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瘋狂的外星人》導演寧浩訪談：創造中國電影的獨特色彩

｜受訪：寧浩，《瘋狂的外星人》導演，代表作有《瘋狂的石頭》《瘋狂的賽車》《無人區》等。

｜採訪：張衛， 中國電影評論學會常務副會長，曾任中國電影藝術研究中心研究員。

張衛（以下簡稱「張」）：您們寫這部電影的劇本用了五年，從劉慈欣的原作《鄉村教師》到電影《瘋狂的外星人》，故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所以有的影評人說兩者之間沒有關係，那您為什麼還要以此來改編，您的改編觀什麼？通過五年的改編，創作上肯定經過了很多步驟，能大概描述一下改編的過程，有哪幾個關鍵的轉折嗎？

寧浩（以下簡稱「寧」）：我的靈感是從《鄉村教師》來的，而且這兩個作品最核心的審美是一樣的。我認為《鄉村教師》的核心審美是一個中國孩子王闖進了星球大戰，即孩子王電影和星球大戰電影結合在一起，是地球上的農業文化和宇宙文明之間的一次對話，荒誕性存在於其核心審美之中。我對忠於原著是沒有態度的，也就是說，當電影是電影的時候，應該忠於電影。電影會生髮出自己的一套藝術生命系統，必須尊重這個系統。如果原作一個字不能動，觀眾看小說就行。《教父》《星球大戰》等很多電影對原著都有一定程度改動。

剛開始，《瘋狂的外星人》是一個太空歌劇式的電影，具有很宏大的敘事。但我想拍一部只有在中國文化背景下才能拍出來的電影。如果只是拍一部大片，好萊塢也能拍，而且他們做得比我們還好。我認為在全球電影的版圖上，中國電影應有自己獨特的色彩。美國電影、韓國電影和印度電影都有自己的獨特顏色，中國電影也應該具有自己的獨特色彩。如果中國電影跟美國電影靠色，那麼中國電影永遠走在接近美國電影的道路上。所以我希望能拍出一種不同於世界其他國家電影顏色的，只有中國人才能講的電影故事。我曾經看過很多韓國學美國的電影，比如那些韓國學習美國的災難片，我認為還不如看美國原版。印度也拍那種學習美國的超級英雄電影，所以我認為這些電影都在走靠色路徑。當我們拉開文化距離再去看待這個問題的時候，觀眾會選擇美國原版電影而不選擇學習或模仿美國電影的電影。

以韓國電影為例，他們就有另外一種電影，比如奉俊昊、朴贊郁等導演的電影是美國導演拍不了的。這些電影具有很強的民族性，或者說這種電影故事只能在韓國民族文化裡面才能發生，像《母親》《殺人的回憶》《漢江怪物》等。這些電影是只有在韓國才能出現的故事，放在美國就不可能出現，從而呈現齣電影本體的獨特性，因此這些電影具備了獨特的文化性，形成了獨特的藝術價值，從而真正能夠代表韓國電影。

我也一直想做這個方向的努力，能不能獨特到這個電影故事只能在中國發生，而美國電影人卻無法翻拍。當最後我們做出這個決定的時候，以前做的很多工作就不得不推翻重來，只能重新寫：諸如電影故事裡中國人面對這個問題時會怎麼處理？這不是編故事的小招或小橋段的問題，它會讓故事發生巨大的轉折或轉向，變成一種獨特的故事。這種獨特恰恰是只有在我們這塊土地上才能發生的。

我一直覺得我們香港的武俠片是最有價值的，因為那是美國人拍不了的，是只有中國人才能拍的電影故事，即便是無厘頭電影也同樣如此，只有中國香港人自己能拍。韓國人拍不了無厘頭，美國人拍不了武俠片。但是，我們自己對這些電影的獨特性和藝術性肯定不足。

