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野之戰血流漂杵？周武王與商紂王驚世大決戰的真相！

原載：《西北大學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2期

原文標題：論「血流漂杵」的歷史真相

哲學園鳴謝

作者：白立超

（西北大學歷史學院講師，博士）

摘要：《尚書·武成》記載牧野之戰「血流漂杵」。由於此條記載的殘酷性、反常識性,同時也與儒者對周制的推崇格格不入,所以歷代學者多以考證的方法試圖彌合。學者將精力更多集中在對「杵」的考證上,也有從「漂」字入手者，皆在試圖找尋這一場景的合理性以及與周制的融洽性,但始終未能解決。事實上,牧野之戰與商周時期的特定氣候相關,與一場持續性的暴雨相關,也與周人臨河布陣相關,最終才出現「血流漂杵」的特殊場景。廓清這一問題有助於更好地理解歷史真實與思想價值之間的關係。

關鍵詞：牧野之戰;血流漂杵;真相

一、「血流漂杵」的理解困境

牧野之戰標誌著周族經過長期努力終於完成了滅商大業,建立了新的天下秩序。但由於時代 久遠,典籍散佚,牧野之戰的諸多細節,早已消失在歷史深處,成為一樁謎案。歷代思想家由於立場不同、資料選擇各異,雖不斷對「血流漂杵」進行解說與重構，卻未能釐清其真實性。所以筆者擬在已有學術成果的基礎上，努力尋找「血流漂杵」的特定歷史真實。

據現存典籍的隻言片語,我們對牧野之戰有一個輪廓式的了解。關於雙方投入的作戰兵力及其規模,《詩經·大明》中有「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的描述,《逸周書·克殷解》也有「周車三百五十乘陣於牧野」［1］(P339)的記載；關於雙方的戰術布置，《逸周書·克殷解》有「王既以虎賁戎車馳商師,商師大敗」［1］(P341)的簡略記載；關於此戰的激烈程度，《尚書·武成》僅以「血流漂杵」[1]一筆帶過。

但由於商周變革在中國歷史上的特殊意義,因此關於這場戰爭慘烈程度的爭論在先秦時期已經開始。孟子率先質疑「血流漂杵」的記載，並由此發出「盡信《書》不如無《書》」的感慨，開啟了後世對「血流漂杵」記載與解釋的種種爭議。

筆者認為此條記載引發關注與討論最重要的原因，是儒家學者有意為周武王回護，因為這條史料的解讀,涉及商周革命史事真實性與政治正當性的衝突,尤其是儒家學說在傳統社會中長期居於主導地位,如何評價湯武革命、文武之德,都是非常重要的學術和政治問題。但此條記載的反常識性也不可忽視,因為在我們正常接受的範圍內,即使戰爭非常殘酷和血腥，史書有「漢誅王莽,兵頓昆陽,死者萬數,軍至漸台,血流沒趾」［2］(P346)等記載，然「血流漂杵」的現象，似乎很難發生。

正因如此，東漢王充從事實角度質疑「血流漂杵」,他認為:「《武成》言『血流浮杵』,亦太過焉。死者血流,安能浮杵?案武王伐紂於牧之野,河北地高,壤靡不幹燥,兵頓血流,輒燥入土,安得杵浮?且周、殷士卒,皆齎盛糧,或作乾糧,無杵臼之事,安得杵而浮之?言血流杵,欲言誅紂,惟兵頓士傷,故至浮杵。」［2］(P391)

勿庸置疑，王充這一質疑，為相信「血流漂杵」真實性的學者提出了最難解決的問題，因此學者多以過辭、虛言稱之。如魏了翁在《尚書要義》中指出：「史記紂軍七十萬及此血流漂杵皆虛言。《詩》亦云其會如林,言盛多也。《本紀》雲,紂發兵七十萬人以距武王,紂兵雖則眾多不得有七十萬人,是史官美其能破強敵,虛言之耳。自攻於後以北走,自攻其後,必殺人不多,血流漂舂杵,甚之言也。孟子云,信《書》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其二三策而已,仁者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如何起血流漂杵,是言不實也。」［3］(卷10)

因此圍繞「血流漂杵」到底是真實發生還是過辭、虛言的爭論,引發了諸多討論。歷代學者在這方面下了很多工夫,雖動機不同,但研究徑路卻出奇一致,即從小學角度進行考釋,並幾乎將所有精力都放在了對「杵」字的考證上,以求「血流漂杵」場景合理。

