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獎得主作品《我是女兵，也是女人》，講述二戰蘇聯女兵的故事

今天我為你解讀的這本書，叫《我是女兵，也是女人》。

作者阿列克謝耶維奇，是2015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和其他獲獎者不同，這位女作家一直從事的是非虛構寫作。她1948年出生於白俄羅斯，從前蘇聯時期開始，在四十年的時間裡，一直以紀實文學的形式，記錄從二戰到普京時代俄羅斯社會的變遷和民眾生活，其中包括二戰蘇德戰爭、阿富汗戰爭、切爾諾貝利核災難和蘇聯解體這樣的重大歷史事件。這個被稱為「烏托邦之聲」的系列，超越了時代和政治，呈現出複雜的人類命運和情感世界，受到國際文壇的矚目。

瑞典文學院對她的授獎詞是：「她的復調式書寫，是對我們時代苦難和勇氣的紀念。」復調式是個音樂名詞，就是把不同的旋律，按照和聲法則組合在一起，形成更有深度和力度的多聲部音樂，比如我們經常聽到的無伴奏合唱。阿列克謝耶維奇對歷史事件的寫作，並不是採用單一的作者視角，而是通過收集和採訪許多真實人物的記憶，進行組合拼貼，形成合唱式的效果。很多人覺得，這樣的紀實作品，也包括紀錄片、攝影，都像是新聞報道一樣，是對現實的客觀呈現，其實，凡是藝術創作，就是主觀行為。就拿攝影來說，選擇什麼主題，就是在輸出觀念，而控制焦距和縱深感的技術，就像繪畫的線條和色彩一樣，是在表達情感。

阿列克謝耶維奇的作品簡潔直白，很少做解釋評論，但她對人類處境的呈現，既富於女性的細膩和感性，又有俄羅斯文學那種強大的精神力量，是大師級的紀實寫作。我們今天說的這本《我是女兵，也是女人》，是她「烏托邦之聲」中的第一部，寫作於上世紀八十年代，光俄文版就賣了兩百多萬冊。為了完成這本書，她用七年時間，進行了五百多次採訪，請參加過二戰的女兵，以個人而不是官方的視角，以女性而不是戰士的身份，來回憶這段戰爭往事，再用她的特有手法，把這些訪談整理成一部記憶的大合唱。

她的寫作是由兩個主題發展而來的。第一個是：普通人究竟怎麼看待戰爭歷史？有一個女兵戰後做了歷史老師，她說：歷史課本改了三次，我用三種不同的歷史在教孩子們，但卻沒有一個版本能傳達民眾對戰爭的真實感受。阿列克謝耶維奇自稱是戰爭的孩子，在她這一代人的成長中，身邊的所有人都在回憶戰爭。像大多數蘇聯家庭一樣，她家裡有4個長輩犧牲在前線，11個親人被德軍燒死。她童年生活的村莊，剩下的都是女人，日復一日地以淚洗面。學校教的是如何打仗或準備打仗，作文的內容是怎麼樣渴望以崇高的名義為國犧牲。這些對戰爭的描述和展望都是宏觀的、英雄主義的，是男人在寫男人。然而，這段歷史是有兩副面孔的，一副是完美的勝利面貌；另一副則是恐怖、傷痕纍纍的，但也是真實的。可以說，有人用勝利的歷史，偷換了戰爭的歷史。

在二戰里，女性既是親歷者，更是犧牲者，卻沒有留下充分的歷史聲音。參戰的蘇聯女兵超過了100萬人，占通信部隊、醫療服務隊的絕大多數。女兵面對的危險絲毫不低於男兵：在各兵種里，衛生兵的死亡率是僅次於步兵的。1941年下半年，犧牲的蘇聯女軍醫和女護士就有4400人。在斯大林格勒會戰這樣最慘烈的戰役里，女兵佔到防空部隊的半數。

