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柳篤恆：被湮沒的袁世凱高等間諜

撰文：尚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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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柳篤恆（1877-1951），中文名柳士廉，日本山形縣人。早年曾隨張裕釗的日本弟子宮島大八，及中國駐日本公使館隨員張澮（張裕釗之子）學習漢語及漢學。 後就讀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部，畢業後長期執教早大。期間曾受校長大隈重信之邀兼任其秘書，負責處理中國方面事務。1913年2月又一度受大隈囑託，擔任袁世凱法律顧問有賀長雄的襄助員。 1914年4月大隈第二次組閣時，復受邀擔任其秘書。 以後繼續執教早大，直至1951年壽終正寢。著有《支那語助辭用法》（文求堂1902年）、《支那近世產業發達史》（東亞研究會1931年）、《極東外交史概觀》（世界堂書店1938年）、《東亞外交史論》（世界堂書店1942年）等。中日兩國學界目前對此人尚乏專門研究，對其1913年6月離開中國返回日本前，為袁世凱收買充當高等間諜一事，兩國學界更是全然不知。

青柳作為早稻田大學教授，執教支那語和支那現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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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柳接受秘密使命

青柳擔任有賀長雄的襄助員只有短短數月。1913年3月初，他隨同有賀到北京。6月，有賀初聘合同即將到期，青柳協助有賀與袁世凱方面簽訂了續聘合同，而他自己則向有賀提出辭職，並於7月初返回日本。 此段經歷青柳在1918年1月手書的《略歷》中曾提到過，但奇怪的是，《略歷》寫到1913年7月辭職，便沒了下文，讓人以為他此後不再與袁世凱政府有什麼瓜葛。然而，新發現的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所藏青柳致總統府秘書曾彝進（叔度）的多封密函，卻透漏了一個驚人的秘密——青柳其實在辭職回國前，已暗中從袁世凱那裡接受了「秘旨」，從而由有賀長雄的襄助員，搖身一變而為袁總統的密探。或者可以說，青柳其實是因為從袁世凱那裡接受了秘密任務，才向有賀長雄提出辭去襄助員職任的。

為了表達自己效忠於袁世凱的誠意，青柳於1913年6月22日寫了一封長信給曾彝進，詳細交待了自己的身世和經歷，並請曾彝進轉稟袁世凱。這是青柳寫給曾彝進的第一封密函，函首有「弟既過蒙大總統不棄知遇，必當一息尚存，此心不泯，以效犬馬之勞也」等語，函末又有「今我大總統委弟以大事，惟有敢竭駑鈍斃而後已耳」等語，明確透露了青柳已為袁世凱收買的信息。為防走漏消息，青柳在函中要求曾彝進「嚴守秘密，除我大總統與我兄及弟之外，一概不使別人知之。……如有誤而使人探知弟帶如此密旨，則此事萬萬無從籌謀畫策也。」 故而連有賀長雄，對青柳的動向也毫不知情。在後來發給曾彝進的密函中，青柳還不忘提醒曾彝進說：「有賀博士、阪西大佐（時為袁世凱的軍事顧問）等前，弟與貴處之關係，至今均都秘密，請兄留意，幸勿遺漏是要。」

袁世凱

青柳篤恆與袁世凱其實早在1905年春便有過接觸。當時他與在早稻田擔任學長的高田早苗來中國進行教育考察，曾專門去天津拜訪過時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的袁世凱 ，袁世凱對他的漢語和漢學水平應留有些許印象。1913年春，青柳作為有賀長雄的助手再次來到中國，與袁世凱也算「舊雨重逢」，只不過此時的袁世凱已經貴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袁世凱對於收買日本人充當間諜是很重視的，據曾彝進講：「在『二十一條』未發生以前，項城叫我聯絡日本浪人，即日本人有相當知識而懷才抑鬱者，揮金與交。數年之間，經我手推薦了若干人。項城就中選定六、七人，最高有月給五百元者，至少者亦月給二百元。直言之，即我方收買的日本間諜，其事極秘，除項城與我外，無第三人知之。」又說：「我因久已暗中為項城收買日本高等間諜，為日本使館的注意人物。」 青柳雖非浪人，但應是曾彝進與袁世凱物色的高等間諜之一，故青柳後來的密函均系發給曾彝進，再由曾彝進報告袁世凱及相關部門。袁世凱對青柳「通華語，解華文，嫻華禮，諳華情」 ，且與大隈重信關係密切，應很看重，這是他同意發展青柳從事秘密工作的重要原因。而青柳則有些「受寵若驚」，立刻將自己的過往經歷通過曾彝進報告袁世凱，以表達「輸誠」之心。

青柳於1913年7月初返回日本。此後，他不時向曾彝進發回密函，報告他在東京等地的活動情況，以及所獲情報。這些密函，現在大都完好地保存在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共計十九件，均用漢文書寫，本文統稱之為「青柳篤恆致總統府秘書曾彝進密函」，以發函時間區分之。其中有兩件是青柳在離京回國前寫給曾彝進的，其一即上引1913年6月22日密函。回到日本後共發給曾彝進十七件密函，持續時間超過半年，其中1913年10月有三件，11月有二件，12月有九件，1914年1、2、3月各有一件。十七件中，有十三件封皮依然保存完好。每函往往談及多件事情，內容極為豐富。函中還夾帶有其它一些文字，主要包括：一、青柳篤恆給袁世凱的日文密呈兩份。二、革命黨人范更新致早大校長大隈重信親筆信一封，致孫文親筆信一封，以及范更新名片一張。三、革命黨人仇鰲致青柳明篤恆明信一封。四、日本新聞剪報數十張。此外，連同密函一起保存下來的，還有袁世凱方面的若干件相關資料。

這裡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在民初複雜的中日關係背景下，青柳篤恆作為一名日本人，其間諜活動並不僅限於提供日本方面對華情報，他還提供流亡到日本、與日本一些團體和個人保持密切關係的革命黨人的情報，並通過其他方式暗中為袁世凱工作。其活動內容隨局勢發展而有變化，概括來講，主要有以下四個方面：一是暗中協助袁世凱的心腹孫寶琦、李盛鐸及駐日代表汪大燮介入中國興業會社組建商談，破壞革命黨與日本實業界的聯繫；二是刺探革命黨人行蹤及內幕，及時密報袁世凱，以破壞革命黨人的反袁活動；三是搜集日本方面對華情報及朝野對袁世凱的各種看法，及時通報袁世凱；四是想方設法在日本製造輿論，進行有利於袁世凱的宣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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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壞革命黨與日本實業界聯繫

在1913年6月22日給曾彝進的第一封密函中，可能由於雙方對所涉事情心照不宣，青柳對於他通過曾彝進從袁世凱那裡領受了何種「密旨」，並無半點透漏。三天後，青柳又給曾彝進寫了一封「要函」，內容如下：

頃在章宅所談中國興業會社一事，攸關實屬匪輕。該會社中堅人物即山本條太郎氏，而弟與之素交。府中如命孫、李二先生立正式代表之地位，而弟隨之輔佐運動，則事不為不成。弟不自揣，如果辱蒙大總統訓示，俾弟效微力，則弟竊謂府中現即電致孫、李二先生或汪代表仍屬不妙，何也？倘或如此，則恐弟未回到東京以前，此事早已泄漏於孫、李二先生左右之人，以致又為山本等所探知，弟東歸時必致不便籌畫商辦。愚見擬請稍後下月初旬弟由北京啟程之時，由大總統一面另繕致孫、李二先生密翰乙封，交下弟處；一面電致孫、李二先生，內只稱現有一件要事委任青柳，俟伊回到東京後細加斟酌為要，另有信件使伊齎至等語，而電文中萬勿題明究系何事。弟即將密翰捧持東歸，面交二先生，特屏左右之人，三人鼎坐，密籌辦法，然後與山本等磋議酌辦。若能如此，則機密綦嚴，大事成矣。竊謂是萬全之策，並不以為晚也。祇望此事亦須絕對秘密，勿使閑人干預，切切為至要。未審尊意以為如何。一切敬候訓示。

由函可知，青柳最初所參與之秘密工作，與袁世凱政府計劃同中國興業會社進行的談判有密切關係。中國興業會社原本為1913年2月孫中山為籌借外債發展實業，召集一些華商與日本實業家澀澤榮一（三井物產會社董事長）、山本條太郎（三井物產會社理事）等在東京發起組織。稍後，由於發生「宋案」，孫中山為了聯日反袁，降低了雙方合作條件，由起初堅持「依中國的法律設立本公司」，改為「同意暫依日本法律創立該公司，但將來中國新法律制定後，必須立即根據中國法律而更改之」。 事為袁世凱方面獲悉，相關人員遂擬定了一份應對計劃，呈報袁世凱，內容如下：