二、「血流漂杵」的考證困境

在「血流漂杵」四字中,歷代學者最關注「杵」的考證，個別學者也會關注「漂」的理解。

（一）「杵」的考證

「杵」為何物?軍隊中為何會出現此物?此物又在何種情境下能「漂」(漂浮)?這是學者必須解決的問題。傳統訓詁學主要有以下三種觀點:

1. 「杵」是兵器「大盾」。一種認為「杵」當為古「樐」字,其他典籍中也作「鹵」「櫓」「鹵」。此說法被一些學者接受,因為在典籍中有用例,這方面論述最詳盡的是清代學者黃生的《義府》:「《周書》『血流漂杵』,賈誼《過秦論》作漂鹵,陳琳《檄文》作漂樐,樐,大盾也。二語皆本《周書》,以理推之,樐者,軍中所宜有,杵非軍中所宜有也,予因悟杵即古樐字,蓋古杵字本單作午,加木為大盾之杵,諧午聲,後借午,為午未之午,又借杵,為舂杵之杵,因續制樐字以代之,惟《周書》尚作杵,蓋舂杵亦器用之之類。注家依此作解,所以存而不易,若賈、陳作鹵、樐,是尚知杵即樐字耳。」［4］(卷上)

另一種認為「杵」當為「桿」的誤寫,「櫓」為「桿」的別稱,據《說郛》載:「《武成》云：『前徒倒戈,攻於後以北,血流漂杵。』孔安國云：『血流漂杵,甚言之也明。』曰血流舂杵,不近人情,今以杵當為桿字之誤也。案:《詩》云：『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左傳》郄至舉此雲:『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則是古人讀干為汗,桿一名楯,一名櫓,櫓即桿,俗稱為傍牌,此物體輕或可漂也。」［5］(卷6上)

2.「杵」是兵營中築壘壁的工具。「杵」與「版」一起,均為築土牆的用具。「杵」主要是用於搗土,使土更堅實。據《廣雅·釋器》載:「築謂之杵。」

王念孫在《廣雅疏證》中引用鄭玄《周官·鄉師》注引《司馬法》的材料:「輦有一斧、一斤、一鑿、一梩、一鋤。周輦加二版、二築。」［6］(P261)以此證明周軍軍營中可能會出現此物。惠士齊將此說完善:「鍬鍤築者,杵頭鐵沓也,以築壘壁,故《武成》有血流漂杵之語,孟子以為誣,賈誼《過秦》伏屍百萬,血流漂櫓,而《益壤篇》又雲,炎帝無道,黃帝伐之,逐鹿之野,血流漂桿,秦至無道,曓於帝辛,血之漂櫓也,信矣。乃謂黃帝之師亦然,不亦誣乎?壘壁起於黃帝,築杵自古有之,非至周而始備也,方言,臿,趙魏之間謂之鍬,東齊謂之梩……」［7］（卷3）

3.「杵」是「舂杵」。「舂杵」即舂米器具,典籍中經常「杵臼」連用,是軍營後勤用具。此說為趙岐、孔穎達、孫奭、朱熹等學者所接受，可以說代表了經學的正統解釋。在部分典籍中,「血流漂杵」就有另外一種說法，正是「血流舂杵」：

言武王誅紂,戰鬥殺人,血流舂杵。［8］(P2773)

自攻其後,必殺人不多;血流漂舂杵,甚之言也。［9］（P185）

上引材料甚至又反過來成為「杵臼」的例證。如《太平御覽》卷762中「杵臼」一項列舉典籍中作為舂米之具「杵」的材料多條,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將《尚書》《孟子》「血流漂杵」和「血之流杵」兩項列入。後世學者注釋《尚書》時也經常引用:「朱子孟注,杵,舂杵也。兵間安得有?舂杵,曰此兵間所宜用也,凡古人行兵,人各攜畚、鍤、版、杵之屬為營塹備,又有羅鍋之類,行以為羅爂以為鍋。」［10］(卷9)可見此觀點之影響深遠。

（二）「漂」的理解

1.漂浮說

通過對「杵」的考證可以發現,學者對「杵」所指物品的爭論與考證,目的就是要使得這一物品在「血流」中「漂浮」得以可能。但無論如何,這終究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所以才會出現以上的種種異說。學者討論的目的就是為了要「杵」可以「漂」,同時在戰場可能出現。所以釋「漂」為「漂浮」就是以上種種說法的默認前提,我們姑且稱之為「漂浮說」。