張：這是需要建立自己的文化邏輯，擁有自己文化環境才會生成的電影。

寧：對，本土的電影故事應該按照本土的文化邏輯開展。例如按照我們中國自己的文化邏輯，外星人來了我們可能請他喝酒。外星人在中國也可以表演一下金槍鎖喉。當外星人真的要置大飛於死地的時候，大飛就將外星人泡酒了。當耿浩發現更大的壓迫到來的時候，必須要交出外星人的時候，耿浩把「猴狸貓換太子」這種中國經典中才有的古老方法拿了出來。這就是我們處理事情的方式：只要矇混過關就可以了。這都屬於我們的智慧和我們的邏輯。這難道不是真實，不是現實嗎？這是我們的文化系統所決定的故事走向，美國編劇不會這樣編故事。

張：從《鄉村教師》到一個耍猴戲的世界公園，這個靈感是怎麼產生的？因為兩者反差是挺大的，相互距離是挺遠的。

寧：一切基於外星人的這個點。我們要調侃外星人這件事情跟耍猴是對仗的。既然我要拍一個獨特的、區別於美國的外星人的故事，我就研究了美國的外星人電影。我發現美國電影中所有的外星人都長得類似，全宇宙所有的進化都跟地球是一致的，最後靈長類獲得了智慧。人類只能想像到類似於人類的生物控制宇宙，這個想像力在當時還是有些局限性的，其實這一點是蠻值得調侃的。

張：您在這部影片中設置了關鍵道具「能量帶」，這與《西遊記》中緊箍咒太像了，這種聯繫您是怎麼想到的？

寧：因為它最終要變成孫悟空，換言之，我們最終的創作走向是要讓中國的文化吞噬掉它。不管什麼樣的外星文明，在被中國文化長期熏陶之後，最後從形象上到特徵上都會變得和我們的一樣，不管是對象憤怒了，還是被逼急了，最後都變成了我們文化中的一個形象，變成一個潑猴。潑猴完全是我們文化符號的一部分，我認為撒潑是中國文化中的現象之一。

張：您的故事有兩條線：一條是中國人和外星人的線，另一條是中國人和C國特工的線，這兩條故事線的敘事交織當初您是怎麼考慮的？

寧：其實，我在這部電影中整體上講的是我們文化與好萊塢文化的碰撞。一個好萊塢特工電影里的特工，如果轉到我們的電影語境之內，他是會喪失其英雄氣質，喪失自己的強大性的，因為好萊塢的語境強調的是個人英雄。而在《瘋狂的外星人》里，特工成為一種被雜耍的對象，比如特工約翰口吞基因球的情節。故事本來是讓大飛去吞的，約翰因為想要自己載入歷史而將其搶過來。這對那些美國特工片里的個人主義英雄文化進行了一次調侃。其實，電影中外星人的文化也是好萊塢電影創造的，所以有人說我在調侃美國人。我也沒有調侃美國人，我只是對這種西方文化和西方電影文化進行調侃。好萊塢電影中的這些角色，如果進入到我們的電影里，就無語了或者無力了。

張：您這樣搞美國特工，電影中幾位好萊塢演員對您這位中國導演怎麼看？

寧：他們很開心，他們的心態特別開放，甚至積極向這個方向表演，攔都攔不住。他們努力嘗試不同的表演形態給我看，告訴我，他們打算怎樣演，怎樣更深入。他們在竭盡所能，因為他們知道拍的是一個喜劇片、一部荒誕戲。

張：您選的黃渤和沈騰被認為是當下中國最好的男喜劇演員，這兩個人是第一次演對手戲吧？您覺得他們倆的差異在哪兒？您把他們倆組合到一起，為了產生一個怎樣的效果，最後達到目的了嗎？

寧：他們兩個各有各的地域特色，黃渤是青島人，有青島小哥那個勁兒。沈騰是東北人，有很強烈的東北文化色彩。現在這個時代和《瘋狂的石頭》反映的年代不一樣，那時候一個地域說一種話。現在北京有全國各地的人在說話，北京人中混雜了全中國的人。其實別的城市也一樣，城市裡都是各地來的人，來自各地文化中的人在一起相互映襯，各自的文化特徵反而更加鮮明，所以我認為他們還是按照各自的文化特徵去演繹最好。