日本發起之中國興業公司，業已成立，勢難取消。茲謹擬對待之法如左：一、先電駐日汪公使，一面與該公司重要人物切實接洽，表明政府極端贊成之意，一面調查該公司現在已有華人入股與否，有系何方面人，華總理等職員如何選派，迅速電覆。二、若尚無華人入股，或已有少數人入股，又非彼黨中人，似可勸誘殷實妥慎之商家，竭力糾合資本，將所有之全部華股二百五十萬元，或所余多數華股，一律購買，於公於私均有裨益。三、若華人入股已佔多數，且系彼黨人主持，似應派人赴東設法破壞，務使其消滅而後已。四、若華人入股已佔多數，並非彼黨中人，似可由工商部竭力提倡，表示政府贊助之意，是亦聯絡日人之道。

此件密呈現亦藏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內容極為重要。呈中所述對待中國興業公司之事，按理應由工商部出面處理，但由於呈文目的在對付革命黨，而呈文中三次出現「彼黨」（指革命黨——引者）字樣，袁世凱閱後，特別將第二條中的「又非彼黨中人」六字，第三條中的「且系彼黨人主持」七字，以及第四條中的「並非彼黨中人」六字，用毛筆圈定，然後又在呈文開頭批了「存備考」、「『黨』字不便交部」等語，以表明此事不宜交由工商部處理，以免泄密。

最終，袁世凱決定採取第三策，一方面由外交總長密電駐日公使汪大燮 「與該公司重要人物切實接洽」，「將該公司實在情形，如華股已否開募，已有華股若干，應募者何方面人居多，華總理、副總理等職員如何選派等事詳探電覆」 ；另一方面，暗中遣人與日本駐華公使伊集院彥吉談妥，決定派孫寶琦、李盛鐸前往日本，介入公司商談，以拆散孫中山與日本實業界的關係，從而打擊革命黨人。 青柳函中所述「汪代表」即指駐日外交代表汪大燮，「孫、李二先生」則指孫寶琦、李盛鐸，他們於6月21日，即青柳給曾彝進遞交第二封密函前4天，離京赴日。 他們到日本後發表談話，否認此行「系因中國南省與日本以東亞興業公司為楔子關係加密，為破壞此關係計，特行來東」，斥之為「以訛傳訛」，而謊稱「此次來東，並非承袁總統意，系因當夏季休假，故閒遊一次」。 青柳與中國興業會社的日方中堅人物山本條太郎素有交情，因此在與曾彝進等商談後，他自告奮勇，表示願意輔佐孫、李二人「運動」。為了做到「絕對秘密」，青柳提出最好由袁世凱繕寫密信一封，由他攜帶至東京面交孫、李二人。另外再發一電與孫、李，電中「只稱現有一件要事委任青柳」，「萬勿題明究系何事」。待他到東京後，三人再商量如何與山本交涉，而不要事先將他所負使命電告孫、李，免得消息泄露，為山本等人所探知，給活動造成不便。

青柳回國後如何協助孫、李二人破壞孫中山與澀澤榮一、山本條太郎合作創辦公司，在其後來給曾彝進的密函中，未見有具體報告。由於「宋案」發生後孫中山忙於反袁鬥爭，無暇顧及公司之事，袁世凱方面加緊活動，於1913年11月邀請中國興業會社副總裁倉知鐵吉訪華，在北京召開中國興業會社會議，通過了補選袁世凱心腹楊士琦為中方總裁等決議。 到了1914年4月，公司改名為「中日實業公司」，楊士琦就任總裁。 袁破壞革命黨與日本實業家合作的目的最終達到。

在1913年11月18日的密函中，青柳還曾提到他破壞革命黨向日本方面借款之事：

借款一節，已與前途商酌，其提出之條件，大概如左：

一、金額：一千萬圓。

一、利息：六分乃至七分。

一、手取：九十乃至九十五。

一、擔保：擔保必須適當且確實，未審貴處提出何種擔保，請即由貴處先行指示，用便商榷。

此項借款本系今夏由宮崎滔天等從中介紹，與黃興開議，幾將成就。弟（某）一聞之，秘密運動，竭力牽制，遂作罷議，以迄今日者也。

函由青柳寫給曾彝進，故謙稱「弟」，袁世凱閱後將「弟」字用毛筆圏去，改為「某」字。據函，此項借款原本為黃興提出，由宮崎滔天等從中介紹，與日方商談。從時間點看，正好是「二次革命」即將爆發或剛剛爆發的時候，因此，這筆款項對革命黨來說，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由於青柳「秘密運動，竭力牽制」，導致黃興與日方的借款談判功敗垂成，對革命黨的打擊應是很大的。 至於袁世凱方面最終是否就一千萬圓借款與日方達成協議，相關資料未見記載。此事是否與中國興業會社有關，亦無法判定，但因內容甚為重要，故在此一併敘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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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蹤革命黨行蹤並破壞其反袁活動

青柳答應為袁世凱秘密工作是1913年6月下旬，其時革命黨人因「宋案」和「善後大借款」，反袁呼聲已很高。而就在青柳篤恆返回日本僅僅數天後，「二次革命」正式爆發。首先是江西都督李烈鈞宣布獨立，緊接著黃興在南京宣布江蘇獨立。隨後安徽柏文蔚、上海陳其美、湖南譚延闓、福建許崇智和孫道仁、四川熊克武、廣東陳炯明相繼宣布獨立，發起反袁戰爭。這次革命進行了不到兩個月，即被袁世凱鎮壓，由於受到袁世凱政府通緝，孫中山、黃興、李烈鈞等革命黨人紛紛逃亡到日本。緊接著，袁世凱又於11月4日下令解散國民黨，取消數百名國民黨人的議員資格，於是有更多人逃亡日本。但袁世凱並不罷休，他急需掌握逃亡到日本的革命黨人的動向，以絕後患。於是，青柳篤恆的角色隨之發生變化，「密使」而外又為「密探」，且以後者為主要任務。1913年11月之後，青柳發回的密函逐漸增多，並且大多涉及流亡革命黨人活動，正是此背景下的產物。

1913年3月，孫中山與黃興等人在上海橫濱正金銀行內商討反袁問題。

對青柳而言，刺探革命黨人行蹤及內幕，可以說有著得天獨厚的條件。首先，青柳精通漢語，這使得他可以和流亡在日的中國人無障礙地交流。其次，青柳自清末以來長期負責早大的中國留學生教育 ，而流亡革命黨人有很多在早大活動，甚至在早大就讀，這就使青柳很容易掌握他們的動向。再次，青柳深受早大校長大隈重信器重，而大隈作為日本政壇極有影響的人物，與日本朝野各界以及中國各方面人物多有往來，青柳作為大隈的秘書，經常參與大隈組織的活動，掌握很多內幕。大隈曾在給青柳所著《極東外交史概觀》所作序言中寫道：「青柳君作為早稻田大學教授，執教支那語和支那現代文，長期擔任支那政治經濟講座，凡支那事，其學識淵博，精深無遺。故十餘年來，吾與支那人的會談及文書往來，常有勞青柳君。然其間多有涉及政情機密，這諸多材料，今尚為君的掌中之物。」 青柳由此獲得了許多情報。

自然，在早大活動的流亡革命黨人的動向，成了青柳跟蹤的一個重點，曾幾次向袁世凱密報。先是在11月18日的密函中，青柳報告了辦理「亡命客」入早大就讀的情況：

亡命客入早稻田大學讀書一節，交涉次第進行。敝大學學長高田博士，原慮主峰之意以為如何。頃接惠函，詳悉主峰亦同甚表同情，轉達學長，伊始放心，囑弟進行。細情容續函稟。至於主峰命意，弟深領之矣。附呈信片，系仇鰲所致弟也。

青柳所言「主峰」即袁世凱，「惠函」系指曾彝進來函。由函可知，早大方面起初因擔心袁世凱方面反對，對於收容流亡革命黨人入早大讀書頗有顧慮。在接到曾彝進來函，告知袁世凱對流亡革命黨人入早大讀書「甚表同情」後，青柳向學長高田博士轉達了袁世凱方面的意思，高田這才放心，讓青柳辦理有關事宜。至於青柳說「主峰命意，弟深領之矣」，雖未明言，但不難想見，袁世凱的意思是，讓流亡革命黨人進入早大讀書，將更容易掌握他們的動向。

隨11月18日密函寄給曾彝進的仇鰲明信片現仍保存在北大歷史學系，共兩張，第一張寫收信人地址、姓名及寄信人地址，第二張為明信正文，內容如下：

復示祗悉。課單擬定時即乞擲下，以便附同旨趣書刊布。合同早已脫稿，惟尚須約同殷君一商，即行送呈左右。至於責任一節，弟等當對於學校完全擔負。耑此，復送篤恆先生照安。弟仇鰲謹啟。

