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

「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典出《舊唐書·魏徵傳》：「夫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這是唐代諫臣魏徵病故後，唐太宗在哀痛之餘對朝臣的感嘆之言。後來，歐陽修等人所編《新唐書》對此略有修改：「以銅為鑒，可正衣冠；以古為鑒，可知興替；以人為鑒，可明得失。」意即對照銅鏡可以整理好衣帽，借鑒歷史能夠預知世代興衰，聽取他人教訓才能明了自身得失對錯。

作為一個有著幾千年文明傳承的古老國家，中華民族很自然會形成記錄和反思歷史的傳統，或者說正是因為善於借鑒歷史經驗才能成就中華民族幾千年的文明延續。中華民族有著深厚的歷史情結和歷史意識，不僅創造了多種史書體例，形成了豐富的史料資源，而且善於總結歷史規律、反思經驗教訓，形成歷史反思的文化傳統。

「以史為鑒」的意識，早在《尚書》論證「以周代商」的合法性時就出現了，《詩經·大雅·盪》則明確有「殷鑒不遠，在夏後之世」的說法。此後，這一思想沉澱下來，成為中華文化的重要特徵。具體來說，「以史為鑒知興替」蘊含三個方面的內涵：

一是憂患意識。

《周易·繫辭上》有言：「生生之謂易。」世間萬物生生不已，一切皆處於流變之中。變動不居的世界要求人們居安思危、革故鼎新。漢代劉向《說苑》講：「故無常安之國，無恆治之民；得賢者則安昌，失之者則危亡，……明鏡所以昭形也，往古所以知今也，夫知惡往古之所以危亡，而不務襲跡於其所以安昌，則未有異乎卻走而求逮前人也。」沒有哪個朝代僅通過安於現狀就能保持永續不衰，賢明與否決定著國運或安昌或危亡。明知不願走向危亡卻不採取可以安昌的方法，這無異於緣木求魚。

類似的告誡在史書中屢見不鮮：《荀子·成相》問「前車已覆，後未知更，何覺時？」；晉葛洪《抱朴子》言「前事不忘，將來之鑒也」；唐房玄齡等人《晉書》講「前車之覆軌，後車之明鑒」。顯而易見，「以史為鑒」首先強調從前人的失敗中吸取教訓，不要重蹈歷史覆轍。換言之，無論是社會發展還是個人成長都要有居安思危的憂患意識，功成名就之時更要防患於未然。對於國家而言，太平盛世並不必然長存，越處盛世越要警惕潛在危機。這即孟子所言「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

二是務實精神。

以史為鑒是以具體的歷史事件為借鑒，要解決的也是真實的現實問題，它針對的是理論教條和抽象空談。明清二朝更替之際，儒家學者在震驚之餘做出深刻反思，意識到理學不務實際、空談心性致使明朝衰敗滅亡。顧炎武《日知錄》有言：「劉石亂華，本於清談之流禍，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談有甚於前代者。昔之清談談老莊，今之清談談孔孟。……以明心見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實學。股肱惰而萬事荒，爪牙亡而四國亂，神州盪覆，宗社丘墟。」

空談誤國，古今皆然，因此學術要「經世致用」。這即清代實學之用意。真正的學術應源於生活並助推生活，因此章學誠主張「言性命者必究於史」，史學所以能夠經世乃在於其「非空言著述也」，而是「切合當時人事」。清代實學「經世致用」的價值取向表明，可為世人明鑒的歷史一定是修己安人、治國安邦的務實之學。後人以史為鑒更要避免教條僵化和高談弘論，而應以務實精神應對現實問題。

三是未來指向。

「以史為鑒」意味領悟歷史演變規律，把握社會發展大勢。這是一種面向未來的歷史態度。《論語·為政》言子張問孔子：「十世可知也？」孔子答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明了興替損益的規律，甚至可以放眼百世之久。這即言讀史可使人明智，鑒往可預知未來。但預知未來並非目的，未來的意義在於當下。

既然歷史規律已經提示社會走向，人可以應然視角反思社會走向和當下利弊。這就使未來視角具有了批判現實的意義。黃宗羲著《明儒學案》不僅為整理思想史料，而且還為質疑領悟。他言「小疑則小悟，大疑則大悟，不疑則不悟」。正是以未來視角反思當下的歷史意識使黃宗羲看到君主專制的弊病，指出應「以天下為主，君為客，凡君之所畢世而經營者，為天下也」。這一深刻的民主理念和公僕意識在兩百多年後引起梁啟超等人的重視，成為戊戌變法的重要思想武器之一。以未來視角反思現實生活，根據歷史經驗推動現實走向合理與應然，這才是「以史為鑒知興替」的深意所在。

「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這也是在改革開放40周年之際我們應有的歷史凝思。正是因為勇於解放思想、敢於革故鼎新，中國才能開啟改革開放的偉大曆程，創造出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然而，發展起來以後的問題並不比不發展少，當前面臨的問題更加複雜，改革發展的任務也更加繁重。我們要從歷史與實踐的經驗中不斷汲取智慧，不斷開創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

本文原載於《光明日報》，圖源網路，圖文版權歸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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