我選角色通常都是從朋友里選熟人，一般得先認識這個人，知道這人是啥樣的，我跟這倆人認識很多年了，知道他們能做到什麼程度。

我個人特別真誠看待電影和文化的方式，就是從我們本體的生活出發，從我們的個體出發，從我們本土的文化出發。

張：我們看過《瘋狂的賽車》《無人區》，《瘋狂的外星人》與它們相比，除了主人公有善良之心而相似之外，其他人物不一樣，前兩部電影主人公周圍的人物全壞透了，是那種寫人性惡的黑色電影，可這部影片對人性惡的描寫，不是那麼多了。

寧：因為電影不同，我之前的那些電影講的就是善惡的問題。而《瘋狂的外星人》這部電影談的是一個歧視鏈問題，主題上不是講善惡的。《瘋狂的外星人》告訴觀眾別驕傲、別自大、別瞧不起別人。我認為沒必要把每一個人物都描寫得很卑微，一個人別瞧不上別人，也別自卑，要相信自己。

張：此前《瘋狂的賽車》，尤其是《無人區》，在影像上特別講究，但《瘋狂的外星人》好像沒有去追求影像的極致化，在影像風格方面，您這次是怎麼要求的？

寧：我希望《瘋狂的外星人》有一種特別市井的影像風格。因為外星人實際是離我們很遠的，所以這部電影表現的是一個特別抽象的故事。我需要把這些可以稱之為抽象的東西全部拉到市井中來。

張：例如天橋的把式表演的場子，過年集市的熱鬧場景，您說的市井是這種感覺嗎？

寧：對，我希望把這部電影拉到一個破銅爛鐵的、垃圾堆式的紛亂的生活里，我要把它弄得特別特別的市井，特別特別的雜亂。我認為那種市井的雜亂，是這個電影的一部分。我認為影像不應有修飾感，應該往相反的方向走。而且我個人也喜歡那種粗糲的、不講究的、特別有勁兒的、帶茬的審美，而不喜歡那種很精緻、很唯美的東西，我覺得那種東西比較不真實。

張：關於敘事節奏的問題，電影剛開始節奏有點慢，到後面節奏才加快，這部影片整體的敘事節奏當初是怎麼設計的？

寧：我認為要慢慢來，不要用一種咋咋呼呼的方式去講故事，因為這裡有好多種元素，也有好多種人。要慢慢地把跨度太大的部分輸送給觀眾，讓觀眾有一個逐漸理解、消化的過程。其實我也試過快的敘事剪輯處理，但是快了之後觀眾消化起來有點困難。得給觀眾一點時間，畢竟跨度太大，從宇宙一下子到市井，再到特工系統強大的C國，各種信息的差距都特別特別大。所以得讓觀眾慢慢消化，讓他們有充分的時間想一想，等觀眾全捋順了，就可以加快節奏了，這樣就沒問題了。

張：電影上映之後，出現了三類狀態的評論和反饋：一部分觀眾認為笑點不斷，故事特別好玩，看得特別痛快。還有兩種評論觀點相反：一種是說寧浩退步了，故事不過是加長版的小品，索然無味，沒有真正的笑點，沒有思想，沒有深度；另外一種則是認為寧浩前進了，我們還在原地踏步，寧浩導演在藝術和母題上，突破了華語電影桎梏，向著世界一流導演邁進……您如何看待出現三種聲音的評論現象呢？

