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月收入低於一千的音樂人 粉絲寥寥卻窮開心
《偶像》海報。
2018年10月，李志從獨立音樂圈踏出一隻腳，宣布與麥田音樂合作。一夜之間，曾經那個「獨立音樂人的標杆」，「站著也能把錢掙了的硬漢」迅速被貼上「背叛」、「投降」、「下跪」的評價，甚至連音樂水準也被質疑過譽。
或許簽約風波無關「李志」，更多折射了主流觀念對獨立音樂向資本彎折的不適。在很長一段時間裡，獨立音樂曾與"偶像"勢不兩立，頑強生長出自己的樣子。如今，在流量和資本都向市場傾斜的大潮中，人們陡然發現，抬起手臂，高喊出的「獨立自由」，原來已是最昂貴的東西。
導演王大維計劃推出中國第一部獨立音樂系列紀錄長片，定名為《偶像》，用5年時間跟拍100個獨立音樂人及樂隊，記錄「大量在角落中發光卻不曾被定義過的音樂偶像」，揭開中國的獨立音樂生存現狀。
跟隨《偶像》的鏡頭，你會看到更多的中國獨立音樂人們，站在光芒炫目的演唱會、選秀和娛樂經濟大潮更迭之外，操著各地口音，生猛卻低微，「不合群」地唱著你我之輩的日常，以及聚光燈照不亮的乏味春秋和冬夏。與李志不同，他們的得志與遺憾，苟且和堅持，更多地陳列在理想門檻之外，看得真切，唱不出來。
密集的演出換不來對等的報酬
「我愛你，親愛的姑娘，見到你心就慌張……」每次唱起這首《我愛你，親愛的姑娘》，布衣樂隊主唱吳寧越的滄桑聲線會增添些許柔軟。姑娘是張三或李四的夢中人，是二八自行車後頭一抹詩意，是撐著油紙傘結著愁怨的丁香。姑娘永遠二十齣頭，懷念著她們的吳寧越已過了不惑之年。
《偶像》劇照。吳寧越在台上唱歌。
二十多年一倏忽，布衣樂隊召來又送別了4波樂手，多少音樂人的青春匯聚在這裡，又因為新的夢想和遺憾，匆匆離去。樂隊卻依舊如同二十年前，打了雞血似的趕場，從上萬人的演唱會到幾十人的小酒吧，只要有人聽，布衣就扯開嗓子唱。從北京到武漢，從廣州到西安……布衣的演出頻率慢則三五天，快則一兩天。
武漢VOX house介紹，截至2017年，布衣樂隊的演出超過了1500場，光是在2016年的5個月時間裡就走了59站，幾乎踏遍了全國大大小小不計其數的Livehouse。
「航班取消，改汽車，高速封路，又遇翻車路堵，驚險10小時安全到達。」2016年11月20日，布衣樂隊這條微博發於大連。公路、鐵路、航路、似乎是live歌手永遠不會缺少的內容。
導演王大維透露，布衣幾乎沒有專門的時間用來排練，但他們一直在練，在任何時間彈吉他，彈貝斯。但是，密集的演出似乎也換不來對等的報酬，吳寧越坦言，別人都認為布衣樂隊很成功，但自己沒有一分存款。
《偶像》劇照。布衣樂隊在排練。
2016年，一份《中國獨立音樂人生存現狀報告》顯示，有68% 的獨立音樂人，在音樂上獲得的平均月收入在 1000 元以下，而月收入在 1 萬以上的音樂人，佔比不到 5%，收入來源主要是演出和編曲及音樂製作。
如今，42歲的吳寧越總是會被問，唱了這麼久累不累，他為此寫了一首歌《不累》，場場都要汗流浹背吼一遍作為回答。「其實沒這麼難，我們一幫窮光蛋在一起也挺開心。」吳寧越說。
理想受困於吃喝拉撒
紀錄片《偶像》的第一集，圍繞布衣樂隊的日本之行和今年的故宮之行兩條線展開，通過吳寧越的家人、朋友和前樂隊成員，四面八方牽扯出樂隊奔波而磕磕絆絆的日常與始終未變的音樂初心。
片中也提到了布衣分家風波。2018年初，他們剛剛過完一起吃泡麵、一塊兒沒錢的日子，一切都正在好轉，樂隊的三名歌手發布聲明，與吳寧越分開。唱了25年的布衣樂隊，竟以這樣的方式「火」了。十幾年的兄弟情誼，最終換成一句「這吃肉的吃素的走不到一塊兒」的雲淡風輕。
《偶像》劇照。
像大多數獨立樂隊一樣，解散受困於最基本的吃喝拉撒。2019年，布衣樂隊除了主唱吳寧越，幾乎所有成員都換了。日本鼓手Funky重新回歸，他開心地對著鏡頭說，我今年59歲了，希望到70歲還能打鼓。
任何人生都有拽不開手腳的真實