2. 飄濺說

「漂浮說」最大的問題就在於「杵」的體積和質量都不足以漂浮在血流之中,所以王夫之發現了「漂浮說」解釋的困境。

在《尚書稗疏》中,王夫之首先肯定了「杵」當為「櫓」,也就是大盾。而對「漂」的解釋卻另闢蹊徑,試圖衝破傳統解釋的困境,他指出:「漂杵本或作鹵,楯也。軍中無杵臼之用,當以漂櫓為正。杵字從午得聲,古或與鹵通,漂者,血濺而漂之,如風吹雨之所漂,及先儒謂漂浮而動之說太不經,雖億萬人之血亦必散灑於億萬人所仆之地,安能成渠而浮物耶?」［11］(P128-129)

明確指出「漂浮說」最根本的問題亦即不為人所信的原因就是:「雖億萬人之血亦必散灑於億萬人所仆之地,安能成渠而浮物耶?」認為這裡的「漂」應當取「飄濺」之義,「血濺而漂之,如風吹雨之所漂」。實際上是說「漂」在此可以通假為「飄」,是血濺出而在空中飄,這樣血就飄濺到大盾上。通過這樣訓詁的方式，王夫之將「血流漂杵」的記載重新解釋為戰爭中常見的一個場景，於是「血流漂杵」既不影響周武王之德,又肯定了經書《尚書》的記載為實錄。

王夫之的說法突破了傳統的思維定勢,以「漂」字為切入點,給「血流漂杵」一個較為完備的解釋,從文字學上解決了「血流漂杵」的現實可能性問題。載入史冊的「血流漂杵」會是這樣一個如王夫之所理解的非常普通的情景嗎?這是十分可疑的。

《哈佛中國史》

三、「血流漂杵」的特殊場景

無論學者怎樣考證「杵」,默認的前提就是既要在軍營中出現,又能夠漂浮或者飄濺其上。從上引諸解可以看出，傳統小學對「血流漂杵」的考證,始終難以令人信服。

筆者認為,以往學者的討論都太過糾纏於「血流漂杵」這條記載的普遍性、常識性意義而忽略了歷史記載的特殊性。特定的史實只有在特定的歷史場景中才是合理的,離開了特定場景,歷史展現給人們的可能就是另一種狀況。對「血流漂杵」的研究，也應當鉤沉史料,試圖接近歷史場景。在儒家思想主導的傳統社會中,但凡討論「血流漂杵」都與周武王的形象相關,所以我們選用與「血流漂杵」相關的史料時，應當與稱頌周武王之德立場的材料保持一定的距離,也就是說我們選用的史料本身可能與牧野之戰場面描述的相關性不大，卻對於接近歷史場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如前所述，王充最先通過場景復原的方式否認了「血流漂杵」記載，而筆者根據史料記載以及近現代以來學者的重要研究成果,擬從天氣狀況、具體地望和氣候條件三個方面來論述牧野之戰的特殊歷史場景。

（一）牧野之戰與一場持續性暴雨相關

牧野之戰與持續性暴雨的關係,史籍記載甚多。這些史載雖出於不同目的,試圖說明不同的問題,但在不經意間都提到了牧野之戰中天氣狀況的特殊性:

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黿。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王以二月癸亥夜陣未畢而雨。［12］（P123-126）

天雨,日夜不休。武王疾行不輟。軍師皆諫,曰:卒病,請休之。武王曰:「……吾疾行,以救膠鬲之死也。武王果以甲子至殷郊。」［13］（P388）

武王東伐,至於河上,雨甚雷疾。周公旦進曰:「天不佑周矣。意者,吾君德行未備,百姓疾怨邪?故天降吾災,請還師。」太公曰:「不可。」［14］(P109)

武王伐紂,到於邢丘,軛折為三,天雨三日不休。武王心懼,召太公而問。曰:「意者紂未可伐乎?」太公對曰:「不然,軛折為三者,君當分為三也,天雨三日不休,欲灑吾兵也。」［15］（P94）

