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視美國保守主義思潮深層原因

近日，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出版了美國聖母大學社會學系教授、社會運動研究中心主任羅里·麥克維（Rory McVeigh）與美國克瑞頓大學文化與社會研究系助理教授凱文·艾斯代普（Kevin Estep）合著的新書《「失去」的政治：特朗普、三K黨與怨恨主流化》（The Politics of Losing: Trump, the Klan, and the Mainstreaming of Resentment）。兩位學者對比了20世紀20年代美國三K黨及其代表的白人至上主義興起與今日右翼勢力抬頭之間的相似性。彼時，外來移民成為美國重要的勞動力來源，而白人中產階級境遇下滑，民粹思潮和排外主義趁勢崛起。近些年，在全球化和技術變革的大潮中，白人中等收入階層又一次陷入困境，民粹情緒之火重燃。當年三K黨力量壯大與如今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也具有一定相似性。當然，這種相似性並不意味著特朗普以及為他投票的人與三K黨一樣極端，而是說明特定的政治經濟條件會促使特定性質的政治運動和社會思潮反覆出現。

經濟條件惡化激起共鳴

據麥克維介紹，三K黨在美國歷史上共經歷了三次發展壯大的高潮——美國內戰結束後的重建時期、20世紀20年代早期和20世紀60年代民權運動期間。這其中的每一次高潮都與美國經濟結構調整、新的選民群體誕生等社會環境的變化相伴發生。這些變化撼動了一部分白人的經濟、政治和社會地位，驅動他們捍衛即將失去的優勢和特權，麥克維和艾斯代普將此稱為「權力貶值的發生」（occurrence of power devaluation）。二人的新作聚焦於第二次高潮，因為這是三K黨運動發展最迅猛、傳播範圍最廣的一次。作者認為，探究其爆發經過，能幫助人們理解當前保護主義和排外情緒再次升溫的原因，並尋找相應的對策。

在西方文化中，20世紀20年代被稱為「咆哮的二十年代」。在這一時期，美國與西歐經濟繁榮，文化藝術蓬勃發展，汽車、電影、無線電等科技發明以及新興基礎設施的建設深刻地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但是，看似一派大好的景象背後潛伏著危機。當時，美國經濟正在轉型，大規模製造業從東北部工業化程度較高的州迅速向其他地區擴展，小規模生產者的生計受到侵蝕，有技術的手工匠人也因無法媲美工廠的生產規模和速度而被淘汰。批量生產模式需要大批低技能勞動力，填補這一缺口的主要是歐洲移民和從美國南部向北遷居的非裔族群，失去機會的則是既非工商業精英也非低技能勞動者的本土白人中產階級，如技術工人、小企業主等。在貿易領域，一戰期間歐洲從美國大量進口農產品、礦物油、馬匹等物資，1913—1917年美國對歐出口額從近15億美元升至近50億美元。但一戰結束後，歐洲的進口需求急劇下降。美國政府為保護成長中的本國製造業的利益並增加財政收入而提高關稅，此舉進一步壓縮了出口市場空間，導致美國主要農業區受到重創。這一情況在印第安納州、俄亥俄州、密歇根州等地格外明顯。例如，印第安納州特拉華縣1920—1925年農業用地平均價值下降44%，製造業增值升高了一倍多。由此就不難理解，為何1924年印第安納州特拉華縣的三K黨成員人數會佔到該縣成年人口的25%。

艾斯代普認為，經濟條件惡化是三K黨主張能激起群眾共鳴的關鍵。美國杜克大學歷史與公共政策教授南希·麥克萊恩（Nancy MacLean）考察了三K黨成員的財務記錄後發現，1918—1927年他們中近半數的人因一戰後美國經濟衰退與結構調整而遭受經濟損失，而且起點越高者損失越大。例如，一名叫做格雷迪·思拉舍的三K黨成員，其家族資產在1910—1918年間從22415美元降至4000美元。