布衣的拍攝源於一次偶然，王大維拍攝《蝸牛的家》時，採訪吳寧越，越聊越投機，決定要拍布衣樂隊。
儘管有不少窩心和驚喜，《偶像》還是有令人遺憾的地方。紀錄片聚焦於這樣一個獨立音樂樂隊，更多保留了中規中矩的禮貌，不算出彩，甚至連貼近都算不上。
第一集《我本布衣》中的吳寧越，似乎也只是那個陽光下的吳寧越。對於布衣樂隊的歷史、他們所依附的土壤，以及獨立音樂這個抽象的命題，連同與它根系蔓延的成百上千支樂隊，《偶像》似乎沒有想要呈現。
《魚灣市》、《後革命時代》、《B級片：西柏林的慾望與聲音1979-1989》海報。
對比起同類音樂紀錄片，如《漁灣市》的真實深入，《後革命時代》的張揚青春，《B級片：西柏林的慾望與聲音1979-1989》的精彩跳脫，《偶像》更像是流水線中凈含量誤差不超過百分之一的合格品，將內容合理打包壓縮，遠離粗糙的地下獨立音樂現狀。
王大維曾將流量明星比作「是虛無的熱情堆積起來的蜃樓。是網路意志充起來的氣偶。這股能量隨便地把他們當做替身，只用了他們一張臉和一個符號般的性格身世。這股能量也相當無情，只在一個地方停留至多三年」。
作為偏商業化的紀錄片項目，《偶像》需要流量，需要為觀眾打造一個讓更多普通人願意點開的範本，前一分鐘堆滿金句，讓並不討喜的搖滾如粥般可以下飯。
但對此，王大維似乎看得很開，「它到底是有一萬人看還是有七百萬人看，對我們來說沒有區別，只要有一個人看我們就會堅持下去，如果有更多的人看，只能證明我們做的事情是對的，也算是為中國獨立音樂人做出一點小小的貢獻。」
「野孩子」樂隊成員張瑋瑋曾心平氣和地贊成李志，「這多好呀，不比我們臆想中成仙的那些人強嗎？」然而，如何平衡好妥協的限度，尊重是否能讓他走得更好更遠，李志無法回答，只有時間能夠給出答案。
《偶像》最動人的部分，是看到一方天地，不論是高開還是低走的人，都有抻不開手腳的真實。
《偶像》劇照。麥子和張尕慫。
事實上，並不是每個人都需要抵抗虛無，獨立音樂也只是生活的一部分而已。回到紀錄片的結尾，吳寧越帶著母親洗腳，電視里放著錢塘江漲潮，兩人躺在沙發上，分一半橘子，能不矯情地說一句，歲月靜好。
卸下《偶像》，布衣的歌里有你抬腳起邁步之前，最初的樣子。那時，高考剛結束，你考上大學，或者進城打工，喝健力寶，玩紅色警戒，你相信過心靈雞湯，夢想著浪跡天涯。而如今，你走了很遠，經歷了完全不同人生後，又能感覺到那種不可挽回的美好與失落。
「小盧你真不知道，幸福究竟是什麼。」如吳寧越《羊肉面》中唱到的一樣。
創作有了標準那就不是創作了，而是生產
穀雨：當初是什麼契機去拍攝這一系列獨立音樂人的紀錄片？
王大維：我去年看了一檔網路選秀節目，有些選手一夜之間成為了全民追捧的偶像，這很瘋狂。當時我在想，到底什麼是偶像？是顏值還是作品，是堅持還是炒作，是勇敢表達自己還是迎合市場？
我喜歡的那麼多獨立音樂人，他們的作品那麼有力量，到現在他們依然是個窮光蛋，偶像的定義應該是什麼？有些人上一次節目就可以賺得盆滿缽滿，粉絲無數，而獨立音樂人20年粉絲也不過幾萬，他們的擁護者不是粉絲是擁躉，那麼粉絲多可以稱之為偶像，粉絲少、知道的人少就不能叫做偶像嗎？
這其實是個討論性的主題，我也不想給偶像下定義，只是希望通過《偶像》，讓看到我們紀錄片的人有一些思考，真正勇敢表達、堅持獨立表達的音樂人也可以是偶像，這和名氣、粉絲數量無關。
《偶像》劇照。
穀雨：拍攝對象有怎樣的選擇標準？
王大維：要有能量，這也是《偶像》這部紀錄片想要傳遞給觀眾的感受。
穀雨：如今獨立音樂像獨立電影一樣，界限似乎越來越模糊，你是如何看待「獨立」這個標籤的？
王大維：什麼是界限？是賺沒賺錢嗎？如果這個算界限，那界限還是很明顯的。獨立音樂人從本質上還是自己在運作，依然沒有介入商業炒作和市場化運作，自己掏錢出專輯、自己安排巡演、自己替自己傳播，還是很獨立的。
界限應該是最近幾年，越來越多的媒體渠道出現了獨立音樂人的身影，我覺得這是好事，證明關注獨立音樂人作品的人越來越多，大家越來越需要聽到好的作品。