明信中的「殷君」，應指革命黨人殷汝驪。根據日本外務省檔案的記錄，黃興、李烈鈞等流亡到日本後，曾秘密發起組織「浩然廬」，對流亡黨人施以軍事教育，兼授日語、法律、政治、經濟學、武術等，於1913年12月1日正式創立，具體主持人便是殷汝驪及日本預備役騎兵大尉青柳勝敏。 仇鰲明信中所言，應即指籌辦浩然廬事。「課單」似指浩然廬計劃開設課目，青柳參與了擬定；「旨趣書」當指浩然廬創辦旨趣書；「合同」則可能是關於聘請青柳任課事。在日本外務省檔案中，並未提到仇鰲參與創辦浩然廬事，仇鰲在後來的回憶中也未提到此事 ，但從他寫給青柳的明信來看，他的確參與了籌辦。其時，仇鰲正在早大就讀，青柳正肩負監視革命黨人的任務，故他要求仇鰲等為他們的活動向早大負責，這才有了仇鰲的複信。而青柳轉手便將這封信寄給了曾彝進，於是，浩然廬的創辦對袁世凱來說也就不再是秘密。

在11月18日的密函中，青柳還通報說：「彼黨中人，現仍與弟常來往，其秘密舉動，自當務必設法偵探，隨時稟明不悞也。」 大約一個月後，青柳進一步報告了革命黨人就讀早大的情況，及其對革命黨人採取的防範措施：

彼黨中人入早大者，前充參眾議員等，其數日多，胡瑛以下讀書尤努。總長大隈伯爵、學長高田博士囑弟將其入學之許否、品學之監督，一切均歸弟裁度節制。弟當一面開導婉勸，竭力使其向於正道，一面大小探偵彼等舉動，隨時報告可也。至其布置一切，業經密為其處矣。

幾天後，青柳又報告了胡瑛試探介紹兩名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畢業的流亡革命黨人，化名就讀早大政治科的事情：

日昨胡君瑛來寓面商曰：茲有友人二名，系前在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畢業，此次擬入早大政治科讀書，只有一節，必須格外妥議。該人等實名陰諱，未便公表，未審能否特准其變名入學，究竟如何？弟曰：可也。貴友們既系亡命軍人，其實名弟當設法管保，不敢發表。惟弟等學校當局者，專責所在，不可不知其實名，但必當絕對秘密，不致泄漏矣。胡君唯唯而去，當在過年後即行入學也。凡在敝國亡命之客，張繼以下均系變名（張繼假名雲姜白），惟有胡瑛一人，公稱實名而毫不秘而已。

由此函可以看出胡瑛的謹慎，與青柳的狡猾。青柳一方面表示可以接受兩名革命黨人化名就讀，另一方面又提出學校當局不可不知入學者真實姓名，並表示絕對不會外泄。但胡瑛顯然很謹慎，並沒有立刻告知青柳兩名欲入學者的真實姓名，因此青柳在此函中沒能像通報張繼化名那樣，將兩人真實姓名通報給袁世凱。函中提到張繼以下革命黨人均用化名，惟有胡瑛一人「公稱實名」，對於研究者了解胡瑛其人甚有價值。「二次革命」爆發前，胡瑛曾「以調停自任，前往上海，遊說多方」，但未能成功。革命失敗後，袁世凱所發通緝令中並無胡瑛名字，但他也逃亡到了日本，並不時「發表維持大局之言論」，與袁世凱方面關係曖昧。他在日本敢於「公稱實名」，可能與其主張有關。1915年5月，袁世凱方面「令人致意，勸其回國，將有所任」，胡瑛遂回國自首，併入住楊度家中。 不久，「籌安會」成立，胡瑛搖身一變而為「六君子」之一，為袁世凱復辟帝制吶喊。

除了報告早大革命黨人情況外，青柳篤恆還向袁世凱報告了在日革命黨人的整體情況，特別是革命黨領導層的情況。在12月1日的密函中，青柳篤恆報告說：

亡命客在敝邦者約八百名，遇此次上月初四之命令，彼等意謂無可奈何，均皆有意入學讀書。惟李烈鈞一派八十人，仍不安分，躍躍欲動，須注意耳。孫、黃名聲日壞一日，彼黨中人眾望攸歸，頗有變遷，時有趁此孫、黃失望之機，竊圖自取其地位而代之者，其運動至密且敏。大略情形弟經隨時晤譚馬公使，又通告有賀博士矣。至彼黨中人各領袖詳細舉動，仍當分別面稟為可。

函中「上月初四之命令」，即指1913年11月4日，袁世凱以「二次革命」「該國民黨本部與該國民黨國會議員潛相勾結」，勒令國民黨各級組織於三日內解散，並派出大批軍警，分頭追繳國民黨國會議員之證書、徽章。「馬公使」指馬廷亮，1913年9月駐日公使汪大燮回國任教育總長後，馬曾接任駐日「代辦」，直至1914年2月新任公使陸宗輿到職。「有賀博士」即有賀長雄，袁世凱的法律顧問，當時正在日本。青柳7月初離開北京時，曾計劃12月底回北京向袁世凱當面彙報一次工作情況，故此函末尾有「仍當分別面稟為可」之說，不過由於經費問題，青柳實際未回北京（詳後文）。

在12月17日的密函中，青柳篤恆又報告：

此他【地】亡命之徒索資孫、黃者冠蓋相望，孫所齎之款無多，而至於黃，擁款巨萬。然而，如有其徒求援者，惜而不與，是以彼黨之中，其名聲頗壞。東京品川黃興之居，堂堂大廈，巍巍高樓，出入起居，一富翁耳。彼如雲，予保江寧刀折矣，盡而後奔矣，人有耳目，誰能信之。

到了1914年1月9日，青柳篤恆再次報告：

張繼、胡瑛等常來晤談。（張繼系屬與弟舊交，距今十五六年以前，敝友中島裁之由北京帶至東京，囑弟使伊寄居於敝寓，同居兩年，張時年十八歲。）據云，孫文、何海鳴等窮狀，真堪可憫。李烈鈞獨闊。日前澁澤榮一、山本條太郎等中國興業會社中人胥謀捐款濟其急矣。

由於青柳與胡瑛、張繼等人來往密切，而胡、張等是革命黨骨幹，特別是張繼，與青柳有十多年的交情，張與孫中山等往來又極為密切，這就使青柳得以獲得革命黨領導層的一些內幕。青柳不但向袁世凱通報了在日流亡革命黨人的規模，而且透漏了革命黨領導層內部的種種矛盾。從中可以看出，「二次革命」失敗後，黃興等人的革命熱情已經大大減弱，與孫中山的分歧在加大。特別是黃、李等人未能在經費上給與孫中山有力支持，從而使孫中山陷於十分窘迫的地位。孫中山在革命黨人中的威望在下降，黃、李等人在普通革命黨人心目中的聲譽也在下降。12月1日的密函中提到革命黨內部不時有人趁孫、黃威望下降之機，秘密運動，試圖取孫、黃而代之，說明革命黨領導層的危機，已經到了相當嚴重的程度。甚至由於革命黨領導層不和，一些支持中國革命的日本人也分裂成不同派別，如「宮崎滔天一派是孫派，萱野一派是黃派，日野大佐一派為李烈鈞派，高野一派是柏文蔚派……」

青柳篤恆還不時向袁世凱方面報告一些革命黨人的具體革命活動，提醒袁世凱政府加以防範。如在1914年2月18日的密函中，青柳就報告了革命黨中「最激烈派人」仇鰲等，正謀劃在滿洲製造事端，以激成袁世凱政府對日對俄麻煩外交問題，從而達到借外力推翻袁世凱政府的目的，要袁「預為防範」。函云：

頃者彼黨中最激烈派人，紛紛密行滿洲，意欲蠢動。如仇鏊等亦同將去，其他領袖人名，未能詳悉。今探彼等對於貴政府作戰計畫，並非出於直接攻擊，實圖一種間接射擊之法。何謂間接射擊？彼等自知力不足敵，以謂與其以母國束手委之於現政府之為制，索性以母國破壞到底，委之於列強之爪牙為快。於是在滿洲密謀故意激成對日對俄之麻煩外交問題，間接與政府為難，遂致藉外國之勢威推翻政府，如是而已。其居心手段，洵為可惡，尤須注意，預為防範，是為切要。余容續行布聞。

在1914年3月13日的密函中，青柳篤恆又報告了李烈鈞、張繼、陳家鼎、陳家鼐等人的秘密活動，特別是報告了劉藝舟等人正預備在日本各地上演「排袁戲」，「鼓吹第三次革命」，請曾彝進將情況轉呈袁世凱，同時表示自己將「相機設法破壞」：

李烈鈞、張繼夙已相攜西去，諒已邀聞。二人表面則言趁閑觀光法國，其實則赴南洋聯絡華僑籌款。陳家鼎（前眾議院議員）、陳家鼐（湖南譚前督參謀）兄弟倆東渡，請入早大肄業，弟准如所請。二人均不上堂讀書，時出串訪敝邦各有力家，暗中運動，以破壞第二次大借款為目的。現又有劉藝舟者，系湖北人，或言前此革命時，曾當山東都督，僅有五日京兆之說，未審是否果然。前在大連演戲數場，現已東渡，暫寄長崎柏文蔚處。頃者劉特派陳濟才（河南陸軍學堂出身）乘機來京，現正預備演戲，並擬於大阪、神戶、長崎等處次第演戲。其所擬演之戲，實系以鼓吹第三次革命為目的。伊自揚言，稱之此系排袁戲云云，無賴之詞，尤屬可惡。弟一面續後探偵其舉動，一面自當相機設法破壞。

