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政協社法委主任沈德詠：錯案追責要區分故意和過失

去年卸任最高人民法院常務副院長的沈德詠，從事了30多年法律工作，在最高人民法院任職近20年，是我國首批大法官中最後一位離開法官崗位的法律人。他曾用八個字來評價自己幾十年的法官生涯，「榮幸、擔當、盡責、無憾」。

3月10日，現任十三屆全國政協常委、全國政協社會和法制委員會主任的沈德詠接受紅星新聞記者專訪。他向紅星新聞記者透露，目前最高法正在研究適用正當防衛制度的相關司法解釋。「以後可能法律界限就更明確了，一些爭議問題會得到很好的解決。」

十三屆全國政協常委、全國政協社會和法制委員會主任的沈德詠

談錯案追責——

要把故意和過失區分清楚

紅星新聞：過去最高法糾正了不少錯案冤案，對於錯案追責問題，您如何看待？司法機關人員該如何承擔相應的責任？

沈德詠：首先要規定嚴格追責，這個大前提必須要講。但對造成錯案的行為，要區分故意和過失。故意行為，包括刑訊逼供、違法起訴、違法審判，肯定要追責。但是有些所謂錯案是因為認識造成的，司法人員對事實和證據行使判斷權，但人的認識是有局限性的，如果只是判斷出現了失誤，那不是故意行為，最多只能認為是過失。作為法官來講，還享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權，如果是正當的法律適用，沒有任何個人的目的和不良動機，那麼在法律適用上輕了、重了，或者是出現一般性錯誤，就要另當別論。

紅星新聞：可能有些案件當事人在情感上會比較難接受？

沈德詠：糾正錯案和錯案追責，是既有聯繫又有區別的兩件事。一個案件如果證明是錯了的，首先要甄別是錯案還是冤案。現在習慣說法叫冤假錯案，實際上冤錯是有區別的，冤就是完全錯的，根本就混淆是非、顛倒黑白，這個事根本不是他乾的，必須要嚴格追責。而一般的錯案，輕一點重一點，此罪還是彼罪，有些問題在認識上本來分歧就很大，要區別不同的情況處理，不能簡單講錯了就要追責。撫平冤錯案件對當事人帶來的損害和創傷，既要靠正確合理的追責，又要靠做好國家賠償、善後救濟和心理安撫等工作。

紅星新聞：現在司法改革提出的要求是辦案人員對案件質量要終身負責。那麼對於辦案人員來說，如何保證案件質量？

沈德詠：不能為了追責而追責，終身負責制的目的在於強化質量意識，確保辦案質量。現在各行各業都講終身追責，包括黨紀、政紀責任和法律責任，這是加強內部管理和社會治理的有力手段之一。由於司法權的行使有其特殊性，講終身追責，比過去要嚴，法官、檢察官壓力肯定大了，這是毫無疑問的。

紅星新聞：中央對加強企業產權保護提出了很多的要求，最高法也提到人民法院要加大產權司法保護力度，妥善審理各類涉民營企業案件，為民營經濟發展提供司法保障。您怎麼看產權案件當中的罪與非罪問題？

沈德詠：加強產權法律保護和司法保護是黨中央的重大決策，有利於進一步鼓勵創新創業，促進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沒有一個良好的營商環境、法治環境，對一些政治、法律界限不明的問題，如果動不動就要追責，甚至作為犯罪來處理，不利於經濟社會發展，也不利於社會的穩定。對特定歷史背景下形成的一些涉產權冤錯案件，應該說最高法院始終是高度重視的，做出了相關的部署，提出了明確的要求。現在已有若干典型案件得到了糾正，向社會釋放了積極的信號，這個事情肯定還要繼續做。

談正當防衛——

以後法律界限更明確，爭議問題會得到很好解決

紅星新聞：之前一些涉及正當防衛的案件，引起了很多討論，那麼這類案件在實際司法操作中，有沒有可能有一條更明確的法律界限，對正當防衛進行準確衡量？

沈德詠：正當防衛制度是刑法規定的一項非常重要的制度。

這是一項體現良法善治的好制度，要用好。這個制度跟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鼓勵公民打擊犯罪、見義勇為、匡扶正義，都是非常有好處的。但是這項制度的適用，確實是法律上的一個難題，情況比較複雜，兩高始終高度關注，一直都在研究相關問題，包括個案的處理，也包括相關規則的適用。據我所知，現在最高法院正在研究制定適用正當防衛制度的相關司法解釋。司法解釋出來以後，可能有關法律界限就更加明確，相關爭議問題可能會得到好的解決。當然，老的問題解決了，新的問題可能又出來了，這也很正常。

