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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去的青春:1980年代的世界盃看球記憶

自從有了世界盃,多少嗓子要被喊壞,多少眼睛要被熬紅,多少酒瓶要被摔爛,多少小樹苗要被化成紙漿,好讓這些報紙出什麼世界盃專刊……這樣一說,又充滿了人文主義的調調:原來俺對馬拉多納的心路歷程,暗合的是一個小男人否定之否定的成長的煩惱。

其實,以前的生活確實不賴,在沒有世界盃之前。自從有了這個東西,美好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人類的痛苦加深許多。

逝去的青春:1980年代的世界盃看球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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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有了世界盃,男人就有了比受傷更慘烈的疼,普拉蒂尼射失點球,在一個國家的心臟上划下一道傷口;女人也有了比失戀更絕望的痛,羅伯特?巴喬雄兔腳撲朔,黯然下場時誰的眼淚在飛,眾多美女雌兔眼迷離。

自從有了世界盃,這種和平時期的戰爭,仇恨就被無限誇大,韓國人對自己的球員說了,你誰都可以輸,就是不能輸給日本人;人們也學會了精神勝利,馬拉多納千里走單騎,突破英格蘭的防線後,阿根廷人頓時覺得馬島之戰的恥辱實在是算不了什麼了。

逝去的青春:1980年代的世界盃看球記憶

自從有了世界盃,中國球迷就被推入痛苦的深淵。一次次的失利,若干版本的「黑色N分鐘」,對隨便一個小國家的習慣性恐慌,施拉普納、戚務生、阿里漢……多少人成為中國人民在夢中痛打痛罵的對象。國人不得不從人種學的高度來思考自己民族DNA的不足,而此前,我們打乒乓球的時候不是這樣的啊。

自從有了世界盃,公費旅遊又有了最恰當的借口,多少腸滿腦肥的傢伙被邀請出國看球,多少認不全二十六個字母的記者被派往前線。自從有了世界盃,多少嗓子要被喊壞,多少眼睛要被熬紅,多少酒瓶要被摔爛,多少小樹苗要被化成紙漿,好讓這些報紙出什麼世界盃專刊……

逝去的青春:1980年代的世界盃看球記憶

自從有了世界盃——馬大帥

我特煩馬拉多納。那是在1990年的義大利之夏,他屢屢被對手放倒,然後臉上會浮現出一個極度痛苦又無奈的表情,掙扎著爬起來,做奄奄一息狀,裁判要不給對方一個牌,就攤開雙手聳聳肩,咧開大嘴嘟囔幾句什麼,大概是表示不公。這一整套動作在我看來,有著強烈的作戲感。

正當我腹誹不已的時候,又看到報紙上有球迷歌頌老馬,說他成了所有對手的靶子,明槍暗箭向他襲來,讓他一次次倒下,再一次次站起。偉大的老馬啊,扯動了對方一半的兵力,給風之子卡吉尼亞騰出空間,帶來了阿根廷的勝利。我承認,老馬傳給卡吉尼亞那個球確實妙到毫巔,也承認,他確實在對手的密集炮火下很受傷,要不再向裁判並通過電視鏡頭向全世界球迷哭訴一下,那才真是太委屈。但承認歸承認,我還是煩他。

再仔細想想,煩馬拉多納,是因為他率領的那支看起來既面又賤的球隊居然淘汰了我所鍾愛的巴西和義大利,儘管姿勢不雅,卻一路跌跌撞撞闖進了決賽。我並不是段位多高的球迷,用我淺薄的目光來看,阿根廷隊的幾次勝利,都不是硬碰硬的摧枯拉朽的陣地戰,而是被對手摧枯拉朽之際的破襲戰,這多少顯得不痛快,有些鬼鬼祟祟的架勢。用飯桌上的話講,老馬屬於那種酒風不浩蕩的人。

逝去的青春:1980年代的世界盃看球記憶

屁股決定腦袋,那時我自己屬於既浪漫又保守的青春期男人,對老馬產生這樣的意見也算正常。所謂浪漫,是要追求過程的轟轟烈烈啊,並不願意看到偷襲,看到算計,看到量力而行,看到效率第一,就像斯基拉奇在阿根廷後衛的調戲下,像個瘋子似的不停越位,而我便對他充滿了同情。所謂浪漫,是要那種陽光明媚的精緻憂鬱的美男子啊,馬爾蒂尼、多納多尼、安切羅蒂什麼的,還有范?巴斯滕驚世駭俗的零度角抽射,相比之下,老馬太糙了,太野了,太抱歉了。