除以上情節外，尚有一事值得特別一提，即范更新向孫文請求資助其留學日本，而為青柳篤恆破壞事。范曾參加辛亥上海光復之役，後與戴季陶在上海組織五族少年保國會總部，旋任「保國會閩支部長」，赴南洋等地從事革命活動。滬軍都督陳其美曾答應范運動中央稽勛局，資助其赴日遊學實業，不料「二次革命」爆發，陳其美下落不明，范亦飄流各處，生計困頓，遊學計劃落空。於是，范於1913年12月11日寫信給孫文，報告自己的革命經歷，請求孫文設法為其籌措遊學經費。但由於他只聽說孫文在神戶，而無法與其直接取得聯繫，遂寫信給早稻田大學校長大隈重信，同時將給孫文的信密封后一同寄給大隈，又呈上名片一張，請求大隈將信轉交孫文。 由於青柳系大隈秘書，此信發出幾天後就落到其手中。青柳在12月17日的密函中，將范更新致大隈重信及孫文的信件，連同范的名片，一併寄給了曾彝進。由此事可看出，青柳對革命黨活動的監視，達到了相當細密的程度。而從前引青柳的報告也可以看出，其對流亡革命黨人的內情可謂相當了解，並且總能夠預先得到消息，從而將情報及時傳遞給袁世凱方面。

4

搜集日本朝野對華方面情報

在青柳回國後發給曾彝進的十七封密函中，有五封與此有關，主要涉及三個方面。

首先是向袁世凱方面報告日本朝野對袁氏當選及就任正式大總統的相關看法。袁世凱於1913年10月6日當選正式大總統，次日，各國表示承認。10日，袁世凱正式宣誓就職。青柳篤恆除了接連給總統府發出三封電報表示祝賀外 ，又於10月12日連發兩函給曾彝進，並隨函寄去日本各報對有關消息報道的剪報。 計包括《萬朝報》、《國民新聞》、《東京二六新聞》、《東京日日新聞》、《大阪朝日新聞》、《大阪每日新聞》、《中外商業新報》、《東京朝日新聞》、《日本》、《大阪新報》、《中央新聞》、《京都日出新聞》、《每夕新聞》、《時事新報》、《大和新聞》等15家報紙的20條剪報。這些剪報現均完好保存在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從內容看，除了青柳本人向報界發表談話，對袁世凱大加讚賞外（詳下文），各報內容多系關於袁世凱的負面描述或評論。大體包括三方面內容：一是介紹袁世凱從前清到民初的從政經歷，特彆強調袁世凱逼迫宣統皇帝退位一事，認為袁絕非華盛頓一類人物，而如董卓、曹操。 又將袁說成是個「老獪、惡辣、權詐、殘忍」之人，其過往行為「酷似曹操、司馬懿」。 二是對袁世凱當選過程中負面新聞的披露，如採用「威壓、脅迫、收買、誘拐等一切的惡辣手段」，連續投票三次才當選，認為這是民國史上難以拭去的「污點」。 三是對袁世凱政府的前景進行分析，認為袁世凱政府的將來還是個謎，袁依靠金錢和武力贏得其地位，並沒有得到所有人一致認可，這是「新共和國的第一弱點」，其基礎並不牢靠，其中實潛伏著共和國的「最大危險」。 又認為袁當選後面臨種種困難，如列強在中國各處侵奪，孫中山、黃興等在海外繼續反袁，宗社黨仍在圖謀復辟，以及政府財政極為困難等等，因此其前景不容樂觀。

青柳向袁世凱提供的第二方面情報，是實業家澀澤榮一等人的活動及其與革命黨人的關係。在1913年11月18日的密函中，青柳報告說：

澁澤男爵赴華延期，實因該男爵稍損健康。刻又值天氣寒冷，其醫男爵高木兼寬極力勸止。惟中國興業會社副總裁倉知鐵吉（前外務次官）單獨赴華與否，久在游移之中。現已確定伊與澁澤男爵之一子前去。澁澤一子仍系學生，此次同去不過修學旅行之意，並非為其父代理。溯查澁澤男爵等此行，名雖稱為漫遊，而種種實業上之問題，固然有之。就中如陝西省延長府煤油窰問題、浦口土地買收問題，為最大要務。抑有更屬秘密要故必須奉聞，仍請轉稟主峰者，敝邦實業家與南方諸士之聯絡，迄今仍有之是也。澁澤男爵決計赴華，先是密招孫文於東京商業會議所，澁澤男（爵）以下，東京商業會議所會頭中野武營，同副會頭大橋新太郎等，與之接洽。談之以赴燕之事，孫文無異議，議於是乎決矣。要之，敝邦實業界領袖，在實業一方面論之，現仍注重南方之勢力，以為將來敝邦實業關係，仍以南方為主，故不欲與南方之士為敵也。此節尤屬秘密，請兄注意。

如前所述，袁世凱方面一直試圖切斷日本財界與孫中山的聯繫，除了派人到東京秘密破壞外，還有一個舉措，就是邀請中國興業會社日方負責人訪華，以商量公司改組之事。此函反映的就是這一情況。在這份情報中，青柳除了報告澀澤榮一因病延期訪華，日方已確定由中國興業會社副總裁倉知鐵吉（前外務次官）和澀澤榮一的一個兒子到中國去這一情況外，並透漏了澀澤榮一等計劃中的中國之行的目的，即名為漫遊，實則與實業上的計劃有關，特別是會涉及陝西省延長府煤油窰問題，及江蘇省浦口土地買收問題。青柳並特別提醒，日本實業界領袖因在經濟利益上與中國南方有密切關係，故不願與「南方之士」為敵，仍舊保持著與「南方諸士」的聯絡。澀澤榮一決定赴華後，就曾密招孫文於東京商業會議所，與會頭中野武營、副會頭大橋新太郎等接洽，得到孫的同意。此一情報對袁來說，重要性不言而喻，故袁閱後特別將此段文字圈定，並批示：「以上另抄，備商議。」

尤其引人注意的是，青柳向袁世凱方面詳細報告了他和日本宗社黨首要人物川島浪速等人關係的變化，以及川島浪速和日本軍方在滿洲等地的秘密活動。在1913年12月23日的密函中，青柳就此寫道：

川島浪速系弟二十年來之舊友，交情最久，詎今夏以來，實因關乎貴國時局之政見，彼此全然反對，竟至絕交。彼等一派，有其友宮島大八（弟之叔伯兄弟而弟之恩人）、松平康國（早大教授，弟結婚時作媒之人）、小越平陸（浪人會中之巨擘，《陰謀家袁世凱》之著者）及其門生松本菊熊、小平總治等（前次暗殺阿部局長，其黨亦有其門生二人，姓宮本及元吉）。弟對此徒誼屬親戚朋友，或系後進子弟，相共握手，譚論東方時事，為日良久，一旦公見不同，揮淚離別，亦不得已也。凡人其政見互殊，如同其面。現今貴國際此風雨飄搖之機，為今之計，要在統一，何有驅之陷入土、墨政爭慘轍之理。究是我日本帝國之幸，又東亞大局之福也。弟之以此為懷，一則崇拜英雄，二則貢獻平和而已，豈有他乎？彼等不察，浪生厲階，而自是自高。弟雖疏愚，安能可【再】與此輩共事耶。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弟既決志附主峰之驥尾，專誠執鞭，人權神聖，雖以恩人長輩之命，烏容侵犯。苟公理明道之所在，大義名分之所存，何遑問親戚本家，又焉能論先進後進之別。以公殉私，弟所斷而不能忍者也。川島前與肅邸有桃園之義，與恭邸又好，是在日本宗社黨唯一之頭目。彼黨宗旨原與南方民黨正為反對，一主共和，一倡帝制，而至對於我主峰之計圖則一也，此兩派其根本宗旨迥異，而能邇來互相握手提攜共其事者，實以此故耳。今茲川島業於二十號由京啟程，率同小平，相攜前赴旅順、青島矣。其蹤跡尤須注意。再，北京使署通譯官小村後三郎，為人重厚，惟其妻系川島之妻之妹也，乞並記之。