《荀子》《淮南子》《史記》中也有類似記載。我們發現,這些一般不為學者所注意的材料都不約而同地指向一種特殊天氣現象,那就是「雨」「暴雨」「雨不休」等。其中一些記載也曾被吸收到《尚書》註疏中。有學者對「待天休命」的解釋，也與降雨聯繫起來以示「天命」:

先儒謂其夜有雨,俟天休命,待有雨至也。雨者,天地神人和同之應也。［16］（卷23）

孔傳:自河至朝歌,出四百里,五日而至,赴敵宜速,待天休命,謂夜雨止畢陳,疏雲,周語,王以二月癸亥夜陣,未畢而雨,是雨止畢陣也,待天休命,雨是天之美命,韋昭雲,雨者,天地人和同之應也。蔡元度曰:「詩云:肆伐大商,會朝清明,蓋謂雨止清明也。」［10］（卷9）

筆者認為這些敘述是可信的,因為在某種程度上說,這些材料並未經過儒者太多加工,甚至是作為術數類、陰陽家的材料被保留下來,長期並未受到重視,也未遭到改造,所以真實性反而比較高。正是這些無意於價值重構的邊角料，卻為解決歷史中一些難題提供了重要線索。正如葛兆光所言:「文獻中間也有很多被遺棄的邊角資料,之所以被遺棄,是因為它無法按照傳統的歷史觀念被安置在歷史敘述的某個部位……如果歷史敘述的觀念有所變化,可能這些『邊角廢料』就會突然身價百倍。」［17］

這些指向「雨」「暴雨」邊角料,為還原牧野之戰的場景提供了可能,同時也回應了千年之前王充對「武王伐紂於牧之野,河北地高壤,靡不幹燥,兵頓血流,輒燥入土,安得杵浮」的質疑。

雖然「血流」已經不是問題,但接踵而至的問題是，即使不會發生「兵頓血流,輒燥入土」的情形，何以「血流漂杵」呢?這是一個什麼樣的戰場呢?

我們知道,「牧野」是一片大平原,史料記載牧野之戰「周車三百五十乘陣於牧野」。戰車能夠順利賓士的地方,必定地勢相對平坦,據《逸周書》載,牧野之戰周軍能夠取得勝利的重要原因就是周武王「以虎賁戎車馳商師」,最終導致商軍陣腳大亂，繼而大敗。在相對比較平坦的地勢中,沒有窪地之類的地形,即使是暴雨、「雨不休」，「血流漂杵」場景出現的可能性也非常小。其實牧野之戰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河流。商周軍隊布陣於河流旁邊，「血流漂杵」的特殊場景肯定會出現。

（二） 牧野之戰中商周的陣線一翼為河流

牧野之戰的地望研究,歷來爭議較大,主要有朝歌南說,汲縣說,新鄉牧村說［18］,大體位置基本圍繞在殷墟安陽附近。近年來學者通過史料考證、實地調查、考古發現、地名傳說辨析等方法,更多地認同新鄉牧野說。這三種說法並沒有根本矛盾,只是大地名與小地名的關係,筆者認為新鄉牧野是牧野之戰發生最具體、最確切的地理位置。學者通過實地勘察和資料爬梳,逐漸確立了牧野之戰戰場大體位置,並且明確指出「商周軍隊決戰之前所列陣線,其南段均以清水為其一翼之屏障」［18］的具體列陣方式。這裡提及的清水位於太行山東麓,是古黃河的重要支流之一,當時水量比較大。

那為什麼周武王會選擇布陣於河流旁邊呢?牧野之戰是一次以少勝多的戰役,從軍隊數量上來看,周族沒有任何優勢。在此情況下,周軍主動出擊,以逸待勞,率先抵達戰場,以河流為側翼進行布陣,河流成為軍陣的一道天然防禦屏障,對己方非常有利。

從軍事學的角度來看,在兵力相對處於弱勢的情況下,以河流為軍陣一翼以穩固軍陣是非常重要的方式。而且在後來歷史發展中也可以找到類似的佐證,如許多改變歷史進程的重大戰役莫不與河流有著非常密切的關係。如決定楚漢之爭根本局勢轉變的濰水之戰,奠定三國鼎立局面的赤壁之戰，導致南北分裂繼續得以維持的淝水之戰，決定明清鼎革的薩爾滸之戰等,均與大江大河密切相關,也多是以少勝多的經典戰例。

