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軍上將在日記中如何評價民國政要

文 | 諶旭彬

抗戰期間，徐永昌長期擔任軍令部部長的要職，參謀戎機；後獲授陸軍一級上將。

與蔣介石相似，徐也有每天寫日記的習慣。他位處政治要津，政治立場也頗持平，故其日記，對觀照抗戰時期國民政府高層人物的性格面相，深有助益。

譬如，徐永昌記何應欽：

「何敬之平日辦事都好，愈有事愈好瑣事，每晚往來於說電話亦費一二小時，又隨時閱看文件，（不盡緊要。）說話、聽話都在匆匆，蔣先生下唯一重要人物，乃竟如此。」

何在抗戰期間長期執掌軍政部，徐、何因工作關係來往密切。由此觀之，抗戰期間軍政部屢受前線部隊詬病，非為無因，亦非純因派系矛盾，何應欽「何婆婆」之綽號，可謂名副其實。

再如，徐永昌記閻錫山：

「常感到一種主張，請閻先生做，渠總是懷疑，甚而至於反駁不已，過若干時日，閻先生自將此種主張提出詢余意見，此時只要答以甚好，即便施行。」

自己開會提建議，結果被領導駁回，過些天領導「自主」提出個建議，和自己被駁回的那個一模一樣——閻錫山這種做領導的性格特徵，近現代政治人物中所在多有，在「林彪筆記」中也可以看到類似的描述。普通人在日常工作中，也大概率會遇到。

再如，西安事變後，張學良曾居住於浙江溪口，徐永昌亦奉蔣召至此，彼此有頗多近距離的交流。據徐日記，張學良由戴笠陪同，初至溪口時，「意氣至豪，在渠以為極周至、極愛國，事實上則大都非是，今仍不悟。」徐對張的評價是：「思想幼稚」、「極易受環境支配，亦可以說是浮躁、無定見，苦哉。」但也肯定張「富感情，愛國心濃厚」，惟認為這種「不願準備、不稍忍耐，希冀一戰勝人」的愛國心，「正如打嗎啡以求身體健壯者」，只會「重招恥辱」。

就楊虎城、張學良二人比較，徐的判斷是「張躁楊私」。徐並記錄：楊虎城要求西安事變善後條件之一，乃「陝變經用六百萬准報銷」，張學良在溪口稱：「由事變起截至渠離西安兩星期間，用款不過二十餘萬。」

再如，劉湘在西安事變爆發時，有援張舉動，中央人員之在川者俱遭監視，徐評價稱：

「劉湘人妖哉！」

魯迅生前，在文壇已較有名，但其作品甚少進入國民政府高層政要人物的視野。徐永昌可算是個例外，1940年5月，他曾閱讀過魯迅文章，也不知道他究竟讀的是什麼內容，竟使他得出了如下評價：

「筆名魯迅者做小說，頗能煽惑青年，其居心不忠厚，憤慨出於忌妒，伎倆在無中生有。使其人通顯，亦不能優於汪精衛、陳公博。」

圖：徐永昌日記（圖片引自台灣「中研院」網站）

徐在日記中評價最多的，要算他的直屬上司蔣介石。

某天上班路上，徐突然領悟到，蔣的基本性格特徵，乃是「大聲以色」：

「途中細體『大聲以色』，實蔣先生之行徑也。蔣先生誠有善善惡惡意，惜疎於識人，求功太急，苦口鮮效，治絲愈紛，雖然，就今日可任首領者，尚無出其右者。」

所謂「大聲以色」，語出《詩經·大雅》：「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略言之即：懷有道義之人，不必聲色俱厲。按孔子的說法，以「聲色」，也就是疾言厲色來教化民眾，「末也」，是低級手段。