據青柳所言，他和川島浪速一派人之所以分道揚鑣，是因為自1913年夏「二次革命」爆發以來，他和該派人對中國政局的看法「全然反對」。川島浪速自清末以來一直策劃滿洲獨立，被日人稱之為「滿洲建國之先驅者」。 他與肅親王善耆等宗社黨人物關係極密，是日本宗社黨的首領，清帝退位後一直圖謀復辟帝制，與袁世凱向來勢不兩立，故對於袁世凱鎮壓「二次革命」並不支持。而青柳則是堅決支持袁世凱鎮壓革命的，認為中國最重要的事情是統一，決沒有驅使中國陷入像土耳其、墨西哥那樣的「政爭慘轍」的道理。他並向袁世凱表白了自己的鮮明態度，稱「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自己「既決志附主峰之驥尾，專誠執鞭」，就決心與屬於川島派之親戚朋友，如其叔伯兄弟宮島大八、媒人松平康國教授等分道揚鑣，決心堅守「公里明道」，「大義名分」，而不問「親戚本家」。更為重要的是，青柳向袁世凱方面報告，川島派和南方民黨已經由過去宗旨不同、勢不兩立，開始聯手對付袁世凱，並提供了川島等人幾天前已經前赴旅順、青島活動的信息。末了，又順便告知，日本駐華使館翻譯小村後三郎的妻子系川島妻妹。根據1914年1月日本駐中國公使山座圓次郎致關東都督福島安正的電報，升允及其部下、肅親王派宗社黨、川島浪速等日本人，的確聚集到了大連，謀劃舉事反袁，而戴季陶和陳其美也來到大連參與合謀，準備第三次革命。 可見青柳提供的情報是很準確的。函中提到的小越平陸《陰謀家袁世凱》，由東京健行會於1913年6月出版，通篇站在日人及宗社黨立場，大罵袁氏所作所為。

1914年1月9日，青柳又進一步報告了升允和川島浪速等人的活動：

前者升允之到滿洲及青島謀叛也，某國（旁註：按即日本國）陸軍中人（究系何國弟未能言明未憾，請兄高明察知之）密籌趁此機會，暗中激動張作霖，合從舉事，詎料事泄，該國新報載明其始末原由，其密謀遂破於未成矣。川島急赴滿洲（旅順），亦與此謀有密切關係，須要注意。某國陸軍煽動張作霖舉事，與升允等呼應而起之密謀，雖然已破於第一舉，而其第二舉萬不可謂斷無之之事，請兄妥速布置防範，是為切要。

升允是前陝西巡撫，蒙古鑲藍旗人，辛亥革命期間拒不承認共和。清帝退位後一直往來天津、青島、旅順等地，圖謀復辟。青柳此函報告了日本軍方曾暗中煽動張作霖舉事，以便與升允在滿洲及青島的謀叛活動相呼應，不料由於日本報紙泄露消息，密謀未成。並說川島近期之所以急赴滿洲，與此謀有關，應加註意。又提醒說，此謀雖破，但難保日本軍方、張作霖及川島等人沒有後續舉動，要袁世凱方面一定要「妥速布置防範」。雖然青柳在函中但言「某國陸軍」，而未明言何國，但由於日本覬覦東北並與張作霖勾結之事，早已不是秘密，曾彝進自然明白所指為何國，故在該信抄件的「某國」二字旁批了「按即日本國」五字。可能是鑒於辛壬間（即清帝退位後前後）張作霖一度拒絕承認共和，試圖勾結日方將東北拱手相讓，給袁世凱造成很大麻煩，袁世凱看到青柳的報告後，在抄件旁又特別批了「此節抄」三字，說明青柳提供的此條情報引起了袁世凱的高度重視。

5

利用日本輿論為袁鼓吹

此為青柳為袁世凱工作的重中之重。在北大歷史學系所藏青柳致曾彝進密函中，有兩份青柳所書日文「覺書」（中文「備忘錄」之意），格外引人注意。兩份「覺書」均由曾彝進節譯後呈給袁世凱，一份題名《操縱日本新聞說》，另一份題名《轉移日本新聞辦法》。在《操縱日本新聞說》中，青柳首先分析了日本新聞報道多偏向民黨方面的六點原因：

近日日本新聞記載，利於南方之事實多，利於北方之事實少，其緣由如下，試列舉之：一、當革命時，日本人士與南方人共事者多，與北方人共事者少。二、日本人在北方者少，在南方者多。三、國民黨黨員之錚錚有聲者，如孫逸仙，如胡經武（即胡瑛——引者），近日遊歷日本，與日本人交情頗密。四、政府態度過於慎重，恆不喜以事之真相示人，故日本人恆謂政府不如南方民黨之坦白率真。五、戊戌政變以來，經過清朝之覆滅，以迄今日，日本人對袁項城之感情，一直不佳。六、近日日本擁護憲法、打破官僚之說盛行，民黨勢力日盛，故日本人對於民黨表同情者多。

接著提出六條「轉移之策」：

轉移之策如左：一、設法使北方人士與日本人為個人之交際，隨時接近，疏通意思。（中日記者俱樂部為團體親睦之法，不如個人交際之利益大）二、政府宜就各機關指定專員，專司預備新聞材料，並接待新聞記者，除機秘事件外，一切披瀝見告，政府所與之新聞材料既多，自不向南方民黨索取材料矣。三、派遣足以代表政府之人遊歷日本，與日本內地重要人聯絡，再至各大都會演說，使日本人心逐漸傾向政府。四、物色可靠之日本人作為政府心腹，專與各日本新聞記者通氣脈（其人須有才略而又筆力雄健者）。五、買收日本新聞記者。六、派遣得力人至日本東京、大阪，與各有力新聞社內外人接洽，使知政府真意。

呈文中關於日本新聞多載不利於袁世凱政府之事的原因，應當還有更重要者，為青柳未便講明，即王芸生《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所言：「袁世凱在民國以前，完全與日本處於對立地位，尤以自光緒初元迄甲午戰爭之一段歷史為然。此時袁世凱在李鴻章蔭庇之下，運用手腕，幾將日本在朝鮮之勢力排斥凈盡。此一段歷史之功罪固當別論，而日人自此時起已視袁世凱為敵人矣。清末民初袁世凱之當國，甚為日人所不喜，久思排而去之。故此時之日本對華外交，大體言之，為宰割中國，局部言之，亦為反袁。」 此外，可能還有一原因，即在具有「萬世一系」觀念的日本人看來，袁任總統是篡權，故不喜袁。1915年「二十一條「交涉結束後，外交次長曹汝霖曾問日本駐華公使日置益：「袁總統向有親日之意，何以日本總不接受？」日置益答：「貴國改革後，若使孫文當元首，沒有可說，因孫文向主革命，沒有做過清朝的大官。袁氏世受清恩，自己又是總理大臣，改革後，無論如何巧妙，自己做總統，在日本人看來總不免有篡奪之嫌，這是日本人同一的觀念，這觀念還是從貴國傳來的。」 前引日本新聞剪報將袁比作篡漢的董卓、曹操及篡魏的司馬懿也反映了這一點。

在《轉移日本新聞辦法》中，青柳提出了自己準備採取的六條辦法，可以說是《操縱日本新聞說》六條「轉移之策」的具體化。內容如下：

（一）篤恆若蒙大總統委任專辦此事，第一著手辦法，在使日本人知袁大總統為何如人，將前此風聞誤會煥然冰釋。按：少數日本人對於袁大總統誠不無惡感，但其惡感之所由來，決非根於冷靜之理想與深固不拔之成見，故其攻擊大總統，亦只憑空結撰，毫無事實，大抵皆由謠言再生謠言，一般人士遂因風聞而生誤會，故日本人對於袁大總統之誤會，有類於迷信小說，決非確有見地。（二）篤恆擬向日本人鼓吹者約有二端：一證明大總統為人光明正大，除維持共和、苦心為國外，決無其他野心；二證明現在除大總統外，決無他人能維持民國。（三）或以筆力，或以辯力，務使日本輿論對於大總統深表同情。（四）篤恆先盡一二月之力，專從事於結交日本新聞記者，探悉其內情，以誠意開導之，不能動則以權術籠絡之，剛柔兼施，經權互用，務使新聞雜誌之主筆，悉化為吾黨而後已。按：日本報界主筆、訪事，以早稻田大學卒業生為眾多，故早稻田大學設有新聞研究科。篤恆兼充該科教員，早稻田大學卒業生爭入報社，經篤恆介紹入社者甚夥，故自信辦理甚易得手。（五）篤恆密布偵探，探某新聞、某雜誌將發某種議論，無論記事、議論，苟有不利於大總統者，儘力所及，先防之於未然，若力不能及，既已登載，或已出版，則用其他方法使其取消。按：篤恆辦理此事，先自東京入手，俟力量有餘，再延及大阪一帶。（六）利於袁大總統之記事、論說，務多多揭載。擬請飭令曾秘書，隨時寄送可登載之材料。

此件密呈第（六）條後，還有第（七）、（八）、（九）、（十）、（十一）五條，其中（七）、（八）兩條特彆強調了保密的重要性。第（七）條寫道：「篤恆辦理此事務須秘密，若為世人探知，則新聞主筆均以篤恆為袁氏說客，未能發言，先被拒絕，以後雖舌敝唇焦，皆為徒勞。篤恆若擔任此事，對於妻子亦嚴守秘密。請大總統於曾秘書以外，勿令人知，是所至叩。」第（八）條又寫道：「北京、東京間之通信，往來於北京安定門內秦老衚衕曾彝進氏、東京市牛込區若松町八十番地青柳篤恆之間。蓋因呈遞大總統府時，恐受日本郵局懷疑，有泄密之虞。」 第（九）、（十）、（十一）三條則談及經費等問題（詳後文）。