除了常見的女兵崗位，阿列克謝耶維奇還採訪過女衝鋒槍手、女飛行員、女狙擊手、女坦克兵、女炮兵，這些過去都是絕對的男兵崗位。就連女飛行員也不像我們想的那樣條件優越，她們開的是老式教練機，只能超低空飛行，連衝鋒槍都能打下來。執行這種飛行任務，和敢死隊一樣危險。阿列克謝耶維奇甚至還遇到過一些女工兵。排雷工兵是戰場上最危險的兵種，一位女大學教師曾經擔任了4年工兵排長，從城市保衛戰一直打進柏林。戰爭結束後，還用了一年時間排雷，到退伍時只有24歲。連將軍都對她的經歷難以置信，因為當時蘇軍的工兵排長平均只能活2個月。所以說，她們本來是最有資格來講述這段歷史的人。

在採訪中，阿列克謝耶維奇發現，即使曾經親手擊斃過七八十名德軍的女戰鬥英雄，所講述的戰爭也是另外一種面貌。她們所回憶的，不是戰爭，而是自己的青春，是一段屬於個人的生活和情感經歷。男人眼中的戰爭，是歷史和事實背後的一種行動，充滿觀念衝突和利益矛盾，而女人總能看到男人們看不到的另一面，具有特殊的情感力量。她們總會反覆講起：一個穿裙子的小姑娘走進徵兵委員會的大門，從另一個門出來時，辮子被剪掉了，穿著和男兵一樣的軍裝；被德國人洗劫後的廢墟里，留下了很多兒童的小鞋子。在這些小事和私事裡面，充滿了無法抹平的悲劇。面對這些女兵們的回憶，阿列克謝耶維奇終於找到了一個普通人、一個女人理解戰爭的方式。這本書的意義，絕不在於對於女兵生活的獵奇，而是在於展示戰爭的真實面目，展示女性對人類情感更堅忍、也更偉大的觀察和表達。

這本書的第二個主題，是探尋戰爭中的人類本性。這個視角，可以說是俄羅斯根深蒂固的文學傳統。發現人的本質，尋找人類的救贖，這是由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標註的精神高度。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話說就是：在一個人身上，到底有多少個人？又該怎樣保護最本質的那個人？阿列克謝耶維奇認為，文學要尋找的是普遍的人性，討論這樣的重大問題，恰恰應該刻畫小人物。人的心路歷程比所經歷的事件更重要，從女兵們面對戰爭這種極端經歷的改變里，能夠看清楚人究竟是什麼。戰場上的歸來者，總有一種特殊的孤獨，因為他們擁有別人沒有的知識。在女兵們看似瑣碎的講述里，有一種特殊的震撼力，她們在最不應該接觸死亡的年紀上了戰場，每天、每小時甚至每分鐘都在經歷死亡。她們看待和講述人生的方式，和生活在和平年代裡的人不同。

阿列克謝耶維奇說，她所寫的，不是戰爭的歷史，而是情感的歷史，她要做的是靈魂的史學家，她既要尋找這個主題，也在尋找講述它的方式。她的復調式寫作，師從於另一位白俄羅斯作家阿列西·阿達莫維奇。在前蘇聯時代，阿達莫維奇的小說被稱為「集體小說」或「自說自話體」，是用疊加起來的個體記憶、感性體驗來代替觀念先行的寫作，所以也被稱為「小說證據」。這樣的寫作，是為了捍衛屬於個體的記憶。

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的蘇聯，這種採訪和寫作觀念當然進行得很不順利，讓女兵們敞開心扉講述自己是件很困難的事情。比如，她們的丈夫們，也就是當年的男兵們，命令她們必須用主流的方式講述戰鬥故事，還要她們在接受採訪前先學會看作戰地圖，背下來官方的戰爭史。這本書在出版過程中，也受到了重重的質詢和檢查。但它所造成的轟動，證明了它的獨特價值，也開啟了阿列克謝耶維奇的紀實文學之路。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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