所謂保守,那時我是個經受了多年正統教育的好學生,喜歡的也是循規蹈矩的標準型男人。像老馬這個樣子,狂妄率性,吸毒泡妞,既愛扯謊,又有私生子,對這樣的男人,俺們小小的脆弱的心田,是感到既刺激又畏懼的,趕快哼一聲躲開。

除了這種根深蒂固的訓導,也跟我的看球經歷有關。馬拉多納如日中天的時候,我還是一個高中寄宿生,看不到墨西哥世界盃,看不到上帝之手,更看不到那粒世紀進球。後來暑假時看重播,不客氣地說,那時的我蒙昧未開,還體會不到足球之美,運動之魅,那粒進球的偉大之處,我只有等到多少年後,一遍遍地看電視里重放,才切骨地懂得。

如今好了,我知道老馬有多麼了不起了,有人說起美國世界盃時連過六人的奧維蘭,說可以跟馬拉多納的進球相媲美。我呸,難道足球比的是過人多嗎?那是保齡球。在我狹隘的心裡,老馬的這個進球成為永遠不可複製的經典,散發著烈日般的光芒。最後才知道真正最愛的是最初最煩的人,馬大哥,終於成為了我心目中當之無愧的世紀球星。

這樣一說,又充滿了人文主義的調調:原來俺對馬拉多納的心路歷程,暗合的是一個小男人否定之否定的成長的煩惱。 扎堆

球迷有很多種,我屬於那種就圖個熱鬧的偽球迷,要是自己一個人看球,非悶死困死不可。特別是世界盃,基本都擱在跟我們有若干小時時差的國度舉行,我往往是先干點別的熬到後半夜,等到裁判的開賽哨聲一響,就酣然入夢。

像我這樣的,必須要扎堆看球才行。

1994年美國世界盃時,我參加工作沒幾年,周圍一堆男光棍。世界盃到了,大家就商量,要一起看球。

單位分給我的單身宿舍比較豪華,儘管沒有水房廁所,需要拿著一個塑料桶去隔壁一棟樓拎水,捎帶著解一把手,但地方夠大,加上吃集體食堂的未婚男人佔地面積不大,所以裝十來頭不成問題。並且,搬進來之前單位的行政處還把屋地給油漆了一遍,拖兩遍之後,便光可鑒人,鋪上涼席報紙,就能坐能卧。大家每人上繳三十塊錢,湊成一個世界盃基金會,購置了電爐、速食麵、餅乾、辣醬、腐乳、鹹菜和撲克牌,還有一些麥乳精啥的,簡直就是共產主義的幸福生活了。

還差一樣:電視機。宿舍里本有一台小黑白電視,但這顯然與共產主義的生活質量不符。我便去央告與我同事的大師兄。他成家不久,有一台彩電。現在想起來,我們的要求是有些過分的,但大師兄當即答應下來。他經常在麻將桌上暴卷我們,性情極其野蠻,加之婚後體型走樣,向豬的方向發展,還姓林,於是我給他起了個侮辱性的外號:野豬林。不過等把他的電視搬進我的宿舍,調出影來,基金會的同仁再見到他,便恭敬地叫成了「林哥」。

美國世界盃就這樣開始了。等待開賽的時間,我們用來打拖拉機,輸方負責維修屢壞屢用的電爐,以及去拎水;勝方則可以佔據一個比較好的位置,四肢非常舒展地看球。我看球將近二十年了,美國世界盃是我看過的最完整的一屆,當然得益於這樣的集體觀球生活。

唯一沒有料到的是,我的宿舍是在一層,地上陰濕無比,戰士們一個多月熬下來,幾乎全都落下了病根。優秀的球迷多是坐著看球,最多就是拉幾天稀,偏有一些趕時髦的傢伙也來入伙,大呼小叫地打完拖拉機,一開賽就躺倒在地呼呼睡去。這些傢伙幾年後基本都得了肩周炎。

我們的上班時間要求並不嚴格,大家多是在曙光降臨的時候回各自的床上睡一上午,中午起來去食堂打飯。球友見面,總要打聲招呼,這個用山東快書的腔調來一句:「閑言碎語不用說,表一表好漢貝貝托。」那個嚶嚀一聲:「閑言碎語不用提,表一表好漢馬爾蒂尼。」

世界盃期間,單位還要參加有關部門組織的歌詠比賽,我也被抓了壯丁。唱著那些熟極而流的歌曲,「他堅持了抗戰八年多,他改善了人民生活,他建設了敵後根據地」什麼的,我突然產生了幻覺,天啊,這歌頌的不就是好漢貝貝托嗎?我就唱得格外帶勁。

那次歌詠比賽,就像巴西隊一樣,我們奪取了冠軍好處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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