最能體現蔣「大聲以色」者，莫過於其以拐杖毆打兵役署署長程澤潤。

據徐永昌日記，這件事的始末如下：先是，戴季陶之子戴安國耳聞重慶市機房街新兵慘遭毆打，告知蔣緯國，蔣緯國又告知蔣介石，蔣遂「遣特務兵多人圍守該處」，派士兵把現場給包圍了，然後召集政府要員多人，同往現場察看，「所見其人似鬼，其地如獄，傷痕宛然，遂告之曰我為委員長，汝等無懼」——見到一群不像人更像鬼的新兵，跟他們說不要怕，我是委員長。蔣盛怒之下，要追究責任，恰好，這個時候兵役署署長程澤潤趕到，蔣立刻就上演了全武行：

「委員長怒而捶擊之，杖為之折，程目亦傷。」

對於此事，徐的評價是：

「蔣先生震怒當然，應鞠之以軍法，而以杖痛擊並傷其目，毋乃過乎？」

震怒是應當的，但處理問題應該依照軍法，交給執法部門，自己揮舞拐杖大任，還打傷了人眼睛，這也太過分了。

抗戰末期，蔣置身內外交困之中。外有美國欲攘奪全部國軍指揮權交予史迪威。蔣最終選擇與史徹底決裂，徐評價此事稱：

「真如人評蔣先生能大忍而不能小忍」。

內有軍隊腐敗。徐認為「官兵訓練太差，風氣太壞，以致追溯其由，蔣先生似不能辭其咎」，但在蔣的立場，他不認為問題出在自己身上，而是試圖用更激進的辦法來解決問題。

這個更激進的辦法，就是徹底拋棄舊國軍、另造新軍。

圖：1945年9月2日，徐永昌作為中國受降代表，登上密蘇里艦簽字接受日本投降

此舉在國民政府高層引發了不小的震蕩。

1944年9月3日，軍委會眾人在曾家岩蔣介石官邸聚餐，「蔣先生對於目前國軍情形甚悲觀」，蔣提出要編練十萬學生軍，讓眾人著手籌備。

9月9日，軍委會開會討論，「敬之、健生、文伯、為章等對此咸不贊同」，何應欽、白崇禧、張治中、劉斐全都表示反對。

9月16日，軍委會再開會討論，「張文伯、錢慕伊爭執甚力，幾於動武」，兩人差點打起來。

9月20日會上，白崇禧發出警告，此舉若實施，「全體國軍恐將解體」。

對這些反對之聲，蔣的回應是不予置評，只催眾人趕緊去辦，「蔣先生甫經提及此案時即令速辦」；徐永昌自己也提了許多反對意見，但「蔣先生仍不稍動，力排眾議飭即著手，僅謂一面儘管辦一面來研究」。

很顯然，蔣沒有任何興趣，與何應欽、白崇禧諸人商議此事。他對軍委會的唯一要求，只有執行。

雖則如此，徐對蔣仍抱有一些期望，在日記中為其打了一個「上中」的分數：

「蔣先生為人不猛，惡惡而不能去之，非善之道。猶得幾分忠於謀國，近尤積極，在領袖中可稱上中，縱眼徧求國內如彼者尚少，國事似非絕望也。」

大意是：蔣這個人不算殘暴，他痛恨惡，但沒有能力消滅惡，這不是為善之道。不過他對國家還有幾分忠心，最近也算積極，在領袖當中可打個「上中分」，國事還沒到完全絕望的地步。

徐寫下這段日記，是在1944年9月30日，正值豫湘桂戰役大敗之際。這個評分與「國事似非絕望」之辭，大約也有自我安慰、自我鼓舞的意味在其中罷。

（完）

徐永昌日記，1937年7月14日。

徐永昌日記，1937年1月1日。

徐永昌日記，1937年1月13日、14日、16日、18日、25日、2月12日。

徐永昌日記，1936年12月22日。

徐永昌日記，1940年5月6日。

徐永昌日記，1944年8月13日。

徐永昌日記，1944年8月30日。後在蔣的堅持下，程澤潤被判處槍決，時任軍委會軍法執行總監的何成濬對此頗有異議，認為按軍法當罪不至此。

徐永昌日記，1944年9月20日、30日。

徐永昌日記，1944年9月9日。

徐永昌日記，1944年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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