這並不是獨立音樂人在妥協什麼，而是獨立音樂人的價值越來越凸顯，他們也需要活著，也和我們一樣有妻兒老小，也希望活得更好。那我希望這個界限在未來越來越模糊才好。
穀雨：介紹一下你了解到的獨立音樂圈吧？
王大維：局限的困境，無限的希望。
穀雨：你覺得《偶像》這一系列獨立音樂紀錄片和之前那些關於獨立音樂的紀錄片，最大區別是什麼？
王大維：之前的一些紀錄片更像廣告片，可能更關注於獨立音樂人的名字，比如布衣樂隊，張尕慫，這些名字。但是《偶像》更關注人，以及人背後的東西，到底是什麼東西支撐著他們做這件事，做這麼多年，做他們現在的作品。
我們不想做一個幾分鐘的樂隊宣傳片，雖然短視頻迎合了大部分觀眾的碎片化觀看習慣，但短視頻的缺點就是看完就完了，只能起讓觀看者「知道」的作用，無法去深入了解每一個中國獨立音樂從業者的故事和背後承擔的種種酸甜苦辣。
我們現在的社會就是發展太快了，做產品要快，吃飯要快，談戀愛都沒有耐心了，我們需要慢一點，多一些思考。所以《偶像》是希望讓大家慢慢品的作品，真正拿出時間坐下來感受的作品，我堅信有很多觀眾還是需要這樣的作品的。
米蘭昆德拉曾說：當社會被「速度之魔」所裹挾，所有的東西都只讓人們提高速度，但是大家沒有停下來想一想，到底要去哪？到底要做些什麼？
現在的電影、電視甚至是紀錄片都希望立竿見影，砸大錢、請大明星，編劇越來越充滿戲劇性和刺激性的內容，一切只為了爭奪眼球。願意選擇小眾題材和認真講故事的紀錄片團隊越來越少，要麼做一個短篇拼湊的紀錄電影，要麼就販賣同情。
我們希望做的是，一部作品，看似平平淡淡的講述，卻像有什麼東西沁進了心裡，讓人看完忍不住點一根煙，喝一杯茶，慢慢思考。這就是我上面所說的能量。
穀雨：在你看來，主流音樂和獨立音樂在國內是一個怎樣的生態，是競爭，是相互促進，還是彼此幾乎沒有交集？
王大維：什麼是主流？唱紅歌就是主流？唱流行歌曲就是主流？可能在有的人心裡獨立音樂就是主流，是他們那個圈子裡的主流。所以我覺得作品不分主流和什麼其他的，只分一流二流三流四流。
因為環境的原因，獨立音樂缺少市場運作，沒有包裝，所以他們成不了主流，但那並不代表他們的音樂不是一流的。
我們判斷音樂要有一個自己的標準。現在的各種選秀，綜藝，以及整個大環境，其實都在關注獨立音樂，大家已經關注到了他們的價值，他們的音樂是有力量的，是有想法的，是好聽的。我認為未來會有越來越多的獨立音樂人被大眾認可。
穀雨：在我看來第一集《我本布衣》幾乎沒有深入樂隊的生活以及背後滋養其音樂的環境，你覺得呢？
王大維：我們在選擇素材的時候，要選擇能支撐我們主題的那些素材，其他素材我們也拍了很多，但有些可能無法支撐我們的主題，如果非要往上放，那就等於是抻戲，沒有必要。無論一個影像多長時間，它表達的時長、表達的內容都是有限的。
我們沒有必要把一個人扒得精光，我會選擇帶有強烈個人氣質和能量的素材，有的人想看舞台幕後，有的人想看更多的私生活，看到了這些就算是貼近主人公了嗎？作為創作者要有自己的表達方向，貼近不是爆料，而是共振，從這個片子來說，我覺得我達到了與三叔的共振。
《偶像》海報。
穀雨：我看了前兩集，感覺風格變化蠻大的，從拍攝到成片，你和每集的導演是如何進行合作的？
王大維：我們最開始就確定了這個方向。我們是拍獨立音樂的，如果每一集片子都像流水線作品似的，風格一樣、節奏一樣，甚至拍攝手法都一樣，那就不是獨立音樂紀錄片了。
獨立音樂和獨立音樂紀錄片它本身有獨特性在。每一個獨立音樂人都不一樣，他們就應該有不同的影像表達方式，這才是我們做獨立音樂紀錄片的初衷。
創作沒有標準，如果創作有了標準那就不是創作了，而是生產，我們不想做一個紀錄片的生產機構，我們要做一個紀錄片的創作機構。
( 本文圖片由王大維提供。）
撰文 |王璐 沙丘編輯 | 韓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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