紅星新聞：那我們如何通過發生的這些個案來不斷推進法律的完善？

沈德詠：我在於歡案之後寫過一篇文章，我們應當如何適用正當防衛制度。至於一些具體的案件處理，包括崑山反殺案、福建趙宇案，這兩個案件我都支持執法機關、司法機關所做的最終決定。崑山反殺案是崑山市公安局最後判定為正當防衛，無罪釋放。當時這在輿論界還有一些不同看法的，有些人覺得防衛過當是不是更合適一些。但一個案件一定要全面、綜合、客觀地來看。當時覺得當事人有些行為好像是超出了正當防衛的界限，比如說後面的追殺行為，所謂的被害人跑到隔離帶還繞過汽車追過去砍殺。如果把這個案情像慢鏡頭那樣來放，看上去就有點防衛過當了。但實際上，所有這個過程前後只有30多秒鐘，這麼短時間還要把它分成不同的階段，這就有點強人所難脫離實際了。所以有人問我這個案子怎麼看，我說我完全贊成崑山公安局的做法。一個防衛行為一定要綜合來看，在瞬間發生的一個行為，那時候當事人完全是處在一個非常緊張、亢奮的狀態，很難分得清楚不法侵害是否已經排除。而福建趙宇案，最高檢介入之後，福州市人民檢察院指令晉安區人民檢察院撤銷原不起訴決定，以正當防衛對趙宇作出無罪的不起訴決定。我對檢察機關最後的決定也是贊同的，這些個案的妥善處理對整個的正當防衛制度帶來了良好的影響。我個人認為，於歡案之後，正當防衛制度的適用，正在往好的方向發展，社會各界很關注也很支持，執法司法機關的認識也逐漸趨於統一。今後也許會有一些新的情況、新的問題出現，但是不會像過去那樣爭議很大。

談司法公開——

司法公開應兼顧好保護公民個人隱私

紅星新聞：過去幾年最高法用了很大的力度來推進司法公開，包括裁判文書的上網率，還有一些案件開庭的直播率都有了很大變化。您如何評價當下的司法公開？司法公開最重要是解決什麼問題？

沈德詠：司法公開、政務公開，現在各部門都在強調公開透明，這是社會發展進步的表現。當然，司法公開肯定是司法發展進步的表現之一。

對重大案件，社會關注的案件，越關注的當然越要公開，不公開人家就以為你有暗箱操作。所以首先把司法公開的重點，放在社會關注的重大敏感案件上，我個人認為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司法公開也是有邊界的，也是有底線的，我們講司法公開是依法公開，不是把什麼事情都曬到網上去。

紅星新聞：司法公開的同時還需要注意什麼問題？

沈德詠：司法公開一方面要兼顧好人民群眾知情權、監督權、參與權的行使，體現司法民主。另一方面也要兼顧好國家秘密、企業商業秘密、公民個人隱私的保護，這些都是在進一步推進司法公開的同時要統籌兼顧、保護好的權利。

紅星新聞：之前有專家提出，應該提高證人出庭率的比例，您覺得應該如何看待證人的出庭率，刑事訴訟法的改革還需要做哪些事？

沈德詠：證人證言在我們三大訴訟法上都是非常重要的證據種類之一。法官行使判斷權，兼聽則明，偏聽則暗，不僅要聽控辯雙方的發言、意見，還要聽證人的陳述，這是非常重要的。我們跟國外相比，證人出庭率要低一些，有很多原因。有些人不願意作證，把證人的保護、補償、怕報復等這些問題解決好，才可能提高證人的出庭率。證人願意到法庭上來作證，才能使得案件的審理更加客觀、全面，事實的認定、法律的適用更加準確。提高證人的出庭率，是提高庭審質量非常重要的一個方面，包括我們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其中很重要一條就是要採取各種有力措施，增加證人的出庭率，發揮好證人在庭審當中的作用。

紅星新聞：我們也很關注對於法官群體的保障問題，現在法官面臨案多人少的問題，還有法官的人身安全等問題，應該如何解決呢？

沈德詠：你們這麼關注司法，同情法官、檢察官，我代表他們表示感謝。我呼籲各級黨委政府高度重視司法工作，不斷改善司法環境，改進司法工作條件，加強法官檢察官權益保護。同時呼籲社會各界更加理解、支持司法工作，共同營造一個更加理性、平和、公正的司法環境

紅星新聞全國兩會報道組記者丨趙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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