各群體難以團結

三K黨的最高峰過去不到一個世紀，白人中等收入階層再次成為經濟結構轉變過程中的「輸家」。近些年來，美國製造業向海外遷移，二戰後幾十年里曾為大量本科以下學歷的美國人提供了穩定收入和福利待遇的崗位隨之消失；勞動自動化日益普及，越來越多的人工職位不復存在；資本自由流動削弱了工會的議價能力，普通勞動者更加無助。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及隨後的「大衰退」導致那些未充分享受到全球化紅利的地區陷入更為嚴重的經濟困境，接受大學教育人口較少的社群越來越舉步維艱。

兩位作者在書中特彆強調了新經濟環境下高等教育的作用。自20世紀70年代初起，要求本科學位的崗位激增，而這些崗位大多集中於高科技領域或政府部門。受教育程度較低的勞動者要麼徹底失業，要麼轉向服務行業中低薪、福利微薄、工作時間不規律的崗位。與此同時，高學歷人群和與其相匹配的崗位聚集於城市，使得鄉村遭遇「腦力流失」。

與20世紀20年代的情況類似，美國白人中產階級特別是內陸和鄉村地區的居民在全球化進程中獲益較少。他們對此深感憤怒和困惑。共和黨一向聲稱，要通過減稅、放寬市場管制、削減政府支出等措施創造更多財富，並通過「涓滴效應」造福於社會各個階層。但在過去幾十年里，這些措施似乎未能奏效，這讓民眾逐漸失去耐心。民主黨則無意扭轉全球化浪潮，也無意為高等教育普及率較低的社群創造更多高薪工作崗位。此時，特朗普站出來高舉「美國優先」大旗，承諾重建「美好往昔」，打破「一切照舊的政治」，由此呈現出對連續8年「駐紮」白宮的民主黨和大部分共和黨人的反叛，因而迎合了「失落人群」尋求關注和改變的訴求。

20世紀美國政治經濟實力顯著增長，躍升為超級大國，美國人平均受教育程度提高，世界整體也朝向更多元、更開放的方向發展。在這種背景下，為何美國白人的民粹情緒仍屢掀波瀾？對於這一問題，麥克維對本報記者說，「隔離」（segregation）一直是一個嚴重問題。當經濟結構轉變及其造成的負面影響在國民當中隨機分布時，人們攜手應對風浪的能力較強。然而，當人們因種族、宗教、性別而陷入分裂時，各個群體就難以團結起來共同解決問題。艾斯代普表示，在美國的職場、社區、學校等各種環境中，始終存在基於種族、出生地、信仰等社會身份而形成的隔離。在失意的白人中產階級看來，他們原有優越處境的喪失，意味著其共同身份認同受到了破壞，所以種族和文化身份被他們用作政治武器的可能性增大。

麥克維談到，特朗普的治國綱領擾亂了美國與其他國家的政治和經濟關係，也未能真正滿足那些最強烈支持他的選民的需求。特朗普只做出了對富裕階層有利的改變。同時，美國人中進步的政治能量被激發。在2018年中期選舉中，民主黨表現良好，54%的投票者對特朗普作為總統的表現持否定態度。現在的問題是，因特朗普執政而加深的美國人內部以及美國與其他國家之間的裂痕如何能得到修復？在艾斯代普看來，目前尚難推測保守主義思潮帶來的長期後果。不過比較明確的一點是，曾經貌似堅不可摧的政治聯合與結盟實際上比人們想像的脆弱。特朗普被選為總統似乎表明，共和黨人過去幾十年里精心培育的經濟保守主義者和社會保守主義者的「穩定聯合」中存在裂縫，經濟和人口結構轉變令共和黨難以在單一黨派平台上推出一套滿足所有人群需求的政治議程。特朗普贏得競選不只是因為他得到了鄉村地區未受過高等教育的白人選民的大力支持，也是因為更多的傳統共和黨選民在特朗普被提名為總統候選人時站到了他這一邊。有待觀察的是，特朗普及共和黨能否繼續同時「討好」被「抵制全球化」承諾拉攏的白人工薪階層與從自由貿易、開放市場中獲利的經濟精英階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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