上述兩份呈文均寫於青柳回國之前 ，由此可知，扭轉日本新聞界對袁世凱的負面報道，應是青柳最初所承擔的主要使命之一。《操縱日本新聞說》極有可能是應總統府要求而寫的，青柳對此表現積極，又寫了《轉移日本新聞辦法》一同呈上，強調自己不但有能力而且條件承擔此項工作。而袁世凱之所以有此舉動，說明他很清楚自己在日本朝野的負面形象，並極力想改變這種情況。事實上，袁世凱此時已有所動作，即由其親信梁士詒、王賡、趙秉鈞、曾彝進等人準備材料，在沈祖憲、吳闓生所纂《容庵弟子記》基礎上，編撰《正傳袁世凱》一書，然後掛名日本《報知新聞》記者內藤順太郎著，準備成書後在日本出版，以宣傳「真實」的袁氏。 同時，他又托即將卸任回國的日本駐華公使伊集院彥吉，設法查禁攻擊他的小越平陸所著《陰謀家袁世凱》。

青柳不但提出具體辦法，而且努力付諸行動。不過，在他回國之初，主要精歷放在破壞革命黨與日本財界的關係方面，旋因「二次革命」爆發後主要精力轉向追蹤革命黨行蹤及搜集其它情報，在扭轉日本輿論界對袁世凱的負面報道方面一直進展不大。1913年11月4日袁世凱下令解散國民黨，取消國民黨議員的資格後，特別給青柳發了一封電報，說明下發此道命令「實為防遏內亂，保全治安」，與當時剛完成的草憲工作「無何等之關係」，要求青柳在日本宣傳，以免「謠傳失實」。 青柳在11月18日復曾彝進的密函中表示：「該件自當接續竭力進行。弟隨時相機，寤寐注意，造次顛沛，未嘗忽之也。惟此事由來已久，萬不能一時冒昧，著急辦理，反致貽害將來也。受命以來，數月於茲，種種設法，竭力籌畫，而事與志違，成效無幾，抱愧實深。」 所謂「該件」，即指為袁鼓吹，扭轉日本輿論之事。此後，青柳把工作重點放到了為袁鼓吹方面，在其回國後發給曾彝進的十七封密函中，有九封寫到了他從事這方面活動的情況，基本都是在11月18日之後。進行方式主要有以下三種：

第一種辦法，按《轉移日本新聞辦法》所述，青柳不時請總統府秘書曾彝進寄送宣傳材料，以便登載日本報刊。如在1913年12月1日的信中，青柳寫道：「仍請我兄常將演說材料搜括擲來，用資取材，則幸甚矣。」 「仍請」二字說明，此前已經有過由曾彝進寄發材料，再由青柳設法在日本報刊登載的事情。在12月13日的信中，青柳談到了在其負責的《早稻田講演》連載沈祖憲、吳闓生所編記錄袁世凱事迹的《容庵弟子記》的事情，說：「《容庵弟子記》特囑敝友關口精一縮譯。現已譯就，弟與大隈伯暨高田學長商妥，訂在早稻田大學機關雜誌《早稻田講演》（弟所主管也）新年號先載第一稿，仍訂以後按號續載。」 在12月17日的信中，青柳再次催促曾彝進從速、多寄宣傳材料，說：「近來國會問題、蒙古問題等，政事複雜，貴處如有政治問題必須在鄙處報端宣明或辯白者，請將其材料擲至可也。郵便遲遲，登諸報章有不及時之嘆者常常皆是，如蒙電致，則為更佳。」 他幫忙在大隈重信主編的《新日本》雜誌上，刊登了「前清宣統皇帝御筆一幅及其述事一節」，以使人周知袁氏「對於前清皇室不失尊敬之誠，皇室與府中水乳融洽之真相」。 他還為曾彝進辦了件私事，即安排從1914年《早稻田講演》新年號開始，連載由關口精一縮譯的曾彝進「自敘傳」。

青柳採取的第二種辦法，是他自己出頭，或明或暗，竭力為袁世凱及其政府辯護。具體又有以下三種做法：一是隨時、到處發表演說。如在12月1日的信中，青柳報告：「主峰愛國真意，弟常隨時相機切實宣布。上月廿二日在早稻田大學講堂特開日華學友會，舉發會式，專誠演說。翌二十三日赴群馬縣北甘樂郡，在中村座（戲館也）剖解真相，演說細情。二十九日晚神田青年會館演說支那問題。而每日曜日早間在敝寓常開研究會，將早稻田大學及高等師範學校學生關懷貴邦時事者數十名招致，漸次鼓吹，使其勿為謠傳所淆惑。現又請有賀博士在早稻田大學演說，正在交涉之中。惟該博士現受輿論攻擊尤烈，故未敢決意也。」 二是接受日本報紙採訪，發表談話。如在1913年10月10日袁世凱就任正式大總統當天，青柳在《大和新聞》暨《國民新聞》發表了談話。 11月接受《二六新報》採訪。 12月又接受「Tokys Weekly」採訪，發表關於袁世凱政府政策的談話。 以上訪談內容，青柳均通過剪報寄給總統府。在這些訪談中，青柳對袁氏大加稱讚，說工作就是袁世凱的「嗜好」，「袁氏桌几之上，不論軍事外交，抑或實業交通，各類文件堆積如山，處理公務，不得寸暇。惟其精力絕倫，未曾露絲毫疲勞之色。……袁之秘書常雲，若剝奪袁之工作，則袁必感無上痛苦。」 又說袁「既無書畫古董之嗜好，亦無遊山玩水之興趣，每天從左至右，快速處理公務，實乃袁君唯一之樂趣。」「每日黎明即起，直至深夜，無寸暇休憩之時。……雖中國今日之時局，亦有難言之隱，然其斷無疲勞之色，且以絕大之精力主義任事，令人驚嘆。」

青柳還向日本人描繪了到袁的形象，說袁「平日著洋服（此制服，上自總統下至司閽，樣式皆同），因體軀肥滿，不喜衣領束縛，常敞開之。銀白散發與立領制服相襯，其形象更像一樸素老翁。客來，屈身握手，親自請入客廳。一天二十四時，雪茄煙不離手。」 「喜歡大吃」。「總統府內部奉行節儉主義，為避北京特有之暑熱而設之『天棚』，前清時代需費二十萬兩，袁斥之為奇高之冗費，而現在將其減為三萬兩」。 青柳並說以上都是他在北京任職時，因公務出入總統府之際，所耳聞目睹的事實。三是青柳自己撰寫宣傳文字。如他安排在《早稻田講演》新年號刊登其所撰《支那共和政體建設之由來》一文，此文是其早大講義《支那最近政治史》中的一部分，「專在說明由歷史上觀察，最高政權當然歸屬我公之實相」。 他又計劃和在華日本記者奈良一雄合作撰寫一本叫做《臨時政府之真相》的著作，屢次請總統府考慮發刊之事。在11月18日的信中，他寫道：「《臨時政府之真相》發刊一節，現為最得宜之好機，不知究竟如何著落，請即示覆」。 在12月1日的信中又說：「望「臨時政府之真相」及早進行，以防謠傳失密，是為至要。」 在12月17日的信中，青柳又說：「《臨時政府之真相》一節，以弟視之，似乎將其名目改題曰《支那最近政治正史》（一名《北京臨時政府之真相》），更屬合宜。」 此書最終是否刊行，尚待查證，但青柳與奈良撰寫此書的目的不言自明。

此處有一事尚須交待，即前所提及之內藤順太郎在掛名編撰《正傳袁世凱》一書同時，還曾籌畫與李肇甫等合作，出版《東亞雜誌》（月刊），在東京設本社發行，由內藤負責，在北京設「支局」，由李肇甫等負責。目的是要延聘「中外碩學鴻儒、大政治家、大宗教家等」，「報道中華民國的真相」，「消除日本朝野的誤解」，以實現中日「互相提攜」，「確保東亞和平」，「增進福祉」。 此事得到了袁世凱和財政總長梁士詒的支持。雜誌即將出版時，內藤還曾通過曾彝進請袁世凱「賜題數字」，袁批「擬題」二字。 青柳在11月18日的密函中，也曾提到該雜誌，他說：

東亞雜誌一節。博文館淺田江村現已旋京，弟與伊及博文館主大橋新太郎等相晤數次，該雜誌諸多窒礙，恐實效難期。竊惟縱橫按月墊補不少之款，決不乏另有更有益之計畫。弟尚有愚見可陳者，俟奉命後謹當詳述。抑又貴意如以一定進行為是，則希將此事委託弟，弟當與其隨宜商議，用期諸臻妥善可也。

《東亞雜誌》最初由內藤順太郎組織，旋轉請博文館主大橋新太郎辦理，袁世凱方面不僅「月助千金」，匯由駐日公使汪大燮轉交該雜誌社，而且「派專員搜集」「雜誌資料」，「陸續郵寄，供其編輯」。 但青柳對該雜誌的辦理成效並不以為然，試圖說服曾彝進將墊補該雜誌的款項用來實施「更有益之計畫」；即便一定要辦該雜誌，也希望委託青柳負責其事。可見，同為袁世凱工作，日人之間亦有矛盾，乃至有相互拆台情況。

