「行」的開始。在「行」的過程中，會遇到種種障礙，這時候，就需要動用「學、問、思、辨」的能力，去一一克服。

王陽明反對「學問思辨」好了之後再去行動，他認為，只有在具體的行動中，才會產生真正有效的「學問思辨」，進而獲得真正的「知」。

這兩層涵義，提供了兩層思想資源：

一、打破「理論指導實踐」的牢籠，不承認有絕對正確的偉人和絕對正確的理論存在。靠自己的實踐去尋求具體的解決方案，「人人皆可為聖人」。

二、鼓勵「摸著石頭過河」。沒有絕對正確的偉人和萬無一失的理論來指導，沒有關係。只要大方向沒問題，秉持「致良知」的原則努力去做；在做的過程中，靠著「學問思辨」更新認知並修正行動，「知行合一」循環往複，必能有成。

圖：王文成公造像

理解了「心學」所提供的這兩層帶有強烈「改革」色彩的思想資源，自然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在東亞的近代變革史中，常能見到「心學」的身影。

比如，陽明學在日本維新志士中頗為流行。被梁啟超譽為「日本維新之首功」的吉田松陰，精通陽明學。木戶孝允、高杉晉作、伊藤博文、山縣有朋等維新功臣，皆出自其門下，也多少沾染心學，受到了影響。

在這些維新志士們看來，王陽明說「心外無理」、「雖其一言之出於孔子，不敢以為是也」，其實是教導人們不要盲從正統，進而抱定反抗舊秩序、推行改革的信念。留日的章太炎也對此頗有感觸，曾如此評價心學：

「日本維新，亦由王學為其先導。王學豈有他長？亦曰『自尊無畏』而已。」

章的「先導」一詞，或許誇大了心學對明治維新的影響，但他用「自尊無畏」四個字來概括心學，卻是準確抓住了心學的改革氣質。

什麼叫「自尊無畏」呢？「自尊」，就是「人人皆可為聖人」，要相信自己也能通過實踐得出真知，不必在「絕對正確的偉人」面前妄自菲薄；「無畏」，就是遇事不必因沒有「絕對正確的偉人和萬無一失的理論」的指導而慌張無措，須知做事真正正確的方式，乃是「知行合一」，懂得了「知行合一」，就沒什麼可慌張的。

明治維新時代，日本面臨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如何自強、如何處理與列強的關係、如何改革政體……，在當時的東亞，均無可供參考的成熟案例。一切只能「摸著石頭過河」。茲事體大，自不免使許多人產生畏事情緒。陽明心學，恰可從理論上，為這些維新志士提供一點努力做事的信心。

圖：日本維新功臣，自左至右依次：木戸孝允、山口尚芳、岩倉具視、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

「心學」的這種改革氣質，也對晚清的革命黨人有著很深的影響。

孫中山、陳天華、宋教仁、胡漢民、汪精衛等人，都曾研習過王陽明的學說。比如，1906年，宋教仁購買了《王陽明集》、《王陽明全書》、《王陽明學提要》，還訂購了《王學雜誌》，宋以陽明學修身、立志，在日記中說：

「陽明先生之說，正吾人當服膺之不暇矣。」

這些人當中，孫中山對陽明心學的立場先尊后抑，是一個很特殊的個案。

尊崇立場，見於孫革命生涯的早期。

1905年8月，孫中山在東京留學生歡迎大會上發表演說，曾強調陽明心學對日本維新有大功：

「五十年前，維新諸豪傑沉醉於中國哲學大家王陽明知行合一的學說，故皆具有獨立尚武的精神，以成此拯救四千五百萬人於水火中之大功。」

貶抑立場，出現在孫革命生涯的晚期。

1919年，孫中山發表其一生中唯一的哲學著作《孫文學說》。書中，孫中山闡釋了「行易知難」論，否定了陽明學在明治維新中的作用：

「日本之維新，……與陽明『知行合一』之說實風馬牛不相及也……中國之變法，必先求知而後行，而知永不能得，則行永無其期也。」（註：孫還認為，王陽明的「知行合一」之說，不符合「實踐之科學」）

針對陽明心學，孫中山為何會發表如此前後矛盾的觀點？是因為孫晚年對陽明心說有了新的認知嗎？

其實不是。根源在於：1905年同盟會成立前後，孫還沒有自己獨立的理論，需要在行動中摸索，故而肯定「知行合一」。到了1919年，他的三民主義已漸成體系，孫自認堪為中國革命的指導。要讓自己成為革命黨人信任的導師；要讓自己的理論成為革命黨人信奉的指導思想，自然不能再提倡陽明心學。

胡適對此洞若觀火，曾寫下評論，指出孫中山否定陽明心學的「知行合一」、改倡「行易知難」，其目的是想讓黨人與國人服從自己，奉自己為精神領袖、理論圭臬：

「行易知難的真意義，只是要我們知道『行』是人人能做的，而『知』卻是極少數先知先覺者的責任。大多數的人應該崇拜知識學問，服從領袖，奉行計劃。」

蔣介石也深受陽明學的影響。據其自述，蔣從18歲開始接觸王陽明，之後五十多年來「讀了再讀，研究再研究」，王陽明的《傳習錄》和《大學問》，「真使我百讀不厭」。

但孫中山對陽明心學的實用主義態度，給蔣介石造成了不小的困擾。

一方面，蔣面臨的處境非常艱險，尤其是在局部抗戰 全面抗戰的14年時間裡，他執掌國民政府，但並沒有、也沒辦法提出一條絕對可以抗戰成功的路線方針。這種情況下，倡導「自尊無畏」的陽明心學，可以為他自己，也為其他人提供一些精神思想方面的支持。

另一方面，蔣又不能公開否定、駁斥孫中山晚年對陽明心學的貶損。

蔣的處理辦法，是發明一個新名詞「力行哲學」，來作牽強的調和。大致的調和方式是：王陽明是對的，「國父」也是對的；二者的衝突，源自某些概念的誤解。

所謂「力行哲學」，扼要說來就是：高度強調「行」的重要性，反對在「指導理論」方面做過多糾纏；朝著好的目標方向，趕緊努力去做才是正途；力行力行，就是「努力去干」。

蔣給不出能夠解決國家危難、定能成功的方案，而陽明心學裡的「知行合一」、「自尊無畏」，多少可以幫助他消除精神上的惶惑與行動上的不自信；自然也成了他在拿不出「絕對正確的指導理論」的前提下，用來引導黨內幹部去「力行」的思想資源。

這是「力行哲學」出現的時代背景。「力行哲學」大體可以視為陽明心學的變種。

圖：陽明祠，位於貴陽城東扶風山麓

王陽明，《答顧東橋書》。其原文如下：「夫學貴得之心，求之於心而非也，雖其言之出於孔子，不敢以為是也，而況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於心而是也，雖其言之出於庸常，不敢以為非也，而況其出於孔子者乎！」

魏常海：《王學對日本明治維新的先導作用》，《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6年第1期。

遲雲飛：《宋教仁的陽明學及倫理學研究》，《中國文化研究》2011第4期。

李吉奎：《孫中山論明治維新》，《中山大學學報論叢》1994年第1期。

胡適：《知難，行亦不易：孫中山先生「行易知難說」述評》。

《蔣介石日記》1946年12月11日。

陳鐵健、黃道炫：《蔣介石：一個力行者的思想自願》，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11月，第126、12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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