（三）牧野之戰的時間確認與釋疑

至此,牧野之戰「血流漂杵」場景的出現,從特殊天氣、特定地望上來說,似乎已經很明朗了。但還必須補充論證大戰具體時間,因為在史料搜集中遇到了這樣一條:「武王伐紂,雪深丈余,五車二馬,行無轍跡,詣營求謁。」［19］（P823）

根據《國語·周語下》「王以二月癸亥夜陣未畢而雨」的記載可以看出，牧野之戰發生在周曆二月,換算成夏曆就是十二月,其所處的月份有可能是公曆的12月、1月或2月，這是一年四季中的冬季。

根據「夏商周斷代工程」對牧野之戰時間的確定,如江曉原、鈕衛星推算的日期是公元前1044年1月9日;劉次沅、周曉陸推斷的日期是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雖年日有差異,但月份都在1月。牧野地區的1月的氣溫是什麼情況呢?從今天的氣候條件來看,安陽地區1月的平均氣溫低於攝氏零度,若有降水,只能是雪。典籍中記載的雨、雪哪個更可靠呢?若當時氣溫低於攝氏零度,清水流域一定會結冰。若以今天該地區的氣候狀況進行衡量,絕不會出現「血流漂杵」的現象。歷史上會出現嗎?這裡牽涉歷史上氣候變化的問題。

究以氣象遷變，歷史上安陽的氣溫是有所變化的。竺可楨根據考古發現與研究指出:「可以說,仰韶和殷墟時代是中國的溫和氣候時代,當時西安和安陽地區有十分豐富的亞熱帶植物種類和動物種類。」［20］並根據物候進一步指出,這種溫暖的亞熱帶氣候一直持續到公元前10世紀左右。在牧野之戰發生的時間區間,安陽地區的氣候屬於亞熱帶氣候,全年不結冰,降水形態不可能為雪而只能是雨,而且清水流域也不會結冰或積雪。據此可見「武王伐紂,雪深丈余」的記載肯定有誤,或許出於後世學者根據已經轉入寒冷期的氣候現象對歷史的想像。

結合以上三個非常特殊的歷史因素,筆者認為,「血流漂杵」是對在特定的天氣狀況(大雨天)、特定的地點(牧野清水河岸)、特定的時間(尚處於亞熱帶氣候的周曆二月)發生的一次重大戰爭的一個側面的重要描述。

牧野之戰的真實場景可能是：商周大軍雨中大戰,嘈雜的戰場上,鮮血與雨水混成一片,在士兵的腳下,不斷流淌。大雨將血水沖入清水河中，整個清水河水變成血水,並且在河面上漂浮著士兵丟棄的木盾牌。所以「血流漂杵」只是在特定的天氣狀況、特定的地點、特定的氣候條件下發生的特殊事件,不具有普遍性。

當然在這樣的場景之下,無論是「杵」被釋為大盾、舂杵、還是築壘工具等都無礙於理解,而筆者認為「杵」被釋為大盾,更符合歷史實際,因為從《詩經》還是從漢代引用的異體字情況來看都比較清楚。後世之所以會出現種種異說,主要還在於對特殊歷史場景不了解,又急於對周武王形象進行回護所造成的.

四、餘論

數千年間,「血流漂杵」的看似反常識的場景一直未能得到很好的讀解,「血流漂杵」歷史真實性長期被思想家遮蔽或曲解。在現代史學觀念下,對歷史真實的發掘是史學家孜孜不倦追求的一個目標。

筆者認為，「血流漂杵」發生在特定的時空中,在失去了這個特殊場景之後,學者若從普遍性思維入手,必然會導致種種異說或曲解。但歷史上的異說或曲解依然有其價值,如儒者通過對「血流漂杵」的解讀,表達了他們對歷史哲學的建構,寄託了他們的善治理想。從這個意義上說，「血流漂杵」在傳統經學、史學和子學中僅僅是一個符號,是一個忘卻了歷史之真的符號,正是對這樣一個符號的種種爭議,體現出了傳統時期的歷史哲學和價值取向的某些方面。

《哈佛中國史》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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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竺可楨.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J］.中國科學，1973，(2).

注釋：

[1]雖然傳世《武成》篇屬古文《尚書》,但根據先秦兩漢典籍直接或者間接引《尚書》材料來看,此條材料本身是可靠的，參見陳根雄、何志華編著《先秦兩漢典籍引〈尚書〉資料彙編》，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 第177-17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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