青柳採取的第三種辦法，是請日本有名政論家出面撰寫文章，為袁世凱鼓吹。其中最主要的，是請日本政治學泰斗、早稻田大學教授、《太陽》雜誌總編浮田和民撰文。在1913年11月21日的密函中，青柳詳細報告了他與浮田和民見面商談的經過：

茲有法學博士浮田君和民，品端學粹，世皆稱之，以為日本政治學者之泰斗。弟昨敦請博士於某處，與其談透貴國政事，為時良久。博士曰：敝人恆謂：中國共和，尚屬早矣。所有中國一部政家之偏見，與日本多數報章之謬論，均皆坐於此共和二字之所禍。如雲既立共和，未便再行挽回，則鄙人私謂：只可施行軍人共和，至於議會共和，萬不可行矣。袁總統前蒙清皇帝委任之付託，且承南京臨時政府之推選，享有完全行政權，而又軍界推戴如同師父，如能以國家之重自任，則何事不能敢為，究竟是國利民福之基也。比如此次所設中央行政會議，實屬最得機宜之處置，鄙人為此尤表同情者也等語。博士總管《太陽》雜誌，《太陽》本屬我雜誌界之巨擘，是兄所熟知也。其勢力之優，所影響於我言論界甚鉅矣。弟即進而囑曰：善矣哉，先生之言也，公忠之論，通達之識，後進如弟，敬佩何勝。抑有更請者，先生主管《太陽》，願先生特為中國政局，又為日本言論界，起草一文，登諸《太陽》雜誌，藉資為世之做輕薄之妄論者，一啟茅塞。先生是特立獨行之人，公正之論，無人嫌疑，其足警醒世之耳目，必偉矣。未知先生以為如何？博士慨然欣而諾之，曰：善矣，以余觀之，此固亦屬吾人操觚論議政事者之責已。弟即與其相約，下月將該論文具名起草，定在明年正月號《太陽》雜誌揭載。既而別矣。《太陽》雜誌俟上梓後，謹當奉上。

青柳稱浮田和民為「特立獨行之人」，發表「公正之論，無人嫌疑」，「足警醒世之耳目」。不過，浮田和民其實是反對中國實行共和制的，武昌起義爆發不久，他就在《早稻田講演》發表過題為《革命後的支那》的文章，認為中國是一個民智未開、知識落後的國家，採用共和制不合適，為時過早。 在與青柳的交談中，浮田也毫不掩飾自己的觀點和對袁世凱的支持，這才是青柳請他撰文的原因。過了不到一個月，青柳寫信報告：「該博士現已稿就，題曰《支那共和國之憲法問題》，成篇最長，訂在《太陽》雜誌正月號揭載。該博士向與貴政府毫無關係，足以使世人信服其為平正之清議，其與時局稍有裨益，不容疑焉。」 又過了不到兩周，青柳即將登載了浮田和民論文的《太陽》新年號寄給曾彝進，並在信中說：「弟得此文，如同於我言論界得千萬之同志。」

浮田和民的《支那共和之憲法問題》刊登在《太陽》正月號首篇。浮田在文中首先論述了袁世凱統治的合法性，認為「清帝遜位之際，委全權於袁世凱，乃袁世凱之實力使然。……南方革命黨雖曾組織臨時政府，又因無法維持而解散。故此，現今中國之唯一正統權力者，舍袁世凱無他。」 接著他分析了革命黨人失去政權的原因，認為「革命黨在南京組織臨時政府，但在財政上，早已陷入進退維谷之境地。內無支持者源源不斷之捐資，外無響應購買公債者。儘管孫逸仙辭去臨時大總統而推薦袁世凱，袁世凱拒絕南京方面之要求，南京參議院卻依然同意袁世凱在北京舉行就職儀式，並最終同意將臨時政府從南京遷至北京。究其原因，唯在於沒有實力把臨時政府支撐下去。故此，孫逸仙之辭職及南京政府之解散，與清帝退位無異，蓋因政府已無能力繼續支撐下去。清帝既非為中國人民著想而退位，孫逸仙亦非因比華盛頓高尚而辭職。此一點，有識之士已成共識。

關於中國應當制定怎樣的憲法，浮田首先批評在國會內占多數的國民黨人試圖參照法國共和制建立責任內閣，認為「北京議會一躍而欲立於大總統之上，殊非妥當。……國務員之任免，全歸議會之手，議會不僅要掌握立法權，還要掌握行政權。如此，則完全與立憲政治之要件之三權分立原則相違背。如此，則在此憲法之下，唯有陷入無政府狀態而已。」 接著他提出，中國應當仿照美國共和制，賦予總統實權：

北京議會之憲法起草委員，試圖參照法國大總統制度，不使大總統行使統治權，不使大總統參與政治；使大總統無力為善政，亦無力為惡政，唯坐擁虛位而已。此於今日之法國，已成為現實，而法國共和政體之內政外交如何薄弱，已為顯著例證，並非中國共和國民可模仿之制度。現在之中國，至少應以美利堅合眾國大總統之權力，賦予大總統。而大總統之任期，可定為終身抑或十年，且允許再選。不屢屢改選或更迭大總統，實為中國保持安定所必須。為人民計，即使有出現專制政治之危險，亦比陷入無政府狀態為好。

浮田和民這樣的主張，毫無疑問迎合了袁氏的歡喜。浮田還談到了日本對袁世凱政府應取的態度，認為：「能夠保今日中國之和平及秩序者，能維繫中國內政外交之信用者，舍袁世凱無他。日本人過度反對他，不唯對中國不利，即對日本而言，亦非上策。……現今日本在大陸所最需要者，唯在於中國之保全及和平。若基於此見地而靜心思之，日本人一味不喜袁世凱之成功，並非上策。」

值得注意的是，革命黨人對浮田和民此文及青柳的活動也有所注意。根據《孫中山在日活動秘錄》記載，1915年5月初「二十一條」交涉結束後，孫中山曾向在東京的黨員散發了一篇由居正起草的檄文，題為「揭破中日交涉之黑幕以告國人」，其中寫道：

袁氏與早稻田大學總長大隈伯素有交誼，袁氏術得總統，即由伯薦有賀長雄博士為袁氏顧問。有賀氏就聘，即唱政權轉移由清帝委任全權組織共和政府，又唱必須修改約法之設，連篇累牘。同時有早稻田大學浮田和民博士，亦引申其說，為之鼓吹（該論見於三年正月《太陽》雜誌）。袁氏心德之，以為改玉改步，得法律及學術上之依據，天下後世，無有議其非者。但恐吾黨之乘時而起也，於是托青柳篤恆氏（早稻田大學幹事，現為內閣秘書）窺探吾黨之舉動，得有所謂秘密，上書而宣布之（此事見於日本《中央新聞》）。

檄文中提到的有賀長雄所寫鼓吹文字，主要是《觀弈閑評》和《共和憲法持久策》等 ，而浮田和民發表於大正三年正月《太陽》雜誌的鼓吹文字，即《支那共和之憲法問題》。由於青柳將革命黨人的活動在日本《中央新聞》公開揭示，因此居正等判斷青柳是受了袁世凱的委託窺探黨人舉動。不過居正等不知，浮田和民在《太陽》雜誌發文與有賀遙相呼應，為袁世凱搖旗吶喊，促成其事的也是青柳篤恆。

6

青柳的活動經費

青柳篤恆如此賣力地為袁世凱工作，當然不是無償的。在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所藏資料中，就有一張4000元的給大總統府秘書廳的收條，上書「茲證明：本人已收到大洋四千元整。二年七月三日。青柳篤恆。」並蓋有青柳印鑒。 在前引青柳所寫日文「覺書」的最後，他曾提出先返日為袁世凱工作五個月，等到1913年12月的時候，以考察、研究中國政情為名義，「隻身再來北京」，謁見袁世凱，彙報工作情況，然後再決定1914年1月以後的工作。青柳並提出希望在七月回國之前，袁世凱方面能夠將「本年八月至十二月五個月間之運動費，及本年十二月來北京時所需之差旅費，……一併付清。蓋因回國之後，若經正金銀行之手匯寄，則泄密在所難免。」 由此可知，青柳所收到的4000元，只是袁世凱方面付給他的首筆經費。

從青柳實際所費來看，應該遠不止4000元。在回國大約4個月後，青柳寫信給曾彝進，除了呈上7月至11月的收支實款清單外，並寫道：「弟東旋後，忽遇南北意外之變，運動實款亦出於弟意外之目多多矣。」 所謂「南北意外之變」，即「二次革命」。這說明由於局勢發生變化，青柳的任務亦發生變化，所需「運動實款」因此大大增加。此後，青柳幾次寫信報告經費短缺，要求曾彝進儘快匯款。如在1913年12月11日的信中，青柳寫道：