寧：電影評論出現爭論是好事。從整體上看，《瘋狂的外星人》是一部作者電影。如果電影表達一個特別基礎的問題，那麼電影的爭論可能就會少。比如談做好人、熱愛祖國、熱愛家庭等價值觀的問題，人們的認知都比較容易統一。但是當提出一些更深入的問題，比如宇宙中是有神還是沒有神這樣的觀點時，觀眾自然就分成了兩派，從而開始就會出現一些討論。如果問題再深入一些：宇宙中神的存在形態應該是什麼樣子？當問題越個體化、越深入時，所得到的不同聲音就會越來越多。因此，《瘋狂的外星人》出現不同的評論聲音是正常的。尤其是面對一個作者化的電影自我表達時候，一定會收到來自不同角度的反饋和評論聲音的。

觀眾是多層面的，接收信息的習慣也是多層面的。之前，我跟演員章宇在探討一個問題，我認為不要偽藝術論，也不要唯藝術論。我們經歷了很多那種唯藝術的訓練，比如以法國式的電影藝術為標準的訓練，或者以歐洲式的語態進行藝術的定位和探討。我認為，這並不是特別真誠的一種看待電影的方式。我個人特別真誠看待電影和文化的方式，就是從我們本體的生活出發，從我們的個體出發，從我們本土的文化出發。不能以歐洲式的電影藝術定位來限定電影藝術的標準，我們的觀眾不能變成一個歐洲人去看待電影，畢竟我們不是歐洲人。我們也不能把我們自己變成美國人來看待電影，因為我們也不是美國人，我們就是我們自己。

周星馳的無厘頭電影也是藝術，周星馳就是藝術家，憑什麼歐洲電影是藝術電影，周星馳的電影就不是藝術？話語權在誰的手裡？我們用什麼標準來界定電影藝術？如果不能找出第二位像周星馳一樣電影語言和形態的導演，那麼周星馳電影的藝術性憑什麼被剝奪？藝術評論是站在哪個角度上去考察的？藝術的標準和尺子是什麼？每個人認識世界和電影的路徑都是不一樣的。

當通過一種電影路徑去走的時候，就處在這種電影路徑的角度，從而形成屬於這種電影路徑的藝術尺度。藝術不是二元論，藝術的標準也不是唯一的。另外，尤其在中國盛行藝術和商業對立的二元論的時候，經常有人會提出：這位導演是拍藝術片的還是拍商業片的？其實藝術電影也具備商業性，商業電影也具有藝術性。電影的藝術性和商業性被我們長期的唯藝術的訓練割裂開來了。當導演尋找所謂藝術性的時候，所有的商業性都是與其對立的，我認為這不是非常準確的，是有失偏頗的。

張：讀者、觀眾是有不同的文化層次的。

寧：為什麼會有這麼多不同的意見？沒有說誰對，或者誰不對，其實就是對世界認識的路徑不同，導致每個人的視點和角度是不一樣的，並由此產生了各種各樣的態度。一般來說，一個作者電影在上映初期的時候應該有一個適度的評論來引導。

春節檔是一個全民皆休息的檔期，進入電影院的是各行各業有各種審美嗜好的觀眾群。春節檔是一個最紛亂的觀眾檔期，也是一個最豐富的觀眾檔期。如果是一個普通的檔期，最先走進電影院的一定是對這部電影感興趣的觀眾。首批對位觀眾看完之後會有自己的認識，他們把這種認識釋放出去之後，第二批觀眾又走進影院，他們是帶著第一批觀眾的讀解進來的，這就會有一種相對順的一個引導狀況。與這部電影不對位的觀眾群，在聽到前面觀眾的評論之後會認為這個並不是我關心的對象，它講述的也不是我喜歡的事兒，所以就不去觀影了。

因此，平時檔期的觀眾層是分開的，但在春節檔上映的電影在大年初一是面對衝進電影院各行各業的觀眾的。所以對於觀眾來說，這個時候是一種盲選的狀態。平時是蘿蔔白菜各有所愛，但大年初一是吃蘿蔔、吃白菜、吃土豆的全來看電影。因為春節檔不同於其他檔期，它有著很強的電影發酵和口碑傳播的過程。所以因為春節檔的特殊性，也會導致在不同的視角下出現各種各樣的聲音。

