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朝歷代都期待名臣、功臣的出現，乾隆卻說：大清不能有名臣

皇帝和大臣的關係在漢唐時期都較為融洽，在確保天子威嚴的同時，朝廷大臣也有一定的政治地位，至少最起碼的尊重是不能少的。起初，作為一人之下的宰相可以和皇帝坐而論道，後來演變為站而論道。明洪武十三年，廢除宰相制度後，九卿們依然有較高的地位，還時不時地讓皇帝下不來台。

明代雖然也是皇權高度集中的時期，可是士子們那片忠心報國的初衷從未改變，一直到大明滅亡，都不乏犯言直諫的忠臣。可以說，有明一代，士人們的脊樑一直堅挺。可到了清代，我們發現朝臣們已經徹底的匍匐在皇帝的腳下，再也沒有人敢於挑戰皇權了。

清代的集權是在康熙時期得到發展的，其後的雍正對大臣的嚴酷苛刻更是登峰造極，乾隆又青出於藍，後來居上。為了保證大權獨攬，乾隆皇帝即位之後一再拉大君臣距離，造成了皇帝高高在上，群臣匍匐於地的政治局面，以確保君主的意志在任何時候、任何地點都可以暢通無阻。乾隆一朝，朝臣的地位是歷史上最低的。

中國歷代封建王朝的統治者無不期待名臣、功臣、忠臣的出現，比如向來鐵腕治國的雍正帝就屢屢在奏摺中稱他的臣子李衛、田文鏡、隆科多等為「國家偉器」、「朕之功臣」、「不世出之忠良柱石大臣」、「真聖祖皇考忠臣，朕之功臣，國家良臣。真正當代第一超群拔類之稀有大臣。」顯然，雍正帝對名臣、忠臣充滿了無限的期待。

可是乾隆即位後一改雍正的風格，提出了一個著名的理論：「奸臣」固然並非國家幸事，「名臣」的出現其實也不是好事。乾隆為何有如此的論調呢？

在他看來，臣權的上升就意味著君權的低落。「名臣」往往出現在國家危難之際，挽狂瀾於既倒，但同時，名臣的出現也從側面說明了君主的無能和朝綱的混亂。歷史上，對於張居正的評價大抵都是功大於過，而乾隆不以為然，說：「大臣強辭立威，逆行罔忌，實為亂國紀。神宗竟爾任其施為，雖昏童不應雖是。」

乾隆這種畸形的理論依據無非是想向天下人證明自己是明君，也同時警告群臣不要做名臣。他說「朕以為本朝綱紀整肅，無名臣亦無奸臣……乾綱在上，不致朝廷有名臣。奸臣，亦社稷之福耳。」意思是說，在真正有作為的皇帝統治下，不應該有為患作亂的奸臣，同時，也不應該有彪炳史冊的名臣，只有唯命是從，辦事勤勉的奴才。這也是海瑞這樣的人物無法出現在清朝的根本原因。

相比雍正來說，乾隆對待大臣的態度是極為鄙視的。雍正雖然為政嚴苛，可是他是個極有性情的帝王。冷起來一塊冰，熱起來一團火。嚴肅起來，誰也不敢喘氣，高興起來，有時有點沒大沒小，甚至還有點肉麻。他曾在李衛的奏摺上批過這樣的話：「好事好事！此等事覽而不嘉悅者除非呆皇帝也！」

給年羹堯的硃批就更肉麻了：「從來君臣之遇合未必得知我二人，總之，我二人做個千古君臣知遇榜樣，令天下後世欽慕流涎就是矣！」從這些硃批中可以看出，雍正帝對大臣不僅僅是鐵血，也有熱情如火、視為朋友、信任不衰的一面，比如他對張廷玉和鄂爾泰就很有君臣之誼。

終乾隆一朝，或許只有他晚年時的和珅算是特例。其他時候總是極重君臣之別，擺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態，不與大臣們建立什麼私交。對於大臣「好名」乾隆甚至比貪污更仇恨。乾隆十九年（1754年），他訓斥陝西巡撫陳宏謀：「嗣後倘不思痛改前非，遇事苟且掩飾，仍蹈沽名釣譽之惡習，必不能逃朕洞鑒，恩再邀寬典也。」

在打擊大臣好名方面，乾隆不僅製造了很多冤案，還做了一件讓時人難以理解的事情。古代社會民間都有一個不成文的規定，假如地方官造福百姓，當他離任時都會通過送萬民傘、立碑、建祠等形式加以紀念。然而，乾隆卻下旨通令各省，將各地的德政碑悉行撲毀，嚴禁為官員建造生祠。

在乾隆的號召下，全國各地紛紛將康、雍時期所建的祠堂、石碑摧毀，僅山東、山西兩省就近六百座。乾隆之所以做這樣不得人心的事，無非就是要天下人宣布，官員的好壞不該有百姓來評價，所有的恩典都該出自皇帝，任何人都得擺好奴才的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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