初八號敬奉手諭，內開弟前墊用之款，茲匯寄，祈查收等因，敬悉一是。而內函並無匯票。弟再歷訪滙豐銀行、正金銀行，試詢兩銀行，均稱此款尚未匯到等語。弟於是殊深詫異，未審我兄究於何日、匯至何處，使其擲交弟處。務請我兄立即示覆一切，用便查核，以免粗虞，是為至禱。專此飛函奉詢，立候德音。順頌叔度我兄先生台祉。

在發函的同時，青柳還發了一份電報，詢問有關情況。由函可知，青柳的活動經費在12月前後已經用盡，並已自行墊款，故發函催款。曾彝進覆函，告知款已匯出，但青柳並未收到，故又發函並打電報詢問有關情況。

12月19日，青柳再給曾彝進專門發出催款信一封，封皮上書「大至急」三字，內云：

弟所墊用日幣貳千九百拾壹圓，前蒙函示匯寄，而仍未匯到，當經函電奉詢兩次矣。該款原系弟臨時籌備私債，現際年底，債權者催促孔亟，弟手下無著周轉之方，前後頗為困窘。務懇我兄格外設法，即賜匯下，以濟急需，是為至禱。如用「電報為替」之法匯寄，更為靈便矣。至於此後需款，定當如命撙節，不至多費也。特此飛函專懇。

此函透漏青柳墊付費用共計「日幣貳千九百拾壹圓」。「至於此後需款，定當如命撙節」一句，說明總統府對青柳耗費之多有所介意，要他注意節約。

在12月30日給曾彝進的信中，青柳除報告將在《早稻田講演》連載曾彝進自敘傳等情況外，又在信末特別用紅筆寫道：

年將盡矣，該款前途催促日愈迫切，弟尤為著急困難。貴處如未交郵，則請設法即日照辦，用濟急需，是為至幸。

次日，青柳又寫一信，說：「前函奉托一事，務懇我兄格外垂青，鼎力趕辦。盼甚。」 青柳墊款最後究竟有無匯到，函中並未提及，故不得其詳，但總統府應當不會欠賬。總計到12月為止，青柳所費至少有返日時所帶4000元，外加其墊付的日幣2911元。從1914年1月起，青柳繼續為袁工作大約3個月，期間花費多少，不得而知。

此處尚有兩件與經費有關之事需要交待。一是在1913年12月17日的信中，青柳先是報告浮田和民所草論文已經完成，接著轉述了浮田和民和他之間的對話：「博士戲曰：鄙人極力辯護總統之政策，給與鄙人以有賀博士薪水之半額，不亦可否？呵呵大笑。弟亦笑而不答。此節弟之方寸自有成竹，必厚酬之，幸勿勞清神為荷。」 浮田和民的論文刊出後，青柳又寫信道：「該博士應如何接待之處，弟自有權衡，諸凡一任弟為其處是荷。」 表面看來，青柳的意思是說，如何向浮田和民表示謝意，無須曾彝進考慮，由他來處理就好了。而實際上，青柳顯然是在暗示曾彝進，最好能給予浮田和民相當於有賀長雄薪水一半的報酬。至於浮田和民是否同青柳真講過那樣的「戲言」，就很難講了。

另一件是青柳在經費用盡後，提出以幕友身份進入中國使館繼續服務之事。青柳為袁世凱工作的時間初定為5個月，即到1913年12月為止。至於1914年1月之後如何安排，青柳提出等到1913年12月他「再來北京之時，將根據過去五個月間之實際成績，再行協商」 。不過由於經費原因，青柳並沒有返京。1913年12月，青柳在東京專門學校的同學陸宗輿被任命為中國駐日公使，青柳得到消息後，寫信給曾彝進，提出「從此以後，弟以幕僚資格與貴國使署直接聯絡，內外呼應，弟主任外部運動，又定期入署視事。若能如此，庶幾諸多靈便。」希望曾彝進「代稟主峰酌裁」，如「幸蒙俯允，則再與陸公使斟酌定局」。 1914年1月9日，青柳又寫信詢問曾彝進：「弟前函奉商使館幕友一事，高見究竟以為如何？弟意滿欲如此，內外聯絡，常川計畫，庶有蹟乎。如何之處，仍望出自鴻裁，一切尚希指示為荷。」 關於此事的後續進展，在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收藏的一封陸宗輿給曾彝進的親筆信中，是這樣寫的：

昨青柳來，言渠款業已用完，將來仍願力圖報效，惟須格外秘密，理所當然。每月渠需用要求四百餘元，輿以此刻不比去年風潮極大之時，且以後密電可由使館代發，月費應可稍省，許以月給日金三百元，渠已欣允，惟求代陳總座，如可照發之數給予，下月起當即由輿處照支，務求回明後示覆為禱。

此函應寫於1914年2月。 「去年風潮極大之時」，當指「二次革命」及其後解散國民黨，取消國民黨議員資格諸事。由函可知，青柳是在活動經費用盡的情況下，提出以使署幕友身份，繼續報效袁世凱政府，並要求每月給予四百餘元費用。但陸宗輿認為，局勢已經發生很大變化，且他到任以後，密電可由使館代發，可以節省一些費用，故只同意每月給予青柳日幣三百元。青柳表示同意，陸宗輿遂請曾彝進代向總統陳明情況，如總統同意，即由使署按月支給青柳費用。至於袁世凱如何答覆，不得而知。不過，從1914年3月以後青柳與曾彝進的密函往來中斷這一情況來看，青柳此後已不再繼續為袁世凱政府工作。其中緣由顯然與日本政局變化有關，因1914年3月三本內閣倒台，4月大隈再次組閣，青柳擔任了大隈的秘書，自然不便再為袁世凱工作。

據青柳的學生安藤彥太郎講，青柳晚年在其開設的「支那問題研究」及「遠東外交史」課堂上，每年都會重複如下一段開場白，作為自我介紹：「欲忘而難忘的大正11年1月10日，明治誕生之英傑——大隈老侯溘逝。蒙受其老侯之寵，周遊支那，為故袁世凱之左右臂，以奉赤城與國事為己之榮，歸來二十餘年，在自由殿堂的吾早稻田學園執教鞭的一介老書生，便是青柳也。」 可見在青柳心目中，大隈重信與袁世凱具有何等重要的位置。青柳自稱為「袁世凱之左右臂」，不免有些高自標置，不過，從他1913至1914年間充當袁世凱高等間諜的活動來看，的確可以說做到了他最初承諾的竭誠以效犬馬之勞。

青柳如此賣力，應與他作為一名中國通而具有的對中國的親近感有關，在給曾彝進的第一封密函中，他曾說自己「由來以支那為性命，以政治為本懷」 多少可以反映這一點。不過他的所為說到底還是為日本的國家利益服務的。早在1910年，《申報》便刊登《論日本外交家之手段》一文，一針見血指出：「青柳氏之對我國人也，口頭禪全效法於大隈，言必曰同種，語必曰同文，言語口吻，若與吾人深寄同情，而抑知寓政策焉。內紛我國情，外間我邦交，數年來西交政策未有不本斯旨者。」 青柳在密函中也曾說中國正處於風雨飄搖之時，「為今之計，要在統一」，如此則「究是我日本帝國之幸，又東亞大局之福也」 。這種認識實際上與大隈重信所主張的「支那保全論」並無二致，或者青柳深受大隈「支那保全論」影響也未可知。而「支那保全論」不過是日本侵華的借口，其實質上是「欲獨吞中華大陸，混一亞細亞，而驅逐列國於亞細亞境域之外」 。故大隈重信二次組閣後還不到一年，便乘著歐戰爆發，各國無暇東顧之機，於1915年1月向袁世凱政府提出了旨在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要求，青柳作為大隈的秘書也就成了幫凶。青柳後來雖然長期在早大擔任教授，卻是一名軍國主義分子。1923年，與參謀本部的幹部將校一貫保持著密切關係的青柳，曾試圖以他所領導的學生騎兵團（借用軍隊的馬匹進行練習）為核心，在早大內組織「軍事研究團」，以實現學校的「軍國主義化」，被反對者罵為「軍閥的走狗」。 此外，他還是20世紀30年代後期日本右翼主要組織「縱橫俱樂部」的負責人。

從青柳密函可以看出，「二次革命」失敗後，南方民黨雖然遭受沉重打擊，但袁世凱並沒有放鬆對逃亡到日本的民黨人物的防範，對他們的行蹤和活動可以說掌握得相當細緻。另一方面，袁世凱又十分注意改變其在日本朝野的負面形象，想方設法藉日本輿論宣傳自己統治的合法性。同時亦可看出，革命黨人在「二次革命」失敗後，內部分化已相當嚴重。雖然仍有一些革命黨人繼續活動，甚至不惜與原為死對頭的善耆宗社黨，及與日本軍方關係密切的日本宗社黨人聯手對付袁世凱，但並無顯著成效。即便後來孫中山建立「中華革命黨」，試圖重整旗鼓，革命黨人的影響也是日趨衰減。

（作者授權刊發，注釋略去，原文載《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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