張：您的電影里既有商業性也有藝術性，而且喜歡看商業性電影的觀眾也喜歡您電影中的藝術性，喜歡您電影中的解構主義元素。

寧：我一直都沒有拒絕用商業的電影元素。認為《瘋狂的外星人》好看或開心的觀眾是對中國本土文化有深刻理解的觀眾。不理解酒桌文化，沒有一定人生閱歷的積累，可能體會不到電影的幽默。看過很多外星人電影的觀眾，例如看過《E.T.》的觀眾對這部電影如此表現外星人會覺得新奇和開心，因為有反差。《瘋狂的外星人》是一個解構主義的電影，是一個荒誕主義的電影。荒誕主義電影本身是需要很多之前的電影作品作為基礎。荒誕派是一個拿來主義的藝術手法，比如達利在蒙娜麗莎的臉上畫上鬍子。如果一個觀者沒有看過蒙娜麗莎這張畫，直接看到畫鬍子的蒙娜麗莎會感覺很奇怪，就不覺得好玩，解構是當代藝術與波普藝術的一些特徵。解構的前提是有一定的藝術作品前提和基礎。

張：關於人類與外星人接觸，網傳科學大師霍金認為不應接收外星傳來的電波，可能認為外星文明會給地球帶來殺身之禍。而《瘋狂的外星人》似乎在暗示：文明與文明之間不一定是您死我活的關係，它們之間儘管有欺凌、有壓迫、有反抗、有誤解，但在爭鬥之後也會逐漸相互滲透、相互溝通。

寧：對，我的前提是做一部荒誕主義電影，而不是為了探討要不要接觸外星人。我的宗旨是誰來了，我們都請他喝酒。我們最終將用我們的文化來招待對方，用我們雜耍文化、酒局文化，最終將對方同化成我們文化中的符號，把外星人變成我們文化當中的一個元素和一個部分。美國特工舉起鑼來，在五指山下進行一次世界人民大聯歡，宇宙人民大合唱。我們的文化就有這種包容性，這是火鍋式的文化，同化力量很強。

張：我覺得這是您對不同文化和不同文明之間交往的一個態度。您寫了看似飽受欺辱的馬戲猴卻在與外星人的接觸過程中獲得了巨大的能量，外星人在人類文明之酒的浸泡過程中無師自通地學會了中國武術。您是在用喜劇的方式講述不同的文明在相互摩擦的過程中相互同化嗎？回味起來，影片似乎在嘲笑著文明與文明之間的曾經和現在依然存在的相互冷漠、相互誤解、相互敵視。

寧：我們這個民族數千年來得以延續，生生不息，楊絳稱其原因為醬缸。不管是什麼東西，我們都是以一種兼容、包容和開放的態度，與電影中黃渤飾演的主人公一樣堅韌。車到山前必有路，我們有生存下去的勇氣、毅力和頑強，延續至今。這是一種我們生存下去的智慧，或者是一種存在，這是我們的文化存在的態度。

張：我想把這電影看做喜劇電影版的《文明的衝突》，這部塞繆爾·亨廷頓所寫的世界名著，講述了文明與文明之間雖然敵對，但更可能「競爭性共處」，講述了文明與文明還可能和諧共存，這部電影的結尾，被在酒缸里腌制過的外星人離開地球時，竟然吸走了屋內的各種白酒，在觀眾為此大笑之餘，我們不得不反思這個「競爭性共處」的喜劇寓言故事。

寧：對，關於文明的衝突有時候是酒神精神，酒神精神其實就是一種狂歡。我們以一種狂歡的嘴臉、態度，包羅萬象，化解所有的矛盾。真的有時候只有酒能解決問題，只有縱酒縱情和狂歡可以解決問題。除此以外，幾乎很多認識的問題是解決不了的。因此，人類之間所有的矛盾和衝突，都是稀里糊塗地發起，莫名其妙地結束，哪有真正通過自己的努力解決了什麼問題的，根本問題都是稀里糊塗的通過一場狂歡，莫名其妙結束的。

我不太相信那種通過我們的努力就把事情解決了，從此王子和公主過上了幸福的生活，這是幼稚的故事形態，而這種故事形態是大家都願意相信的，起碼大家在這個故事當中得到了慰藉。但是後現代或者荒誕主義，從本質上指出了世界的無機性和無序性，達到的其實是另外一種真實，這個世界並沒有根本意義上的能夠以人類的某種自大方式能夠解決問題的方法。實際上問題最終往往是稀里糊塗解決的。

《瘋狂的石頭》沒有解決問題。主人公包世宏沒有解決什麼問題，也沒能拯救工廠，他的努力都是徒勞的，最多是完成了個人的自信，以為自己雄起了，其實只是自我欺騙而已。耿浩也是，覺得自己征服了外星人，自己厲害了，其實是外星人喝斷片了，外星人自己走了。

張：《瘋狂的石頭》在放映前看片時，我們將它稱為「橫空出世的幽默」。在《瘋狂的外星人》首映時，我們稱其為「高屋建瓴的幽默」，因為高屋建瓴，所以就相對理性，不太瘋狂了。可在觀片到後半部時，發現外星人在手拿金箍棒砸爛一切的時候，依然很瘋狂，我們才意識到這部電影中很濃郁的「瘋狂」內涵，才意識到孫悟空原來也是瘋狂的，他要打碎的不僅是天宮，還有白宮。在這裡，瘋狂源於一種歧視性的觀念，源於一個物種對另一物種、一種文明對另一種文明，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的鄙視和壓抑，白人特工擁有的文明對中國草根耍猴人擁有的文明相互衝突是否也成為逼出瘋狂的原因之一？

寧：對，瘋狂是來自於這種階級鏈的歧視，其實也是一個反向寫的大鬧天宮，孫悟空變得不受控制，開始砸爛象徵著世界的世界公園，砸爛一個山寨文明的世界公園，這其中有好幾層反諷的部分。他為什麼變成這個樣子？他也是被逼瘋了，因為被歧視了。外星人身處高級文明，反而被低級文明所歧視，他處於這種憤怒當中。我認為階層本身不是問題，高階層歧視低階層是有問題的，低階層反過來歧視高階層，也是有問題的。所以，歧視本身是有問題的。只要人類存在，社會階層就不會消失，階層不太可能被取締，階層的存在是客觀的，但因為階層的差異而產生的歧視是有問題的。歧視是一種站在不同的立場上，帶有個人主觀色彩的態度，是一種對他人的鄙視或者不公平的評價。不論站在哪個角度，歧視往往都有一種自大的成分。而我在整部電影當中批判的就是自以為是，歧視他人。凡是歧視他人和自以為是的人都會得到相應的懲罰。

張：您嘲笑相互歧視的背後實際在暗示一種平等的觀念？

寧：如果說在這種瘋狂的系列電影當中有一點正向的價值，就是在拆毀一切的過程中建構了一部分價值，這主要是體現在主人公這個人物上。主人公有一個觀念，就是一直在提示人人平等。他認為人跟人、事跟事之間是平等的，不能因為階層不同就要歧視對方，所以平等的觀念是最重要的。故事強調了平等的價值觀，力證了主人公雖然處在歧視鏈的最底端，雖然在人類社會結構里是一個低端的一個臭耍猴的人，但只要干好本職工作，做好事情，尊重自己，仍然是值得被尊重的，仍然是一個有價值的人，至少在那一刻是有價值的，這種正向價值觀，就是說明人人皆有價值。

｜本文選自《電影藝術》2019年第2期

《電影藝術》(原《中國電影》)（雙月刊）創刊於1956年10月28日，是中國電影家協會主辦的新中國第一家專事電影評論、電影理論研究的學術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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